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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末到晚清有许多画家、文人均热衷于画柳如是小像并广徵题咏，仿佛是一种文人的趣尚，是文人们的绮思艳想还是故国情怀，我们当代人有时真的感到有些匪夷所思。
黄裳先生在2008年12月7日的《上海书评》第二十二期上，发表了《旧辑柳如是湖上草及尺牍跋》一文。详细回忆了他在1969年春夏期间，手抄《云间柳隐如是湖上草一卷补遗卷尺牍卷》的经过。在此文中黄先生写道：“我又曾得柳如是小像一轴，朱野云绘，实本余集旧本。绫边题诗几满，李葆恂《旧学庵笔记》曾详加著录。我看重的是严几道和费念慈的两题。随手易去，惜未录副，只费诗存其《归牧集》中耳。”文中朱野云即清代乾道年间的知名画家、江苏泰州人朱鹤年(1760～1834)，擅长山水，人物犹胜。
黄裳先生文中所说的“余集旧本”，就是那幅著名的柳如是着儒服半身小像一图。图左上有隶书题“河东君初访半野堂小景”十字，上下二字共五行，右下角钤朱文方印“余氏之印”，但并未有余集署款。此图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第四章中曾有详评：“神州国光社影印余秋室白描柳如是小像最为世所称道。蓉裳善画美人，有‘余美人’之目。此像不知是何年所作，以意揣之，当在秋室乾隆丙戌殿试之后。然则‘余美人’之未能中状元，此小像实不任其咎也。又‘美人’本为河东君之号，以‘余美人’而画‘杨美人’，可称双美矣。”余集(1738～1823)字蓉裳，号秋室、秋石，乾隆丙戌三十一年(1766)二甲三十八名进士。柳如是原姓杨名爱，故陈先生称之为“杨美人”。
检阅李葆恂(1859～1915)《旧学庵笔记》(台湾广文书局1970年影印《义州李氏丛刻》本)中《河东君儒服半身像》云：“吴梓山大令藏有河东君儒装半身小像一帧，后以贻余。像系朱野云摹本。上有吴山尊太史题诗云：山斗声名亦枉然，绛云只合化苍烟。绮年似有先知在，名字先添一指禅。 闺訇齐名玉一班，一双家国泪潸潸。眉生却先尚书逝，谁信红颜耐岁寒?两绝颇佳。其后许仙丈、黎味园、康麦生暨易中实、程子大诸君并有题咏。予亦集虞山句得八绝题之，中有二首云：洞房银烛辟轻寒，历历残棋忍重看。揽镜端详应自喜，为他还著汉衣冠。 秋风纨扇是前生，坐看人间沧海更。今日何期见此本，敢将平视抵刘桢。颇为诸君所许。”李氏是收藏家、鉴定家，但《日学庵笔记》是本笔记体的著作，而并不是一本书画著录之书，所以署款、尺寸、印鉴、纸缣等均未写明。黄裳先生在文章中说李氏对《河东君儒服半身像》“详加著录”，应该并不确切。朱鹤年擅长人物、山水，长期居留京城，与翁方纲等人交游，颇有画名，深得朝鲜人士推崇。但此幅临摹余集的《河东君儒服半身像》今已不传，所以也无法予以评鉴。
从明末节到晚清有许多画家、文人均热衷于画柳如是小像并广徵题咏，仿佛是一种文人的趣尚，这在范景中与周书田编纂的《柳如是事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一书中就可见一斑。是文人们的绮思艳想还是故国情怀，我们当代人有时真的感到有些匪夷所思。南社诗人陈去病(1874～1933)在《五石脂》(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一书中记录了他所见所闻的几幅柳如是小像：“吾乡郭频伽先生曾藏有河东君小像一幅，系吴江闺秀陆澹容所描。长不满尺，而眉目意致，生动自然，以为必有所本。又范小湖崇阶亦有一幅，曾属频伽题词其上。据云图祗半身，披纱幅巾，而面瞌秀眉，赝辅承欢，与澹容本无异。后秦敦甫见之，竞临一册而去。予家居时，任友濂丈艾生亦为予言，藏有河东君小像卷子，题跋甚众，顾及宝贵，不肯示人。究未知其为何如也。”关于这一现象的原因，陈氏有评论说：“柳夫人风流放诞，妩媚绝世。一时思慕者众，争图形貌，颇有团扇放翁之致。”
