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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无论是在文学研究领域还是在语文教学领域，过去那种把文学作品分为“内容/形式”的简单两分法，进而从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两个方面进行文学文本的分析研究和教学的僵化模式，早已引起人们的自觉反省和摒弃。过去的一个世纪，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现象学文论、结构主义叙事学到文学文体学，这些文学研究者们从各自的立场和角度对文学文本的多层次性、多维度性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挖掘剖析，这些研究成果，如现象学文论家罗曼·英伽登把文本分为五层，英美新批评家韦勒克把文本分为七层，等等，使得人们对文学文本的复杂构成有了更详细地认识，这种认识直接影响了文学研究和语文教学研究中存在的把文学文本进行简单僵化处理的反省。对文学文本多层次多维度性的研究，无疑会对文学研究和语文教学起到积极作用。它提供了深入领会理解丰富复杂微妙的文学文本意蕴的途径。在语文教学领域，也必然丰富教学效果，有利于实现语文教育的多重目的。现代西方文论家对文学文本多层分析的模式，现在已经为我们所熟悉，那么丰富深厚的中国古代文论思想是否包含有对文学文本多维性的认识呢？本文通过分析阐释被研究者忽视的《文心雕龙·章句》，揭示其篇义，阐释其章旨，阐明以本篇为代表的刘勰的文本观：文本是一个内在有序的多重整体，从而展示出基于汉语文本概括出来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文本观，希望能更适于汉语文本的实际阐释。
文本的横向构成：字——句——章——篇
《章句》篇开篇云：“夫设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就是说：无形的情需要有形化，流动的言需要固定化；章就是把无形的情有形化，句就是把流动的言固定化。这里存在着一个情—言—文的双重转换关系，情与言是一层关系，主观的内在的情与意要外化为有声可闻的言，方能为人所接受；言与文又是一层关系，这涉及信息的口语形态与书写形态的关系，情意的口语形态转化为书写形态，就客体化为字、句、章、篇，这才是“文”。《左传·哀公二十五年》引孔子语云：“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正说明随风而逝的“言”如果不被客体化为“文”就无法保证其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持久性。“章句”篇关注的是把情言有形化固定化的“文”：文本构成问题。刘勰首先描述了文本的横向构成：“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集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所有文本都是集字成句、集句成章、集章成篇而成，文本的字——句——章——篇的横向构成是一个常识。中学生语文学习的目的就是认字、造句、作文，大文学家的工作也无非就是造句、作文，文本同样是由字、句、章、篇构成。什么原因使得两者的“文”产生了优劣之别？黄侃先生的经典之作《文心雕龙札记》概括本篇主旨为：定句之术、安章之法，“彦和此篇，言句者‘联字以分疆’。又曰‘因字而生句’。又曰‘句之清英，字不妄也’。又曰‘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其于造句之术，言之皙矣。”①又述安章之法：“要于句必比序，义必关联。句必比序，则浮辞无所容；义必关联，则杂意不能羼。章者，合句而成；凡句必须成辞，集数字以成辞，字与字必相比叙也，集数句以成章，则句于句亦必相比叙也。字与字比叙，而一句之义明；句于句比叙，而一章之义明。”②所谓定句之术、安章之法，就是造句作文的方法原则，也就是文本的构成原则，同样由字句篇章构成的文本，它们内部组成成分之间构成原则的不同导致了它们质的差异。刘勰在本篇中从文本的多重维度论述这一文本构成原则，我们先来分析文本的纵向构成，再来理解其组合原则。
文本的多重维度：文内——文表——文外
