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中唐时期，出于整顿士风的需要和经世之学的兴起，科举考试一改初盛唐以来文辞取士的标准，德行、文章、吏能三项标准趋于融合，兼擅这些标准的“君子儒”成为理想官员的人格范式，这对中唐士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 取士标准 中唐 士风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A
一、中唐取士标准的调整
科举考试确立于隋代，初盛唐时期，科举考试在不断调整、尝试、变革中发展。当时的取士标准为诗赋取士，文辞优美、典雅是决定因素。安史之乱后，士人普遍批评“以文取士”的偏颇，认为这是造成士风浇薄、人心分崩离析的重要原因。究竟用什么样的标准来改革科举考试，成为当时关注的焦点。中唐科举考试的选官标准的变化，主要是在坚持文词取士这一传统的基础上，增强了对士人德行、吏能和儒术的考察。选官标准的变化，引起士人的精神气质出现了新的风貌。
大历以前的科场风气基本沿袭文辞取士的传统。德宗即位后，特别是在德宗贞元和宪宗元和年间，德行、文章和吏能等取士标准趋向融合，这一综合的取士标准得到了较好地贯彻，具体表现为：
首先：德宗和宪宗在取士中都很重视对士人德行的考察，并多次下诏加以强调。如德宗兴元元年（784）下制强调：“尚德者，教化之所先；贤者，邦家之大本。永言兹道，梦想劳怀。而浇薄之风，趋竞不息”，豍贞元元年（785）十一月，德宗又下制反对魏晋以来选士“唯尚浮华”，“不稽实行”的弊端。豎据《唐会要》卷76“进士”条记载，宪宗在元和二年（807）下诏要求“迹涉疏狂，兼亏礼教，或曾任州府小吏，有一事不合清流者，虽有辞艺，并不得申送”，德宗和宪宗对浮华风气的明确反对，扭转了大历以来选举专尚文辞的取士之风，重德行再次成为社会的共识。
其次：贞元、元和时期，在取士中加强了对士人吏能的考察，策问代替诗赋成为主要的考察内容。吴宗国认为此时进士能否录取关键看策问，衡量策问的标准主要是看内容，而不是看词华；策问的内容既考对儒家圣贤学说的理解，又考对现实政治、经济问题的见解。豏这对于只擅长甲赋、律诗的人来讲是一道难关，而对那些博览经史，关心时事的士人来讲，则是一种福音。现存白居易集中的策问五道，就是贞元十六年的试题，所问的都是方略和时务。策问的内容而不是词华作为衡量策文优劣的标准，正看出当时对于吏能的重视。
再次，贞元、元和时期的知贡举大多能够公正取士，反对浮华轻薄，力求真才实学，能较好地贯彻这一综合的取士标准。如贞元元年至三年鲍防知贡举，据穆员《鲍防碑》记载：“每岁贡士，事绝请托。”贞元三至五年，刘太真知贡举，裴度《刘府君神道碑铭并序》：“贬抑浮伪，仍岁不回。”贞元七年杜黄裳知贡举，《唐摭言》卷八：“志在公选，知与无预品评者” 贞元八年陆贽知贡举，《唐会要》卷76：“推荐艺实之士。”贞元九、十年、十四年，顾少连知贡举，其《请以口问经义录于纸上以便依经疏对奏》：“伏以取士之科，以明经为首。教人之本，则义理为先。”贞元十五至十七年，高郢知贡举，《旧唐书》本传称“进幽独，抑浮华，朋滥之风，翕然一变。”贞元十八至二十年，权德舆知贡举，《封氏见闻记》卷三《贡举》：“参考对策，不访名物，不征隐奥，求通理而已，求辨惑而已。”元和三年卫次公知贡举，《旧唐书》本传：“斥浮华，进贞实，不为时力所摇。”元和七年许孟容知贡举，《旧唐书》本传：“颇抑浮华，选择才艺。”元和八年、九年，韦贯之知贡举，《旧唐书》本传：“抑浮华，先行实，由是趋竞者稍息。”元和十年崔群知贡举，《旧唐书》本传：“选拔才行，咸为公当。”元和十二年李程《全唐文》卷68《授李程平章事制》：“秉彝伦以澄躁竞，核名实以镇浮虚。”元和十五年白居易《李建墓碑铭》：“由文取士，不听誉，不信毁。”
从上述“取士标准”中可以看出，贞元、元和时期的知贡举，大多能抑制浮华，重视选取那些德行高尚、真正通晓儒家经典大义并具有真才实学的士人。知贡举多次反对“浮华”、“华耀”，可见时人对文辞华艳、品性轻薄之人的批判，多次提及的“行实”、“艺实”、“贞实”等词语，都和肃宗以来的“黜华用实”的政策一致，是对有德行、有真才实学之士的评价。总之，反对浮华，选拔真才实学之士，成为贞元、元和时期科场风气的主流。
