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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社会经济发生巨大且迅猛变迁的当代,大型国企男性工人群体的男性气质正在通过与政权、阶级、性别、单位制、代际关系等社会力量的互动,发生着变迁.大型国企工人由20世纪60-80年代荣耀的“共和国工业长子”变为90年代的遭受阶级创伤的男性工人阶级,不再享有形象、工资福利、子女就业等方面的优越.相应的,工厂子弟学校原本在工人阶级男性气质的代际传递中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化力量,变为工人子弟逃离的场所.性别等级成为抚慰男性工人创伤的有限来源,女性在工人阶级的再造中仍处于边缘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