内在无形的“情”“意”被有形化外在化后，一方面保证了它足以“行远”，另一方面是否能保证它原初的丰富性完整性？庞朴先生分析这一中国古典文论聚讼纷纭的问题：“书不尽言吗？‘系辞焉以尽言’！书者，文字，固化的言；它的长处在能使随风飘逝的语言记录保存下来，短处是无力表示语言的音象，从而不能完全记录语言的含义。补救之法是系之以辞。辞者连缀起来的书或文字。文字按语义、语调、语气连缀而成辞，便可以摹拟语言的声色，减少其凝固为文字时的缺点，充分表现出语言之所是了。”③文字按语义、语调、语气连缀而成辞，便可以“尽言”，不仅可以通过语义尽言之意，而且可以通过语调语气尽言之态，所以文之“声韵”绝非可有可无的，它正是文的重要维度之一。通常说字有三维：形、声、义，字形诉诸视觉感知，字声诉诸听觉感知，字义诉诸理性认知，所以对文字的掌握不仅是理解它的概念化内涵，还要用视听感官感觉体验它的可视可闻的自然属性。字一旦成句成章成篇，就不仅只有这三个维度。要想表意表得好达意达得妙，还需修辞，“修，饰也。”《说文》文辞经过修饰就会有“采”，所以“采”是对“文”的更高要求。王运熙先生说：“刘勰把作品文辞之美称为采（或文采），对它十分重视。”并指出《情采》《声律》《事类》《练字》《比兴》《夸饰》《隐秀》诸篇，分别从不同层面论述文学语言美：“语言美可分为诉诸听觉的声调美和诉诸视觉的形态色泽美两类，声律属于声调之美，对偶、辞藻、用典等则属于形态色泽之美（典故把历史故事压缩在精练的字句内，也具有形态色泽之美）。”④所以文学语言就其“表情达意”的功能而言，应该是一多维度的存在：形声义外，比喻典故修辞象征结构等多层面的统一体。就《章句》篇来说，刘勰就把握住了“文”的纵向构成的多维存在：文内，文表，文外。所谓“文内”，即文义，指文字符号的概念内涵的理性属性；所谓“文表”，即声文，指文本的节奏韵律等富音乐性的听觉属性；所谓“文外”，即语境，指文本意义的生成空间。
刘勰首先强调“文内”，即文义，文义是“文”作为表情达意的符号系统的最基本功能。故《章句》全篇都予以强调：“明情者，总义以包体”，“章总一义，须意穷而成体”“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这里的“总义”“一义”“中篇之意”“前句之旨”“内义”正是字、句、章、篇的义。对文本来说，作为可视可听的符号构成体，它的概念内涵是实现它的基本功能的首要条件，所以文义是文本基本的首要的构成因素。上文所引黄侃先生“要于句必比序，义必关联”，“字与字比叙，而一句之义明；句于句比叙，而一章之义明”，也正是从“文义”这一维度强调“安章之术”。字义、句义、章义、篇义这一“文义”层面的统一是“安章”即文本构成的基本原则。但这一原则对文学文本抒情文本而言，就远远不够了，文学文本抒情文本不仅要正确准确地传达意义，而且还要传达出某种情致韵味、言外之意、文外之旨，使人一唱三叹，创造出回味无穷的艺术效果，这种艺术效果的获得必须诉诸文本的声韵层和动态的语境空间。
“文表”，即声文也就是文本的“声韵层”，它可以从两方面体现出来：语调和语气。语调属“言”的声的层面，体现在文本的声律声韵层，属文本的听觉属性。《礼记·乐记》：“（声）变成方，谓之音”“声成文，谓之音。”凡声自有抑扬顿挫之态，成文成方则有疾徐缓速之状，文本正式通过声律声韵层面的巧妙配置把这种状态客观化了。本篇论字数的一段，清人纪昀谓“无所发明，殊无可采”，但这是站在后来者的高度看前人，自然会嫌其“无所发明”；但我们理解了刘勰论句法字数的目的之后，便会明白作者在这里是通过论据发自说来说明文本音节、节奏等声韵层的重要性。其实作者说得清清楚楚：“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密”“促”“格”“缓”作为修饰语强调的是事物对象的什么属性？当然是文本的“节奏”，这是表现在字句层面的声音节奏，这种“音节”的功用是“文义”所不能完全替代的，仰赖“音节”方能展示“情态”，因为声音节奏与情感节奏具有同构性。“二言”“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实际上强调的正是句子内疾徐缓速的节奏。紧接着下段，“若乃改韵从调，所以节文辞气”。韵调是与辞气密切相关的，调显示声音的抑扬顿挫之态，韵同“音节”一样协调声音节奏；不同之处是韵侧重调节句与句之间乃至章与章之间的节奏，所以，这也是文本的一重维度。
语气也属于“文表”，也是声文即语调，这体现在对虚词的论述中。夫、惟、盖、故、之、而、于、以、乎、哉、矣、也，或在句首，或在句中，或在句末，黄叔琳评引前人语曰：“语助助得甚事”。纪昀评曰：“论语助亦无高论。”⑤刘勰论虚词的角度仍是着眼于它调节语气的功用，故曰“语助余声”，而其大用在“弥缝文体”，就是说虽无实义，但它有助于语气的调节甚至关系到整章整篇气势的贯通。我们可以试想，楚辞和古文如果没有这些语助词，其结果可想而知。刘勰通过文本字数句法的论述实际上是从文本的声韵层面强调了文本纵向构成的又一维度。
