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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司马光，北宋时期河东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他一生勤奋好学、节俭朴素、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忠诚守信、为人正直、温良谦恭、为官清廉、刚正不阿，生前身后都享有很高的赞誉，历来受人景仰。从史籍记载的历史成语典故中，我们可以对其忠君爱国、勤勉敬业、诚实守信、孝悌友爱的优秀品格及思想略窥一斑。其思想虽未脱离封建思想的桎梏，但对现代思想道德教育的借鉴意义仍不容忽视。
【关键词】 成语典故;司马光;思想;爱国;敬业;诚信;友爱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102（2019）06-0071-04
司马光，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人，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其司马家族乃书香世家，重诗书礼仪，严家风家教，家族优秀传统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一生勤奋好学、节俭朴素、为人正直、诚实守信、为官清廉、敢言直谏，生前身后都享有很高的赞誉，历来受人景仰，其人格堪称儒学教科书级的范本。透视史学成语典故，我们可对其优秀品格及思想略窥一斑。其思想虽未脱离封建思想的桎梏，但对现代思想道德教育的借鉴意义仍不容忽视。
一、评价李林甫“口蜜腹剑”，折射其爱国思想
唐玄宗时期的李林甫，曾官居“兵部尚书”兼“中书令”，位居国家宰相职位。论才艺，李林甫能书善画，技艺非凡;论品德，却很卑劣，惹人鄙视。对朝中百官，但凡功业和才能在己之上、官职超越自己且受玄宗宠信重用之人，他会不择手段排斥攻击。与人交往，李林甫外表总是笑容可掬，满嘴尽是甜言蜜语。而实际上，他阴险狡诈，当面一套，背后一手，是个心术不正的小人。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评价李林甫：“李林甫为相，凡才望功业出己右及为上所厚而势位逼己者，必百计去之。其人尤忌文学之士。或阳与之善，啖以甘言，而阴陷之。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司马光厌恶那些自私自利、阴险卑鄙、完全不顾国家和大局利益的小人，对李林甫的评价，更折射其心向光明磊落、天下为公的爱国主义思想。
政治生活中的司马光，真可谓“君子坦荡荡”。司马光和王安石均为北宋中期著名的宰相，曾就“变法”一事发生过激烈的争执。争执是为了实现北宋王朝的富国强兵和百姓的安居乐业，两人的分歧也体现了为国为民担忧的责任感，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是相同的。司马光在《与王介甫书》一书中说：“光与介甫（王安石，字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 （《传家集》卷六十，《与王介甫书》）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亦说：“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也。”（《王临川集》卷七三）他们的分歧是同一政治目标下选择不同政治方法的分歧，在维护封建统治集团利益这一点上是殊途同归。因此，司马光在和王安石的争斗不能取胜时，便主动选择回避和退让，而不是伺机报复或恶意中伤。宋神宗时，启用王安石变法，司马光退居洛阳，专心编纂《资治通鑒》，绝口不问政事;王安石变法失败，皇帝听信谗言，想治王安石的罪，征求司马光的意见。司马光说王安石胸怀坦荡、忠心耿耿，劝皇上不可听信谗言。王安石去世后，病中的司马光预感到王安石身后可能会遭受世俗的鄙薄和小人的凌辱，便抱病作书右相吕公著说：“介甫（王安石，字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远，谗佞辐辏，败坏百度，以止于此。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司马温公集》卷六三）根据司马光的建议，朝廷追赠王安石为太傅。王安石丧事过后，世人皆评论：介甫、君实皆君子也，由此观之，关于变法之争，司马光和王安石没有丝毫的个人恩怨和私利，而是以国家利益和大局为根本出发点，真心为国家社稷考虑，体现的是坦荡的胸襟和无私的情怀，体现的是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
司马光任地方官职期间，他一方面尽心地方政务，同时不忘关心国家大事。司马光在《谏院题名记》中写道：“居是官者，常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他毕生忠诚于国家和君主，死后赐碑“忠清粹德”，为国家社稷殚心竭力，鞠躬尽瘁，忠信爱国乃其人生信条。