二、“君子儒”式新型士人的出现
中唐社会理想的人格范式究竟是怎样的呢？以德行为先，并且兼擅德行、文章和吏能的所谓的“君子儒”式的士人品格，是当时所推崇的理想人格。
柳冕《与权侍郎书》认为“君子儒”应该兼擅德行、文章和吏能，君子之儒必须真正理解儒家经典的大义，而当时的取士制度只考察记诵之学，不能有效的引导士人掌握儒学的精义，所以“人物殄瘁，廉耻不兴”。这种真正掌握儒学精义的“君子之儒”，“俾之入仕，即清识君子也。俾之入朝，即王公大人”，能够兼擅德行、辞章和吏能，正是官僚阶层的理想人选。
“君子儒”作为最理想的士人风范，受到中唐士人的推崇。梁肃《秘书监包府君集序》曾感叹：“文学者或不备德行，德行者或不兼政事。于戏！才全其难乎。”权德舆《送邱颖应制举序》称赞邱颖的父辈“以清词重当世，则文学、政事，子之家法。”白居易《唐扬州仓曹参军王府君墓志铭》赞叹王士宽德高功大，“其后必有余庆”，“不然者，何乃德行、政事、文学之具美，丛乎公之三子乎？”其《唐故湖州长城县令赠户部侍郎博陵崔府君神道碑铭》还称赞崔弘礼“以学发身，以文饰吏，以干蛊克家，以忠壮许国”。
当时德行、辞章、吏能兼擅的士人也容易入仕，独孤及在《顿丘李公墓志》中说：“公以文章、政事，取公器如拾芥。”许多官员因为具备德行、文章和吏能，所以易于升迁，这在白居易所写的公文中很常见：《王众可衡州刺史制》：“聚学修身，由文饰吏，累经任使，颇著良能。”《窦易直给事中制》：“器质识智，厚重开敏。文合法要，学通政经。”《除李建吏部员外郎制》：“文行才理，公勤课绩，可谓具美，宜居厥官。”《除孔戢万年县令制》：“在郎署间，称有名实。加以文学，缘饰吏能。”
中唐时期的“君子儒”和盛唐“文儒”在人格模式上具有很大的不同：虽然他们都兼擅儒学和文章，但他们对儒学的看法不同――盛唐文儒所重视的是儒学在制礼作乐，即外在的制度建设方面的意义，可以说是选官标准中的儒术；中唐的“君子儒”强调的是儒学的伦理价值，是儒学对士人内在德行修养的意义，可以说是选官标准的德行；他们对吏能的看法也不同，盛唐“文儒”不屑吏事，而中唐“君子儒”勤于吏事。总之，盛唐文儒体现了儒术、文章的融合，而中唐的“君子儒”则体现了德行、文章、吏能的融合，中唐“君子儒”是对盛唐文儒式士人人格的继承和发展。
总之，贞元、元和时期的取士标准融合了德行、辞章和吏能，重视考察士人德行、擢拔文行吏能兼擅的士人，这一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正如柳宗元《送崔子符罢举诗序》所主张的“即其辞，观其行，考其智，以为可化人及物者，隆之”。通过科场风气的引导，“君子儒”式的士人品格得到部分的实现，如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刘禹锡、元稹等文人，一方面注意砥砺德行，另一方面都勤于吏事，这都体现着他们对“君子儒”式的理想人格的追求。
邓小南认为“吏治”、“文章”、“经术”之类的传统分野在宋代都趋于消亡，随之成长起来的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都是兼擅文章、经术与吏干的综合型官僚。豐其实，中唐士人所倡导的，并在贞元、元和时期科举考试中所极力追求的“君子儒”，正是宋代这些综合型官僚人格模式的雏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门第、才学之争与唐代文学”（09YJC751011）和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资助项目“中唐价值观念的转型与文学革新研究”（2011SJD750001）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陆贽.奉天改元大赦制.王素点校.陆贽集.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页.
