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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高校面临前所未有的债务危机，而危机的形成是国家扩招政策、国家高校合并政策、国家高校评估政策及国家银校合作政策引起的，多年的教育经费欠账更加剧了高校的债务危机。单靠高校自身的力量、靠提高学费等办法根本无法缓解高校目前面临的危机，政府必须采取专门的应对措施。
关键词：高校；债务；扩招
中国教育蓝皮书的报告说：自2007年吉林大学自曝拖欠银行30亿元巨款以来，各高校的债务危机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在2010年3月的“两会”上，该问题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更是引起社会批评和专家学者的关注。到2010年年底，高校债务最高评估已经达8000亿，几乎全国所有的高校都有银行贷款、应付工程款等各项债务，其中，银行贷款占绝大部分。中西部省份的贷款比重更大，其中，河南省最大的两所省属高校2010年年底的贷款余额已经超过50亿。巨额债务严重制约了高校的发展，很多大学已经无法正常运转。目前，有的高校不得不用新贷偿还旧贷维持运行，个别高校甚至资不抵债，“破产”隐患凸显。如得不到很好解决，将可能给中国高等教育带来一场深刻的危机。化解高校债务危机迫在眉睫。单靠学校的力量根本不能使危机有所缓解，政府买单已经成为化解高校债务危机的唯一途径。本文将从高校债务的成因等方面分析政府为高校债务买单合理性和必要性。
第一，扩招政策、高校评估、多校合并政策催生大规模的新校区建设引发高校大规模举债。
扩招政策是高校债务形成的直接因素。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遇到了增长下滑和通货紧缩的双重困境。为了走出困境，我国政府开始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加大基础建设投资力度，刺激和鼓励社会消费，鼓励银行放松银根。在这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过程中，高等教育成为国家推动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的重要手段。当时政府出台了高等教育由精英型教育向大众化教育发展的政策，即高校扩招政策。尤其是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之后，我国做出了加快发展高等教育的决定，同时提出了要办一流大学的设想。所以20世纪末我国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并发布了《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从高校发展的角度来说，无论是扩大高校招生的规模，还是创办一流的大学，都必须要有巨大的办学资金作支撑。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高校资金需求迅速增加，然而政府对高校的资金支持没有相应的同比例增长，并且学费增长受到居民支付能力的限制，由此，学校资金缺口迅速扩大。为缓解资金压力，增强学校的筹资能力，运用各种手段（包括从金融手段）筹措办学经费成为必然的选择，为此，高校和政府同时把目光投到银行。与此同时，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金融机构越来越多，相互之间对资金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他们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都转变观念，转换机制，树立起客户就是上帝的服务意识。从时间上看，高校巨额债务起始于1999年开始的大规模扩招。1998年全国高校招生总人数为108万，而2008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599万，短短的10年时间翻了两番多。全国大学数量也从10年前的1000所左右发展到目前的接近1600所。校园面积、教学实验实训设备、图书资料、运动场地等的生均资源严重不足。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入虽然有所增加，但根本无法满足高校超常规快速建设的步伐。
为了保证教育教学质量，教育部制定高等院校设置条例、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高职高专人才培养评估方案等。对各高等院校办学条件如校园面积、教学仪器设备、图书资料、师生比等进行了硬性规定。这些文件的颁布并实施，有力地促进了高校自觉执行国家教育方针、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效益，但也把大部分高等院校逼上了扩建新校区的道路。由此，扩建新校区、购置配套的实验实习设备、图书等固定资产以满足办学需要成为必然。