司马光的爱国思想更多地体现了对封建统治的维护，这与当下弘扬和提倡的爱国精神在性质上有根本的不同。但他不计个人恩怨和私利，无论身居高位，还是人在江湖，都将国家大局利益放在首要地位的思想是值得肯定和借鉴的。他出于爱国的无私情怀、磊落行为无疑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和榜样;他身居国家要职，手握国家重权，秉承天下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绝不以个人一己私利打击报复、中伤陷害官场同僚，此亦是吾辈党员干部应有之工作作风，其思想的德育意义举足轻重。
二、认同邵康节美誉“脚踏实地”，尽显其敬业品质
宋英宗时，司马光受命主编《资治通鉴》。全书二百九十多卷，近四百万字，编纂历时长达十九年。从编纂的要旨说明、拟定编写体例到润色定稿，司马光事必亲为，从来不借他人之手。书局人手少，编修任务紧，为完成每三天“四丈长”的史稿资料修改任务，他为自己定了严格的作息制度，“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进资治通鉴表》）。惟恐因困乏睡过头耽误工作，他坚持睡圆木“警枕”。夏天天气炎热难挡，司马光就找人在屋子里挖坑，砌成地下室，继续修史编书。据史料记载，《资治通鉴》的草稿放在洛阳独乐园，堆满整整两间屋子。书法家黄庭坚等人在校订《资治通鉴》时，曾查阅司马光手稿，他翻阅数百卷手稿，写的全是一笔不苟的楷书，页页都书写工整，即使修改中的颠倒涂抹、增补文字，也绝无一字潦草;即使是长篇大幅，也是没有丝毫的马虎。
在“常乐园”编书时期，司马光与洛阳名贤邵雍、文彦博等多有来往。《邵氏闻见前录》卷十八：“公尝问康节曰：‘某何如人？’曰：‘君实脚踏实地人也’。”司马光一生有很多的头衔，给予他很高的评价，但他最认可、最中意的是邵康节的“脚踏实地”的评价。邵康节（邵雍的谥号）“脚踏实地”的美誉，把司马光稳重踏实、敬业求实的精神品质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资治通鉴》之所以能流传至今、享有盛赞，一方面在于其是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撷取有关国家兴衰、生民休戚之事，以古鉴今，垂训后世，更重要的是在于它是以敬业求实的精神写出的一部信史，这部历史巨著的问世，正是司马光敬业求实精神的真实写照。 眼下，敬业求实依然是对公民职业行为的价值评判标准。曾几何时，浮躁的社会风气下，许多人急功近利、好高骛远、心浮气躁、花拳绣腿、难务实效，司马光无疑是我们的一面镜子，他脚踏实地、一丝不苟、勤勉治学的做事风格及敬业精神，无疑是给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标杆，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其思想的现实指导意义依然强烈浓厚。
三、引用曾子舆“曾子烹彘”，反映其诚信理念
司马光重视对子女道德品质的养成教育。他认为教育子女“当养其德，使不入邪念，乃可谓之慈矣”，为人父母者，应有养育儿女之责，更应有育德之责，勿使孩子心有邪念，才是父母对孩子真正的慈爱。在以德为先的家庭教育中，他尤其重视诚信教育。他说：“君子所以感人者，其为诚乎！欺人者，不旋踵人必知之;感人者益久，人益信之”。又说：“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国家的稳定靠的是百姓的拥戴保卫，人民要靠诚信立身处世。善于治理国家者不会欺骗百姓，善于管理家庭者不会欺骗亲人。从这里可看出，司马光认为诚信是人立身处世之本。
他强调父母要“幼子常视毋诳”，教导自己的小孩，不要让他说谎。他反对父母哄骗孩子的教育方式。他在《家范》中引用了“曾子烹彘”的故事：曾子之妻为哄儿不哭曰：“勿啼，吾归为尔杀豕。”妻归以语曾子。曾子即烹豕以食儿曰：“母教儿欺也。”温公引用曾子烹彘的历史典故，意在强调父母诚信示范的重要性。小而言之，是讲家庭教育，要求父母诚信对待孩子，说话要算数;大而言之，是为人处世要讲诚信的问题，这反映了他诚信教育的思想和理念。
诚信更是司马光最宝贵的品行，他很重视待人以诚：“其诚乎，吾平生力行之，未尝须臾离也，故立朝行己，俯仰无愧耳！”（《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十二）对于国家君主，他忠诚以待。朝廷任命职务，他诚实接受或推辞，凡他擅长的工作、有利于施展他才能的职务，他都会积极领命，而且务必做好;反之，地位再高，职位再重，也会严辞拒绝。对于黎民百姓，他亦无欺无骗。据说他退居洛阳时，让人卖掉他乘坐的马匹，他嘱咐所托之人说：“此马夏天有肺病，对买者要如实相告。”小事一件，尽显司马光的诚实品格。编修《资治通鉴》，他强调求诚求实，要留一部信史给后世，要将可信者写入正史，也要将对诸书不同记载之考证，原原本本留给后世。退居洛阳修书时，司马光常玩“投壶”游戏。古代的投壶游戏，正正经经，规规矩矩。到了宋代，有人为了取胜，总投机取巧，在司马光看来，有伤社会风气，自作若干新规矩，还写了《投壶新格》，在嬉戏玩耍间，司马光亦不忘“诚信”于心。纵观其一生为人处世，的确做到了至真至诚。苏轼曾如此评价：“感人心，动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诚，曰一。”朱熹亦有如下评论：公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其好学如饥渴之嗜饮食，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诚心自然，天下信之。
