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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工业革命以来，如何正确认识和解决人类与自然生态的关系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伴生问题。超越工具理性，认识到自然属人价值与自身价值是生态伦理学的主要关注点，发挥人的主动性去保护和应用生态价值以维护自然的生态位格，是生态伦理学对人类发展做出的实践贡献。然而人类在不断地生产生活实践中推动着自然生态的位格升级，生态环境不再只是因其价值而被重视，现象学意义上的本初存在成为自然生态的新位格。生态修复就是一种人类超越价值诉求对自然生态的存在论实践。如果从价值论理解，生态修复实现了追求未来效用的功利主义、塑造政治意志的原则主义、打造美好自然的契约主义和体现生态共情的美德主义。而现象学方法论赋予生态修复存在论的意义和方法，以此可以更好理解国内生态修复和践行太原西山的综合生态修复。太原西山生态修复是包涵了山地修复、湿地修复和棕地修复等在内的综合生态修复案例，从现象学存在的意义上开展修复后山地、湿地、棕地都应成为“我”经验的自然本来的样貌。
关键词：生态修复;生态伦理;价值;现象学;存在;太原西山
DOI：10.16397/j.cnki.1671-1165.202102039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从生态学上理解，生态修复是指“根据生态学原理，利用特异生物对污染物的代谢过程，并借助物理修复与化学修复以及工程技术的某些措施加以强化或条件优化，使污染环境得以修复”[1]。太原西山近些年的生态改善就是科学意义上生态修复的范例。西山是太原这座省会城市重要的自然地理和生态系统组成部分，同时因为丰富的煤炭资源历史地成为山西乃至全国的重要化石能源基地。西山煤电公司几大煤矿的常年开采使整个西山满目疮痍，碳排放超标，地下水渗漏，自然生态面临崩溃。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实施，山西经济社会进入转型综改期，太原从2015年起全面开启西山生态修复工作，最基础的修复就是停止煤炭开采。因为在有些情境下，人类只要退出，让自然自行其是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生态修复。哲学地谈论生态修复，其内涵和外延都更广大，即针对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开展的对自然生态的修正恢复，采取生态学的或者其他科学技术手段只是一种实践路径，其中的伦理学价值和应当实现的现象学超越才是哲学思考的方面。太原西山持续开展的生态改善实践为此提供了一个值得研究的生态修复案例。
一、生态价值：生态修复的伦理学释义
伦理地审视生态修复，会发现由于生态修复本质上是人在还对自然的欠债，是人对自己错误行为的纠正。自然生态本来的流转生灭是正常现象，某个自然物种的灭绝、某些生态种群的消失，山火地震等自然灾害带来的生态变化等都在自然发生，如果没有人类活动，生态修复本身就是个伪命题。自然是包容的，人类活动只要适度，自然生态的自修复、自组织功能足以养育人类和维持自然本身的演化運行。可见生态修复在哲学意义上是人类生态自觉后的合伦理选择，本质上是在进行伦理修复，主动地或者自主地建立起生态主体之间、道德规范之间进而生态系统结构性的有机链接与互动。修复实践是对伦理本质即建立合理关系的实际运用，体现了生态共同体精神，是对人类失当行为的主动纠错，对当代生态危机的积极应对。
经过生态修复的世界应当是这样一个整体：每个生态位格不论是不是有主观意识与能动性，都能保持自身之自在，“是之所是”，又不是各自孤立存在，而是保持恰当适度的张力与互动。生态修复不只是修复自然，也通过修复人的伦理缺失修复了人的灵魂;不只是让人改变无知、短视、贪婪、不公正、懒惰和不健康等攫取自然的生活方式，也修正人对自然的异化状态。
（一）追求未来效用体现出的功利伦理
功利主义以行为后果为伦理设定，追求的是普遍福祉的最大化，是有用性总量的最大化。人类全部作为一个整体，人类与自然生态一起作为一个整体，当下在场人类与未来不在场世代的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如此种种的整体利益从共时态和历时态的不同视角，都是功利主义环境伦理关照的对象。生态修复实现的是生态的可持续性，是以整体和未来为价值导向，直接体现了功利主义的效用最大化目标。西山生态修复实践了功利伦理的最大化原则，体现了对公共情感的尊重，最广泛的获得感实现了功利主义追求的幸福。功利主义要避免失之正义，道德行动或行动的主体就不仅要符合“公共善 ”，而且要出自于对公共善的 “情感” 即公众情感 。[2]西山生态修复基本摒弃了经济利益，主要着眼于自然生态的可持续性、社区居民和太原市民的宜居度和幸福感。西山煤矿储量丰富，而且都是大矿，如果继续开采，经济效益依然相当可观，中止开采就是放弃眼前利益着眼长远利益、放弃局部利益着眼全局利益、放弃少部分人的利益着眼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之后采取了企业分段承包的修复模式，让国企利润反哺国民。经过五年多的持续修复治理，整个西山形成了纵贯南北的历史文化遗迹，以及数个以企业冠名的森林公园串联起来的自然生态山系，人文与自然、历史与生态交织在一起，提升了包括未来世代在内的最大多数人的生态感受度和生活幸福感。
（二）塑造政治意志体现出的原则伦理
环境伦理本质上是对社会政治关系的一种建设性重构。原则主义认为某些伦理原则的适用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纯粹理性的。作为典型的环境伦理实践，生态修复通过以下方面塑造政治意志：一是生态修复政策中增加道德考虑;二是哲学工作者以其所坚持的道德理论影响或干预修复政策;三是环境伦理为修复政策的分析与制订者提供哪怕一丁点有用的指导。由于环境伦理的主动介入，生态修复政策的形成和实践过程也成为塑造政治意志的过程。环境伦理的基本原则，诸如自然具有自在价值、人与自然是共生体、弱人类中心主义等成为塑造政治意志的哲学观念。
传统国家中的当权者要么是为既得利益群体代言，要么是天赋王权或教权。政策合法地调用科学是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当今中国的政治决策，不仅要尊重科学，还要受到伦理规制，特别是随着生态文明建设这一国家战略的实施，理解环境伦理原则并融入政治决策中越来越成为一种意志自觉。决策建立在科学和伦理结合的基础之上，一定要比建立在任何既得政治利益之上要好。或者说，国家机制如何能够一边输入权威的科学认识，一边输出明智的政治决策，伦理学的融入和介入是重要中介和步骤。 西山的生态修复就体现了环境伦理原则对政治意志的打磨塑造。从生态修复效果来看，政治决策体现出对于自然生态的责任意识：认可了自然的自在价值，而不只是属人价值;认可了自然对人的生态价值和审美价值，而不只是经济价值;认可了自然与人的共生关系，而不是二分关系——将这些伦理原则融入政治决策是多么难能可贵。从这些环境伦理原则出发，西山的山体修复以增加山体绿量和安全性为两大出发点，在恢复山地景观与山地生态系统的基础上，保护人文景观、注重物种原生性与多样性、涵养地下水源，主要以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整体性为原则，以景观性为辅助原则，进行生态修复，目标是山城自在、山城融合，建立健康的山城關系。当前的修复目标正在逐步达成，成果已逐步显现。
（三）让自然更美好体现出的契约伦理
契约主义认为，“道德是行为主体为了利益总体的最大化而对极端利益的一种有益的限制”[3]。尽管非人自然是无理性和无自主性的，但它们理论上是可以被代表的，这就为与自然订立契约提供了可能。与自然订立契约的目的是，通过与世界万物的协调来为人与非人自然的某种联合体谋求利益。相应地，按照这种观点，应当将世界万物视为有着其自身“立场”的，而且应当视为与人类的共同计划中的合作伙伴。[4]生态修复是为了让自然恢复它本来的美好，是有理性和有自主性的人开展的生态实践，实际上就是人代表自然发出的与自然订立的对自然利好的契约，是一种“隐含合同”，以此来确定由谁来代表自然参与合同约定。法律上的“隐含合同”，如果发起方只是为了自身利益，合同不能生效;如果是为了公共利益或隐含的被代表方的利益，或者是为了整体利益最大化，隐含合同就成为有效契约。我们发现，与自然订立的契约有着生态向善的伦理预设，契约双方（包含代表自然的一方或自然本身）的确定也是受到环境伦理原则规制的。生态修复就是对自然契约的伦理实践。西山生态修复的自然契约就是这样的隐含合同，一方是做出修复决策的市区政府及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部门，一方是整个西山自然生态系统，是无意识、不言说的一方，就需要确定恰当的代表方。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包括了对美好生存环境的向往。作为太原城市重要组成部分的西山，其生态美好的直接受益者就是西山周边居民及太原市居民，因此人民代表西山生态系统成为契约的另一方，推动生态修复就是履行自然契约，体现出人民利益至上的政治意志。