导致高校债务急剧攀升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国家政策倡导下的多校合并。合并是高校扩招和评估的产物。以吉林大学为例：2000年6月12日，吉林大学与吉林工业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长春科技大学、长春邮电学院合并；2004年8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又并入吉林大学。吉大变成名副其实的“大”学。目前，吉林大学分六大校区，遍布长春市，教师5000人，行政后勤人员则高达1万人。而伴随着扩招，如今的在校生也已经达到5-6万人。校方提供的数据显示，学校新增建筑面积58万多平方米，投入维修工程大约1.2亿；购置仪器设备和建设实验室9.4亿。据了解，吉林大学8个校区共占地8000多亩，仅南区（核心校区）就有3000亩。在长春市中心，吉林大学还有两个校区。2007年3月19日，吉林大学财务处向全校师生发出了《关于召开征集解决学校财务困难建议座谈会的通知》（校财字〔2007〕9号）。通知中坦然承认，吉林大学目前正面临严峻的财务危机：从2005年起，学校步入了付息高峰，每年支付的利息多达1.5亿元-1.7亿元，“学校资金入不敷出的情况日趋严峻”。而在吉林大学宣传部部长刘景辉看来，学校目前的财务危机要归因于始自2000年的合并。“这（30亿元债务）肯定是合并带来的问题，不合并就没有这些问题。”吉大校方的观点是：自合校到2004年底，学校的钱大部分花在了基础建设、征地、改善教学科研条件和支付贷款利息上。根据刘景辉所述，在合并5所学校后，吉林大学并未铺新摊子，而是将原来几所大学所设院系全部打乱，重新统一设立。“所以整合成本太高”，“学校新建一个化学实验室，投资就上亿元，单是实验室门前的路砖，四年就换了三次。”该校有关负责人不无感慨地说，“合校后，浪费严重，摊子太大了。”因为合并，原有的校舍、教学仪器、实验设备等都被认为不符合要求大量闲置、浪费，重新购置新的仪器设备。时至今日，这种趋势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吉大学生宿舍附近有一栋20层的吉大科技园大厦，2010年10月份就已经完工，“但里面没有什么人办公，只能看到1层亮灯”一位学生说。
第二，地方政府越位操作、政府对高校大规模扩建缺乏有力监管加剧了高校债务危机。
为追求所谓的“政绩”，某些地方政府热衷于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片面强调教育GDP，为当地高等教育发展下达硬性指标，把地方高校建设列为地方经济的重要增长点，甚至把城市管理和市场运作等手段运用到高校管理中，不惜借贷巨资开发高校园区和大学城，希望在短期内利用高等教育来拉动区域经济发展，期望借此拉动一座城市教育、科技等的综合发展。据2011年5月29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报导，在河南省郑州市，扩招后在东南西北各建一座大学城，其中一座大学城——“龙子湖”大学城占地超过了两万亩；很多大学城土地闲置。目前入驻大学城的高校生均用地远远超过国家生均用地最高标准。大学城要建成现代化高校园区，资金就须大量投入。拿河南的一所百年名校来说，地方政府为了拉动学校所在地的西区经济，在西郊开发区，批出超过老校区两倍的新校区。不惜舍近求远，新老校区居然相距距离10公里之遥。为此，学校不得不购置数十辆大轿车，购置费和相应的能源消耗可想而知。各种教学、办公设备的搬迁费数字非常巨大。这所学校的一个学院一台旧的精密仪器在新老校区的搬迁和重新安装调试费居然要花费五十多万元。
高等学校为了争相“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纷纷大兴土木，圈地造楼极尽奢华，各式的高楼大厦、宾馆、会议中心、假山、人工湖等，都成了各高校攀比的筹码。同样以河南的一所百年名校为例，1912-2000年，校园面积一直维持在800亩不变。可最近10年，校园面积扩大了4-5倍，是原来的5-6倍。在扩大面积的同时，教学楼、办公楼、学生宿舍楼等设施如雨后春笋拨地而起。新校区建成后，为了和新的教学办公环境相配套，各种教学办公设施投入的数字之大更是惊人。
第三，政府主管部门鼓励下产生的“银校合作”为高校银行贷款大开方便之门。
10年前，时逢亚洲金融危机，我国政府为尽快走出经济低谷，增加教育消费，拉动相关产业发展。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国家鼓励运用金融、信贷手段，支持教育事业发展。”1999年，《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积极利用财政金融、税收政策，继续鼓励社会、个人和企业投资办学捐（集）资办学，不断完善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提出：“建立健全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府公共财政体制的教育拨款政策和成本分担机制，适当运用财政、金融、信贷手段发展教育事业，合理利用银行贷款，继续争取世界银行贷款项目。”这些文件明确了“利用银行贷款”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为高校贷款打开了政策“缺口”。高校的快速发展及其稳定的收入来源成为银行竞相争取的优质客源，高校与银行的价值诉求与实现路径高度互补，使银校合作普遍展开。高等学校与国有商业银行之间突破了以往的基本存储和简单信贷关系，以“银校合作”的方式开始了全面的互动合作。《中国信贷风险报告2008》数据显示，扩招以来至2008年年底，国内高校教育投入共增加5000多亿元，其中政府投入了500多亿元，银行贷款就占了2000多亿元。据统计，全国在最初的三年扩招过程中至少拉动了800亿元以上的社会资金投入高校基础设施建设，新建的学生公寓和学生食堂是过去50年的总和，仅学生公寓建设一项，就需要投资200多亿元，而在这数字惊人的投资中，政府财政拨款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绝大部分是高校向银行举债。
第四，教育经费的极度缺乏使贷款规模急剧扩大。
