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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模式对一个时代的史学思想及史著风格具有重要影响，这尤其体现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史家关于历史时期神话现象的记载方面。中华民族自先秦以来就具有“重现实，轻玄想”的理性主义传统。受此影响，司马迁在撰述《史记》的过程中对先秦以来历史文献中本不丰富的志怪材料加以斟酌削减，仅存留那些能够代表重要政治人物政治活动的神话事件。相比较而言，希罗多德著述的《历史》则透露出“人神不分”，主张人神二者共同创造历史的认识论倾向，这与作者所处古希腊城邦制社会条件下浓厚的神话氛围紧密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