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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教育援助是重要的人文交流方式，不仅有助于改善受援国的教育条件，也是援助国提高国际影响力和培育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途径，是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方式。在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民心相通被我国提上了战略的高度，而对外教育援助是打通心与心的隔阂，消弭人与人的距离的重要方式。新形势下，如何提高我国对外教育援助的实效性，使国际教育援助提升中国软实力的效应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从而进一步增强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已然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国际教育援助是发展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教育领域的一种国际援助方式。它从20世纪60年代实施以来，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国际教育援助不仅有助于改善受援国的教育条件，还带动了援助国内部的各要素向受援国进行多层次的扩散和渗透，使援助国与受援国的社会民众有着深入的接触和了解，从而促进了不同国家的民众之间在价值观念上的交流和互动，是援助国提高国际影响力和培育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的建设路径和主要内容之一。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只有民心相通了，才能为“一带一路”建设夯实民意基础、社会基础，中国倡议、世界共享的“一带一路”才能行稳致远，我们和世界各国携手种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树才会根深叶茂、百世长青。作为一种“软力量”，“民心相通”是一项长远的系统工程，需要多种方式的人文交流，而对外教育援助是重要的人文交流方式，有助于改善援助国的国家形象，促进民心相通。
国际教育援助的发展历程
国际教育援助从二战后兴起至今，援助的理念和侧重点都发生了许多改变：“从关注经济发展到关注人类基本需求；从以双边援助方式为主到以多边援助、双边援助共同推进；从项目援助到部门援助和计划援助；从支持硬件设备建设到支持软件建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实施的“马歇尔计划”和“第四点计划”拉开了国际发展援助的序幕，国际教育援助也随之展开。此时国际教育援助的宗旨是为了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通过人才培养的方式；援助侧重于中、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在初等教育领域投入几乎为零；援助方式主要以技术援助为主，如派遣教师、顾问及设置高额奖学金等，少量的援助用于修建教舍、购买教科书和其他教学物资。
20世纪50年代，以英国和美国联合主导实施的科伦坡计划，核心内容是向受援国提供技术和资金援助，其中涉及教育领域的援助，如提供技术培训、专业化教育、学术交流计划、留学教育计划。据统计，截止1970年12月，科伦坡计划共为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培训了72544名技术人员，并向该地区派遣了14102名专家，捐赠了高达4.795亿美元的教学设备。
20世纪70、80年代，国际教育援助获得广泛的共识。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加入国际教育援助的行列中来，并且在“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理念下，国际教育援助开始向初等教育倾斜，到20世纪80年代，国际教育援助日益重视农村教育、非正规教育、女性教育等初等教育领域的援助。1990年，世界银行发表了一篇有关基础教育的报告，强调：“初等教育的投资回报远远大于其他层次的教育，要求援助国继续增加对基础教育的投入，特别是在教育质量差及群体低收入的国家，需要将其列为重点扶持对象。”
国际教育援助不仅能够改善受援国的教育基础，提高它们的教育质量，也是援助国展现其独特的文化、意识形态、政治价值观的重要方式，有助于改善援助国的国家形象，提高其文化的亲和力和吸引力，从而增强国家的影响力，是援助国提升软实力的重要手段。因此，许多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开展国际教育援助，以促进人文交流，进行思想文化渗透，2011年，国际教育援助在全球达到110亿美元，约占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8%。
如日本就成功地利用教育援助的手段，对东南亚国家进行了广泛的文化渗透，并在东南亚国家产生了强大的文化感召力和吸引力，改变了二战后侵略国家的形象。同样，日本通过加大对蒙古的教育援助，实施“草根计划”，成功地提升了日本文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蒙古国内超7成的蒙古人认同日本的文化价值观和政治理念，将日本视为世界上最友好的国家之一，表示要向日本学习，并在日本的入常问题，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中国对外教育援助的发展历程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就已经开展了对外教育援助。随着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日益成为国际援助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新兴援助国，国际教育援助成为我国重要的对外援助方式。