与高等教育规模急速增大相伴随的是教育资源增长缓慢，生均教育资源急剧下降。几年扩招之后，2004年国家财政性高等教育经费总额虽然比1998年增加了1.69倍，而相对快速增长的学生数量生均经费却持续下降。根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2005年全国普通高校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为2237.57元，较2004年的2298.41元下降了0.3%，较1999年的2962元下降了3.2%。比起对轨道交通、高速铁路等，动辄万亿的“慷慨”投资规模，10年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还未到4%。预计2011年，我国高等教育新增投资额150亿元-210亿元，其中政府投入只有38亿元，资金短缺112亿元-172亿元。在捉襟见肘的经费面前，“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口号多少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关于提高教育经费在全国GDP中比例的政策由来已久。早在1993年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第48条中就曾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纪末达到4%”。也就是说，按此纲要，到2000年，4%已经成为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比的下限。
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54条也规定：“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提高。”但遗憾的是，即便是18年前的那一目标，迄今也尚未实现。
在欧美国家，高校经费几乎全部来自政府拨款，美国教育经费增长速度超过了军费的增长速度。
根据世界银行2001年的统计，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日本、英国和美国等高收入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均值为4.8%，而哥伦比亚、古巴、约旦、秘鲁等中低收入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均值为5.6%。
根据教育部财务司、《中国统计年鉴2009》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计算，从2000年到2009年10年间，以4%的比例为目标，则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10年累计“欠账”已达16843亿元。2002-2003年，经费投入甚至还出现了0.06%的倒退。截至2009年，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12231.09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9%。
第五，目前中国高校自身没有偿债能力。
高校资金来源大致分为财政拨款、学费收入、科研及校办企业创收和无偿捐赠等。财政拨款是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主要渠道，也是办学经费的稳定来源。然而在我国教育经费筹措体系中，中央的投入主要集中在少数部属大学或国家重点大学上，而地方政府则主要负责其他大多数普通高校，所以导致有些地方高校的发展在经费上基本上得不到中央财政的直接、有力支持。中央财政支持乏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部分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特别是一些欠发达地区，财政实力薄弱，在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上是心有余而力不足。2011年2月4日，河南省教育厅厅长蒋笃运在全省2010年度教育工作会议上透露，全国高校生均年教育经费约为8000元，但在河南省，这一指数仅为4100元，甚至个别高校的生均年教育经费只有1700元。从以上数字来看，河南省高校生均教育经费投入整体偏低，仅为全国水平的一半，个别高校尚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1/4。中西部和许多边远地区的情况也是如此，西藏甚至出现连续几年的教育经费负增长。
单靠提高学费收入来偿还银行贷款不仅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不适应，而且与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宗旨相背离，因为学生学费负担本来已经很重。正如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所说：“过去十年，高等教育投入的经费中，来自政府的部分增长了3.5倍，来自学费的部分已增长了18倍。”快速增长的学费已经成为中国大学生沉重的家庭负担，很多家庭无力承受巨额学费。政府又要保证每一位学生不因家境贫寒交不起学费而辍学，导致学生欠费现象日益严重，欠费数额越来越大，已成为困扰高校的痼疾。这种状况的存在严重削弱了高校经费的自给能力，更不具备还贷能力。
第六，高校产权性质使高校财务管理缺乏社会问责，同时，因监管制度缺失导致高校负债理性程度降低。
