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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1年10月6日召开的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座谈会上，我说，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到李先念家中，请他去看叶帅。华国锋说：“我是以到北京医院看病为名来的，只能呆几分钟。我实在太忙，离不开，请你去找趟叶帅。我们和‘四人帮’的矛盾必须解决，请叶帅考虑，用什么方式解决，在什么时机解决为好。”
当场有人对9月11日提出疑义，认为是9月21日。对此我做了回答。因为时间原因，我的谈话过于简单，现写此文回答。
其实，21日的说法在社会上流传甚广。如1989年1月出版的《李先念文选》，收入1977年1月李先念在国家计委、财政部等部门汇报会上的讲话《积极抓好发展国民经济工作》文中说：“去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这是经华国锋同志提议并征得中央多数同志后实施的。”
《李先念文选》明确指出：“这是经华国锋同志提议”，比1980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了一步。在《决议》中只是说：“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的作用。” 将3个人并列，没有细讲3个人各自作用是什么，更没有讲是谁第一个提出要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正因为《决议》没有讲明这一点。所以几十年来，关于粉碎“四人帮”的历史真相一直是雾里看花。
《李先念文选》编者在关于粉碎“四人帮”问题上专门做了注释，即157条注释，这样写道：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在这一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的作用。是年9月，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许多老同志对此深感忧虑并酝酿解决办法。9月21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认为同他们的斗争不可避免，并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为好。9月24日，李先念到叶剑英的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研究此事。后经他们慎重考虑和反复商量，并得到当时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于10月6日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实行隔离审查。这一措施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欢呼与坚决支持。
注释将华国锋和李先念会面的时间推迟了10天，由11日改为21日，将李先念与叶剑英会面的时间相应地也推迟了10天，由14日改为24日。这给研究这段历史造成混乱。
但是真的假不了。又过了12年，2001年《李先念传》编记组专门写文章《一则重要考订——有关华国锋、李先念、叶剑英商谈解决“四人帮”问题的两个关键时间》发表在这年《文献与研究》第三期，专门做了纠正。
文章首先复述了注释第157条的全文，然后说：
这条注释引起了读者，尤其是史学界的关注，认为这是对粉碎“四人帮”斗争中一个重要环节的具有权威性的、见诸于文字的说明，并在许多著作中作为重要根据被引用。
这条注释中讲到的“九月二十一日”和“九月二十四日”，是当时根据一位秘书回忆写的（由于当时条件和赶出版时间，从事这条注释的同志没有能够进行反复核对，这是一个重要的疏忽）。近年来，我们在编写《李先念传》下卷的过程中，查阅研究了粉碎“四人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资料，采访了有关当事人，并请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帮助查阅了有关档案，认定注释中这两个时间不准确；正确的时间应该是9月11日和14日。主要根据如下：
（一）华国锋是粉碎“四人帮”的主要决策人，他十分肯定去李先念住处是9月11日。我们访问他时，他说：“先念同志文选出版后，我看到注释中说是1976年9月21日我去找先念同志的，就觉得不对。后来有一次碰到先念同志，我说去找你是9月11日，不是21日。先念同志说那是一个秘书回忆的。”“如果说是9月21日的话，很多事情就连不起来。”（参见 2000年3月30日，蒋冠庄、程振声访问华国锋谈话记录）
华国锋讲了3点根据。
第一，“1976年在毛主席病重和治丧期间，我和张春桥、王洪文、汪东兴在中南海值班。9月11日，处理完一些事情后，我说身体不好，以要到北京医院检查一下身体为由，出来转到西黄城根9号先念同志住处，找他谈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并请他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叶帅的意见，用什么方式，什么时机解决。”
第二，“9月18日，毛主席逝世追悼大会开过后，我就回到自己住地，不住在中南海值班了。”“9月21日，叶帅下山到我住处，研究解决‘四人帮’问题。”“所以我到先念同志处不可能是9月21日，而是9月11日。”
第三，“先念同志在两次会议上都讲过我去找他的时间问题。一次是政治局开会……先念同志讲了这件事。他说，国锋同志9月11日就找我了，谈解决‘四人帮’问题，14日我去见叶帅，征求叶帅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还有一次，就是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召集人会议上……先念同志再次作了解释。他说9月11日国锋同志就找我了……在这两次会议上，我和先念同志的发言都是有案可查的。”