我近几年来先后在书画店、拍卖公司和海外博物馆藏中国古代画集中，见阅过几幅柳如是小像。曾在上海博古斋画廊中见近人仿余集的《河东君初访半野堂小景》摹本，水墨纸本立轴，约二平方尺。图上亦有朱文方印“余氏之印”，又添加几方鉴赏家印鉴。笔墨尚可，粗看神似，但纸缣虽已做旧却人为痕迹明显。标价在万元左右。
又在2002年上海敬华艺术品拍卖公司秋拍预展上，见清代乾隆年间人陈拭《河东君初谒半墅堂小景》卷，绢本设色，款署“己巳嘉平浩吟主人摹为芥园居士”，己已为乾隆十四年(1749)。图绘柳如是着儒服，头上戴黑色冠帽，帽前有一小方白玉。身穿白色长衫，翩翩玉立，迎风徜徉河畔，背景空朦。左边古柳一株，绿影婆娑，柳下湖石一块。此图高40厘米，宽60厘米。引首金笺纸上有近人高吹万(1878～1958)行书题字：“河东君初谒半墅堂小景。壬午中秋吹万居士高燮题。”拖尾纸上有陆绍曾小楷书录顾苓撰《河东君传》，另有柳宝善、谢启昆、王宽、钱楷等晚清人题诗。图卷上有著名鉴赏家邵松年(1848～1932)收藏印，因手边无邵氏《古缘萃录》一书，所以不知此图卷是否为其著录。小像及题跋、题签均为真迹。此图是摹本，但不知原画是何人所作。在预展时，此图卷我曾上手详细观赏，印象颇深。不禁想起清人雪苑怀圃居士《柳如是事辑》中的文字：“崇祯庚辰冬，扁舟访宗伯，幅巾弓鞋，着男子装，口便给，神情洒落，有林下风。”(邓之诚《桑园读书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此图后来仅以三万三千元成交。真有明珠坠泥，与之俱黑之感。2005年秋季，此图卷在北京嘉德拍卖公司又以三十五万元再次拍卖转手。
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馆，藏一幅晚明人吴焯《河东夫人像》，绢本设色立轴，纵119.5厘米，横62.3厘米。此图曾刊印于《海外遗珍·绘画(二)》(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1988年)、《海外中国名画精选(明末清初)》(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等。吴焯之名见徐沁《明画录》卷五：“吴焯字启明，华亭人。工山水。”检阅其他画史资料和地方志，亦有吴氏擅长铁线描法画佛像、人物的零星记载。
《河东夫人像》用工笔细绘，设色古润。夫人蛾眉细长，凤目杏圆，凝眸沉思。支腿坐明式硬木罗汉床上，右手托腮，左手持一斑竹骨纸扇垂支腿上，双手上皆有金镯。头戴黑色护发帽，帽侧斜插凤簪。双耳下有金镶宝石坠。衣着是绫罗丝质，外衫衣领绣织繁缛花纹，内裙染色高雅。图左下角有两行小楷题款：“癸未秋华亭吴焯为河东夫人写于拂水山庄。”下钤“吴”、“焯”连珠印、“钱氏所藏”朱文方印。