契约伦理的公正性，克服伦理断裂，实现伦理修复。环境危机在伦理学意义上表现为伦理断裂，主要为两种形式：结构性断裂与主体间断裂。结构性断裂即生态系统呈现出结构上的伦理碎片化，整体性与系统性变差。自然、动物等生态位格人化后的道德定位还存在边界不清、内涵不明的问题，违背环境伦理者获得更多经济利益实质上是权责不对等的伦理断裂，是整体生态伦理碎片化的原因与表现。西山煤炭资源本来是上亿年森林倒伏后形成的，早已成为此地自然生态不可分割的部分，但是一直以来对煤炭资源的过度攫取使之异化于整体生态，反过来成为生态整体性的破坏力量。主体断裂即生态主体链接弱化，主体间缺乏张力与良性互动。生态恶化让西山的生态功能损失殆尽，水源干涸，空气污浊，成为生态棕地，人与山的链接被中断，西山成为了只是与煤矿相关的概念。自然生态内部同样发生了主体断裂，植被不再被土地滋养，野生动物食物链难以接续。在自然契约基础上的生态修复实践，反映在理论层面就是对伦理断裂的修复。生态修复明确自然的主体地位与自在价值，并且发挥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保障人与自然两个主体链接的稳定与互动。契约伦理的“公正”内蕴可以克服伦理断裂，投入修复的总成本摒弃了生态攫取的利益指向，把自然从资源变为自在物，把人从寄生体变为共生体，使个人伦理要求中的“无私”扩展到与自然的面向，从而在修复生态的同时体现了公正的社会伦理指向，对于极端个人主义、新自由主义都是一种逻辑修正。
（四）生态共情体现出的美德伦理
休谟有自然德性的概念，其核心是同情、共情、同理心，共情从心理学角度体现着美德伦理。生态修复的心理学动因就是对自然生态的共情。生态共情通过推动道德价值判断，实现了由心理学到美德伦理学的链接或跃迁。生态共情基于深生态学对于自然的价值判断，“把自己认同于所有有生命的存在物，不管是美的丑的，大的小的，还是有感觉无感觉的”[5]，却又超越深生态学对人类本身生存需求的摒弃。同时，把人自己作为生态共情的责任主体，而不是自视为自然的主人;把人作为生态共情的共同获益者，而不是唯一的利益关切。生态共情既是静态存在，也是动态过程;既包含着自下而上的情绪传导过程，更包含着自上而下的认知调节过程，并最终应当体现出由中心向周边传递的德性实践过程。生态共情源起于心理学层面，最终上升为环境美德伦理的重要因素，成为养成生态智慧的重要环节。生态共情使一种道德心理成为环境美德，有助于养成“不伤害、公正、仁爱”的环境美德伦理：一方面人与自然的交流使环境受益，反过来使道德行为者受益，既接受到自然生态物质与精神的赠予，又获得精神满足与心灵确证;另一方面将生态共情通过商谈合作影响他者与文化，形成环境美德伦理的规则。这期间达到共情的生态实践，不仅表明自己的态度，而且外化和固化为一种约定俗成，为环境行为和环境决策提供以美德为导向的操作方法，比如修订环境法、处理生活的向往，已经不局限于物质享受、精神愉悦、政治参与等层面，开始关心人之外其他自然存在的状态，是否正常生存，有无发展前景，可否持续提升？“经济发展是对经济贫困的回应，生态改善是对生态贫困的回应。”[6]这样的需求在心理学意义上就产生了生态共情，其后在伦理学意义上养成人们的环境美德，为生态修复提供了伦理支撑，环境美德成为行政伦理的重要考量。2016年出台的《山西省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试点示范工程建设实施方案》将西山煤电集团公司官地矿、杜儿坪矿、西铭矿、白家庄矿4个矿山列为恢复治理项目，生态修复开始有章可循，西山地区综合整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关停、搬迁、淘汰数百个不符合区域规划的污染项目。太原市还实施了“不低于80%的土地用于生态建设，其余20%的土地可由公司发展新兴服务业”1的生态新政。仅玉泉山城郊森林公园一期工程，便投入近4个亿，生态修复舍得投入资本;西山地区所有污染企业统统关停，为了修复生态愿意放弃利益;对破坏生态环境的项目实行环保“一票否决制”，是否具有环境美德成为政绩考核内容;自从开始生态修复以来坚持不懈进行绿化，尊重生态修复自然规律，以实现自然生态的可持续性。 二、存在论：生态修复的现象学超越
与其说生态修复是基于生态伦理考量的环境实践，毋宁说生态现象学为其提供了哲学的思想支撑。生态伦理学立论的方式依然是计算性的、分析式的，通过概念分析（比如自然价值这一概念）和规范论证（比如节用、友好等行动准则）来克服对自然的唯工具论价值设定以及由此产生的强人类中心论，目的是试图改变人类对自然的态度;而生态现象学的方法论是语言思维的、描述式的，让人们追忆起或者细节化地描述出一种对于自然的经验方式，目的是试图改变人类与自然交往的方式。显然，用纯粹计算性和分析式的工具思维面对自然的丰富多元，是对人类经验可能性的一种简单化，从而让我们的体验变得单調贫瘠无法充分显现。自然如其存在那样显现，而且如其显现那样存在。与生态友好相处，与历史友好相处，做最小干预。
（一）生态修复的存在论方法论
胡塞尔说：“事物不是思维行为，但却在这思维行为中被构造，在它们之中成为被给予性;所以它们在本质上只是以被构造的方式表现它们自身为何物。”[7]胡塞尔开创的现象学，为认识自然提供了不同于传统二元对立的方法论;其后海德格尔对此进一步修正：“我已住下、我熟悉、我习惯、我照料……我居住于世界，我把世界作为如此这般熟悉之所依寓之、逗留之。”[8]现象学认为，作为此在之本质的生存是超越伦理学回归存在本身的问题，此方法论提示我们自然生态与人之间也不是价值关系或者道德问题，而是各自的存在与共同存在的问题。此在存在于世界之中，世界作为此在之在而存在，在现象学方式中人与世界实现了原初统一。“它已被先行揭示，且它是我们对存在者的回溯所由之出发之处——我们与这存在者打交道，逗留在存在者那里。”[9]人们发明的科学技术“将存在者带到眼前，即特地将在场者作为在场者从隐藏状态带出来，以便将其带入到它在其中显现的去蔽状态的跟前来”[10]。实证科学包括生态学，甚至环境伦理学也不过是人们认识自然、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只有存在本身才是奠基性的首要的认识世界的出发点。海德格尔明确地以存在论而不是价值论的方式来说明自然。这种现象学方式后来得到越来越明确的表达，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认为：“现象学是这样一种哲学：对它来说，在反思之前，世界永远都作为一个固有的在场已经在那了，所以现象学的全部努力都在于找回这一与世界的素朴接触……我们要去描述现实，而不是去建构或构造现实。”[11]生态修复如果能超越价值论达到存在论的境界，从价值判断回到生存体验和生活世界，便实现了修复追求生态复归的本质。太原西山生态修复正在实现这样的超越，这也是近年来国际国内生态修复案例的共同走向。
（二）生态修复实践的现象学指向
现象学方法旨在根除思想与世界的二元论。在现象学视野中，环境事实与环境价值在人们生活世界的体验中融合起来，山以山的形象，植物以植物的形象，水以水的形象，组成生态的其他因素，包括历史古迹、工业遗址等，所有这些为人所经验的东西一起以各自的形象现实地存在，并且因为各自保持其自在而展现出整体生态的和谐共在，在世界中存在。生态修复正是符合现象学旨趣的人类实践，人们通过进入、退出或者综合的方式修复自然，使自然进入自修复和持续自组织运行的状态，成为人们可以经验的“他在”，使生态系统成为人们“回得去”的“生活世界”。
1.山地生态修复案例
太行山绿化工程是我国从1994年开始全面实施的一项生态修复工程。太行山的生态地位十分重要，对于调节华北地区的气温、湿度、风量、雨量等都有直接作用，从而影响着农林业，并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但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使太行山生态一度变得十分脆弱，生态功能难以发挥，不能“自在”的太行山搅动了全部生态因子的“他在”。为此，从国家生态安全战略层面，太行山绿化工程和天保工程、三北防护林工程一起成为我国代际实施的重点生态修复工程。1987年开始在40个县设立试点，1994年全面铺开，到2019年工程区森林覆盖率由11.0%提高到22.4%，森林质量显著提升，林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对周边广大地区的生态带动效应也开始显现。信念坚定、政策配套、科技先行的太行山绿化工程成为山体修复的典范案例。
