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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要想以一个大国的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就必须取得其他国家对其身份的认同，但在现在的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国情状况、中国的政策以及中国对自身的定位都存在一定的误解和误读，这种偏差的出现直接导致了对中国的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进而间接的影响了中国对外交往的正常开展，从而不利于中国国家对外总体战略的实现。中国现在应该重视认同战略的实施，加强他国对中国的理解和认同，也只有得到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对中国的理解和认同，中国才能以较小的代价最大程度的实现和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关键词：身份；认同；认同战略
21世纪是中国和平发展、努力成为世界性强国的世纪，未来10年是能否实现这一宏伟的目标的重要机遇期。然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的同时，国际社会与中国国内主流声音的分歧也日益增多，中国要想以一个大国的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就必须取得其他国家对其身份的认同，同时，也只有得到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对中国的理解和认同，中国才能以较小的代价最大程度的实现和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一、身份与认同
身份与认同，着两个概念常常会根据中文语境的不同而交替使用，其实它们来自于同一个英文单词"identity"。在哲学层面上，"identity"是使事物成为该事物的因素。亨廷顿认为，"identity"的概念虽不明确，却不能不用，它"有多重意义，难以界定，无法用许多通常的尺度来衡量它"。[1]在亨廷顿看来，人们要彼此交往，就不能不界定自己的身份和特性，不能不明确自己与别人的相似之处或不同之处。因此，就有必要为"identity"下定义，他认为"identity"应该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自我认识，它是自我艺术的产物：我或我们有什么特别的素质而使得我不同于你，或我们不同于他们。[2]亚历山大·温特等学者同样认为，"identity"是"个性和特性（自我）的形象，行为者特有并通过与他人的交往而形成这一形象，有时还改变这一形象"。[3]，
"identity"最早是个传统的哲学和逻辑问题，常常被翻译成"同一性"。亚历山大·温特把认同或身份看作是有意图行为体的属性，认为它可以产生动机和行为特征。"这意味着身份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主体或单位层次的特征，根植于行为体的自我领悟。但是，这种自我领悟的内容常常依赖于其他行为体对一个行为体的再现与这个行为体的自我领悟这两者之间的一致，所以，身份也会有一种主体间或体系特征。两种观念可以进入身份，一种是自我持有的观念，一种是他者持有的观念，身份是由内在和外在结构见够而成的。这种内在--外在关系的特征会发生变化，这意味着身份不是单一现象，可以有一个一般的定义。"[4]
二、中国国内主流认识
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具有一种什么样的身份？作为中国人我们谈到我们的国家总有一些最基本的共同的认识，归纳起来就是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走社会主义道路，采用的是单一的公有制形式，实行的是计划经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首次提出了新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设想和计划。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目前中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但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性质没有改变，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虽然存在非公有制成分，但公有制经济仍然掌握着国民经济命脉，在社会中存在贫富差距，但国家正努力消除两极分化，先富带后富以达到共同富裕。总的来看，中国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2、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这是对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的基本判断。十六大报告指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国的生产力和科技、教育还比较落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人口总量继续增加，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我们仍然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的管理体制还不完善；民主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巩固和提高目前达到的小康水平，还需要进行长时期的艰苦奋斗。"
中国结合自身的实际状况，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并坚持以此身份加入到国际社会中去并承担发展中国家的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如在联合国中，我们就履行的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义务，只承担联合国会费的1．54%，而不强求承担发达国家如美国22%、日本的19．46%那样比例的费用。
3、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这是对中国的政治立场的判断。1974年2月，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地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1974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详细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指出，目前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经过长期的较量和斗争，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和改组。"从国际关系的变化来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邓小平还表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并宣布，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