陆贽.冬至大礼大赦制.同上，第61页.
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7-162页.
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第23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关键词 取士标准 中唐 士风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A
一、中唐取士标准的调整
科举考试确立于隋代，初盛唐时期，科举考试在不断调整、尝试、变革中发展。当时的取士标准为诗赋取士，文辞优美、典雅是决定因素。安史之乱后，士人普遍批评“以文取士”的偏颇，认为这是造成士风浇薄、人心分崩离析的重要原因。究竟用什么样的标准来改革科举考试，成为当时关注的焦点。中唐科举考试的选官标准的变化，主要是在坚持文词取士这一传统的基础上，增强了对士人德行、吏能和儒术的考察。选官标准的变化，引起士人的精神气质出现了新的风貌。
大历以前的科场风气基本沿袭文辞取士的传统。德宗即位后，特别是在德宗贞元和宪宗元和年间，德行、文章和吏能等取士标准趋向融合，这一综合的取士标准得到了较好地贯彻，具体表现为：
首先：德宗和宪宗在取士中都很重视对士人德行的考察，并多次下诏加以强调。如德宗兴元元年（784）下制强调：“尚德者，教化之所先；贤者，邦家之大本。永言兹道，梦想劳怀。而浇薄之风，趋竞不息”，豍贞元元年（785）十一月，德宗又下制反对魏晋以来选士“唯尚浮华”，“不稽实行”的弊端。豎据《唐会要》卷76“进士”条记载，宪宗在元和二年（807）下诏要求“迹涉疏狂，兼亏礼教，或曾任州府小吏，有一事不合清流者，虽有辞艺，并不得申送”，德宗和宪宗对浮华风气的明确反对，扭转了大历以来选举专尚文辞的取士之风，重德行再次成为社会的共识。
其次：贞元、元和时期，在取士中加强了对士人吏能的考察，策问代替诗赋成为主要的考察内容。吴宗国认为此时进士能否录取关键看策问，衡量策问的标准主要是看内容，而不是看词华；策问的内容既考对儒家圣贤学说的理解，又考对现实政治、经济问题的见解。豏这对于只擅长甲赋、律诗的人来讲是一道难关，而对那些博览经史，关心时事的士人来讲，则是一种福音。现存白居易集中的策问五道，就是贞元十六年的试题，所问的都是方略和时务。策问的内容而不是词华作为衡量策文优劣的标准，正看出当时对于吏能的重视。
再次，贞元、元和时期的知贡举大多能够公正取士，反对浮华轻薄，力求真才实学，能较好地贯彻这一综合的取士标准。如贞元元年至三年鲍防知贡举，据穆员《鲍防碑》记载：“每岁贡士，事绝请托。”贞元三至五年，刘太真知贡举，裴度《刘府君神道碑铭并序》：“贬抑浮伪，仍岁不回。”贞元七年杜黄裳知贡举，《唐摭言》卷八：“志在公选，知与无预品评者” 贞元八年陆贽知贡举，《唐会要》卷76：“推荐艺实之士。”贞元九、十年、十四年，顾少连知贡举，其《请以口问经义录于纸上以便依经疏对奏》：“伏以取士之科，以明经为首。教人之本，则义理为先。”贞元十五至十七年，高郢知贡举，《旧唐书》本传称“进幽独，抑浮华，朋滥之风，翕然一变。”贞元十八至二十年，权德舆知贡举，《封氏见闻记》卷三《贡举》：“参考对策，不访名物，不征隐奥，求通理而已，求辨惑而已。”元和三年卫次公知贡举，《旧唐书》本传：“斥浮华，进贞实，不为时力所摇。”元和七年许孟容知贡举，《旧唐书》本传：“颇抑浮华，选择才艺。”元和八年、九年，韦贯之知贡举，《旧唐书》本传：“抑浮华，先行实，由是趋竞者稍息。”元和十年崔群知贡举，《旧唐书》本传：“选拔才行，咸为公当。”元和十二年李程《全唐文》卷68《授李程平章事制》：“秉彝伦以澄躁竞，核名实以镇浮虚。”元和十五年白居易《李建墓碑铭》：“由文取士，不听誉，不信毁。”
从上述“取士标准”中可以看出，贞元、元和时期的知贡举，大多能抑制浮华，重视选取那些德行高尚、真正通晓儒家经典大义并具有真才实学的士人。知贡举多次反对“浮华”、“华耀”，可见时人对文辞华艳、品性轻薄之人的批判，多次提及的“行实”、“艺实”、“贞实”等词语，都和肃宗以来的“黜华用实”的政策一致，是对有德行、有真才实学之士的评价。总之，反对浮华，选拔真才实学之士，成为贞元、元和时期科场风气的主流。
二、“君子儒”式新型士人的出现