随着植被基础的恢复，太行山生态系统已经启动了自修复和自组织的生态功能。根据山体的立地条件进行多样的植物配置提升山体生态稳定性。在海拔较高的阳坡，土壤比较贫瘠干燥，蓄水能力差，裸露的岩石具有比热容大的物理特性，阳光直射时温度急剧升高，在气候寒冷条件下，温度又会低于其他地区，使得山顶阳坡具有分时段、 分季节而形成的温差巨大的情况，并且山顶风大，气候更加干燥，因此，选用耐干旱贫瘠、耐低温的针、阔叶树种为主，形成混交林。在山中部的阳坡、半阳坡，土壤比较深厚肥沃，有一定原生植被，雨水存蓄能力较高，选用常绿或落叶阔叶树种为主。在山下部分或沟谷，土壤湿润肥沃，气温适宜，风湿润，雨水经过地表径流留滞在此，水环境优越，但光照较差，选用耐荫蔽、喜湿润的常绿阔叶树种，异色叶树种或其他珍稀树种。太行山绿化工程经过城市的部分还考虑到从单一的纯林修复提升为复合型山体生态修复，不仅满足生态适宜性[12]，同时还注重山城融合、人山共在。不只是作为大生态的太行山可以自我言说矗立如山，而且与城市交融的山体部分可以表达其作为“生活世界”的本来面目。
2.水域河流生态修复案例
自1986年开始，作为全国重点河流治理工程，辽河治理可以看作是水域河流生态修复的典型案例。1受经济发展等多种因素影响，辽河流域生态空间曾经受到挤占，河滩地大面积用作耕种，乡土植被破坏殆尽，河流水系生态退化，整个流域的生态安全受到严重影响。为从源头上扭转流域水生态恶化趋势，沈阳市在辽河流域开展了大规模的河流生态修复，对沈阳市辽河流域重点河流实施了退田还河、生态封育，目前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2019年度辽河干流沈阳段生态多样性评估调查结果显示：辽河干流有植物374种，其中有33种湿地生植物，36种水生植物，305种陆生植物;动物栖息地也得到恢复，调查发现鸟类72种、鱼类27种。动植物物种的增加，证实河道内的生物多样性得到恢复，河流水生态环境正在逐步改善。从2020年6月23日起到年底，辽河干流沈阳段实现全线生态封育。河流生态封育指的是为修复河湖生态功能，保护和恢复河湖生态空间，在划定的河道区域内，采用自然恢复为主、人工干预为辅的方式恢复河湖自然生态的工作措施。辽河沈阳段河长307 km，占到干流总河长的57%，307 km长的河流生态廊道全线贯通。辽河干流河滩生态封育区植被覆盖率达到90%以上，水生态系统功能显著恢复，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系统呈现良性循环。1 自然物对人的意义是一种“原初的意义”，它的存在只依赖于人们回头看的一种目光，它并不需要人们通过概念分析来确认并赋予其价值。从最初的清障疏淤防洪减灾到如今的自然恢复生态廊道，辽河从生态系统的破坏者和受害者，不只是转变为具有经济效益、社会收益和审美价值的自然生态位格，更开始成为可以“自在”地作为对人来说的“他在”而存在于世。人们可以不再从河流中索求什么，而是让它自然地像河流那样存在。
3.棕地生态修复案例
棕地是指造成一定环境污染的工业用地。煤矿及其长期开采形成的采空区、沉陷区是较为典型的棕地样态。中国是富煤国家，持续百年的开采历史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石化为基的工业发展模式使得研究此类棕地的生态修复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唐山开滦煤矿变身南湖公园的过程可以作为棕地生态修复的典型案例。煤炭是唐山的传统产业，开滦煤矿经过130年，造成了市区南部地表下沉（含波及区）总面积达2.08万hm2，形成塌陷坑53个，面积1 800 hm2的南部采煤下沉区就是其中面积较大的区域。百余年来，这里一直是居民生活垃圾和工业建筑垃圾的集中倾倒场地：50 m高、800多万m3的巨型垃圾山触目惊心，让人望而却步。由于距中心城区不足2 km，这个巨大的垃圾填埋场成了唐山这条腾飞巨龙脊梁上的“工业疮疤”，当地人称之为唐山的“龙须沟”。1996年开始，唐山市委、市政府提出“变劣势为优势，化腐朽为神奇”，对南部采沉区实施综合整治。集中清除各种垃圾和违章建筑，实施大规模绿化和修复工程，到2016年受损弃置地生态与景观恢复率达到96.6%，建成的公园拥有11.5 km2水面、1 600 km2的绿地，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城市森林公园。[13]开滦煤矿的棕地改造公园项目创造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奇跡，南湖生态修复工程先后荣获“迪拜国际改善人居环境最佳范例”“中国人居环境范例”等荣誉称号。
现象学认为时空不只是属人的，还是属“我”的，是具体的个体生命不可分割的部分，是“我”的感知切实体证到的而不是什么超验的东西。如果数亿年形成的煤炭资源只是被人类开发利用，那么其所经历的时空就只是属人的，人所经验到的是对象化的自然，并且经验主体是抽象的“类”而非具体的人。具体的个体——“我”必须通过生活世界来体证自己，因为“我”的感知来自“我”所活动的世界，这就需要每个具体的个体生命从先验的时空回到“我”的生活世界，与“我”的肉身并“我”的精神一起存在，一起产生意义。通过生态修复，棕地变为森林公园，个体融入自然共生共存，才能产生出对身边自然物的切身经验，人类个体对广袤自然的意向成为可能，人面对自然的创造性也成为可能，在世之在便成为可能。
（三）西山生态修复的存在论跨越
太原西山生态修复是包涵了以上案例中山地、湿地、棕地等在内的综合修复案例，其修复实践超越了对生态价值的追求，而内蕴着存在论意义。
在太原城六区的行政区划内，西山、北山、东山一起山地面积约710 km2 ，占总区域面积的近50%。截至2017年，太原市共有山地裸露面110余处，西山、东山长期受采石采煤等影响，植被破坏面积达25 km2;北山典型黄土地貌，使用地稳定性较差，加之早期乱砍滥伐，多裸露面及水土流失。[14]具体到西山，主要存在以下一些生态问题：山体破损分布广，植被总量少且结构较为单一;水系基流不保，水源涵养能力欠佳;采矿形成的棕地存在不同类型的污染等。西山生态修复至少应当包含山地、河流水域（湿地）和采矿地（棕地）三种类型的修复。现象学意义上的生态系统，是人通过经验感知到的周围自然物组成的生态整体，人在整体世界中存在，不从价值论方面来看待自然生态，只是因为人回归到生活世界让自然显现。山地、湿地、棕地都应成为“我”经验的自然本来的样貌，应当呈现出共生自在的生态整体性。研究其存在论跨越将为生态复杂地区生态修复提供有益借鉴，“分类呈现、整体修复”是基本实践思路。
1.山地修复
植被是所有生态系统功能的基本载体，是山体修复的主体部分。合理的植被系统能调动生态的自修复功能，使生态修复事半功倍。西山树种选择遵循这样几个原则：一是贯穿“近自然林业”和“生态景观林业”的理念，坚持适地适树，乔灌搭配，针阔混交，大量使用自然特性好的乡土树种;二是引进当地已具有一定引种经验且生态效益较好的外来树种，丰富植物景观;三是选择萌蘖能力强，且具有固土和改良土壤能力的灌木及乔木树种。对于同一造林地块，采用行间混交方式，栽植两种树种，混交比例为 50%，均为乔灌搭配;对于大的造林小班，根据立地条件等造林因素将其细划为造林细班，在不同的细班中栽种不同的树种，以达到块状混交的目的。[15]坚持树种多样化和本地化，尽可能营造混交林和复层林，形成较稳定的森林群落和丰富多彩的生态景观。由于地质地貌和工业开采的原因，西山山体中裸露山体部分占比不小，其生态修复需要重点关注。植被涵养土地，土地涵养水源，水源反过来滋养植被，各种野生动物种群开始活跃，山中流水潺潺，时常可见成群的野兔野猪、成对的野鸡山鸟。西山作为山的整体功能正在恢复。
2.湿地修复