癸未是崇祯十六年(1463年)。此图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一幅商宦人家宠妾的肖像画。我初见此图，也无论如何难于将画中之人与柳如是联系起来。清人沈虬在《河东君传》中记，柳氏归钱谦益后“常衣儒服，飘巾大袖，间出与四方宾客谈论，故虞山又呼为柳儒士。”(邓之诚《桑园读书记》)所以我曾经在读画笔记中写道：“窃疑画中人非河东夫人，亦非官宦世家夫人。似青楼姬人或商家妇之小像。视其支腿颓倚之姿，极尽轻佻媚俗。河东君归宗伯之后，已洗尽铅华，焉有如此招蜂引蝶之态耶?亦疑吴 焯署款为坊肆中人所添造。”
后见读上海许全胜先生《新见明人所绘柳如是像跋尾》一文(见《美术史与观念史(Ⅰ)》，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许先生认为吴焯《河东夫人像》是“为目前所见年代最早、最具神韵之柳如是像”。但全文未见有确凿的史料证明此图是吴焯真迹，也没有证据证明吴焯曾与钱谦益有过交往，所以推理也比较勉强。但在《柳如是像跋尾校补后记》中，提及美国著名的中国美术史学者高居翰曾在《柳隐的画》一文(刊载于中国美术学院《新美术》杂志)论及此画：“定为赝鼎”、“至谓此画风格较晚，与色情仕女画相近”。
许先生后来偶阅陶棵(1772～1857)《红豆树馆书画记》卷八时，“始知吴焯所绘河东君像早经著录，珠船忽遇，疑冰大解。”并抄录了书中《柳如是小像》著录文字，但我不知许先生所用之书为何种版本，文字略有小误。现在我用台湾广文书局1972年5月影印出版的光绪八年吴趋潘氏刻本中文字抄录如下：“明吴启明柳如是小像。绢本高五尺八分。宽二尺七寸三分(注：许先生引文为二尺七分)。如是丰容盛鬚。右手支颐。左手持斑竹聚骨扇。著藕色长领衣。内衬浅碧衫。下系退红裙。坐短榻上(注：许文漏‘短’宇)。斜倚檀几。神情散朗。有谢道韫林下风。[中略]癸未秋华亭吴焯为河东夫人写于拂水山庄。”许先生最后写道：“则可知河东君此像，自非名迹，当曾为陶氏家藏之物，至光绪年间犹为陶氏后人所藏，故此画流传海外应在清末。”陶氏《红豆树馆书画记》成书于道光十六年(1836)，吴焯《河东夫人像》作于崇祯十六年(1643)，此图在流传过程中有近二百年的“空白期”。所以未见有陶氏之外的其他人著录，也未见钱氏之外第二人的鉴藏印，确实令人起疑。高居翰对美国各博物馆所藏中国古代绘画的具体情况的熟悉程度应该比国内的学者更有优势，曾编有《中国古画索引》一书。所以他怀疑“此画风格较晚”，是我们应值得注意和参考的。
许先生在文章中引证了许多文献资料，使我们可知崇祯十六年中秋前后，河东夫人病体“大半痊愈”(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中语)。但细审图中主人“神情散朗”，并无一丝病后之态。我承认这世界上的确有少数几位仅凭图片就能鉴别艺术品真伪的“大师”，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绝大多数人无此“功力”。所以我们在鉴定一幅古代书画作品的真伪时，应该用“目鉴”(实物)与“考鉴”(文献)相结合的方法，两者需相辅相成，不可偏颇。在我们还没有亲眼鉴阅哈佛大学福格艺术馆藏吴焯《河东夫人像》原作的情况下，此图应暂时先归入“存疑”之作，这才是一种比较严肃慎重的鉴定方式。
英国当代著名的艺术史家恩斯特·贡布里希在《艺术的故事》一书中曾经说过：“提起任何一件艺术品，我们可能都想知道它是何时、何处、何人所作。那些为了回答这些而改进了其方法的人被称为鉴定家。”鉴定犹如一支火炬，它照亮了黑暗的艺术品长廊，使我们能够辨别真伪。所以个鉴定家在鉴定一件艺术品时，应该要向人们解答这件艺术品的下列问题——“何时?何地?何人?为什么?”