再次从所谓“文外”，即语境看，语境泛而言之，有文化语境：时代、历史、民族。具体而言即上下文：对字而言，词即语境；对词而言，句即语境；对句而言，章即语境；对章而言，篇即语境。这是文本意义的生成空间。“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集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古代汉语在缺少明确自觉的系统的语法规则的情况下，语境是意义理解阐释的最重要保证，所以古代汉语对语境有着高度依赖性。前引黄侃先生“要于句必比序，义必关联。句必比序，则浮辞无所容；义必关联，则杂意不能羼。章者，合句而成；凡句必须成辞，集数字以成辞，字与字必相比叙也，集数句以成章，则句于句亦必相比叙也。字与字比叙，而一句之义明；句于句比叙，而一章之义明”。黄侃先生在这里所阐明的正是古代汉语的语境特征。古代汉语的文本构成由集字以成句、集句以成章、集章以成篇，文本就有大大小小的语境组成，而且正是充分籍助语境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文本意义才能得以生成，与有明确逻辑语法规范的西方语言相比，似乎不很严密，但也因此为文本意义的生成提供了更自由的空间，也因此更容易显出“诗意”。与可理解的“语义”层面，可直接听到的声律声韵层面比，“语境”应属于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的字句章篇等具体文本之外，所以不妨称之为“文外”，也就是说，句为字外，章为句外，篇为章外，统称“文外”。这些“文外”作为语境不仅制约着文本内诸因素的质，而且于相互之间的张力关系中形成了新质，所形成的新质古人谓之“文外之义”，或谓之“文外之重旨”也。语境作为“文外”，实际上是字句章篇等“实体”之间的“关系”，作为“关系”，它也依然是文本的构成层面，是文本的一重维度。当然，时代、民族、地域也是历史文化语境。
“文内”“文表”“文外”等纵向维度与字——句——章——篇等横向维度相互作用形成了文本这一多维构成体。如果再结合《文心雕龙》其它篇章所论“文采”诸层面，刘勰为我们揭示出的文本的构成层面绝不亚于现代西方文论家的理论建构。文本既然是纵横两向多重维度构成，那么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文本构成的总原则问题，刘勰同样给出了全面的论证。
内在有序的整体观：整体性——秩序性——内在性
文本是一个内在有序的整体，这是章句篇对文本的总原则，有三方面的内涵：整体性，秩序性，内在性。
整体性，文本首先应是一个统一整体。中外文学理论史上强调文学文本整体观的学者很多，有代表性的如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统一体”、柯勒律治“整体有机统一体”、歌德的“生气灌注的完满有机体”、黑格尔的“（辩证）逻辑统一体”、英美新批评派的“自律自足的统一体”等。就强调整体观而言，他们都是一致的。章句篇强调整体性：“局言者，联字以分疆，明情者，总义以包体，区畛相异，而衢路交通也”，“然章句在篇，如茧之抽绪，原始要终，体必鳞次。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环情草调，宛转相腾”。这里指出“文义”的统一：“外文”与“内义”要“跗萼相衔”；还要求“情”与“调”的“宛转相腾”，所以，整体性不仅要求的是语义逻辑的横向一维统一，而是文本字——句——章——篇在语义、声韵、语境等层面的多重维度的相互统一。这种“统一整体观”就显示出鲜明的文化特色。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七章论“整体”：“一个整体就是有头有尾有中部的东西。头本身不是必然地要从另一件东西来，而在它以后却有另一件东西自然地跟着它来。尾是自然地跟着另一件东西来的，由于因果关系或是习惯的承续关系，尾之后就不再有什么东西。中部是跟着一件东西来的，后面还有东西要跟着它来。所以一个结构好的情节不能随意开头或收尾，必须按照这里所说的原则。”两家对整体性的强调是一致的，但《诗学》对文本统一性的强调偏重于文本语义逻辑的维度，这固然是因为《诗学》着眼于叙事文本，《文心雕龙》着眼于抒情文本，两者的分析对象不同，但这也正反映出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分野。
秩序性。文本整体的秩序性体现在“语义秩序”与“语音节奏”两个维度：“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章总一义，须意穷而成体。其控引情理，送迎际会，譬舞容回环，而有缀兆之位；歌声靡曼，而有抗坠之节”，“若辞失其朋，则羁旅而无友；事乖其次，则飘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原始要终，体必鳞次”，“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等，都强调了文本的语义秩序。上引《诗学》中的论述也同样强调了对整体之中秩序的强调，但在对秩序的理解上两者是不同的：亚里士多德的秩序是一种形式逻辑的规定，上述引文对“必然”“因果”的强调，他的关于事物构成的“四因说”：“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质料”必须待“形式”而成，而“形式”实际上就是一种逻辑秩序，这体现在它对悲剧结构及悲剧人物性格的分析上。这种逻辑秩序大致等同于“语义秩序”，而“语义秩序”只是章句篇对秩序性要求的一个维度。