太原市2019年9月提出对太原市整体生态格局包括山体、水体和棕地进行修复。生态格局修复立足两山一谷的地貌特征，强化汾河、晋阳湖和九河的水网骨架，在山城相互作用浅山地区建立多功能融合的生态缓冲带，依托河流道路，将自然空间和绿地空间引入城市空间，构建蓝绿相间、结构清晰、层次明确、山城生态连通的生态格局。水体修复或者说湿地修复成为山城连接的中介关键。连接部分主要是西山山体地下水渗透累积而形成的几条峪河，由南往北主要是风峪、冶峪、九院沙河、虎峪、玉门河、北沙河、北涧河、北排洪沟等几条源自西山汇入汾河的支流。以地表水（河流、湖泊、坑塘、水库、湿地）和地下水修复为主体，重点突破水质提升，提高水体环境质量，增加水的循环利用，以达到水量增加的作用;同时增加湖泊、坑塘湿地、水库、小微湿地等，增加雨水蓄水能力，发挥海绵城市功能，减少城市内涝，通过提高水面率达到水量增加的作用，优化河湖水系格局，营造城市水景观。如今在山体修复水源涵养的基础上河道修复基本完成。河岸绿化带从无到有，并拓宽至15 m，垂柳、国槐、白皮杏、银杏、五角枫等20余种生态净化植物栽满了绿化带，在美化环境的同时，还发挥着降尘，过滤、净化空气的作用。各条河道的生态景观还分为城区段和城乡段。城区段景观为自然活力型，植物以千屈菜、水葱、灯芯草、鸢尾、香蒲为主;城乡段景观为郊野生态型，植物以涵养水源的芦苇、灯芯草、香蒲、蒲苇、三棱草等为主，持续的水源涵养与水域绿化已经描绘出一幅水清河晏的生活世界。1 現象学的存在论认为，自然物并不一定要变成某种工具性的东西才对人有意义，它们以其自身的原有状态存在对人就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们和其他众多自然物一起构成了完整的“生态系统”——人的生活世界。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物与人之间并不是对象性关系，而是在生活世界中可以相遇并产生意义的“伙伴关系”。西山湿地修复后水域自在存在，人与水在河流中展开对话，人们以个体身份感受着、经验着河流及其水域，不为索求什么，只是自在、共在，大美呈现。
3.棕地修复
西山的棕地修复主要指废弃矿山与周边污染区的修复。由于西山百年来形成了一连串煤矿，棕地修复成为生态修复的重点和难点。西山棕地修复的原则是系统修复基础上的棕地安全利用和环境景观化与美化。白家庄矿建设国家级矿山公园是西山煤矿棕地修复的典范。据了解，全国已建或在建的国家矿山公园共有60余个，与其他公园相比，西山国家矿山公园的景观内容更加丰富，具有独特的历史遗迹和奇特的地质地貌。西山国家矿山公园将分为南北两个园区。其中，北区占地面积约0.55 km2，属于裸岩山区，区域内有世界级罕见的石炭二叠系矿床地质剖面和地层构造遗迹;南区占地面积6.61 km2，区域内有两条运煤铁路，一条是国铁白家庄铁路，长2.2 km，一条是自备铁路官地铁路，长5.7 km。南区还有白家庄矿、西山热电、官地矿，其中白家庄矿属资源枯竭矿井已经关停。1在这个棕地修复案例中，人与自然和解，现在与过去和解，自然与历史和解，人的历史和历史的自然在保留与重建中，都得到了修复与再生。
三、结语
自然的价值不应该是通过论证自然的“主体性”来体现，而是要求人们返回自己的生活世界，通过对人与自然交往中人所体验到的“自然意义”的展示来引导人们实现对自然价值的判断。亲近自然所得到的真正重要的东西，甚至都不需要被还原为事实或价值，因为这些东西比我们能够做出公正评价的概念范畴要丰富得多，不应该仅仅把它们作为内在无意义的来源。这里寻求“心灵-世界”统一的努力与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者不是通常认为的精神与物质相统一，因为这样的提法本身就把心与物二分对立了，后者也不是一般理解上的认识与实践相结合，而是心中良知的外化。便同是“你未见此花，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此花便一时明亮起来”。唯心，唯物，物心一体。就像列维纳斯“无关系的关系”，因为突破了认识论上的主客对立关系，从而自我既非与他者对立，也非与他者共在，而是与他者“隔绝”成为“自在之在”。自我不是至高无上的主体，他者也不是任由自我去支配和控制的对象。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不再是主客二元对立关系，至少是一种伦理关系，即自我对他者负有永恒的伦理责任，甚至是超越了伦理关系成为个体与个体直接相遇的现象学存在。生态修复就是试图超越伦理学价值，而在现象学存在的意义上实现人与自然直接相遇的人类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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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朱 凯）
Ethical Value and Phenomenological Existence： A Case Study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Xishan in Taiyuan
Yang Jun
（Institute of Philosophy，Shanx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how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sol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al ecology has become promin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Ecological ethics focuses on transcending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realizing the value of nature. Ecological ethics advocates bringing humans initiative into full play to protect and apply ecological value to maintain the ecological niche of nature， which is the contribution of ecological ethics to human society. However， in the constant production and life practice， human promotes the upgrading of the niche of natural ecology.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no longer valued just because of its value. The primary existence in the sense of phenomenology has become a new niche of natural ecology.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s humans ontological practice on natural ecology that transcends the value appeal. Se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xiology， ecological restoration has realized utilitarianism in pursuit of future utility， principlism in shaping political will， contractualism in creating beautiful nature and virtue in embodying ecological empathy. Phenomenological methodology endows ecological restoration with ontological significance and method， which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domestic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implement the comprehensiv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Xishan of Taiyuan， including the restoration of the mountain， the wetland and the brownfield. In the sense of phenomenological existence， mountain， wetland and brownfield， after the restoration， should become what they looked like originally as “I” have experienced.