黄裳先生在2008年12月7日的《上海书评》第二十二期上，发表了《旧辑柳如是湖上草及尺牍跋》一文。详细回忆了他在1969年春夏期间，手抄《云间柳隐如是湖上草一卷补遗卷尺牍卷》的经过。在此文中黄先生写道：“我又曾得柳如是小像一轴，朱野云绘，实本余集旧本。绫边题诗几满，李葆恂《旧学庵笔记》曾详加著录。我看重的是严几道和费念慈的两题。随手易去，惜未录副，只费诗存其《归牧集》中耳。”文中朱野云即清代乾道年间的知名画家、江苏泰州人朱鹤年(1760～1834)，擅长山水，人物犹胜。
黄裳先生文中所说的“余集旧本”，就是那幅著名的柳如是着儒服半身小像一图。图左上有隶书题“河东君初访半野堂小景”十字，上下二字共五行，右下角钤朱文方印“余氏之印”，但并未有余集署款。此图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第四章中曾有详评：“神州国光社影印余秋室白描柳如是小像最为世所称道。蓉裳善画美人，有‘余美人’之目。此像不知是何年所作，以意揣之，当在秋室乾隆丙戌殿试之后。然则‘余美人’之未能中状元，此小像实不任其咎也。又‘美人’本为河东君之号，以‘余美人’而画‘杨美人’，可称双美矣。”余集(1738～1823)字蓉裳，号秋室、秋石，乾隆丙戌三十一年(1766)二甲三十八名进士。柳如是原姓杨名爱，故陈先生称之为“杨美人”。
检阅李葆恂(1859～1915)《旧学庵笔记》(台湾广文书局1970年影印《义州李氏丛刻》本)中《河东君儒服半身像》云：“吴梓山大令藏有河东君儒装半身小像一帧，后以贻余。像系朱野云摹本。上有吴山尊太史题诗云：山斗声名亦枉然，绛云只合化苍烟。绮年似有先知在，名字先添一指禅。 闺訇齐名玉一班，一双家国泪潸潸。眉生却先尚书逝，谁信红颜耐岁寒?两绝颇佳。其后许仙丈、黎味园、康麦生暨易中实、程子大诸君并有题咏。予亦集虞山句得八绝题之，中有二首云：洞房银烛辟轻寒，历历残棋忍重看。揽镜端详应自喜，为他还著汉衣冠。 秋风纨扇是前生，坐看人间沧海更。今日何期见此本，敢将平视抵刘桢。颇为诸君所许。”李氏是收藏家、鉴定家，但《日学庵笔记》是本笔记体的著作，而并不是一本书画著录之书，所以署款、尺寸、印鉴、纸缣等均未写明。黄裳先生在文章中说李氏对《河东君儒服半身像》“详加著录”，应该并不确切。朱鹤年擅长人物、山水，长期居留京城，与翁方纲等人交游，颇有画名，深得朝鲜人士推崇。但此幅临摹余集的《河东君儒服半身像》今已不传，所以也无法予以评鉴。
从明末节到晚清有许多画家、文人均热衷于画柳如是小像并广徵题咏，仿佛是一种文人的趣尚，这在范景中与周书田编纂的《柳如是事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一书中就可见一斑。是文人们的绮思艳想还是故国情怀，我们当代人有时真的感到有些匪夷所思。南社诗人陈去病(1874～1933)在《五石脂》(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一书中记录了他所见所闻的几幅柳如是小像：“吾乡郭频伽先生曾藏有河东君小像一幅，系吴江闺秀陆澹容所描。长不满尺，而眉目意致，生动自然，以为必有所本。又范小湖崇阶亦有一幅，曾属频伽题词其上。据云图祗半身，披纱幅巾，而面瞌秀眉，赝辅承欢，与澹容本无异。后秦敦甫见之，竞临一册而去。予家居时，任友濂丈艾生亦为予言，藏有河东君小像卷子，题跋甚众，顾及宝贵，不肯示人。究未知其为何如也。”关于这一现象的原因，陈氏有评论说：“柳夫人风流放诞，妩媚绝世。一时思慕者众，争图形貌，颇有团扇放翁之致。”