诚实守信乃我中华民族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传统美德，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诚信缺失引发严重的诚信危机：抄袭搬弄、学术造假、借钱不还、不良信贷，制假售假、虚假广告、网络诈骗……社会呼吁加强公民诚信道德教育，社会诚信建设已经迫在眉睫，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论到诚信的重要性，在这样的新常态下，司马光道德为先、诚信为重的教育理念显得弥足珍贵，意义非凡。
四、赞誉唐玄宗“长枕大被”，彰显其友爱精神
唐玄宗李隆基，是一位颇受后人称道的友爱帝王。他对兄弟向来是友爱有加，近世其他帝王与他无法比拟。“玄宗为太子，尝制大衾长枕，将与诸王共之。”（《新唐书·让皇帝宪传》）玄宗登基时，曾让人做了一套长枕和一床特别宽大的被子，为的是他能够和兄弟们同床共寝。每天临朝听政之后，唐玄宗总与诸兄弟在一起游乐玩耍、饮酒赋诗、吹拉弹唱。兄弟们在宫中相处之道，皆依照家人之礼行事，饮食起居亦无分别。诸兄弟如果有人生病，玄宗更为他们着急上火，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为此，李隆基得了个好名声，“世谓天子友悌，古无有者”（《新唐书·列传第六》），“天子友悌，近古无比，故人无间然”（《旧唐书》）。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唐玄宗开元二年》中亦赞誉道：“上素友爱，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为长枕大被，与弟兄同寝。”后人便用长枕大被比喻兄弟友爱。
唐玄宗友爱兄弟，在史上亦有微词，认为是政治需要，温情感化。而史料记载司马光，才是真正将孝悌美德进行到底的人，他孝顺父母，至真至诚，对待兄弟亦是恭敬到了极处，也爱护到了极致。据载，他每次回故乡为父母扫墓，一定要到哥哥司马旦的家。司马旦年近八十，司马光年事也不小了，但照料兄长的事，从不委由他人代劳，凡事都亲自操持。侍奉兄长如同侍奉父母一样地尽心尽力，如同照顾婴儿般地无微不至，留下了“保兄如婴”的典故。孝悌之德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浓烈的家庭亲情，推己及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人之幼”，这种人伦原理对中国社会的稳定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司马光“保兄如婴”，无疑是为儒家孝悌文化教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流传千古的美谈，树立了一座后人宗仰的丰碑。
友爱孝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亦是社会主义新型人际关系的重要标准。但随着改革开放，人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受到外来思想强烈影响和冲击，拜金主义、功利主义思想盛行，亲情逐渐淡薄冷漠，对长辈的恭敬孝顺、对平辈的谦让宽恕也渐渐地消逝褪色，子不孝母，父不慈孤，有亲不养，知恩不报的社会现象屡见不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人之幼”的美好人伦关系亦有黯然失色之态。传承孝悌文化，弘扬传统美德，已刻不容缓。司马光友爱孝悌，无疑是我们学习效仿的榜样，他的这种思想精神在今天依然绽放着绚丽的色彩。
司马光思想有其时代局限性成分，但他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思想言行与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的个人道德内核要求有其共通之处，对当今公民道德思想的影響、人生价值观的引导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对其思想，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进行合理的继承和发扬，为当今社会道德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1]司马光.资治通鉴文白对照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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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邓广铭.北宋政治家王安石[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4]罗晶.司马光伦理思想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3.