除此之外，我们上述分析还指出章句篇对“语调”“语气”“声韵”的强调，所以在刘勰看来统一有序的文本是包含着多重维度的整体。正如黄侃札记“论句读有系于音节与系于文义之异”指出：“句读”有的是受语音节奏制约，有的是受语义制约，两者在具体运用中不可避免的存在不一致之处，但“诗之分句，但取声气可稽，不问义完与否”。⑥“语义”和“音节”两种“秩序”的要求是不一致的，也就是说，语义层面的完整有序与“声气”层面的可咏可叹经常发生冲突：保证了语义层面的完整有序，可以准确地传达抽象语义，但不免丧失文本的声韵节奏这些感性特征；保证了文本声韵的抑扬顿挫、疾徐缓速，不免丧失语义传达的准确性。文学语言文学性的获得一定程度上来自对这种不一致的自觉克服，这种情况对于骈体文和近体格律诗而言尤其如此，在现代派诗歌中也得到了愈来愈多的重视。如何保证语义秩序和语音秩序这文本两个层面的和谐统一成为一些诗人和理论家日益关注的课题，刘勰的看法依然具有现实价值。
内在性。指文本的有序整体是文本的内在要求。“内在性”是同亚里士多德的整体观完全不同的，因为亚氏的整体秩序是由“形式”赋予的，而“形式”就是一套客观逻辑，它有“动力”和“目的”独立于质料外，因此是外在的。“内在性”与“自律自足”的“内在性”也不同，英美新批评派的文本中心论强调文本是一语言符号自我指涉的统一体，它切断了与现实的关系；它也不同于黑格尔式的由内在矛盾决定的辩证统一体；也不同于浪漫主义式的凭借天才主体的创造性想象力沟通个体与人类、有限与无限、感性与理性的内在主观性；和歌德充满浓郁生物进化色彩的有机整体观也不同。这种内在性是由中国古代文化的特殊性决定的，主要体现在章句篇的两句话：“振本而末从，执一而万毕矣。”这里关键词是：本、末，一、万。我们先来看诸家解释。本末，“本末，树根和树梢，喻字句和篇章的关系。刘勰认为字句是构成文章的基础，要写好文章，必须首先从一字一句打好基础。”⑦“本，指字为句的根本，句为章的根本，章为篇的根本。末，末梢。”⑧
“本、末”“一、万”为玄学清谈的关键词，本、末关系体现着魏晋玄学的本体论自觉。“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庄子）“举本统末”“崇本以息末”“得本以知末”“舍本以逐末”“弃其本而适其末”“崇本以举其末”（王弼）王弼《老子注》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万形，其归一也。”第四十七章注：“事有宗而物有主，途虽殊而其归同也，虑虽百而其致一也。”余敦康先生在《魏晋玄学史》中认为，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老子的“道生之，德蓄之”，《周易》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无可否认地蕴含着本体论思想，王弼把这种思想发掘出来，引申发挥，纠正了汉代的神学目的论和宇宙生成论体系，形成了中国哲学的明确自觉的本体论形态，所以这里的“本、末”“一、万”指的是“本体”与“现象”的关系。但中西哲学本体论存在着相当大的不同：“西方哲学中的本体论以抽象的纯存在为研究对象，所谓本体论就是关于存在的学问，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论，研究的对象是本体与现象的关系，‘本数’与‘末度’的关系，着重于关系而不是着重于实体。”⑨这里的意思：西方哲学本体论形成后，有“存在”“理念”“形式”“绝对”“绝对理念”等本体范畴，把“本体”与“现象”分为两截，“本体”是绝对的，“现象”永远是相对的不充分的。中国哲学本体论“着重于关系而不是实在”，是说“本体”与“现象”互通性，所谓“体用不离”“即体即用”，这从其取喻也可看出，“本/末”之喻，树根与树梢，本就相通，甚至以“母/子”为喻，这种相通相融性就体现得更加明白了。“本、末”“一、万”作为中国古典哲学本体论范畴，是魏晋玄学家们在哲学本体论层面上对世界的内在统一整体性的把握，一方面保证了世界的整体性，另一方面保证这个整体的内在和谐有序性。刘勰正是借用了“本/末”这一范畴强调了文本的内在统一性：字-句-章-篇作为文章之本，是文本的内在因素，凭借它们之间纵横双向多维的整体性、有序性关系保证了文本的统一性。
章句篇对文本构成的多维度的强调，特别是对文本的声韵声律维度的一贯重视，可以说是中国文论话语的一个基调，这是由中国古代文学乃至文化的抒情性传统决定的，也同文本的传播接受状况有关：一方面文本的传播接受脱离了日常口语状态，另一方面却又在“语同音”的层面始终保持了文本的可诵可听性。章句篇对文本整体内在性的强调，在保证文本组合规范性的同时，又体现出一定的灵活性。与西方哲人相比，至少从理论层面可以避免在强调文本整体统一性时或偏于机械僵化或流于神秘化的不足。在语文学习和教学及文学研究过程中从文本的多维统一性出发，不仅能保证对文本丰富内涵的全面理解，也能更好地实现语文教学的多重目的。
参考文献：
①《文心雕龙札记》黄侃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160页