Key words： ecological restoration; ecological ethics; value; phenomenology; existence; Xishan of Taiyuan
关键词：生态修复;生态伦理;价值;现象学;存在;太原西山
DOI：10.16397/j.cnki.1671-1165.202102039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从生态学上理解，生态修复是指“根据生态学原理，利用特异生物对污染物的代谢过程，并借助物理修复与化学修复以及工程技术的某些措施加以强化或条件优化，使污染环境得以修复”[1]。太原西山近些年的生态改善就是科学意义上生态修复的范例。西山是太原这座省会城市重要的自然地理和生态系统组成部分，同时因为丰富的煤炭资源历史地成为山西乃至全国的重要化石能源基地。西山煤电公司几大煤矿的常年开采使整个西山满目疮痍，碳排放超标，地下水渗漏，自然生态面临崩溃。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实施，山西经济社会进入转型综改期，太原从2015年起全面开启西山生态修复工作，最基础的修复就是停止煤炭开采。因为在有些情境下，人类只要退出，让自然自行其是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生态修复。哲学地谈论生态修复，其内涵和外延都更广大，即针对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开展的对自然生态的修正恢复，采取生态学的或者其他科学技术手段只是一种实践路径，其中的伦理学价值和应当实现的现象学超越才是哲学思考的方面。太原西山持续开展的生态改善实践为此提供了一个值得研究的生态修复案例。
一、生态价值：生态修复的伦理学释义
伦理地审视生态修复，会发现由于生态修复本质上是人在还对自然的欠债，是人对自己错误行为的纠正。自然生态本来的流转生灭是正常现象，某个自然物种的灭绝、某些生态种群的消失，山火地震等自然灾害带来的生态变化等都在自然发生，如果没有人类活动，生态修复本身就是个伪命题。自然是包容的，人类活动只要适度，自然生态的自修复、自组织功能足以养育人类和维持自然本身的演化運行。可见生态修复在哲学意义上是人类生态自觉后的合伦理选择，本质上是在进行伦理修复，主动地或者自主地建立起生态主体之间、道德规范之间进而生态系统结构性的有机链接与互动。修复实践是对伦理本质即建立合理关系的实际运用，体现了生态共同体精神，是对人类失当行为的主动纠错，对当代生态危机的积极应对。
经过生态修复的世界应当是这样一个整体：每个生态位格不论是不是有主观意识与能动性，都能保持自身之自在，“是之所是”，又不是各自孤立存在，而是保持恰当适度的张力与互动。生态修复不只是修复自然，也通过修复人的伦理缺失修复了人的灵魂;不只是让人改变无知、短视、贪婪、不公正、懒惰和不健康等攫取自然的生活方式，也修正人对自然的异化状态。
（一）追求未来效用体现出的功利伦理
功利主义以行为后果为伦理设定，追求的是普遍福祉的最大化，是有用性总量的最大化。人类全部作为一个整体，人类与自然生态一起作为一个整体，当下在场人类与未来不在场世代的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如此种种的整体利益从共时态和历时态的不同视角，都是功利主义环境伦理关照的对象。生态修复实现的是生态的可持续性，是以整体和未来为价值导向，直接体现了功利主义的效用最大化目标。西山生态修复实践了功利伦理的最大化原则，体现了对公共情感的尊重，最广泛的获得感实现了功利主义追求的幸福。功利主义要避免失之正义，道德行动或行动的主体就不仅要符合“公共善 ”，而且要出自于对公共善的 “情感” 即公众情感 。[2]西山生态修复基本摒弃了经济利益，主要着眼于自然生态的可持续性、社区居民和太原市民的宜居度和幸福感。西山煤矿储量丰富，而且都是大矿，如果继续开采，经济效益依然相当可观，中止开采就是放弃眼前利益着眼长远利益、放弃局部利益着眼全局利益、放弃少部分人的利益着眼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之后采取了企业分段承包的修复模式，让国企利润反哺国民。经过五年多的持续修复治理，整个西山形成了纵贯南北的历史文化遗迹，以及数个以企业冠名的森林公园串联起来的自然生态山系，人文与自然、历史与生态交织在一起，提升了包括未来世代在内的最大多数人的生态感受度和生活幸福感。
（二）塑造政治意志体现出的原则伦理
环境伦理本质上是对社会政治关系的一种建设性重构。原则主义认为某些伦理原则的适用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纯粹理性的。作为典型的环境伦理实践，生态修复通过以下方面塑造政治意志：一是生态修复政策中增加道德考虑;二是哲学工作者以其所坚持的道德理论影响或干预修复政策;三是环境伦理为修复政策的分析与制订者提供哪怕一丁点有用的指导。由于环境伦理的主动介入，生态修复政策的形成和实践过程也成为塑造政治意志的过程。环境伦理的基本原则，诸如自然具有自在价值、人与自然是共生体、弱人类中心主义等成为塑造政治意志的哲学观念。
传统国家中的当权者要么是为既得利益群体代言，要么是天赋王权或教权。政策合法地调用科学是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当今中国的政治决策，不仅要尊重科学，还要受到伦理规制，特别是随着生态文明建设这一国家战略的实施，理解环境伦理原则并融入政治决策中越来越成为一种意志自觉。决策建立在科学和伦理结合的基础之上，一定要比建立在任何既得政治利益之上要好。或者说，国家机制如何能够一边输入权威的科学认识，一边输出明智的政治决策，伦理学的融入和介入是重要中介和步骤。 西山的生态修复就体现了环境伦理原则对政治意志的打磨塑造。从生态修复效果来看，政治决策体现出对于自然生态的责任意识：认可了自然的自在价值，而不只是属人价值;认可了自然对人的生态价值和审美价值，而不只是经济价值;认可了自然与人的共生关系，而不是二分关系——将这些伦理原则融入政治决策是多么难能可贵。从这些环境伦理原则出发，西山的山体修复以增加山体绿量和安全性为两大出发点，在恢复山地景观与山地生态系统的基础上，保护人文景观、注重物种原生性与多样性、涵养地下水源，主要以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整体性为原则，以景观性为辅助原则，进行生态修复，目标是山城自在、山城融合，建立健康的山城關系。当前的修复目标正在逐步达成，成果已逐步显现。
（三）让自然更美好体现出的契约伦理
契约主义认为，“道德是行为主体为了利益总体的最大化而对极端利益的一种有益的限制”[3]。尽管非人自然是无理性和无自主性的，但它们理论上是可以被代表的，这就为与自然订立契约提供了可能。与自然订立契约的目的是，通过与世界万物的协调来为人与非人自然的某种联合体谋求利益。相应地，按照这种观点，应当将世界万物视为有着其自身“立场”的，而且应当视为与人类的共同计划中的合作伙伴。[4]生态修复是为了让自然恢复它本来的美好，是有理性和有自主性的人开展的生态实践，实际上就是人代表自然发出的与自然订立的对自然利好的契约，是一种“隐含合同”，以此来确定由谁来代表自然参与合同约定。法律上的“隐含合同”，如果发起方只是为了自身利益，合同不能生效;如果是为了公共利益或隐含的被代表方的利益，或者是为了整体利益最大化，隐含合同就成为有效契约。我们发现，与自然订立的契约有着生态向善的伦理预设，契约双方（包含代表自然的一方或自然本身）的确定也是受到环境伦理原则规制的。生态修复就是对自然契约的伦理实践。西山生态修复的自然契约就是这样的隐含合同，一方是做出修复决策的市区政府及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部门，一方是整个西山自然生态系统，是无意识、不言说的一方，就需要确定恰当的代表方。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包括了对美好生存环境的向往。作为太原城市重要组成部分的西山，其生态美好的直接受益者就是西山周边居民及太原市居民，因此人民代表西山生态系统成为契约的另一方，推动生态修复就是履行自然契约，体现出人民利益至上的政治意志。