高校的财务预算缺乏软约束，一直以来，高校并无公布其财务状况的义务，其资金往来几乎完全不透明，资金的使用少有监督。加上高校领导的官僚人格驱动，在开支上缺乏远见和成本意识，使得高校贷款资金的使用更是肆无忌惮。与政府财政投入不足的现状并存的是，高校在资金使用上的低效甚至浪费。一些学校片面追求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高、大、全”的政绩观导致办学规模盲目扩大。这些高等院校脱离自身办学实际基础，一味贪大求全，跑马圈地，跟风攀比，全然没有财务安全和风险控制意识。有的学校本身业小底薄，也动辄圈地上千亩；有的学校本身经费压力较大，却在办公楼建设上讲排场，求品味，装修极尽奢华，更有甚者仅仅校门建设也斥资几百万元上千万元，等等。许多大学校长认为，要想进“大师”，先得建好“大庙”，认为要出科研成果，就得引进一大批人才，首当其冲的是“筑巢引凤”，建设现代化的一流校舍，添置最先进的教学实验设备。而政府在高校贷款的申请和使用上缺少相对完善的监督机制，在评估体系方面也不健全。从我国高校的产权性质来说我国的高校基本上是公立的，高校的管理者均由政府任命，由于产权界线模糊不清，承担责任的主体不明，使高校成为没有明确经济责任的经济实体。国家给予高校管理者一定的权利，对于权力的实施缺乏监管机制，尤其对高校贷款形成的资产产权归属没有明确的规定，高校的贷款行为没有纳入监管的范围，对债务危机的后果和责任也没有做出规定。而各高校管理者缺乏自主办学的法人意识。因此，高校贷款与当初国企贷款一样，认为有国家托底，加大了贷款的非理性。
从现有规章看，国家是高校的当然所有者，高校法人实体则行使学校财产的使用权，政府拥有高校财产的最终所有权。所以在目前情况下，政府必须为高校债务付起责任。
温家宝总理在2011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曾承诺，到2012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拨款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高校的巨额债务经过了10余年的累积，教育经费达到4%以后并不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巨额债务危机。政府部门应先了解高校实际负债状况，然后再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施救措施。在此次债务危机过后，政府还要建立建全长效有力的监管机制，才能杜绝高校以新贷还旧贷的恶性循环和高校债务危机的再次发生。
参考文献：
1、2007年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对30所高校进行的专题调研报告专家预测[Z].
2、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课题组.从人力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3、王锋,李培湘.我国高校债务问题及其对策[J].前沿,2008(2).
4、刘燕萍.试论高校债务风险的化解途径[J].法制与社会,2008(1).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经济学院）
关键词：高校；债务；扩招
中国教育蓝皮书的报告说：自2007年吉林大学自曝拖欠银行30亿元巨款以来，各高校的债务危机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在2010年3月的“两会”上，该问题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更是引起社会批评和专家学者的关注。到2010年年底，高校债务最高评估已经达8000亿，几乎全国所有的高校都有银行贷款、应付工程款等各项债务，其中，银行贷款占绝大部分。中西部省份的贷款比重更大，其中，河南省最大的两所省属高校2010年年底的贷款余额已经超过50亿。巨额债务严重制约了高校的发展，很多大学已经无法正常运转。目前，有的高校不得不用新贷偿还旧贷维持运行，个别高校甚至资不抵债，“破产”隐患凸显。如得不到很好解决，将可能给中国高等教育带来一场深刻的危机。化解高校债务危机迫在眉睫。单靠学校的力量根本不能使危机有所缓解，政府买单已经成为化解高校债务危机的唯一途径。本文将从高校债务的成因等方面分析政府为高校债务买单合理性和必要性。
第一，扩招政策、高校评估、多校合并政策催生大规模的新校区建设引发高校大规模举债。
扩招政策是高校债务形成的直接因素。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遇到了增长下滑和通货紧缩的双重困境。为了走出困境，我国政府开始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加大基础建设投资力度，刺激和鼓励社会消费，鼓励银行放松银根。在这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过程中，高等教育成为国家推动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的重要手段。当时政府出台了高等教育由精英型教育向大众化教育发展的政策，即高校扩招政策。尤其是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之后，我国做出了加快发展高等教育的决定，同时提出了要办一流大学的设想。所以20世纪末我国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并发布了《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从高校发展的角度来说，无论是扩大高校招生的规模，还是创办一流的大学，都必须要有巨大的办学资金作支撑。