[5]郭景扬.中华历史名人司马光[M].天津：新蕾出版社，1993.
[6]司马光.迂书[A]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成都：巴蜀书社，2009：470.
[7]（宋）司马光.温公家范：卷3[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
[8]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11[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3.
[9]宋衍申.司马光全传[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2.
[10]郭景扬.中华历史名人司马光[M].天津：新蕾出版社，1993.
【关键词】 成语典故;司马光;思想;爱国;敬业;诚信;友爱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102（2019）06-0071-04
司马光，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人，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其司马家族乃书香世家，重诗书礼仪，严家风家教，家族优秀传统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一生勤奋好学、节俭朴素、为人正直、诚实守信、为官清廉、敢言直谏，生前身后都享有很高的赞誉，历来受人景仰，其人格堪称儒学教科书级的范本。透视史学成语典故，我们可对其优秀品格及思想略窥一斑。其思想虽未脱离封建思想的桎梏，但对现代思想道德教育的借鉴意义仍不容忽视。
一、评价李林甫“口蜜腹剑”，折射其爱国思想
唐玄宗时期的李林甫，曾官居“兵部尚书”兼“中书令”，位居国家宰相职位。论才艺，李林甫能书善画，技艺非凡;论品德，却很卑劣，惹人鄙视。对朝中百官，但凡功业和才能在己之上、官职超越自己且受玄宗宠信重用之人，他会不择手段排斥攻击。与人交往，李林甫外表总是笑容可掬，满嘴尽是甜言蜜语。而实际上，他阴险狡诈，当面一套，背后一手，是个心术不正的小人。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评价李林甫：“李林甫为相，凡才望功业出己右及为上所厚而势位逼己者，必百计去之。其人尤忌文学之士。或阳与之善，啖以甘言，而阴陷之。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司马光厌恶那些自私自利、阴险卑鄙、完全不顾国家和大局利益的小人，对李林甫的评价，更折射其心向光明磊落、天下为公的爱国主义思想。
政治生活中的司马光，真可谓“君子坦荡荡”。司马光和王安石均为北宋中期著名的宰相，曾就“变法”一事发生过激烈的争执。争执是为了实现北宋王朝的富国强兵和百姓的安居乐业，两人的分歧也体现了为国为民担忧的责任感，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是相同的。司马光在《与王介甫书》一书中说：“光与介甫（王安石，字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 （《传家集》卷六十，《与王介甫书》）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亦说：“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也。”（《王临川集》卷七三）他们的分歧是同一政治目标下选择不同政治方法的分歧，在维护封建统治集团利益这一点上是殊途同归。因此，司马光在和王安石的争斗不能取胜时，便主动选择回避和退让，而不是伺机报复或恶意中伤。宋神宗时，启用王安石变法，司马光退居洛阳，专心编纂《资治通鑒》，绝口不问政事;王安石变法失败，皇帝听信谗言，想治王安石的罪，征求司马光的意见。司马光说王安石胸怀坦荡、忠心耿耿，劝皇上不可听信谗言。王安石去世后，病中的司马光预感到王安石身后可能会遭受世俗的鄙薄和小人的凌辱，便抱病作书右相吕公著说：“介甫（王安石，字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远，谗佞辐辏，败坏百度，以止于此。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司马温公集》卷六三）根据司马光的建议，朝廷追赠王安石为太傅。王安石丧事过后，世人皆评论：介甫、君实皆君子也，由此观之，关于变法之争，司马光和王安石没有丝毫的个人恩怨和私利，而是以国家利益和大局为根本出发点，真心为国家社稷考虑，体现的是坦荡的胸襟和无私的情怀，体现的是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
司马光任地方官职期间，他一方面尽心地方政务，同时不忘关心国家大事。司马光在《谏院题名记》中写道：“居是官者，常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他毕生忠诚于国家和君主，死后赐碑“忠清粹德”，为国家社稷殚心竭力，鞠躬尽瘁，忠信爱国乃其人生信条。