契约伦理的公正性，克服伦理断裂，实现伦理修复。环境危机在伦理学意义上表现为伦理断裂，主要为两种形式：结构性断裂与主体间断裂。结构性断裂即生态系统呈现出结构上的伦理碎片化，整体性与系统性变差。自然、动物等生态位格人化后的道德定位还存在边界不清、内涵不明的问题，违背环境伦理者获得更多经济利益实质上是权责不对等的伦理断裂，是整体生态伦理碎片化的原因与表现。西山煤炭资源本来是上亿年森林倒伏后形成的，早已成为此地自然生态不可分割的部分，但是一直以来对煤炭资源的过度攫取使之异化于整体生态，反过来成为生态整体性的破坏力量。主体断裂即生态主体链接弱化，主体间缺乏张力与良性互动。生态恶化让西山的生态功能损失殆尽，水源干涸，空气污浊，成为生态棕地，人与山的链接被中断，西山成为了只是与煤矿相关的概念。自然生态内部同样发生了主体断裂，植被不再被土地滋养，野生动物食物链难以接续。在自然契约基础上的生态修复实践，反映在理论层面就是对伦理断裂的修复。生态修复明确自然的主体地位与自在价值，并且发挥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保障人与自然两个主体链接的稳定与互动。契约伦理的“公正”内蕴可以克服伦理断裂，投入修复的总成本摒弃了生态攫取的利益指向，把自然从资源变为自在物，把人从寄生体变为共生体，使个人伦理要求中的“无私”扩展到与自然的面向，从而在修复生态的同时体现了公正的社会伦理指向，对于极端个人主义、新自由主义都是一种逻辑修正。
（四）生态共情体现出的美德伦理
休谟有自然德性的概念，其核心是同情、共情、同理心，共情从心理学角度体现着美德伦理。生态修复的心理学动因就是对自然生态的共情。生态共情通过推动道德价值判断，实现了由心理学到美德伦理学的链接或跃迁。生态共情基于深生态学对于自然的价值判断，“把自己认同于所有有生命的存在物，不管是美的丑的，大的小的，还是有感觉无感觉的”[5]，却又超越深生态学对人类本身生存需求的摒弃。同时，把人自己作为生态共情的责任主体，而不是自视为自然的主人;把人作为生态共情的共同获益者，而不是唯一的利益关切。生态共情既是静态存在，也是动态过程;既包含着自下而上的情绪传导过程，更包含着自上而下的认知调节过程，并最终应当体现出由中心向周边传递的德性实践过程。生态共情源起于心理学层面，最终上升为环境美德伦理的重要因素，成为养成生态智慧的重要环节。生态共情使一种道德心理成为环境美德，有助于养成“不伤害、公正、仁爱”的环境美德伦理：一方面人与自然的交流使环境受益，反过来使道德行为者受益，既接受到自然生态物质与精神的赠予，又获得精神满足与心灵确证;另一方面将生态共情通过商谈合作影响他者与文化，形成环境美德伦理的规则。这期间达到共情的生态实践，不仅表明自己的态度，而且外化和固化为一种约定俗成，为环境行为和环境决策提供以美德为导向的操作方法，比如修订环境法、处理生活的向往，已经不局限于物质享受、精神愉悦、政治参与等层面，开始关心人之外其他自然存在的状态，是否正常生存，有无发展前景，可否持续提升？“经济发展是对经济贫困的回应，生态改善是对生态贫困的回应。”[6]这样的需求在心理学意义上就产生了生态共情，其后在伦理学意义上养成人们的环境美德，为生态修复提供了伦理支撑，环境美德成为行政伦理的重要考量。2016年出台的《山西省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试点示范工程建设实施方案》将西山煤电集团公司官地矿、杜儿坪矿、西铭矿、白家庄矿4个矿山列为恢复治理项目，生态修复开始有章可循，西山地区综合整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关停、搬迁、淘汰数百个不符合区域规划的污染项目。太原市还实施了“不低于80%的土地用于生态建设，其余20%的土地可由公司发展新兴服务业”1的生态新政。仅玉泉山城郊森林公园一期工程，便投入近4个亿，生态修复舍得投入资本;西山地区所有污染企业统统关停，为了修复生态愿意放弃利益;对破坏生态环境的项目实行环保“一票否决制”，是否具有环境美德成为政绩考核内容;自从开始生态修复以来坚持不懈进行绿化，尊重生态修复自然规律，以实现自然生态的可持续性。 二、存在论：生态修复的现象学超越
与其说生态修复是基于生态伦理考量的环境实践，毋宁说生态现象学为其提供了哲学的思想支撑。生态伦理学立论的方式依然是计算性的、分析式的，通过概念分析（比如自然价值这一概念）和规范论证（比如节用、友好等行动准则）来克服对自然的唯工具论价值设定以及由此产生的强人类中心论，目的是试图改变人类对自然的态度;而生态现象学的方法论是语言思维的、描述式的，让人们追忆起或者细节化地描述出一种对于自然的经验方式，目的是试图改变人类与自然交往的方式。显然，用纯粹计算性和分析式的工具思维面对自然的丰富多元，是对人类经验可能性的一种简单化，从而让我们的体验变得单調贫瘠无法充分显现。自然如其存在那样显现，而且如其显现那样存在。与生态友好相处，与历史友好相处，做最小干预。
（一）生态修复的存在论方法论
胡塞尔说：“事物不是思维行为，但却在这思维行为中被构造，在它们之中成为被给予性;所以它们在本质上只是以被构造的方式表现它们自身为何物。”[7]胡塞尔开创的现象学，为认识自然提供了不同于传统二元对立的方法论;其后海德格尔对此进一步修正：“我已住下、我熟悉、我习惯、我照料……我居住于世界，我把世界作为如此这般熟悉之所依寓之、逗留之。”[8]现象学认为，作为此在之本质的生存是超越伦理学回归存在本身的问题，此方法论提示我们自然生态与人之间也不是价值关系或者道德问题，而是各自的存在与共同存在的问题。此在存在于世界之中，世界作为此在之在而存在，在现象学方式中人与世界实现了原初统一。“它已被先行揭示，且它是我们对存在者的回溯所由之出发之处——我们与这存在者打交道，逗留在存在者那里。”[9]人们发明的科学技术“将存在者带到眼前，即特地将在场者作为在场者从隐藏状态带出来，以便将其带入到它在其中显现的去蔽状态的跟前来”[10]。实证科学包括生态学，甚至环境伦理学也不过是人们认识自然、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只有存在本身才是奠基性的首要的认识世界的出发点。海德格尔明确地以存在论而不是价值论的方式来说明自然。这种现象学方式后来得到越来越明确的表达，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认为：“现象学是这样一种哲学：对它来说，在反思之前，世界永远都作为一个固有的在场已经在那了，所以现象学的全部努力都在于找回这一与世界的素朴接触……我们要去描述现实，而不是去建构或构造现实。”[11]生态修复如果能超越价值论达到存在论的境界，从价值判断回到生存体验和生活世界，便实现了修复追求生态复归的本质。太原西山生态修复正在实现这样的超越，这也是近年来国际国内生态修复案例的共同走向。
（二）生态修复实践的现象学指向
现象学方法旨在根除思想与世界的二元论。在现象学视野中，环境事实与环境价值在人们生活世界的体验中融合起来，山以山的形象，植物以植物的形象，水以水的形象，组成生态的其他因素，包括历史古迹、工业遗址等，所有这些为人所经验的东西一起以各自的形象现实地存在，并且因为各自保持其自在而展现出整体生态的和谐共在，在世界中存在。生态修复正是符合现象学旨趣的人类实践，人们通过进入、退出或者综合的方式修复自然，使自然进入自修复和持续自组织运行的状态，成为人们可以经验的“他在”，使生态系统成为人们“回得去”的“生活世界”。
1.山地生态修复案例
太行山绿化工程是我国从1994年开始全面实施的一项生态修复工程。太行山的生态地位十分重要，对于调节华北地区的气温、湿度、风量、雨量等都有直接作用，从而影响着农林业，并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但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使太行山生态一度变得十分脆弱，生态功能难以发挥，不能“自在”的太行山搅动了全部生态因子的“他在”。为此，从国家生态安全战略层面，太行山绿化工程和天保工程、三北防护林工程一起成为我国代际实施的重点生态修复工程。1987年开始在40个县设立试点，1994年全面铺开，到2019年工程区森林覆盖率由11.0%提高到22.4%，森林质量显著提升，林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对周边广大地区的生态带动效应也开始显现。信念坚定、政策配套、科技先行的太行山绿化工程成为山体修复的典范案例。