（二）叶剑英是粉碎“四人帮”的重要决策人之一。叶剑英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对这条注释中说的李先念去找叶剑英的时间也提出了疑义。“据叶帅办公室当事人回忆，肯定不是24日，而是更早一些。”（参见范硕：《叶剑英在1976》修订本）
（三）李先念生前曾多次谈到粉碎“四人帮”的过程，其中谈得最详细的是1981年5月6日。李先念回忆说：“抓‘四人帮’，还是华国锋先提出来的。1976年9月11日，即毛主席逝世的第三天，国锋同志到我这里来了（指西黄城根9号）。他说，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免的……”（参见1981年5月6日《李先念谈话追记》）
当时在李先念处做秘书工作的蒋冠庄回忆不起具体时间了，但他肯定华国锋到李先念处是在毛泽东治丧期间，他说：“记得那几天报纸上头版刊登的都是毛主席治丧活动的报道。”（参见蒋冠庄、程振声1996年10月6日关于请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问题的信）
当时给李先念开车的司机于长远也认为李先念到叶剑英处是在毛泽东治丧期间。他说：“粉碎‘四人帮’前，我记得先念同志到西山叶帅家去过，具体时间记不得了，只记得是在毛主席治丧期间。因为我和陈双文（李先念随身警卫）还戴着黑纱，我们几个人在叶帅院里等候首长时，想听歌曲，一打开车里的收音机没有，才想起是在毛主席治丧期间，全国停止文娱活动。”（参见2000年9月6日程振声访问于长远谈话记录）
（四）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吴德也是参与粉碎“四人帮”的重要当事人。他说：“9月11日，华国锋借口身体不好，要到医院检查。‘四人帮’当时对华国锋的行动是很注意的，是紧紧盯住的。”“9月13日（这是他事后回忆的，当时他也不知道），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华的委托。为避免被‘四人帮’发现，李先念也采取了跟华国锋相似的办法，他先到香山植物园游览，发现没有异常情况后才去见叶帅。”（参见吴德：《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
（五）为了使这两个时间更准确，我们请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档案室帮助核对，2001年1月11日，他们正式告知我们说：“经查阅有关档案，《李先念文选》注释157条中的9月21日，应改为9月11日，即9月11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并请李先念去找叶剑英商谈；9月24日应改为9月14日，即9月14日李先念去叶剑英住处，传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叶剑英研究此事。”
据以上材料，并征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同意，《李先念文选》注释第157条中的时间应改为9月11日和14日。
这篇文章发表后，不少人没有看到，所以仍然提出这样的问题。今天我将此文抄录在此，以正视听。这篇文章所引用的材料非常详尽，无需我再说什么。
当场有人对9月11日提出疑义，认为是9月21日。对此我做了回答。因为时间原因，我的谈话过于简单，现写此文回答。
其实，21日的说法在社会上流传甚广。如1989年1月出版的《李先念文选》，收入1977年1月李先念在国家计委、财政部等部门汇报会上的讲话《积极抓好发展国民经济工作》文中说：“去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这是经华国锋同志提议并征得中央多数同志后实施的。”
《李先念文选》明确指出：“这是经华国锋同志提议”，比1980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了一步。在《决议》中只是说：“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的作用。” 将3个人并列，没有细讲3个人各自作用是什么，更没有讲是谁第一个提出要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正因为《决议》没有讲明这一点。所以几十年来，关于粉碎“四人帮”的历史真相一直是雾里看花。
《李先念文选》编者在关于粉碎“四人帮”问题上专门做了注释，即157条注释，这样写道：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在这一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的作用。是年9月，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许多老同志对此深感忧虑并酝酿解决办法。9月21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认为同他们的斗争不可避免，并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为好。9月24日，李先念到叶剑英的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研究此事。后经他们慎重考虑和反复商量，并得到当时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于10月6日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实行隔离审查。这一措施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欢呼与坚决支持。
注释将华国锋和李先念会面的时间推迟了10天，由11日改为21日，将李先念与叶剑英会面的时间相应地也推迟了10天，由14日改为24日。这给研究这段历史造成混乱。