司马光的爱国思想更多地体现了对封建统治的维护，这与当下弘扬和提倡的爱国精神在性质上有根本的不同。但他不计个人恩怨和私利，无论身居高位，还是人在江湖，都将国家大局利益放在首要地位的思想是值得肯定和借鉴的。他出于爱国的无私情怀、磊落行为无疑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和榜样;他身居国家要职，手握国家重权，秉承天下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绝不以个人一己私利打击报复、中伤陷害官场同僚，此亦是吾辈党员干部应有之工作作风，其思想的德育意义举足轻重。
二、认同邵康节美誉“脚踏实地”，尽显其敬业品质
宋英宗时，司马光受命主编《资治通鉴》。全书二百九十多卷，近四百万字，编纂历时长达十九年。从编纂的要旨说明、拟定编写体例到润色定稿，司马光事必亲为，从来不借他人之手。书局人手少，编修任务紧，为完成每三天“四丈长”的史稿资料修改任务，他为自己定了严格的作息制度，“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进资治通鉴表》）。惟恐因困乏睡过头耽误工作，他坚持睡圆木“警枕”。夏天天气炎热难挡，司马光就找人在屋子里挖坑，砌成地下室，继续修史编书。据史料记载，《资治通鉴》的草稿放在洛阳独乐园，堆满整整两间屋子。书法家黄庭坚等人在校订《资治通鉴》时，曾查阅司马光手稿，他翻阅数百卷手稿，写的全是一笔不苟的楷书，页页都书写工整，即使修改中的颠倒涂抹、增补文字，也绝无一字潦草;即使是长篇大幅，也是没有丝毫的马虎。
在“常乐园”编书时期，司马光与洛阳名贤邵雍、文彦博等多有来往。《邵氏闻见前录》卷十八：“公尝问康节曰：‘某何如人？’曰：‘君实脚踏实地人也’。”司马光一生有很多的头衔，给予他很高的评价，但他最认可、最中意的是邵康节的“脚踏实地”的评价。邵康节（邵雍的谥号）“脚踏实地”的美誉，把司马光稳重踏实、敬业求实的精神品质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资治通鉴》之所以能流传至今、享有盛赞，一方面在于其是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撷取有关国家兴衰、生民休戚之事，以古鉴今，垂训后世，更重要的是在于它是以敬业求实的精神写出的一部信史，这部历史巨著的问世，正是司马光敬业求实精神的真实写照。 眼下，敬业求实依然是对公民职业行为的价值评判标准。曾几何时，浮躁的社会风气下，许多人急功近利、好高骛远、心浮气躁、花拳绣腿、难务实效，司马光无疑是我们的一面镜子，他脚踏实地、一丝不苟、勤勉治学的做事风格及敬业精神，无疑是给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标杆，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其思想的现实指导意义依然强烈浓厚。
三、引用曾子舆“曾子烹彘”，反映其诚信理念
司马光重视对子女道德品质的养成教育。他认为教育子女“当养其德，使不入邪念，乃可谓之慈矣”，为人父母者，应有养育儿女之责，更应有育德之责，勿使孩子心有邪念，才是父母对孩子真正的慈爱。在以德为先的家庭教育中，他尤其重视诚信教育。他说：“君子所以感人者，其为诚乎！欺人者，不旋踵人必知之;感人者益久，人益信之”。又说：“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国家的稳定靠的是百姓的拥戴保卫，人民要靠诚信立身处世。善于治理国家者不会欺骗百姓，善于管理家庭者不会欺骗亲人。从这里可看出，司马光认为诚信是人立身处世之本。
他强调父母要“幼子常视毋诳”，教导自己的小孩，不要让他说谎。他反对父母哄骗孩子的教育方式。他在《家范》中引用了“曾子烹彘”的故事：曾子之妻为哄儿不哭曰：“勿啼，吾归为尔杀豕。”妻归以语曾子。曾子即烹豕以食儿曰：“母教儿欺也。”温公引用曾子烹彘的历史典故，意在强调父母诚信示范的重要性。小而言之，是讲家庭教育，要求父母诚信对待孩子，说话要算数;大而言之，是为人处世要讲诚信的问题，这反映了他诚信教育的思想和理念。
诚信更是司马光最宝贵的品行，他很重视待人以诚：“其诚乎，吾平生力行之，未尝须臾离也，故立朝行己，俯仰无愧耳！”（《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十二）对于国家君主，他忠诚以待。朝廷任命职务，他诚实接受或推辞，凡他擅长的工作、有利于施展他才能的职务，他都会积极领命，而且务必做好;反之，地位再高，职位再重，也会严辞拒绝。对于黎民百姓，他亦无欺无骗。据说他退居洛阳时，让人卖掉他乘坐的马匹，他嘱咐所托之人说：“此马夏天有肺病，对买者要如实相告。”小事一件，尽显司马光的诚实品格。编修《资治通鉴》，他强调求诚求实，要留一部信史给后世，要将可信者写入正史，也要将对诸书不同记载之考证，原原本本留给后世。退居洛阳修书时，司马光常玩“投壶”游戏。古代的投壶游戏，正正经经，规规矩矩。到了宋代，有人为了取胜，总投机取巧，在司马光看来，有伤社会风气，自作若干新规矩，还写了《投壶新格》，在嬉戏玩耍间，司马光亦不忘“诚信”于心。纵观其一生为人处世，的确做到了至真至诚。苏轼曾如此评价：“感人心，动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诚，曰一。”朱熹亦有如下评论：公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其好学如饥渴之嗜饮食，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诚心自然，天下信之。