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中国代表着第三世界的声音，为消除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努力。
4、中国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
自从2003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主会场发表题为《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的讲演，首次提出"中国和平崛起"；2004年3月14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招待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阐释了中国和平崛起的要义：即第一，中国的崛起就是要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时机，努力发展和壮大自己。同时又以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第二，中国的崛起应把基点主要放在自己的力量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广阔的国内市场、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雄厚的资金积累，以及改革带来的机制创新。第三，中国的崛起离不开世界。中国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友好国家发展经贸关系。第四，中国的崛起需要很长的时间，恐怕要多少代人的努力奋斗。第五，中国的崛起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即使强大了也永远不会称霸。中国积极努力的加快自身发展的同时，强调实现发展手段的和平性，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和稳定。
二、中国目前在国际社会面临的认同问题
中国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一个属于第三世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国家，问题在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识却与中国的主流认识存在很大的偏差，这种偏差的出现直接导致了对中国的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进而间接的影响了中国对外交往的正常开展，从而不利于中国国家对外总体战略的实现。中国目前在国际社会所面临的认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中国目前国情状况的偏激认识
国外对中国的目前国情状况的认识存在两个极端：对大多数未曾到过中国的外国人来说，对中国的印象还只是停留于老一辈脑海中的中国明末清初的长辩，长马褂的落后形象，或者只是限于通过对为数不多的中国媒体了解到的中国，认为中国还是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这与真实的中国有着很大的差异。
而对于那些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到过中国，尤其是到过中国的沿海开放城市，如上海、广州等地。目睹了中国的巨大变化，在惊叹于中国的巨大发展的同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现状产生了错觉，认为中国现在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因此而要求中国应该在国际社会中承担一个发达国家的义务。
2、对中国出台政策的误读
最近几年中国开始实行"有所作为"的对外战略，相应的调整了一些政策，一些新说法、新法规的出台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由于各国的文化、历史的差异，对相同的论题具有不同的理解，再加上对中国国情状况的偏激认识，从而误读了中国的政策内容。
2003年郑必坚提出"中国和平崛起"的论题后，国际社会就产生很大的震动，"中国威胁论"、"黄祸论"就代表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政策的误读和中国国情误判的结果；还有些外国学者引经据典，认为历史上的崛起国家都是依靠的武力，从而认为中国的崛起不可能用和平的方式实现。2005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反国家分裂法》，则被国外很多人理解为：大陆开始对台湾采取强硬态度，甚至被当作大陆将对台湾采取武力手段的前奏。正是这种对中国政策的误读使得国际社会存在的安全困境在大陆和台湾之间由于此项法律的出台而得到了加强。
3、对中国自身定位的怀疑
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很多国家并不认同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这里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认为中国不再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另一方面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
1990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国际社会的目光就逐渐转移到中国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经济体制也从单一的公有制逐渐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方向发展，国外的很多人尤其是资本主义的一些人就据此认为中国开始由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的作者弗兰西斯·福山还以此为例证明资本主义是"历史的终结"。
中欧纺织贸易中的冲突的关键就是认为中国并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存在"不公平的政府补贴"（即中国给予外资企业"二免三减半"等优惠的税收政策），欧盟将对进口自中国和越南的鞋类征收近20%的反倾销税，正是由于这种对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不认同，中国的产品和企业在国际社会遇到了种种阻力。
三、中国的认同战略
亚历山大·温特认为国家是国际政治理论的主要分析单元，国际体系的结构是主体间性的，而不是物质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是由共享的规范、主体间的观念和角色身份构成的，不同的文化赋予行为体（国家）不同的角色。国家的角色和身份并不是先定外生的，而是在互动的实践过程中，由社会结构建构形成的，行动者和结构是相互建构的，而不是一方决定另一方。[5]中国如何在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中建构起国际社会对中国身份的认同，就需要中国重视认同战略的实施。