我近几年来先后在书画店、拍卖公司和海外博物馆藏中国古代画集中，见阅过几幅柳如是小像。曾在上海博古斋画廊中见近人仿余集的《河东君初访半野堂小景》摹本，水墨纸本立轴，约二平方尺。图上亦有朱文方印“余氏之印”，又添加几方鉴赏家印鉴。笔墨尚可，粗看神似，但纸缣虽已做旧却人为痕迹明显。标价在万元左右。
又在2002年上海敬华艺术品拍卖公司秋拍预展上，见清代乾隆年间人陈拭《河东君初谒半墅堂小景》卷，绢本设色，款署“己巳嘉平浩吟主人摹为芥园居士”，己已为乾隆十四年(1749)。图绘柳如是着儒服，头上戴黑色冠帽，帽前有一小方白玉。身穿白色长衫，翩翩玉立，迎风徜徉河畔，背景空朦。左边古柳一株，绿影婆娑，柳下湖石一块。此图高40厘米，宽60厘米。引首金笺纸上有近人高吹万(1878～1958)行书题字：“河东君初谒半墅堂小景。壬午中秋吹万居士高燮题。”拖尾纸上有陆绍曾小楷书录顾苓撰《河东君传》，另有柳宝善、谢启昆、王宽、钱楷等晚清人题诗。图卷上有著名鉴赏家邵松年(1848～1932)收藏印，因手边无邵氏《古缘萃录》一书，所以不知此图卷是否为其著录。小像及题跋、题签均为真迹。此图是摹本，但不知原画是何人所作。在预展时，此图卷我曾上手详细观赏，印象颇深。不禁想起清人雪苑怀圃居士《柳如是事辑》中的文字：“崇祯庚辰冬，扁舟访宗伯，幅巾弓鞋，着男子装，口便给，神情洒落，有林下风。”(邓之诚《桑园读书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此图后来仅以三万三千元成交。真有明珠坠泥，与之俱黑之感。2005年秋季，此图卷在北京嘉德拍卖公司又以三十五万元再次拍卖转手。
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馆，藏一幅晚明人吴焯《河东夫人像》，绢本设色立轴，纵119.5厘米，横62.3厘米。此图曾刊印于《海外遗珍·绘画(二)》(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1988年)、《海外中国名画精选(明末清初)》(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等。吴焯之名见徐沁《明画录》卷五：“吴焯字启明，华亭人。工山水。”检阅其他画史资料和地方志，亦有吴氏擅长铁线描法画佛像、人物的零星记载。
《河东夫人像》用工笔细绘，设色古润。夫人蛾眉细长，凤目杏圆，凝眸沉思。支腿坐明式硬木罗汉床上，右手托腮，左手持一斑竹骨纸扇垂支腿上，双手上皆有金镯。头戴黑色护发帽，帽侧斜插凤簪。双耳下有金镶宝石坠。衣着是绫罗丝质，外衫衣领绣织繁缛花纹，内裙染色高雅。图左下角有两行小楷题款：“癸未秋华亭吴焯为河东夫人写于拂水山庄。”下钤“吴”、“焯”连珠印、“钱氏所藏”朱文方印。
癸未是崇祯十六年(1463年)。此图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一幅商宦人家宠妾的肖像画。我初见此图，也无论如何难于将画中之人与柳如是联系起来。清人沈虬在《河东君传》中记，柳氏归钱谦益后“常衣儒服，飘巾大袖，间出与四方宾客谈论，故虞山又呼为柳儒士。”(邓之诚《桑园读书记》)所以我曾经在读画笔记中写道：“窃疑画中人非河东夫人，亦非官宦世家夫人。似青楼姬人或商家妇之小像。视其支腿颓倚之姿，极尽轻佻媚俗。河东君归宗伯之后，已洗尽铅华，焉有如此招蜂引蝶之态耶?亦疑吴 焯署款为坊肆中人所添造。”