诚实守信乃我中华民族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传统美德，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诚信缺失引发严重的诚信危机：抄袭搬弄、学术造假、借钱不还、不良信贷，制假售假、虚假广告、网络诈骗……社会呼吁加强公民诚信道德教育，社会诚信建设已经迫在眉睫，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论到诚信的重要性，在这样的新常态下，司马光道德为先、诚信为重的教育理念显得弥足珍贵，意义非凡。
四、赞誉唐玄宗“长枕大被”，彰显其友爱精神
唐玄宗李隆基，是一位颇受后人称道的友爱帝王。他对兄弟向来是友爱有加，近世其他帝王与他无法比拟。“玄宗为太子，尝制大衾长枕，将与诸王共之。”（《新唐书·让皇帝宪传》）玄宗登基时，曾让人做了一套长枕和一床特别宽大的被子，为的是他能够和兄弟们同床共寝。每天临朝听政之后，唐玄宗总与诸兄弟在一起游乐玩耍、饮酒赋诗、吹拉弹唱。兄弟们在宫中相处之道，皆依照家人之礼行事，饮食起居亦无分别。诸兄弟如果有人生病，玄宗更为他们着急上火，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为此，李隆基得了个好名声，“世谓天子友悌，古无有者”（《新唐书·列传第六》），“天子友悌，近古无比，故人无间然”（《旧唐书》）。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唐玄宗开元二年》中亦赞誉道：“上素友爱，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为长枕大被，与弟兄同寝。”后人便用长枕大被比喻兄弟友爱。
唐玄宗友爱兄弟，在史上亦有微词，认为是政治需要，温情感化。而史料记载司马光，才是真正将孝悌美德进行到底的人，他孝顺父母，至真至诚，对待兄弟亦是恭敬到了极处，也爱护到了极致。据载，他每次回故乡为父母扫墓，一定要到哥哥司马旦的家。司马旦年近八十，司马光年事也不小了，但照料兄长的事，从不委由他人代劳，凡事都亲自操持。侍奉兄长如同侍奉父母一样地尽心尽力，如同照顾婴儿般地无微不至，留下了“保兄如婴”的典故。孝悌之德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浓烈的家庭亲情，推己及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人之幼”，这种人伦原理对中国社会的稳定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司马光“保兄如婴”，无疑是为儒家孝悌文化教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流传千古的美谈，树立了一座后人宗仰的丰碑。
友爱孝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亦是社会主义新型人际关系的重要标准。但随着改革开放，人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受到外来思想强烈影响和冲击，拜金主义、功利主义思想盛行，亲情逐渐淡薄冷漠，对长辈的恭敬孝顺、对平辈的谦让宽恕也渐渐地消逝褪色，子不孝母，父不慈孤，有亲不养，知恩不报的社会现象屡见不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人之幼”的美好人伦关系亦有黯然失色之态。传承孝悌文化，弘扬传统美德，已刻不容缓。司马光友爱孝悌，无疑是我们学习效仿的榜样，他的这种思想精神在今天依然绽放着绚丽的色彩。
司马光思想有其时代局限性成分，但他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思想言行与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的个人道德内核要求有其共通之处，对当今公民道德思想的影響、人生价值观的引导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对其思想，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进行合理的继承和发扬，为当今社会道德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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