成立伊始，新中国就展开了对外教育援助，如无偿捐赠教学物资及资金、派遣专家对受援国进行培训，此时来华留学生较少且以双边援助为主。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国政府积极开展对外援助，主要有派遣教师、接收来华留学生、受援国国家教育代表团来访、技术培训等，仍然以双边援助为主。随着入常，中国开始积极参与联合国多边教育援助活动，注重与国际机构合作，援助的规模呈井喷发展之势，据统计：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援非的教师只有3名，到70年代，教师已经多达115名；同时非洲来华的留学生規模也激增，20世纪50年代，来华留学的非洲国家只有埃及、肯尼亚、乌干达等少数几个国家，总人数为24人。到了70年代，人数达到648人，学生遍布于中国建交的25个非洲国家。
20世纪80年代，我国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发展迅速。我国对外教育援助的规模日益扩大，援助的内容和形式日益多元化：设立政府奖学金项目，资助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捐赠教学物资；职业教育和人力资源培训成为重点的援助领域，发展了官员培训班、技术培训班、短期人员交流项目、援外志愿者项目等多种形式，涉及农林牧等几十个专业。此外，加强了与国际组织的合作，与联合国发展机构共同培训的各类技术人员累计达到1500多人。
21世纪，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化步伐的加快，我国对外教育援助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援助的规模和力度迅速增加。2006年，为推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我国提出在3年内为非洲培养1.5万名人才；向非洲派遣100名高级农业技术专家；为非洲援助100所农村学校；向非洲留学生提供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由目前的每年2000人次增加到4000人次。 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框架内，我国领导人多次承诺加强对外教育援助。2013年，中国向东盟国家承诺在未来的3-5年内，将向其免费提供1.5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2014年，中国向非洲国家承诺，将为其免费培训20万名技术人才，免费提供3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向拉美国家承诺在未来5年内，向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提供6000个政府奖学金名额、6000个赴华培训名额以及400个在职硕士名额，并于2015年启动“未来之桥”中拉青年领导人千人培训计划。2015年，中国向亚非国家承诺在未来的5年内，将向其免费提供10万名培训名额。2017年，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中国向“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承诺，将每年提供1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
以国际教育援助提升中国软实力的举措
201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1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特意强调了“民心相通”的重要性，指出要在沿线国家民众中形成一个“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在“一带一路”和人類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民心相通被提上了战略的高度，而对外教育援助则是打通心与心的隔阂，消弭人与人的距离的重要方式，是提高国际影响力、改善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但由于中国的援助历史较短，援助经验欠缺，制约了我国对外教育援助发展，本文抛砖引玉，提出了几个提升对外教育援助效应的建议。
完善国际教育援助法律和机制
许多西方发达国家都有对外援助法，或者是针对某一特殊事件而制定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援助政策。我国在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过程中，可借鉴其成熟、合理的内容，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对外教育援助法律。
一、制定对外教育援助法律。从法律层面规定教育援助的宗旨、对象、目的、批准程序、援助规模、援助方式、年度教育援助占对外援助的比例以及监督机制等，增强中国对外教育援助的透明度。
二、设立独立的教育援助机构。设立专门负责教育领域援助的机构，全权负责对外教育援助，使教育援助更加具有针对性，从而更好地发挥教育援助的效果。独立的对外教育援助机构既可以提高对外援助的决策和管理效率，也有助于避免各部门之间相互掣肘以及重复援助，可以使援助资金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
三、建立科学的教育援助评估机制。建立项目评估与项目总结报告制度、全面统计制度以及年度报告制度，规范项目评估工作。此外，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建立严格的质量监控机制，保证项目实施的质量。
高度重视来华留学生的培养
2016年我国已成为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国，来华留学生规模突破44万人，其中许多是享受中国政府奖学金。如此庞大规模的留学生，是重要的公共外交资源，我们必须深度挖掘留学生这一潜在资源，让其为中国代言，讲好中国故事。