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高校资金需求迅速增加，然而政府对高校的资金支持没有相应的同比例增长，并且学费增长受到居民支付能力的限制，由此，学校资金缺口迅速扩大。为缓解资金压力，增强学校的筹资能力，运用各种手段（包括从金融手段）筹措办学经费成为必然的选择，为此，高校和政府同时把目光投到银行。与此同时，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金融机构越来越多，相互之间对资金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他们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都转变观念，转换机制，树立起客户就是上帝的服务意识。从时间上看，高校巨额债务起始于1999年开始的大规模扩招。1998年全国高校招生总人数为108万，而2008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599万，短短的10年时间翻了两番多。全国大学数量也从10年前的1000所左右发展到目前的接近1600所。校园面积、教学实验实训设备、图书资料、运动场地等的生均资源严重不足。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入虽然有所增加，但根本无法满足高校超常规快速建设的步伐。
为了保证教育教学质量，教育部制定高等院校设置条例、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高职高专人才培养评估方案等。对各高等院校办学条件如校园面积、教学仪器设备、图书资料、师生比等进行了硬性规定。这些文件的颁布并实施，有力地促进了高校自觉执行国家教育方针、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效益，但也把大部分高等院校逼上了扩建新校区的道路。由此，扩建新校区、购置配套的实验实习设备、图书等固定资产以满足办学需要成为必然。
导致高校债务急剧攀升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国家政策倡导下的多校合并。合并是高校扩招和评估的产物。以吉林大学为例：2000年6月12日，吉林大学与吉林工业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长春科技大学、长春邮电学院合并；2004年8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又并入吉林大学。吉大变成名副其实的“大”学。目前，吉林大学分六大校区，遍布长春市，教师5000人，行政后勤人员则高达1万人。而伴随着扩招，如今的在校生也已经达到5-6万人。校方提供的数据显示，学校新增建筑面积58万多平方米，投入维修工程大约1.2亿；购置仪器设备和建设实验室9.4亿。据了解，吉林大学8个校区共占地8000多亩，仅南区（核心校区）就有3000亩。在长春市中心，吉林大学还有两个校区。2007年3月19日，吉林大学财务处向全校师生发出了《关于召开征集解决学校财务困难建议座谈会的通知》（校财字〔2007〕9号）。通知中坦然承认，吉林大学目前正面临严峻的财务危机：从2005年起，学校步入了付息高峰，每年支付的利息多达1.5亿元-1.7亿元，“学校资金入不敷出的情况日趋严峻”。而在吉林大学宣传部部长刘景辉看来，学校目前的财务危机要归因于始自2000年的合并。“这（30亿元债务）肯定是合并带来的问题，不合并就没有这些问题。”吉大校方的观点是：自合校到2004年底，学校的钱大部分花在了基础建设、征地、改善教学科研条件和支付贷款利息上。根据刘景辉所述，在合并5所学校后，吉林大学并未铺新摊子，而是将原来几所大学所设院系全部打乱，重新统一设立。“所以整合成本太高”，“学校新建一个化学实验室，投资就上亿元，单是实验室门前的路砖，四年就换了三次。”该校有关负责人不无感慨地说，“合校后，浪费严重，摊子太大了。”因为合并，原有的校舍、教学仪器、实验设备等都被认为不符合要求大量闲置、浪费，重新购置新的仪器设备。时至今日，这种趋势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吉大学生宿舍附近有一栋20层的吉大科技园大厦，2010年10月份就已经完工，“但里面没有什么人办公，只能看到1层亮灯”一位学生说。
第二，地方政府越位操作、政府对高校大规模扩建缺乏有力监管加剧了高校债务危机。
为追求所谓的“政绩”，某些地方政府热衷于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片面强调教育GDP，为当地高等教育发展下达硬性指标，把地方高校建设列为地方经济的重要增长点，甚至把城市管理和市场运作等手段运用到高校管理中，不惜借贷巨资开发高校园区和大学城，希望在短期内利用高等教育来拉动区域经济发展，期望借此拉动一座城市教育、科技等的综合发展。据2011年5月29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报导，在河南省郑州市，扩招后在东南西北各建一座大学城，其中一座大学城——“龙子湖”大学城占地超过了两万亩；很多大学城土地闲置。目前入驻大学城的高校生均用地远远超过国家生均用地最高标准。大学城要建成现代化高校园区，资金就须大量投入。拿河南的一所百年名校来说，地方政府为了拉动学校所在地的西区经济，在西郊开发区，批出超过老校区两倍的新校区。不惜舍近求远，新老校区居然相距距离10公里之遥。为此，学校不得不购置数十辆大轿车，购置费和相应的能源消耗可想而知。各种教学、办公设备的搬迁费数字非常巨大。这所学校的一个学院一台旧的精密仪器在新老校区的搬迁和重新安装调试费居然要花费五十多万元。