1、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
在1990年，约瑟夫·奈发表《软权力》的文章后，软权力作为权力的一种形式越来越引起各国的关注，各国也开始加强在国际社会推行软权力来扩大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如韩流--韩国的服饰对国际社会的冲击，好莱坞--美国电影对国际社会的冲击等。电影、服装等这些都是深入千家万户的东西，这些东西虽然小但由于具有持久性，所以具有潜移默化的特殊效果。
中国具有五千年的历史，也曾经有过辉煌的中华文明，对世界也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和感染力。但中国经过近代以来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就负面多于正面，又由于中国八十年代才走出去，而且也主要是学习和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采取韬光养晦、无所作为的外交战略，缺乏主动性，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当时的国力还未达到主动行为的程度，另一方面就是中国长期忽视了文化影响的重要性，直到不久以前，中国才提出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但也主要强调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国际社会中去，中国文化这一块仍然被长期忽视了。而就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文化出口也更多注重的是感官和视觉上的快感而缺乏文化的厚重蕴涵，因而很难引起心灵的共鸣，从而达到潜移默化的效果，中国需要带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品的出口，通过这种影响千家万户的方式实现世界对中国的理解和消除误解。
2、拓广多对多的交流形式
1977年基欧汉和奈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存--转变中的世界政治》的发表，代表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新自由主义思潮，他俩摒弃"国家是唯一行为者"的主张，认为战后国际社会中国家间和跨国关系的发展促使人们更加重视对国际层次的诸行为者的研究，重视对超越国界的相互联系、结盟关系和相互依存的研究。
在国际社会的行为主体不在仅仅限于国家而向非国家主体扩散时，国际社会的交流形式也就相应的不再只是局限于以"国"为单位的范围之内，在进行政府与政府的高层交流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拓广交流的渠道，进行多对多的交流：民间交流。民间交流的受众更多，涉及的交流主题也更多，让国外能够多渠道、多形式、全方位的了解中国，在这种交流局面中，中国政府扮演的更多的是一个宏观调控手的角色，而不是一个万能手。政府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为这种多对多的交流提供更便利、更规范的环境？而不是如何实现这种交流？
3、加大国家政策的权威解读
1976年罗伯特·杰维斯出版了《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一书，认为"当对峙的两国夸大对方的敌意，误解对方的意图，冲突和战争就不可避免。"[6]由于各国文化上的差异，相同的字眼在不同的国家看来可能具有不同的意思，对中国国家政策的错误知觉就会导致各国采取错误的反应，这是不利于中国政策的实施的。如何正确传达中国需要表达的意思，如何让外国对中国的政策不进行错误的解读？这就需要加大国家政策的权威解读，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必须进行解读；二是必须具有权威性。解读是必要的，而权威性则是重要的。在做这方面工作时一定要让具有相应文化历史背景的专业人士进行，并且这种解读必须具有重复性，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权威解读的目的：消除误解，为中国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5、协调言与行的关系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后现代主义思潮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后现代主义强调话语--广义上指语言、含义、符号、认同、交往形式等--在社会及权力组成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作用。这对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出激烈挑战。
中国的认同战略也要注重话语的力量，如对中国和平崛起的不认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崛起这个词太锋芒毕露、咄咄逼人，中国官方现在更多的使用更温和的词汇"和平发展"来代替"和平崛起"。强调话语的力量并不意味着单向度的话语就能实现既定的国家目标，单纯的话语也缺乏可信度和力度，因而，在加强中国话语系统的同时，也要展现出中国的有所作为。这里的"行"并不是要求中国事无矩细，全包括揽，而是具有目的性的"行"。也就是说，要在最具有影响力的事件中，以最具有中国性的方式去行。在这里强调行为方式的中国性，因为带有中国个性的行为方式更能吸引他人的注意从而更具有影响力。将中国的言与行相结合，"言必行，行必果"才能使中国的言更具有说服力，中国的行更具有可行度。
“显示中国是个负责任大国最有效的办法是担负起中国应当承担的责任，并通过自我克制和接受约束的态度来传达自己的善意。"[7]中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参加地区多边合作、双边领土争端以及SARS等跨国公共卫生事件中表现出了合作、克制的姿态，这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对其他国家而言，应当积极配合中国这种积极姿态。中国能否成功地塑造和平崛起的形象，实现自我约束，最终离不开各个国家的认同和支持，中国加强认同战略的实施就是为了有效的树立起自身的正面形象并得到他国的认同和支持，从而为中国营造一个好的国际环境和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2]同上。
[3] Ronald L．Jepperson，Alexander Wendt and Peter J．Katzenstein，"Norms，Identity and Culture in National Security，"in Peter J．Katzenstein，ed．，The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p﹒59﹒
[4]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页。
[5] Alexander Wendt, "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8,No．2,1994,pp．384-396．
[6] Robert Jervis，"War and Misperception"，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Spring1988].