随着植被基础的恢复，太行山生态系统已经启动了自修复和自组织的生态功能。根据山体的立地条件进行多样的植物配置提升山体生态稳定性。在海拔较高的阳坡，土壤比较贫瘠干燥，蓄水能力差，裸露的岩石具有比热容大的物理特性，阳光直射时温度急剧升高，在气候寒冷条件下，温度又会低于其他地区，使得山顶阳坡具有分时段、 分季节而形成的温差巨大的情况，并且山顶风大，气候更加干燥，因此，选用耐干旱贫瘠、耐低温的针、阔叶树种为主，形成混交林。在山中部的阳坡、半阳坡，土壤比较深厚肥沃，有一定原生植被，雨水存蓄能力较高，选用常绿或落叶阔叶树种为主。在山下部分或沟谷，土壤湿润肥沃，气温适宜，风湿润，雨水经过地表径流留滞在此，水环境优越，但光照较差，选用耐荫蔽、喜湿润的常绿阔叶树种，异色叶树种或其他珍稀树种。太行山绿化工程经过城市的部分还考虑到从单一的纯林修复提升为复合型山体生态修复，不仅满足生态适宜性[12]，同时还注重山城融合、人山共在。不只是作为大生态的太行山可以自我言说矗立如山，而且与城市交融的山体部分可以表达其作为“生活世界”的本来面目。
2.水域河流生态修复案例
自1986年开始，作为全国重点河流治理工程，辽河治理可以看作是水域河流生态修复的典型案例。1受经济发展等多种因素影响，辽河流域生态空间曾经受到挤占，河滩地大面积用作耕种，乡土植被破坏殆尽，河流水系生态退化，整个流域的生态安全受到严重影响。为从源头上扭转流域水生态恶化趋势，沈阳市在辽河流域开展了大规模的河流生态修复，对沈阳市辽河流域重点河流实施了退田还河、生态封育，目前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2019年度辽河干流沈阳段生态多样性评估调查结果显示：辽河干流有植物374种，其中有33种湿地生植物，36种水生植物，305种陆生植物;动物栖息地也得到恢复，调查发现鸟类72种、鱼类27种。动植物物种的增加，证实河道内的生物多样性得到恢复，河流水生态环境正在逐步改善。从2020年6月23日起到年底，辽河干流沈阳段实现全线生态封育。河流生态封育指的是为修复河湖生态功能，保护和恢复河湖生态空间，在划定的河道区域内，采用自然恢复为主、人工干预为辅的方式恢复河湖自然生态的工作措施。辽河沈阳段河长307 km，占到干流总河长的57%，307 km长的河流生态廊道全线贯通。辽河干流河滩生态封育区植被覆盖率达到90%以上，水生态系统功能显著恢复，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系统呈现良性循环。1 自然物对人的意义是一种“原初的意义”，它的存在只依赖于人们回头看的一种目光，它并不需要人们通过概念分析来确认并赋予其价值。从最初的清障疏淤防洪减灾到如今的自然恢复生态廊道，辽河从生态系统的破坏者和受害者，不只是转变为具有经济效益、社会收益和审美价值的自然生态位格，更开始成为可以“自在”地作为对人来说的“他在”而存在于世。人们可以不再从河流中索求什么，而是让它自然地像河流那样存在。
3.棕地生态修复案例
棕地是指造成一定环境污染的工业用地。煤矿及其长期开采形成的采空区、沉陷区是较为典型的棕地样态。中国是富煤国家，持续百年的开采历史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石化为基的工业发展模式使得研究此类棕地的生态修复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唐山开滦煤矿变身南湖公园的过程可以作为棕地生态修复的典型案例。煤炭是唐山的传统产业，开滦煤矿经过130年，造成了市区南部地表下沉（含波及区）总面积达2.08万hm2，形成塌陷坑53个，面积1 800 hm2的南部采煤下沉区就是其中面积较大的区域。百余年来，这里一直是居民生活垃圾和工业建筑垃圾的集中倾倒场地：50 m高、800多万m3的巨型垃圾山触目惊心，让人望而却步。由于距中心城区不足2 km，这个巨大的垃圾填埋场成了唐山这条腾飞巨龙脊梁上的“工业疮疤”，当地人称之为唐山的“龙须沟”。1996年开始，唐山市委、市政府提出“变劣势为优势，化腐朽为神奇”，对南部采沉区实施综合整治。集中清除各种垃圾和违章建筑，实施大规模绿化和修复工程，到2016年受损弃置地生态与景观恢复率达到96.6%，建成的公园拥有11.5 km2水面、1 600 km2的绿地，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城市森林公园。[13]开滦煤矿的棕地改造公园项目创造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奇跡，南湖生态修复工程先后荣获“迪拜国际改善人居环境最佳范例”“中国人居环境范例”等荣誉称号。
现象学认为时空不只是属人的，还是属“我”的，是具体的个体生命不可分割的部分，是“我”的感知切实体证到的而不是什么超验的东西。如果数亿年形成的煤炭资源只是被人类开发利用，那么其所经历的时空就只是属人的，人所经验到的是对象化的自然，并且经验主体是抽象的“类”而非具体的人。具体的个体——“我”必须通过生活世界来体证自己，因为“我”的感知来自“我”所活动的世界，这就需要每个具体的个体生命从先验的时空回到“我”的生活世界，与“我”的肉身并“我”的精神一起存在，一起产生意义。通过生态修复，棕地变为森林公园，个体融入自然共生共存，才能产生出对身边自然物的切身经验，人类个体对广袤自然的意向成为可能，人面对自然的创造性也成为可能，在世之在便成为可能。
（三）西山生态修复的存在论跨越
太原西山生态修复是包涵了以上案例中山地、湿地、棕地等在内的综合修复案例，其修复实践超越了对生态价值的追求，而内蕴着存在论意义。
在太原城六区的行政区划内，西山、北山、东山一起山地面积约710 km2 ，占总区域面积的近50%。截至2017年，太原市共有山地裸露面110余处，西山、东山长期受采石采煤等影响，植被破坏面积达25 km2;北山典型黄土地貌，使用地稳定性较差，加之早期乱砍滥伐，多裸露面及水土流失。[14]具体到西山，主要存在以下一些生态问题：山体破损分布广，植被总量少且结构较为单一;水系基流不保，水源涵养能力欠佳;采矿形成的棕地存在不同类型的污染等。西山生态修复至少应当包含山地、河流水域（湿地）和采矿地（棕地）三种类型的修复。现象学意义上的生态系统，是人通过经验感知到的周围自然物组成的生态整体，人在整体世界中存在，不从价值论方面来看待自然生态，只是因为人回归到生活世界让自然显现。山地、湿地、棕地都应成为“我”经验的自然本来的样貌，应当呈现出共生自在的生态整体性。研究其存在论跨越将为生态复杂地区生态修复提供有益借鉴，“分类呈现、整体修复”是基本实践思路。
1.山地修复
植被是所有生态系统功能的基本载体，是山体修复的主体部分。合理的植被系统能调动生态的自修复功能，使生态修复事半功倍。西山树种选择遵循这样几个原则：一是贯穿“近自然林业”和“生态景观林业”的理念，坚持适地适树，乔灌搭配，针阔混交，大量使用自然特性好的乡土树种;二是引进当地已具有一定引种经验且生态效益较好的外来树种，丰富植物景观;三是选择萌蘖能力强，且具有固土和改良土壤能力的灌木及乔木树种。对于同一造林地块，采用行间混交方式，栽植两种树种，混交比例为 50%，均为乔灌搭配;对于大的造林小班，根据立地条件等造林因素将其细划为造林细班，在不同的细班中栽种不同的树种，以达到块状混交的目的。[15]坚持树种多样化和本地化，尽可能营造混交林和复层林，形成较稳定的森林群落和丰富多彩的生态景观。由于地质地貌和工业开采的原因，西山山体中裸露山体部分占比不小，其生态修复需要重点关注。植被涵养土地，土地涵养水源，水源反过来滋养植被，各种野生动物种群开始活跃，山中流水潺潺，时常可见成群的野兔野猪、成对的野鸡山鸟。西山作为山的整体功能正在恢复。
2.湿地修复
太原市2019年9月提出对太原市整体生态格局包括山体、水体和棕地进行修复。生态格局修复立足两山一谷的地貌特征，强化汾河、晋阳湖和九河的水网骨架，在山城相互作用浅山地区建立多功能融合的生态缓冲带，依托河流道路，将自然空间和绿地空间引入城市空间，构建蓝绿相间、结构清晰、层次明确、山城生态连通的生态格局。水体修复或者说湿地修复成为山城连接的中介关键。连接部分主要是西山山体地下水渗透累积而形成的几条峪河，由南往北主要是风峪、冶峪、九院沙河、虎峪、玉门河、北沙河、北涧河、北排洪沟等几条源自西山汇入汾河的支流。以地表水（河流、湖泊、坑塘、水库、湿地）和地下水修复为主体，重点突破水质提升，提高水体环境质量，增加水的循环利用，以达到水量增加的作用;同时增加湖泊、坑塘湿地、水库、小微湿地等，增加雨水蓄水能力，发挥海绵城市功能，减少城市内涝，通过提高水面率达到水量增加的作用，优化河湖水系格局，营造城市水景观。如今在山体修复水源涵养的基础上河道修复基本完成。河岸绿化带从无到有，并拓宽至15 m，垂柳、国槐、白皮杏、银杏、五角枫等20余种生态净化植物栽满了绿化带，在美化环境的同时，还发挥着降尘，过滤、净化空气的作用。各条河道的生态景观还分为城区段和城乡段。城区段景观为自然活力型，植物以千屈菜、水葱、灯芯草、鸢尾、香蒲为主;城乡段景观为郊野生态型，植物以涵养水源的芦苇、灯芯草、香蒲、蒲苇、三棱草等为主，持续的水源涵养与水域绿化已经描绘出一幅水清河晏的生活世界。1 現象学的存在论认为，自然物并不一定要变成某种工具性的东西才对人有意义，它们以其自身的原有状态存在对人就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们和其他众多自然物一起构成了完整的“生态系统”——人的生活世界。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物与人之间并不是对象性关系，而是在生活世界中可以相遇并产生意义的“伙伴关系”。西山湿地修复后水域自在存在，人与水在河流中展开对话，人们以个体身份感受着、经验着河流及其水域，不为索求什么，只是自在、共在，大美呈现。