后见读上海许全胜先生《新见明人所绘柳如是像跋尾》一文(见《美术史与观念史(Ⅰ)》，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许先生认为吴焯《河东夫人像》是“为目前所见年代最早、最具神韵之柳如是像”。但全文未见有确凿的史料证明此图是吴焯真迹，也没有证据证明吴焯曾与钱谦益有过交往，所以推理也比较勉强。但在《柳如是像跋尾校补后记》中，提及美国著名的中国美术史学者高居翰曾在《柳隐的画》一文(刊载于中国美术学院《新美术》杂志)论及此画：“定为赝鼎”、“至谓此画风格较晚，与色情仕女画相近”。
许先生后来偶阅陶棵(1772～1857)《红豆树馆书画记》卷八时，“始知吴焯所绘河东君像早经著录，珠船忽遇，疑冰大解。”并抄录了书中《柳如是小像》著录文字，但我不知许先生所用之书为何种版本，文字略有小误。现在我用台湾广文书局1972年5月影印出版的光绪八年吴趋潘氏刻本中文字抄录如下：“明吴启明柳如是小像。绢本高五尺八分。宽二尺七寸三分(注：许先生引文为二尺七分)。如是丰容盛鬚。右手支颐。左手持斑竹聚骨扇。著藕色长领衣。内衬浅碧衫。下系退红裙。坐短榻上(注：许文漏‘短’宇)。斜倚檀几。神情散朗。有谢道韫林下风。[中略]癸未秋华亭吴焯为河东夫人写于拂水山庄。”许先生最后写道：“则可知河东君此像，自非名迹，当曾为陶氏家藏之物，至光绪年间犹为陶氏后人所藏，故此画流传海外应在清末。”陶氏《红豆树馆书画记》成书于道光十六年(1836)，吴焯《河东夫人像》作于崇祯十六年(1643)，此图在流传过程中有近二百年的“空白期”。所以未见有陶氏之外的其他人著录，也未见钱氏之外第二人的鉴藏印，确实令人起疑。高居翰对美国各博物馆所藏中国古代绘画的具体情况的熟悉程度应该比国内的学者更有优势，曾编有《中国古画索引》一书。所以他怀疑“此画风格较晚”，是我们应值得注意和参考的。
许先生在文章中引证了许多文献资料，使我们可知崇祯十六年中秋前后，河东夫人病体“大半痊愈”(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中语)。但细审图中主人“神情散朗”，并无一丝病后之态。我承认这世界上的确有少数几位仅凭图片就能鉴别艺术品真伪的“大师”，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绝大多数人无此“功力”。所以我们在鉴定一幅古代书画作品的真伪时，应该用“目鉴”(实物)与“考鉴”(文献)相结合的方法，两者需相辅相成，不可偏颇。在我们还没有亲眼鉴阅哈佛大学福格艺术馆藏吴焯《河东夫人像》原作的情况下，此图应暂时先归入“存疑”之作，这才是一种比较严肃慎重的鉴定方式。
英国当代著名的艺术史家恩斯特·贡布里希在《艺术的故事》一书中曾经说过：“提起任何一件艺术品，我们可能都想知道它是何时、何处、何人所作。那些为了回答这些而改进了其方法的人被称为鉴定家。”鉴定犹如一支火炬，它照亮了黑暗的艺术品长廊，使我们能够辨别真伪。所以个鉴定家在鉴定一件艺术品时，应该要向人们解答这件艺术品的下列问题——“何时?何地?何人?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