②同上 182页
③《一分为三：中国传统思想考释》庞朴著 深圳：海天出版社1995 227页
④《中国中古文论要义十讲》王运熙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3页
⑤《文心雕龙注释》周振甫，中华书局1986 377页
⑥《文心雕龙札记》黄侃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166页
⑦《文心雕龙译注》陆侃如 牟世金，齐鲁书社1982 178页
⑧《文心雕龙译注》王运熙 周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07页
⑨《魏晋玄学史》余敦康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291页
文本的横向构成：字——句——章——篇
《章句》篇开篇云：“夫设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就是说：无形的情需要有形化，流动的言需要固定化；章就是把无形的情有形化，句就是把流动的言固定化。这里存在着一个情—言—文的双重转换关系，情与言是一层关系，主观的内在的情与意要外化为有声可闻的言，方能为人所接受；言与文又是一层关系，这涉及信息的口语形态与书写形态的关系，情意的口语形态转化为书写形态，就客体化为字、句、章、篇，这才是“文”。《左传·哀公二十五年》引孔子语云：“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正说明随风而逝的“言”如果不被客体化为“文”就无法保证其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持久性。“章句”篇关注的是把情言有形化固定化的“文”：文本构成问题。刘勰首先描述了文本的横向构成：“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集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所有文本都是集字成句、集句成章、集章成篇而成，文本的字——句——章——篇的横向构成是一个常识。中学生语文学习的目的就是认字、造句、作文，大文学家的工作也无非就是造句、作文，文本同样是由字、句、章、篇构成。什么原因使得两者的“文”产生了优劣之别？黄侃先生的经典之作《文心雕龙札记》概括本篇主旨为：定句之术、安章之法，“彦和此篇，言句者‘联字以分疆’。又曰‘因字而生句’。又曰‘句之清英，字不妄也’。又曰‘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其于造句之术，言之皙矣。”①又述安章之法：“要于句必比序，义必关联。句必比序，则浮辞无所容；义必关联，则杂意不能羼。章者，合句而成；凡句必须成辞，集数字以成辞，字与字必相比叙也，集数句以成章，则句于句亦必相比叙也。字与字比叙，而一句之义明；句于句比叙，而一章之义明。”②所谓定句之术、安章之法，就是造句作文的方法原则，也就是文本的构成原则，同样由字句篇章构成的文本，它们内部组成成分之间构成原则的不同导致了它们质的差异。刘勰在本篇中从文本的多重维度论述这一文本构成原则，我们先来分析文本的纵向构成，再来理解其组合原则。
文本的多重维度：文内——文表——文外
内在无形的“情”“意”被有形化外在化后，一方面保证了它足以“行远”，另一方面是否能保证它原初的丰富性完整性？庞朴先生分析这一中国古典文论聚讼纷纭的问题：“书不尽言吗？‘系辞焉以尽言’！书者，文字，固化的言；它的长处在能使随风飘逝的语言记录保存下来，短处是无力表示语言的音象，从而不能完全记录语言的含义。补救之法是系之以辞。辞者连缀起来的书或文字。文字按语义、语调、语气连缀而成辞，便可以摹拟语言的声色，减少其凝固为文字时的缺点，充分表现出语言之所是了。”③文字按语义、语调、语气连缀而成辞，便可以“尽言”，不仅可以通过语义尽言之意，而且可以通过语调语气尽言之态，所以文之“声韵”绝非可有可无的，它正是文的重要维度之一。通常说字有三维：形、声、义，字形诉诸视觉感知，字声诉诸听觉感知，字义诉诸理性认知，所以对文字的掌握不仅是理解它的概念化内涵，还要用视听感官感觉体验它的可视可闻的自然属性。字一旦成句成章成篇，就不仅只有这三个维度。要想表意表得好达意达得妙，还需修辞，“修，饰也。”《说文》文辞经过修饰就会有“采”，所以“采”是对“文”的更高要求。王运熙先生说：“刘勰把作品文辞之美称为采（或文采），对它十分重视。”并指出《情采》《声律》《事类》《练字》《比兴》《夸饰》《隐秀》诸篇，分别从不同层面论述文学语言美：“语言美可分为诉诸听觉的声调美和诉诸视觉的形态色泽美两类，声律属于声调之美，对偶、辞藻、用典等则属于形态色泽之美（典故把历史故事压缩在精练的字句内，也具有形态色泽之美）。”④所以文学语言就其“表情达意”的功能而言，应该是一多维度的存在：形声义外，比喻典故修辞象征结构等多层面的统一体。就《章句》篇来说，刘勰就把握住了“文”的纵向构成的多维存在：文内，文表，文外。所谓“文内”，即文义，指文字符号的概念内涵的理性属性；所谓“文表”，即声文，指文本的节奏韵律等富音乐性的听觉属性；所谓“文外”，即语境，指文本意义的生成空间。