[7] 唐世平、张蕴岭：《中国的地区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6期，第10页。
关键词：身份；认同；认同战略
21世纪是中国和平发展、努力成为世界性强国的世纪，未来10年是能否实现这一宏伟的目标的重要机遇期。然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的同时，国际社会与中国国内主流声音的分歧也日益增多，中国要想以一个大国的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就必须取得其他国家对其身份的认同，同时，也只有得到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对中国的理解和认同，中国才能以较小的代价最大程度的实现和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一、身份与认同
身份与认同，着两个概念常常会根据中文语境的不同而交替使用，其实它们来自于同一个英文单词"identity"。在哲学层面上，"identity"是使事物成为该事物的因素。亨廷顿认为，"identity"的概念虽不明确，却不能不用，它"有多重意义，难以界定，无法用许多通常的尺度来衡量它"。[1]在亨廷顿看来，人们要彼此交往，就不能不界定自己的身份和特性，不能不明确自己与别人的相似之处或不同之处。因此，就有必要为"identity"下定义，他认为"identity"应该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自我认识，它是自我艺术的产物：我或我们有什么特别的素质而使得我不同于你，或我们不同于他们。[2]亚历山大·温特等学者同样认为，"identity"是"个性和特性（自我）的形象，行为者特有并通过与他人的交往而形成这一形象，有时还改变这一形象"。[3]，
"identity"最早是个传统的哲学和逻辑问题，常常被翻译成"同一性"。亚历山大·温特把认同或身份看作是有意图行为体的属性，认为它可以产生动机和行为特征。"这意味着身份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主体或单位层次的特征，根植于行为体的自我领悟。但是，这种自我领悟的内容常常依赖于其他行为体对一个行为体的再现与这个行为体的自我领悟这两者之间的一致，所以，身份也会有一种主体间或体系特征。两种观念可以进入身份，一种是自我持有的观念，一种是他者持有的观念，身份是由内在和外在结构见够而成的。这种内在--外在关系的特征会发生变化，这意味着身份不是单一现象，可以有一个一般的定义。"[4]
二、中国国内主流认识
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具有一种什么样的身份？作为中国人我们谈到我们的国家总有一些最基本的共同的认识，归纳起来就是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走社会主义道路，采用的是单一的公有制形式，实行的是计划经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首次提出了新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设想和计划。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目前中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但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性质没有改变，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虽然存在非公有制成分，但公有制经济仍然掌握着国民经济命脉，在社会中存在贫富差距，但国家正努力消除两极分化，先富带后富以达到共同富裕。总的来看，中国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2、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这是对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的基本判断。十六大报告指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国的生产力和科技、教育还比较落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人口总量继续增加，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我们仍然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的管理体制还不完善；民主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巩固和提高目前达到的小康水平，还需要进行长时期的艰苦奋斗。"
中国结合自身的实际状况，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并坚持以此身份加入到国际社会中去并承担发展中国家的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如在联合国中，我们就履行的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义务，只承担联合国会费的1．54%，而不强求承担发达国家如美国22%、日本的19．46%那样比例的费用。
3、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这是对中国的政治立场的判断。1974年2月，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地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1974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详细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指出，目前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经过长期的较量和斗争，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和改组。"从国际关系的变化来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邓小平还表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并宣布，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
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中国代表着第三世界的声音，为消除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努力。
4、中国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