高等学校为了争相“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纷纷大兴土木，圈地造楼极尽奢华，各式的高楼大厦、宾馆、会议中心、假山、人工湖等，都成了各高校攀比的筹码。同样以河南的一所百年名校为例，1912-2000年，校园面积一直维持在800亩不变。可最近10年，校园面积扩大了4-5倍，是原来的5-6倍。在扩大面积的同时，教学楼、办公楼、学生宿舍楼等设施如雨后春笋拨地而起。新校区建成后，为了和新的教学办公环境相配套，各种教学办公设施投入的数字之大更是惊人。
第三，政府主管部门鼓励下产生的“银校合作”为高校银行贷款大开方便之门。
10年前，时逢亚洲金融危机，我国政府为尽快走出经济低谷，增加教育消费，拉动相关产业发展。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国家鼓励运用金融、信贷手段，支持教育事业发展。”1999年，《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积极利用财政金融、税收政策，继续鼓励社会、个人和企业投资办学捐（集）资办学，不断完善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提出：“建立健全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府公共财政体制的教育拨款政策和成本分担机制，适当运用财政、金融、信贷手段发展教育事业，合理利用银行贷款，继续争取世界银行贷款项目。”这些文件明确了“利用银行贷款”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为高校贷款打开了政策“缺口”。高校的快速发展及其稳定的收入来源成为银行竞相争取的优质客源，高校与银行的价值诉求与实现路径高度互补，使银校合作普遍展开。高等学校与国有商业银行之间突破了以往的基本存储和简单信贷关系，以“银校合作”的方式开始了全面的互动合作。《中国信贷风险报告2008》数据显示，扩招以来至2008年年底，国内高校教育投入共增加5000多亿元，其中政府投入了500多亿元，银行贷款就占了2000多亿元。据统计，全国在最初的三年扩招过程中至少拉动了800亿元以上的社会资金投入高校基础设施建设，新建的学生公寓和学生食堂是过去50年的总和，仅学生公寓建设一项，就需要投资200多亿元，而在这数字惊人的投资中，政府财政拨款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绝大部分是高校向银行举债。
第四，教育经费的极度缺乏使贷款规模急剧扩大。
与高等教育规模急速增大相伴随的是教育资源增长缓慢，生均教育资源急剧下降。几年扩招之后，2004年国家财政性高等教育经费总额虽然比1998年增加了1.69倍，而相对快速增长的学生数量生均经费却持续下降。根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2005年全国普通高校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为2237.57元，较2004年的2298.41元下降了0.3%，较1999年的2962元下降了3.2%。比起对轨道交通、高速铁路等，动辄万亿的“慷慨”投资规模，10年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还未到4%。预计2011年，我国高等教育新增投资额150亿元-210亿元，其中政府投入只有38亿元，资金短缺112亿元-172亿元。在捉襟见肘的经费面前，“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口号多少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关于提高教育经费在全国GDP中比例的政策由来已久。早在1993年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第48条中就曾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纪末达到4%”。也就是说，按此纲要，到2000年，4%已经成为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比的下限。
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54条也规定：“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提高。”但遗憾的是，即便是18年前的那一目标，迄今也尚未实现。
在欧美国家，高校经费几乎全部来自政府拨款，美国教育经费增长速度超过了军费的增长速度。
根据世界银行2001年的统计，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日本、英国和美国等高收入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均值为4.8%，而哥伦比亚、古巴、约旦、秘鲁等中低收入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均值为5.6%。
根据教育部财务司、《中国统计年鉴2009》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计算，从2000年到2009年10年间，以4%的比例为目标，则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10年累计“欠账”已达16843亿元。2002-2003年，经费投入甚至还出现了0.06%的倒退。截至2009年，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12231.09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9%。