刘勰首先强调“文内”，即文义，文义是“文”作为表情达意的符号系统的最基本功能。故《章句》全篇都予以强调：“明情者，总义以包体”，“章总一义，须意穷而成体”“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这里的“总义”“一义”“中篇之意”“前句之旨”“内义”正是字、句、章、篇的义。对文本来说，作为可视可听的符号构成体，它的概念内涵是实现它的基本功能的首要条件，所以文义是文本基本的首要的构成因素。上文所引黄侃先生“要于句必比序，义必关联”，“字与字比叙，而一句之义明；句于句比叙，而一章之义明”，也正是从“文义”这一维度强调“安章之术”。字义、句义、章义、篇义这一“文义”层面的统一是“安章”即文本构成的基本原则。但这一原则对文学文本抒情文本而言，就远远不够了，文学文本抒情文本不仅要正确准确地传达意义，而且还要传达出某种情致韵味、言外之意、文外之旨，使人一唱三叹，创造出回味无穷的艺术效果，这种艺术效果的获得必须诉诸文本的声韵层和动态的语境空间。
“文表”，即声文也就是文本的“声韵层”，它可以从两方面体现出来：语调和语气。语调属“言”的声的层面，体现在文本的声律声韵层，属文本的听觉属性。《礼记·乐记》：“（声）变成方，谓之音”“声成文，谓之音。”凡声自有抑扬顿挫之态，成文成方则有疾徐缓速之状，文本正式通过声律声韵层面的巧妙配置把这种状态客观化了。本篇论字数的一段，清人纪昀谓“无所发明，殊无可采”，但这是站在后来者的高度看前人，自然会嫌其“无所发明”；但我们理解了刘勰论句法字数的目的之后，便会明白作者在这里是通过论据发自说来说明文本音节、节奏等声韵层的重要性。其实作者说得清清楚楚：“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密”“促”“格”“缓”作为修饰语强调的是事物对象的什么属性？当然是文本的“节奏”，这是表现在字句层面的声音节奏，这种“音节”的功用是“文义”所不能完全替代的，仰赖“音节”方能展示“情态”，因为声音节奏与情感节奏具有同构性。“二言”“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实际上强调的正是句子内疾徐缓速的节奏。紧接着下段，“若乃改韵从调，所以节文辞气”。韵调是与辞气密切相关的，调显示声音的抑扬顿挫之态，韵同“音节”一样协调声音节奏；不同之处是韵侧重调节句与句之间乃至章与章之间的节奏，所以，这也是文本的一重维度。
语气也属于“文表”，也是声文即语调，这体现在对虚词的论述中。夫、惟、盖、故、之、而、于、以、乎、哉、矣、也，或在句首，或在句中，或在句末，黄叔琳评引前人语曰：“语助助得甚事”。纪昀评曰：“论语助亦无高论。”⑤刘勰论虚词的角度仍是着眼于它调节语气的功用，故曰“语助余声”，而其大用在“弥缝文体”，就是说虽无实义，但它有助于语气的调节甚至关系到整章整篇气势的贯通。我们可以试想，楚辞和古文如果没有这些语助词，其结果可想而知。刘勰通过文本字数句法的论述实际上是从文本的声韵层面强调了文本纵向构成的又一维度。
再次从所谓“文外”，即语境看，语境泛而言之，有文化语境：时代、历史、民族。具体而言即上下文：对字而言，词即语境；对词而言，句即语境；对句而言，章即语境；对章而言，篇即语境。这是文本意义的生成空间。“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集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古代汉语在缺少明确自觉的系统的语法规则的情况下，语境是意义理解阐释的最重要保证，所以古代汉语对语境有着高度依赖性。前引黄侃先生“要于句必比序，义必关联。句必比序，则浮辞无所容；义必关联，则杂意不能羼。章者，合句而成；凡句必须成辞，集数字以成辞，字与字必相比叙也，集数句以成章，则句于句亦必相比叙也。字与字比叙，而一句之义明；句于句比叙，而一章之义明”。黄侃先生在这里所阐明的正是古代汉语的语境特征。古代汉语的文本构成由集字以成句、集句以成章、集章以成篇，文本就有大大小小的语境组成，而且正是充分籍助语境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文本意义才能得以生成，与有明确逻辑语法规范的西方语言相比，似乎不很严密，但也因此为文本意义的生成提供了更自由的空间，也因此更容易显出“诗意”。与可理解的“语义”层面，可直接听到的声律声韵层面比，“语境”应属于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的字句章篇等具体文本之外，所以不妨称之为“文外”，也就是说，句为字外，章为句外，篇为章外，统称“文外”。这些“文外”作为语境不仅制约着文本内诸因素的质，而且于相互之间的张力关系中形成了新质，所形成的新质古人谓之“文外之义”，或谓之“文外之重旨”也。语境作为“文外”，实际上是字句章篇等“实体”之间的“关系”，作为“关系”，它也依然是文本的构成层面，是文本的一重维度。当然，时代、民族、地域也是历史文化语境。