第一，实现奖学金来源多样化，将中国政府奖学金和地方政府结合起来，发挥各自的优势，从中央角度来说，应增加奖学金名额，均衡获得奖学金学生的地域分布，从地方政府角度来说，应提供种类丰富、适应地方特色的奖学金项目，此外还应鼓励企业、学校等社会组织以各项名义设立留学生奖学金，增加奖学金供给渠道。
第二，构建和完善留学生服务体系，国家应该完善留学生社会化的支持体系，满足来华留学生的家庭婚姻、子女教育、就业、心理咨询等方面的需求。学校要及时为留学生解决在华的困难，让其有着高度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第三，建立制度化、标准化、信息化的留学生档案，档案可以完整地呈现来华留学生的背景和学习期间的各类信息，此举既可以使来华留学生感受到学校对其个人经历的尊重，还可以为国家外交和安全部门提供重要的讯息，更重要的是可以整理出校友信息，培养友华、爱华人士。
大力发展非官方教育援助组织
国际教育援助的发展离不开民间和社会力量。非政府组织掌握着丰富的社会资源，具有灵活性，能为政府官方援助组织做补充，共同为国家利益服务。政府组织的教育援助往往都是大型的活动，而且还是针对非常需要教育援助的地区进行的，这样会遗漏一些同样需要援助的地区，民间组织和力量可以参与其中，弥补政府组织的活动的不足。此外，政府还需要进一步大力发展民间教育组织，鼓励知名企业家、社会名流、慈善机构参与到对外教育援助项目中来，共同推进对外教育援助的发展。
双边援助与多边援助相结合
目前我国是以双边援助为主，多边援助的规模和数量较少。在双边援助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带有国家利益倾向，这样就容易出现碰撞和摩擦，影响对外教育援助效果。多边援助则可避免或者缓解政治上的摩擦，并且多边援助组织一般都拥有独立完善的运行机构，专业性更强，通过多边援助机构不仅能提升教育援助的效果，还可以规避其他国家对我国援助目的的质疑。因此，我国在实施对外教育援助过程中，应积极参与多边援助，扩大多边援助的数量和规模，借助多边援助平台和机构提升教育援助的质量。
结语
我国已经成为重要的国际教育援助国。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总结到，1950年至2016年，中国在自身长期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高的情况下，举办了11000多期培训班，为发展中国家在华培训各类人员26万多名，在对外教育援助方面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对外教育援助有助于提升国家软实力，改善国家形象，培养文化的亲和力和吸引力，促进民心相通，但是，我国的对外教育援助要想真正发挥这方面的成效，除了要有切实的法律、机制等方面的改进外，还需要坚持两个原则：第一，坚持平等的援助原则，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尊重受援国的选择和意愿，在教育援助过程中，去意识形态化，将我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基本原则坚定地落到实处；第二，强化受援国教育的能力建设，将受援国的教育能力建设作为对外教育援助的优先发展目标，在制定对外教育援助政策时，要考虑到受援国的自主性、独立性和可持续性，使受援国逐步摆脱对援助的依赖。
邝艳湘：南京审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陈静：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国际教育援助是发展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教育领域的一种国际援助方式。它从20世纪60年代实施以来，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国际教育援助不仅有助于改善受援国的教育条件，还带动了援助国内部的各要素向受援国进行多层次的扩散和渗透，使援助国与受援国的社会民众有着深入的接触和了解，从而促进了不同国家的民众之间在价值观念上的交流和互动，是援助国提高国际影响力和培育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的建设路径和主要内容之一。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只有民心相通了，才能为“一带一路”建设夯实民意基础、社会基础，中国倡议、世界共享的“一带一路”才能行稳致远，我们和世界各国携手种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树才会根深叶茂、百世长青。作为一种“软力量”，“民心相通”是一项长远的系统工程，需要多种方式的人文交流，而对外教育援助是重要的人文交流方式，有助于改善援助国的国家形象，促进民心相通。
国际教育援助的发展历程
国际教育援助从二战后兴起至今，援助的理念和侧重点都发生了许多改变：“从关注经济发展到关注人类基本需求；从以双边援助方式为主到以多边援助、双边援助共同推进；从项目援助到部门援助和计划援助；从支持硬件设备建设到支持软件建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实施的“马歇尔计划”和“第四点计划”拉开了国际发展援助的序幕，国际教育援助也随之展开。此时国际教育援助的宗旨是为了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通过人才培养的方式；援助侧重于中、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在初等教育领域投入几乎为零；援助方式主要以技术援助为主，如派遣教师、顾问及设置高额奖学金等，少量的援助用于修建教舍、购买教科书和其他教学物资。
20世纪50年代，以英国和美国联合主导实施的科伦坡计划，核心内容是向受援国提供技术和资金援助，其中涉及教育领域的援助，如提供技术培训、专业化教育、学术交流计划、留学教育计划。据统计，截止1970年12月，科伦坡计划共为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培训了72544名技术人员，并向该地区派遣了14102名专家，捐赠了高达4.795亿美元的教学设备。