第五，目前中国高校自身没有偿债能力。
高校资金来源大致分为财政拨款、学费收入、科研及校办企业创收和无偿捐赠等。财政拨款是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主要渠道，也是办学经费的稳定来源。然而在我国教育经费筹措体系中，中央的投入主要集中在少数部属大学或国家重点大学上，而地方政府则主要负责其他大多数普通高校，所以导致有些地方高校的发展在经费上基本上得不到中央财政的直接、有力支持。中央财政支持乏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部分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特别是一些欠发达地区，财政实力薄弱，在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上是心有余而力不足。2011年2月4日，河南省教育厅厅长蒋笃运在全省2010年度教育工作会议上透露，全国高校生均年教育经费约为8000元，但在河南省，这一指数仅为4100元，甚至个别高校的生均年教育经费只有1700元。从以上数字来看，河南省高校生均教育经费投入整体偏低，仅为全国水平的一半，个别高校尚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1/4。中西部和许多边远地区的情况也是如此，西藏甚至出现连续几年的教育经费负增长。
单靠提高学费收入来偿还银行贷款不仅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不适应，而且与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宗旨相背离，因为学生学费负担本来已经很重。正如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所说：“过去十年，高等教育投入的经费中，来自政府的部分增长了3.5倍，来自学费的部分已增长了18倍。”快速增长的学费已经成为中国大学生沉重的家庭负担，很多家庭无力承受巨额学费。政府又要保证每一位学生不因家境贫寒交不起学费而辍学，导致学生欠费现象日益严重，欠费数额越来越大，已成为困扰高校的痼疾。这种状况的存在严重削弱了高校经费的自给能力，更不具备还贷能力。
第六，高校产权性质使高校财务管理缺乏社会问责，同时，因监管制度缺失导致高校负债理性程度降低。
高校的财务预算缺乏软约束，一直以来，高校并无公布其财务状况的义务，其资金往来几乎完全不透明，资金的使用少有监督。加上高校领导的官僚人格驱动，在开支上缺乏远见和成本意识，使得高校贷款资金的使用更是肆无忌惮。与政府财政投入不足的现状并存的是，高校在资金使用上的低效甚至浪费。一些学校片面追求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高、大、全”的政绩观导致办学规模盲目扩大。这些高等院校脱离自身办学实际基础，一味贪大求全，跑马圈地，跟风攀比，全然没有财务安全和风险控制意识。有的学校本身业小底薄，也动辄圈地上千亩；有的学校本身经费压力较大，却在办公楼建设上讲排场，求品味，装修极尽奢华，更有甚者仅仅校门建设也斥资几百万元上千万元，等等。许多大学校长认为，要想进“大师”，先得建好“大庙”，认为要出科研成果，就得引进一大批人才，首当其冲的是“筑巢引凤”，建设现代化的一流校舍，添置最先进的教学实验设备。而政府在高校贷款的申请和使用上缺少相对完善的监督机制，在评估体系方面也不健全。从我国高校的产权性质来说我国的高校基本上是公立的，高校的管理者均由政府任命，由于产权界线模糊不清，承担责任的主体不明，使高校成为没有明确经济责任的经济实体。国家给予高校管理者一定的权利，对于权力的实施缺乏监管机制，尤其对高校贷款形成的资产产权归属没有明确的规定，高校的贷款行为没有纳入监管的范围，对债务危机的后果和责任也没有做出规定。而各高校管理者缺乏自主办学的法人意识。因此，高校贷款与当初国企贷款一样，认为有国家托底，加大了贷款的非理性。
从现有规章看，国家是高校的当然所有者，高校法人实体则行使学校财产的使用权，政府拥有高校财产的最终所有权。所以在目前情况下，政府必须为高校债务付起责任。
温家宝总理在2011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曾承诺，到2012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拨款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高校的巨额债务经过了10余年的累积，教育经费达到4%以后并不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巨额债务危机。政府部门应先了解高校实际负债状况，然后再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施救措施。在此次债务危机过后，政府还要建立建全长效有力的监管机制，才能杜绝高校以新贷还旧贷的恶性循环和高校债务危机的再次发生。
参考文献：
1、2007年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对30所高校进行的专题调研报告专家预测[Z].
2、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课题组.从人力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3、王锋,李培湘.我国高校债务问题及其对策[J].前沿,2008(2).
4、刘燕萍.试论高校债务风险的化解途径[J].法制与社会,2008(1).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