但是真的假不了。又过了12年，2001年《李先念传》编记组专门写文章《一则重要考订——有关华国锋、李先念、叶剑英商谈解决“四人帮”问题的两个关键时间》发表在这年《文献与研究》第三期，专门做了纠正。
文章首先复述了注释第157条的全文，然后说：
这条注释引起了读者，尤其是史学界的关注，认为这是对粉碎“四人帮”斗争中一个重要环节的具有权威性的、见诸于文字的说明，并在许多著作中作为重要根据被引用。
这条注释中讲到的“九月二十一日”和“九月二十四日”，是当时根据一位秘书回忆写的（由于当时条件和赶出版时间，从事这条注释的同志没有能够进行反复核对，这是一个重要的疏忽）。近年来，我们在编写《李先念传》下卷的过程中，查阅研究了粉碎“四人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资料，采访了有关当事人，并请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帮助查阅了有关档案，认定注释中这两个时间不准确；正确的时间应该是9月11日和14日。主要根据如下：
（一）华国锋是粉碎“四人帮”的主要决策人，他十分肯定去李先念住处是9月11日。我们访问他时，他说：“先念同志文选出版后，我看到注释中说是1976年9月21日我去找先念同志的，就觉得不对。后来有一次碰到先念同志，我说去找你是9月11日，不是21日。先念同志说那是一个秘书回忆的。”“如果说是9月21日的话，很多事情就连不起来。”（参见 2000年3月30日，蒋冠庄、程振声访问华国锋谈话记录）
华国锋讲了3点根据。
第一，“1976年在毛主席病重和治丧期间，我和张春桥、王洪文、汪东兴在中南海值班。9月11日，处理完一些事情后，我说身体不好，以要到北京医院检查一下身体为由，出来转到西黄城根9号先念同志住处，找他谈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并请他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叶帅的意见，用什么方式，什么时机解决。”
第二，“9月18日，毛主席逝世追悼大会开过后，我就回到自己住地，不住在中南海值班了。”“9月21日，叶帅下山到我住处，研究解决‘四人帮’问题。”“所以我到先念同志处不可能是9月21日，而是9月11日。”
第三，“先念同志在两次会议上都讲过我去找他的时间问题。一次是政治局开会……先念同志讲了这件事。他说，国锋同志9月11日就找我了，谈解决‘四人帮’问题，14日我去见叶帅，征求叶帅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还有一次，就是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召集人会议上……先念同志再次作了解释。他说9月11日国锋同志就找我了……在这两次会议上，我和先念同志的发言都是有案可查的。”
（二）叶剑英是粉碎“四人帮”的重要决策人之一。叶剑英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对这条注释中说的李先念去找叶剑英的时间也提出了疑义。“据叶帅办公室当事人回忆，肯定不是24日，而是更早一些。”（参见范硕：《叶剑英在1976》修订本）
（三）李先念生前曾多次谈到粉碎“四人帮”的过程，其中谈得最详细的是1981年5月6日。李先念回忆说：“抓‘四人帮’，还是华国锋先提出来的。1976年9月11日，即毛主席逝世的第三天，国锋同志到我这里来了（指西黄城根9号）。他说，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免的……”（参见1981年5月6日《李先念谈话追记》）
当时在李先念处做秘书工作的蒋冠庄回忆不起具体时间了，但他肯定华国锋到李先念处是在毛泽东治丧期间，他说：“记得那几天报纸上头版刊登的都是毛主席治丧活动的报道。”（参见蒋冠庄、程振声1996年10月6日关于请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问题的信）
当时给李先念开车的司机于长远也认为李先念到叶剑英处是在毛泽东治丧期间。他说：“粉碎‘四人帮’前，我记得先念同志到西山叶帅家去过，具体时间记不得了，只记得是在毛主席治丧期间。因为我和陈双文（李先念随身警卫）还戴着黑纱，我们几个人在叶帅院里等候首长时，想听歌曲，一打开车里的收音机没有，才想起是在毛主席治丧期间，全国停止文娱活动。”（参见2000年9月6日程振声访问于长远谈话记录）
（四）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吴德也是参与粉碎“四人帮”的重要当事人。他说：“9月11日，华国锋借口身体不好，要到医院检查。‘四人帮’当时对华国锋的行动是很注意的，是紧紧盯住的。”“9月13日（这是他事后回忆的，当时他也不知道），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华的委托。为避免被‘四人帮’发现，李先念也采取了跟华国锋相似的办法，他先到香山植物园游览，发现没有异常情况后才去见叶帅。”（参见吴德：《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
（五）为了使这两个时间更准确，我们请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档案室帮助核对，2001年1月11日，他们正式告知我们说：“经查阅有关档案，《李先念文选》注释157条中的9月21日，应改为9月11日，即9月11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并请李先念去找叶剑英商谈；9月24日应改为9月14日，即9月14日李先念去叶剑英住处，传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叶剑英研究此事。”
据以上材料，并征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同意，《李先念文选》注释第157条中的时间应改为9月11日和14日。
这篇文章发表后，不少人没有看到，所以仍然提出这样的问题。今天我将此文抄录在此，以正视听。这篇文章所引用的材料非常详尽，无需我再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