“文内”“文表”“文外”等纵向维度与字——句——章——篇等横向维度相互作用形成了文本这一多维构成体。如果再结合《文心雕龙》其它篇章所论“文采”诸层面，刘勰为我们揭示出的文本的构成层面绝不亚于现代西方文论家的理论建构。文本既然是纵横两向多重维度构成，那么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文本构成的总原则问题，刘勰同样给出了全面的论证。
内在有序的整体观：整体性——秩序性——内在性
文本是一个内在有序的整体，这是章句篇对文本的总原则，有三方面的内涵：整体性，秩序性，内在性。
整体性，文本首先应是一个统一整体。中外文学理论史上强调文学文本整体观的学者很多，有代表性的如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统一体”、柯勒律治“整体有机统一体”、歌德的“生气灌注的完满有机体”、黑格尔的“（辩证）逻辑统一体”、英美新批评派的“自律自足的统一体”等。就强调整体观而言，他们都是一致的。章句篇强调整体性：“局言者，联字以分疆，明情者，总义以包体，区畛相异，而衢路交通也”，“然章句在篇，如茧之抽绪，原始要终，体必鳞次。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环情草调，宛转相腾”。这里指出“文义”的统一：“外文”与“内义”要“跗萼相衔”；还要求“情”与“调”的“宛转相腾”，所以，整体性不仅要求的是语义逻辑的横向一维统一，而是文本字——句——章——篇在语义、声韵、语境等层面的多重维度的相互统一。这种“统一整体观”就显示出鲜明的文化特色。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七章论“整体”：“一个整体就是有头有尾有中部的东西。头本身不是必然地要从另一件东西来，而在它以后却有另一件东西自然地跟着它来。尾是自然地跟着另一件东西来的，由于因果关系或是习惯的承续关系，尾之后就不再有什么东西。中部是跟着一件东西来的，后面还有东西要跟着它来。所以一个结构好的情节不能随意开头或收尾，必须按照这里所说的原则。”两家对整体性的强调是一致的，但《诗学》对文本统一性的强调偏重于文本语义逻辑的维度，这固然是因为《诗学》着眼于叙事文本，《文心雕龙》着眼于抒情文本，两者的分析对象不同，但这也正反映出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分野。
秩序性。文本整体的秩序性体现在“语义秩序”与“语音节奏”两个维度：“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章总一义，须意穷而成体。其控引情理，送迎际会，譬舞容回环，而有缀兆之位；歌声靡曼，而有抗坠之节”，“若辞失其朋，则羁旅而无友；事乖其次，则飘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原始要终，体必鳞次”，“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等，都强调了文本的语义秩序。上引《诗学》中的论述也同样强调了对整体之中秩序的强调，但在对秩序的理解上两者是不同的：亚里士多德的秩序是一种形式逻辑的规定，上述引文对“必然”“因果”的强调，他的关于事物构成的“四因说”：“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质料”必须待“形式”而成，而“形式”实际上就是一种逻辑秩序，这体现在它对悲剧结构及悲剧人物性格的分析上。这种逻辑秩序大致等同于“语义秩序”，而“语义秩序”只是章句篇对秩序性要求的一个维度。除此之外，我们上述分析还指出章句篇对“语调”“语气”“声韵”的强调，所以在刘勰看来统一有序的文本是包含着多重维度的整体。正如黄侃札记“论句读有系于音节与系于文义之异”指出：“句读”有的是受语音节奏制约，有的是受语义制约，两者在具体运用中不可避免的存在不一致之处，但“诗之分句，但取声气可稽，不问义完与否”。⑥“语义”和“音节”两种“秩序”的要求是不一致的，也就是说，语义层面的完整有序与“声气”层面的可咏可叹经常发生冲突：保证了语义层面的完整有序，可以准确地传达抽象语义，但不免丧失文本的声韵节奏这些感性特征；保证了文本声韵的抑扬顿挫、疾徐缓速，不免丧失语义传达的准确性。文学语言文学性的获得一定程度上来自对这种不一致的自觉克服，这种情况对于骈体文和近体格律诗而言尤其如此，在现代派诗歌中也得到了愈来愈多的重视。如何保证语义秩序和语音秩序这文本两个层面的和谐统一成为一些诗人和理论家日益关注的课题，刘勰的看法依然具有现实价值。