中唐社会理想的人格范式究竟是怎样的呢？以德行为先，并且兼擅德行、文章和吏能的所谓的“君子儒”式的士人品格，是当时所推崇的理想人格。
柳冕《与权侍郎书》认为“君子儒”应该兼擅德行、文章和吏能，君子之儒必须真正理解儒家经典的大义，而当时的取士制度只考察记诵之学，不能有效的引导士人掌握儒学的精义，所以“人物殄瘁，廉耻不兴”。这种真正掌握儒学精义的“君子之儒”，“俾之入仕，即清识君子也。俾之入朝，即王公大人”，能够兼擅德行、辞章和吏能，正是官僚阶层的理想人选。
“君子儒”作为最理想的士人风范，受到中唐士人的推崇。梁肃《秘书监包府君集序》曾感叹：“文学者或不备德行，德行者或不兼政事。于戏！才全其难乎。”权德舆《送邱颖应制举序》称赞邱颖的父辈“以清词重当世，则文学、政事，子之家法。”白居易《唐扬州仓曹参军王府君墓志铭》赞叹王士宽德高功大，“其后必有余庆”，“不然者，何乃德行、政事、文学之具美，丛乎公之三子乎？”其《唐故湖州长城县令赠户部侍郎博陵崔府君神道碑铭》还称赞崔弘礼“以学发身，以文饰吏，以干蛊克家，以忠壮许国”。
当时德行、辞章、吏能兼擅的士人也容易入仕，独孤及在《顿丘李公墓志》中说：“公以文章、政事，取公器如拾芥。”许多官员因为具备德行、文章和吏能，所以易于升迁，这在白居易所写的公文中很常见：《王众可衡州刺史制》：“聚学修身，由文饰吏，累经任使，颇著良能。”《窦易直给事中制》：“器质识智，厚重开敏。文合法要，学通政经。”《除李建吏部员外郎制》：“文行才理，公勤课绩，可谓具美，宜居厥官。”《除孔戢万年县令制》：“在郎署间，称有名实。加以文学，缘饰吏能。”
中唐时期的“君子儒”和盛唐“文儒”在人格模式上具有很大的不同：虽然他们都兼擅儒学和文章，但他们对儒学的看法不同――盛唐文儒所重视的是儒学在制礼作乐，即外在的制度建设方面的意义，可以说是选官标准中的儒术；中唐的“君子儒”强调的是儒学的伦理价值，是儒学对士人内在德行修养的意义，可以说是选官标准的德行；他们对吏能的看法也不同，盛唐“文儒”不屑吏事，而中唐“君子儒”勤于吏事。总之，盛唐文儒体现了儒术、文章的融合，而中唐的“君子儒”则体现了德行、文章、吏能的融合，中唐“君子儒”是对盛唐文儒式士人人格的继承和发展。
总之，贞元、元和时期的取士标准融合了德行、辞章和吏能，重视考察士人德行、擢拔文行吏能兼擅的士人，这一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正如柳宗元《送崔子符罢举诗序》所主张的“即其辞，观其行，考其智，以为可化人及物者，隆之”。通过科场风气的引导，“君子儒”式的士人品格得到部分的实现，如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刘禹锡、元稹等文人，一方面注意砥砺德行，另一方面都勤于吏事，这都体现着他们对“君子儒”式的理想人格的追求。
邓小南认为“吏治”、“文章”、“经术”之类的传统分野在宋代都趋于消亡，随之成长起来的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都是兼擅文章、经术与吏干的综合型官僚。豐其实，中唐士人所倡导的，并在贞元、元和时期科举考试中所极力追求的“君子儒”，正是宋代这些综合型官僚人格模式的雏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门第、才学之争与唐代文学”（09YJC751011）和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资助项目“中唐价值观念的转型与文学革新研究”（2011SJD750001）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陆贽.奉天改元大赦制.王素点校.陆贽集.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页.
陆贽.冬至大礼大赦制.同上，第61页.
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7-162页.
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第23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