20世纪70、80年代，国际教育援助获得广泛的共识。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加入国际教育援助的行列中来，并且在“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理念下，国际教育援助开始向初等教育倾斜，到20世纪80年代，国际教育援助日益重视农村教育、非正规教育、女性教育等初等教育领域的援助。1990年，世界银行发表了一篇有关基础教育的报告，强调：“初等教育的投资回报远远大于其他层次的教育，要求援助国继续增加对基础教育的投入，特别是在教育质量差及群体低收入的国家，需要将其列为重点扶持对象。”
国际教育援助不仅能够改善受援国的教育基础，提高它们的教育质量，也是援助国展现其独特的文化、意识形态、政治价值观的重要方式，有助于改善援助国的国家形象，提高其文化的亲和力和吸引力，从而增强国家的影响力，是援助国提升软实力的重要手段。因此，许多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开展国际教育援助，以促进人文交流，进行思想文化渗透，2011年，国际教育援助在全球达到110亿美元，约占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8%。
如日本就成功地利用教育援助的手段，对东南亚国家进行了广泛的文化渗透，并在东南亚国家产生了强大的文化感召力和吸引力，改变了二战后侵略国家的形象。同样，日本通过加大对蒙古的教育援助，实施“草根计划”，成功地提升了日本文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蒙古国内超7成的蒙古人认同日本的文化价值观和政治理念，将日本视为世界上最友好的国家之一，表示要向日本学习，并在日本的入常问题，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中国对外教育援助的发展历程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就已经开展了对外教育援助。随着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日益成为国际援助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新兴援助国，国际教育援助成为我国重要的对外援助方式。
成立伊始，新中国就展开了对外教育援助，如无偿捐赠教学物资及资金、派遣专家对受援国进行培训，此时来华留学生较少且以双边援助为主。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国政府积极开展对外援助，主要有派遣教师、接收来华留学生、受援国国家教育代表团来访、技术培训等，仍然以双边援助为主。随着入常，中国开始积极参与联合国多边教育援助活动，注重与国际机构合作，援助的规模呈井喷发展之势，据统计：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援非的教师只有3名，到70年代，教师已经多达115名；同时非洲来华的留学生規模也激增，20世纪50年代，来华留学的非洲国家只有埃及、肯尼亚、乌干达等少数几个国家，总人数为24人。到了70年代，人数达到648人，学生遍布于中国建交的25个非洲国家。
20世纪80年代，我国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发展迅速。我国对外教育援助的规模日益扩大，援助的内容和形式日益多元化：设立政府奖学金项目，资助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捐赠教学物资；职业教育和人力资源培训成为重点的援助领域，发展了官员培训班、技术培训班、短期人员交流项目、援外志愿者项目等多种形式，涉及农林牧等几十个专业。此外，加强了与国际组织的合作，与联合国发展机构共同培训的各类技术人员累计达到1500多人。
21世纪，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化步伐的加快，我国对外教育援助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援助的规模和力度迅速增加。2006年，为推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我国提出在3年内为非洲培养1.5万名人才；向非洲派遣100名高级农业技术专家；为非洲援助100所农村学校；向非洲留学生提供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由目前的每年2000人次增加到4000人次。 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框架内，我国领导人多次承诺加强对外教育援助。2013年，中国向东盟国家承诺在未来的3-5年内，将向其免费提供1.5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2014年，中国向非洲国家承诺，将为其免费培训20万名技术人才，免费提供3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向拉美国家承诺在未来5年内，向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提供6000个政府奖学金名额、6000个赴华培训名额以及400个在职硕士名额，并于2015年启动“未来之桥”中拉青年领导人千人培训计划。2015年，中国向亚非国家承诺在未来的5年内，将向其免费提供10万名培训名额。2017年，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中国向“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承诺，将每年提供1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
以国际教育援助提升中国软实力的举措