内在性。指文本的有序整体是文本的内在要求。“内在性”是同亚里士多德的整体观完全不同的，因为亚氏的整体秩序是由“形式”赋予的，而“形式”就是一套客观逻辑，它有“动力”和“目的”独立于质料外，因此是外在的。“内在性”与“自律自足”的“内在性”也不同，英美新批评派的文本中心论强调文本是一语言符号自我指涉的统一体，它切断了与现实的关系；它也不同于黑格尔式的由内在矛盾决定的辩证统一体；也不同于浪漫主义式的凭借天才主体的创造性想象力沟通个体与人类、有限与无限、感性与理性的内在主观性；和歌德充满浓郁生物进化色彩的有机整体观也不同。这种内在性是由中国古代文化的特殊性决定的，主要体现在章句篇的两句话：“振本而末从，执一而万毕矣。”这里关键词是：本、末，一、万。我们先来看诸家解释。本末，“本末，树根和树梢，喻字句和篇章的关系。刘勰认为字句是构成文章的基础，要写好文章，必须首先从一字一句打好基础。”⑦“本，指字为句的根本，句为章的根本，章为篇的根本。末，末梢。”⑧
“本、末”“一、万”为玄学清谈的关键词，本、末关系体现着魏晋玄学的本体论自觉。“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庄子）“举本统末”“崇本以息末”“得本以知末”“舍本以逐末”“弃其本而适其末”“崇本以举其末”（王弼）王弼《老子注》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万形，其归一也。”第四十七章注：“事有宗而物有主，途虽殊而其归同也，虑虽百而其致一也。”余敦康先生在《魏晋玄学史》中认为，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老子的“道生之，德蓄之”，《周易》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无可否认地蕴含着本体论思想，王弼把这种思想发掘出来，引申发挥，纠正了汉代的神学目的论和宇宙生成论体系，形成了中国哲学的明确自觉的本体论形态，所以这里的“本、末”“一、万”指的是“本体”与“现象”的关系。但中西哲学本体论存在着相当大的不同：“西方哲学中的本体论以抽象的纯存在为研究对象，所谓本体论就是关于存在的学问，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论，研究的对象是本体与现象的关系，‘本数’与‘末度’的关系，着重于关系而不是着重于实体。”⑨这里的意思：西方哲学本体论形成后，有“存在”“理念”“形式”“绝对”“绝对理念”等本体范畴，把“本体”与“现象”分为两截，“本体”是绝对的，“现象”永远是相对的不充分的。中国哲学本体论“着重于关系而不是实在”，是说“本体”与“现象”互通性，所谓“体用不离”“即体即用”，这从其取喻也可看出，“本/末”之喻，树根与树梢，本就相通，甚至以“母/子”为喻，这种相通相融性就体现得更加明白了。“本、末”“一、万”作为中国古典哲学本体论范畴，是魏晋玄学家们在哲学本体论层面上对世界的内在统一整体性的把握，一方面保证了世界的整体性，另一方面保证这个整体的内在和谐有序性。刘勰正是借用了“本/末”这一范畴强调了文本的内在统一性：字-句-章-篇作为文章之本，是文本的内在因素，凭借它们之间纵横双向多维的整体性、有序性关系保证了文本的统一性。
章句篇对文本构成的多维度的强调，特别是对文本的声韵声律维度的一贯重视，可以说是中国文论话语的一个基调，这是由中国古代文学乃至文化的抒情性传统决定的，也同文本的传播接受状况有关：一方面文本的传播接受脱离了日常口语状态，另一方面却又在“语同音”的层面始终保持了文本的可诵可听性。章句篇对文本整体内在性的强调，在保证文本组合规范性的同时，又体现出一定的灵活性。与西方哲人相比，至少从理论层面可以避免在强调文本整体统一性时或偏于机械僵化或流于神秘化的不足。在语文学习和教学及文学研究过程中从文本的多维统一性出发，不仅能保证对文本丰富内涵的全面理解，也能更好地实现语文教学的多重目的。
参考文献：
①《文心雕龙札记》黄侃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160页
②同上 182页
③《一分为三：中国传统思想考释》庞朴著 深圳：海天出版社1995 227页
④《中国中古文论要义十讲》王运熙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3页
⑤《文心雕龙注释》周振甫，中华书局1986 377页
⑥《文心雕龙札记》黄侃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166页
⑦《文心雕龙译注》陆侃如 牟世金，齐鲁书社1982 178页
⑧《文心雕龙译注》王运熙 周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07页
⑨《魏晋玄学史》余敦康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2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