3.棕地修复
西山的棕地修复主要指废弃矿山与周边污染区的修复。由于西山百年来形成了一连串煤矿，棕地修复成为生态修复的重点和难点。西山棕地修复的原则是系统修复基础上的棕地安全利用和环境景观化与美化。白家庄矿建设国家级矿山公园是西山煤矿棕地修复的典范。据了解，全国已建或在建的国家矿山公园共有60余个，与其他公园相比，西山国家矿山公园的景观内容更加丰富，具有独特的历史遗迹和奇特的地质地貌。西山国家矿山公园将分为南北两个园区。其中，北区占地面积约0.55 km2，属于裸岩山区，区域内有世界级罕见的石炭二叠系矿床地质剖面和地层构造遗迹;南区占地面积6.61 km2，区域内有两条运煤铁路，一条是国铁白家庄铁路，长2.2 km，一条是自备铁路官地铁路，长5.7 km。南区还有白家庄矿、西山热电、官地矿，其中白家庄矿属资源枯竭矿井已经关停。1在这个棕地修复案例中，人与自然和解，现在与过去和解，自然与历史和解，人的历史和历史的自然在保留与重建中，都得到了修复与再生。
三、结语
自然的价值不应该是通过论证自然的“主体性”来体现，而是要求人们返回自己的生活世界，通过对人与自然交往中人所体验到的“自然意义”的展示来引导人们实现对自然价值的判断。亲近自然所得到的真正重要的东西，甚至都不需要被还原为事实或价值，因为这些东西比我们能够做出公正评价的概念范畴要丰富得多，不应该仅仅把它们作为内在无意义的来源。这里寻求“心灵-世界”统一的努力与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者不是通常认为的精神与物质相统一，因为这样的提法本身就把心与物二分对立了，后者也不是一般理解上的认识与实践相结合，而是心中良知的外化。便同是“你未见此花，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此花便一时明亮起来”。唯心，唯物，物心一体。就像列维纳斯“无关系的关系”，因为突破了认识论上的主客对立关系，从而自我既非与他者对立，也非与他者共在，而是与他者“隔绝”成为“自在之在”。自我不是至高无上的主体，他者也不是任由自我去支配和控制的对象。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不再是主客二元对立关系，至少是一种伦理关系，即自我对他者负有永恒的伦理责任，甚至是超越了伦理关系成为个体与个体直接相遇的现象学存在。生态修复就是试图超越伦理学价值，而在现象学存在的意义上实现人与自然直接相遇的人类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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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朱 凯）
Ethical Value and Phenomenological Existence： A Case Study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Xishan in Taiyuan
Yang Jun
（Institute of Philosophy，Shanx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how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sol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al ecology has become promin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Ecological ethics focuses on transcending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realizing the value of nature. Ecological ethics advocates bringing humans initiative into full play to protect and apply ecological value to maintain the ecological niche of nature， which is the contribution of ecological ethics to human society. However， in the constant production and life practice， human promotes the upgrading of the niche of natural ecology.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no longer valued just because of its value. The primary existence in the sense of phenomenology has become a new niche of natural ecology.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s humans ontological practice on natural ecology that transcends the value appeal. Se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xiology， ecological restoration has realized utilitarianism in pursuit of future utility， principlism in shaping political will， contractualism in creating beautiful nature and virtue in embodying ecological empathy. Phenomenological methodology endows ecological restoration with ontological significance and method， which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domestic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implement the comprehensiv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Xishan of Taiyuan， including the restoration of the mountain， the wetland and the brownfield. In the sense of phenomenological existence， mountain， wetland and brownfield， after the restoration， should become what they looked like originally as “I” have experienced.
Key words： ecological restoration; ecological ethics; value; phenomenology; existence; Xishan of Taiyu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