自从2003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主会场发表题为《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的讲演，首次提出"中国和平崛起"；2004年3月14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招待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阐释了中国和平崛起的要义：即第一，中国的崛起就是要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时机，努力发展和壮大自己。同时又以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第二，中国的崛起应把基点主要放在自己的力量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广阔的国内市场、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雄厚的资金积累，以及改革带来的机制创新。第三，中国的崛起离不开世界。中国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友好国家发展经贸关系。第四，中国的崛起需要很长的时间，恐怕要多少代人的努力奋斗。第五，中国的崛起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即使强大了也永远不会称霸。中国积极努力的加快自身发展的同时，强调实现发展手段的和平性，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和稳定。
二、中国目前在国际社会面临的认同问题
中国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一个属于第三世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国家，问题在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识却与中国的主流认识存在很大的偏差，这种偏差的出现直接导致了对中国的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进而间接的影响了中国对外交往的正常开展，从而不利于中国国家对外总体战略的实现。中国目前在国际社会所面临的认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中国目前国情状况的偏激认识
国外对中国的目前国情状况的认识存在两个极端：对大多数未曾到过中国的外国人来说，对中国的印象还只是停留于老一辈脑海中的中国明末清初的长辩，长马褂的落后形象，或者只是限于通过对为数不多的中国媒体了解到的中国，认为中国还是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这与真实的中国有着很大的差异。
而对于那些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到过中国，尤其是到过中国的沿海开放城市，如上海、广州等地。目睹了中国的巨大变化，在惊叹于中国的巨大发展的同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现状产生了错觉，认为中国现在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因此而要求中国应该在国际社会中承担一个发达国家的义务。
2、对中国出台政策的误读
最近几年中国开始实行"有所作为"的对外战略，相应的调整了一些政策，一些新说法、新法规的出台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由于各国的文化、历史的差异，对相同的论题具有不同的理解，再加上对中国国情状况的偏激认识，从而误读了中国的政策内容。
2003年郑必坚提出"中国和平崛起"的论题后，国际社会就产生很大的震动，"中国威胁论"、"黄祸论"就代表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政策的误读和中国国情误判的结果；还有些外国学者引经据典，认为历史上的崛起国家都是依靠的武力，从而认为中国的崛起不可能用和平的方式实现。2005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反国家分裂法》，则被国外很多人理解为：大陆开始对台湾采取强硬态度，甚至被当作大陆将对台湾采取武力手段的前奏。正是这种对中国政策的误读使得国际社会存在的安全困境在大陆和台湾之间由于此项法律的出台而得到了加强。
3、对中国自身定位的怀疑
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很多国家并不认同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这里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认为中国不再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另一方面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
1990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国际社会的目光就逐渐转移到中国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经济体制也从单一的公有制逐渐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方向发展，国外的很多人尤其是资本主义的一些人就据此认为中国开始由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的作者弗兰西斯·福山还以此为例证明资本主义是"历史的终结"。
中欧纺织贸易中的冲突的关键就是认为中国并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存在"不公平的政府补贴"（即中国给予外资企业"二免三减半"等优惠的税收政策），欧盟将对进口自中国和越南的鞋类征收近20%的反倾销税，正是由于这种对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不认同，中国的产品和企业在国际社会遇到了种种阻力。
三、中国的认同战略
亚历山大·温特认为国家是国际政治理论的主要分析单元，国际体系的结构是主体间性的，而不是物质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是由共享的规范、主体间的观念和角色身份构成的，不同的文化赋予行为体（国家）不同的角色。国家的角色和身份并不是先定外生的，而是在互动的实践过程中，由社会结构建构形成的，行动者和结构是相互建构的，而不是一方决定另一方。[5]中国如何在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中建构起国际社会对中国身份的认同，就需要中国重视认同战略的实施。
1、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
在1990年，约瑟夫·奈发表《软权力》的文章后，软权力作为权力的一种形式越来越引起各国的关注，各国也开始加强在国际社会推行软权力来扩大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如韩流--韩国的服饰对国际社会的冲击，好莱坞--美国电影对国际社会的冲击等。电影、服装等这些都是深入千家万户的东西，这些东西虽然小但由于具有持久性，所以具有潜移默化的特殊效果。