201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1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特意强调了“民心相通”的重要性，指出要在沿线国家民众中形成一个“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在“一带一路”和人類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民心相通被提上了战略的高度，而对外教育援助则是打通心与心的隔阂，消弭人与人的距离的重要方式，是提高国际影响力、改善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但由于中国的援助历史较短，援助经验欠缺，制约了我国对外教育援助发展，本文抛砖引玉，提出了几个提升对外教育援助效应的建议。
完善国际教育援助法律和机制
许多西方发达国家都有对外援助法，或者是针对某一特殊事件而制定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援助政策。我国在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过程中，可借鉴其成熟、合理的内容，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对外教育援助法律。
一、制定对外教育援助法律。从法律层面规定教育援助的宗旨、对象、目的、批准程序、援助规模、援助方式、年度教育援助占对外援助的比例以及监督机制等，增强中国对外教育援助的透明度。
二、设立独立的教育援助机构。设立专门负责教育领域援助的机构，全权负责对外教育援助，使教育援助更加具有针对性，从而更好地发挥教育援助的效果。独立的对外教育援助机构既可以提高对外援助的决策和管理效率，也有助于避免各部门之间相互掣肘以及重复援助，可以使援助资金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
三、建立科学的教育援助评估机制。建立项目评估与项目总结报告制度、全面统计制度以及年度报告制度，规范项目评估工作。此外，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建立严格的质量监控机制，保证项目实施的质量。
高度重视来华留学生的培养
2016年我国已成为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国，来华留学生规模突破44万人，其中许多是享受中国政府奖学金。如此庞大规模的留学生，是重要的公共外交资源，我们必须深度挖掘留学生这一潜在资源，让其为中国代言，讲好中国故事。
第一，实现奖学金来源多样化，将中国政府奖学金和地方政府结合起来，发挥各自的优势，从中央角度来说，应增加奖学金名额，均衡获得奖学金学生的地域分布，从地方政府角度来说，应提供种类丰富、适应地方特色的奖学金项目，此外还应鼓励企业、学校等社会组织以各项名义设立留学生奖学金，增加奖学金供给渠道。
第二，构建和完善留学生服务体系，国家应该完善留学生社会化的支持体系，满足来华留学生的家庭婚姻、子女教育、就业、心理咨询等方面的需求。学校要及时为留学生解决在华的困难，让其有着高度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第三，建立制度化、标准化、信息化的留学生档案，档案可以完整地呈现来华留学生的背景和学习期间的各类信息，此举既可以使来华留学生感受到学校对其个人经历的尊重，还可以为国家外交和安全部门提供重要的讯息，更重要的是可以整理出校友信息，培养友华、爱华人士。
大力发展非官方教育援助组织
国际教育援助的发展离不开民间和社会力量。非政府组织掌握着丰富的社会资源，具有灵活性，能为政府官方援助组织做补充，共同为国家利益服务。政府组织的教育援助往往都是大型的活动，而且还是针对非常需要教育援助的地区进行的，这样会遗漏一些同样需要援助的地区，民间组织和力量可以参与其中，弥补政府组织的活动的不足。此外，政府还需要进一步大力发展民间教育组织，鼓励知名企业家、社会名流、慈善机构参与到对外教育援助项目中来，共同推进对外教育援助的发展。
双边援助与多边援助相结合
目前我国是以双边援助为主，多边援助的规模和数量较少。在双边援助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带有国家利益倾向，这样就容易出现碰撞和摩擦，影响对外教育援助效果。多边援助则可避免或者缓解政治上的摩擦，并且多边援助组织一般都拥有独立完善的运行机构，专业性更强，通过多边援助机构不仅能提升教育援助的效果，还可以规避其他国家对我国援助目的的质疑。因此，我国在实施对外教育援助过程中，应积极参与多边援助，扩大多边援助的数量和规模，借助多边援助平台和机构提升教育援助的质量。
结语
我国已经成为重要的国际教育援助国。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总结到，1950年至2016年，中国在自身长期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高的情况下，举办了11000多期培训班，为发展中国家在华培训各类人员26万多名，在对外教育援助方面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对外教育援助有助于提升国家软实力，改善国家形象，培养文化的亲和力和吸引力，促进民心相通，但是，我国的对外教育援助要想真正发挥这方面的成效，除了要有切实的法律、机制等方面的改进外，还需要坚持两个原则：第一，坚持平等的援助原则，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尊重受援国的选择和意愿，在教育援助过程中，去意识形态化，将我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基本原则坚定地落到实处；第二，强化受援国教育的能力建设，将受援国的教育能力建设作为对外教育援助的优先发展目标，在制定对外教育援助政策时，要考虑到受援国的自主性、独立性和可持续性，使受援国逐步摆脱对援助的依赖。
邝艳湘：南京审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陈静：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