中国具有五千年的历史，也曾经有过辉煌的中华文明，对世界也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和感染力。但中国经过近代以来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就负面多于正面，又由于中国八十年代才走出去，而且也主要是学习和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采取韬光养晦、无所作为的外交战略，缺乏主动性，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当时的国力还未达到主动行为的程度，另一方面就是中国长期忽视了文化影响的重要性，直到不久以前，中国才提出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但也主要强调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国际社会中去，中国文化这一块仍然被长期忽视了。而就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文化出口也更多注重的是感官和视觉上的快感而缺乏文化的厚重蕴涵，因而很难引起心灵的共鸣，从而达到潜移默化的效果，中国需要带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品的出口，通过这种影响千家万户的方式实现世界对中国的理解和消除误解。
2、拓广多对多的交流形式
1977年基欧汉和奈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存--转变中的世界政治》的发表，代表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新自由主义思潮，他俩摒弃"国家是唯一行为者"的主张，认为战后国际社会中国家间和跨国关系的发展促使人们更加重视对国际层次的诸行为者的研究，重视对超越国界的相互联系、结盟关系和相互依存的研究。
在国际社会的行为主体不在仅仅限于国家而向非国家主体扩散时，国际社会的交流形式也就相应的不再只是局限于以"国"为单位的范围之内，在进行政府与政府的高层交流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拓广交流的渠道，进行多对多的交流：民间交流。民间交流的受众更多，涉及的交流主题也更多，让国外能够多渠道、多形式、全方位的了解中国，在这种交流局面中，中国政府扮演的更多的是一个宏观调控手的角色，而不是一个万能手。政府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为这种多对多的交流提供更便利、更规范的环境？而不是如何实现这种交流？
3、加大国家政策的权威解读
1976年罗伯特·杰维斯出版了《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一书，认为"当对峙的两国夸大对方的敌意，误解对方的意图，冲突和战争就不可避免。"[6]由于各国文化上的差异，相同的字眼在不同的国家看来可能具有不同的意思，对中国国家政策的错误知觉就会导致各国采取错误的反应，这是不利于中国政策的实施的。如何正确传达中国需要表达的意思，如何让外国对中国的政策不进行错误的解读？这就需要加大国家政策的权威解读，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必须进行解读；二是必须具有权威性。解读是必要的，而权威性则是重要的。在做这方面工作时一定要让具有相应文化历史背景的专业人士进行，并且这种解读必须具有重复性，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权威解读的目的：消除误解，为中国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5、协调言与行的关系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后现代主义思潮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后现代主义强调话语--广义上指语言、含义、符号、认同、交往形式等--在社会及权力组成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作用。这对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出激烈挑战。
中国的认同战略也要注重话语的力量，如对中国和平崛起的不认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崛起这个词太锋芒毕露、咄咄逼人，中国官方现在更多的使用更温和的词汇"和平发展"来代替"和平崛起"。强调话语的力量并不意味着单向度的话语就能实现既定的国家目标，单纯的话语也缺乏可信度和力度，因而，在加强中国话语系统的同时，也要展现出中国的有所作为。这里的"行"并不是要求中国事无矩细，全包括揽，而是具有目的性的"行"。也就是说，要在最具有影响力的事件中，以最具有中国性的方式去行。在这里强调行为方式的中国性，因为带有中国个性的行为方式更能吸引他人的注意从而更具有影响力。将中国的言与行相结合，"言必行，行必果"才能使中国的言更具有说服力，中国的行更具有可行度。
“显示中国是个负责任大国最有效的办法是担负起中国应当承担的责任，并通过自我克制和接受约束的态度来传达自己的善意。"[7]中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参加地区多边合作、双边领土争端以及SARS等跨国公共卫生事件中表现出了合作、克制的姿态，这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对其他国家而言，应当积极配合中国这种积极姿态。中国能否成功地塑造和平崛起的形象，实现自我约束，最终离不开各个国家的认同和支持，中国加强认同战略的实施就是为了有效的树立起自身的正面形象并得到他国的认同和支持，从而为中国营造一个好的国际环境和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2]同上。
[3] Ronald L．Jepperson，Alexander Wendt and Peter J．Katzenstein，"Norms，Identity and Culture in National Security，"in Peter J．Katzenstein，ed．，The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p﹒59﹒
[4]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页。
[5] Alexander Wendt, "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8,No．2,1994,pp．384-396．
[6] Robert Jervis，"War and Misperception"，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Spring1988].
[7] 唐世平、张蕴岭：《中国的地区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6期，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