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棵大杏树几乎遮住了半个院子，水井旁放着父亲自己做的木头凳子。那时，我不到10岁，父亲不到40岁。父亲种地干农活，精气神十足，我觉得自己一辈子也没达到过他那个状态。他说话喜欢大声，但吹笛子时，却总是轻轻地用手舔舔唾沫，小心翼翼地把薄如蝉翼的笛膜贴在笛管的圆孔上，然后试吹几下，接着就是欢快的旋律在院子里飘荡。父亲唱歌也不错，我的这点儿天赋一定是从他那里来的。《二郎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这些歌都是父亲喜欢的。现在，昨天的事我常常忘记，《二郎山》的歌词却记得清清楚楚：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古树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岗……
　　随后的几十年里，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但父亲的精神始终没倒。唯一变了的是，极少再听他唱歌，笛子也一次没吹过，甚至那几支长短不一的笛子都不知丢到哪里去了。父亲说话还是那样激昂，什么事都极少让步，总有自己的主见。生产队的农活儿没有他不会的，没有他没干过的，扛麻袋、做土坯都是极累的活儿，他从不吝惜自己的力气。打电井、接电机、水电焊以及社办企业的机械设备运行维修这些技术活儿，他也十分拿手。在家里生活最困难的时候，父亲还下煤矿干了几个月。有一回，他刚一离开工位，巷道冒顶掉了很多石头，算是逃过一劫。
　　与身体的劳累相比，精神的折磨更加痛苦。1976年冬天，我14岁，家里快要无米下锅。这种长期的极度贫困足以压垮每一个人，但妈妈始终顽强地支撑着家里的一切，白天干活儿，晚上还要熬到深夜，给我们几个孩子缝衣做鞋，有时还在鞋面绣上简单的装饰，极力让我们穿得干净体面一些。我和弟弟妹妹出生时，妈妈都会给我們绣一个“长命百岁”的肚兜，还会到县里的照相馆照一张相。1973年，我最小的弟弟出生时，生活实在太艰难了，小弟没享受着这个待遇。
　　那时我身体较弱，每年妈妈都要领我走很远的路到县城找老中医看病。有一次，路上见到村里一个小伙子扛着锄头去干活儿，妈妈也不知道是对我还是对她自己说了一句话，我绝对不会让我的孩子当农民。可是，她除了信念，又有什么办法呢？但她传达给我的这个信念，给了我不倦努力的希望，直到现在。
　　那时，我一边在家里干活儿，一边唱着歌。我想，如果大门外有个文工团长路过就好了，或许他会带着我离开，那是一个无路可走的孩子最大的梦想了。别说，文工团长还真来了。市里京剧学员班招学员，我唱歌很好的，《智取威虎山》《沙家浜》这些样板戏里的唱段我都会唱。学校演节目我还演过杨子荣，披着一个塑料布唱《共产党员》。老师也喜欢我，积极推荐我。12月的大冷天，爸爸用自行车驮着我去考场，我发挥得不错。比赛过后，文工团长却把别人领走了。爸爸很上火。我好像没有什么悲伤，有的只是绝望。
　　不久之后，一个阴暗的早晨，收音机里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我对高考、大学一无所知，只是听老师和大人们说，高考不用走后门，分数够就行。
　　我一定要参加高考。
　　就在1978年那个夏天，一个在城里读书的小伙伴，说他们学校有一个叫某某的同学，学习非常厉害，绝对的第一名。那个名字我一下子记住了，仿佛真切地看到了自己的梦，甚至抓到了那个能带来改变的梦。至暗的夜空突然划出了一丝光亮。
　　那年暑假，姑父把我从村里的七年一贯制小学转到了城里的中学读初三，还是重点班。姑父是个老师，他大概觉得我是块学习的料吧。我在村里的小学里一直都是学习最好的学生。有件事你大概猜到了，小伙伴说过的那个同学就在这个班上，是个漂亮的女生，文静大度中透着聪明睿智。大半年里，我们没怎么说过话。我觉得自己与她的距离就是人与神的距离，但那种见到真神，梦变得真实的感觉让我激动了许久。
　　尽管如此，胆怯却始终伴随着我。我总觉得自己的基础比较差，一直战战兢兢，就怕考试露馅。姑父第一天带我去学校，鼓励了我很多。学校说要考试，姑父让我好好复习一下韦达定理，他认为这个定理是考试的重点。我没学过，还想数学怎么还考伟大定理呀？又不敢问，担心姑父骂我。整个学期，我都是一边走路一边想着做题，一边吃饭一边比画圆锥立体图形。谢天谢地，期中考试成绩下来，我竟然是第二名！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班主任也很吃惊。第一名是谁很明显了。神就是神，以后无数的大小考试，我也从来没有超过她。
　　父亲有个小书架，很小的我还认不全书里的字，却经常拿起来看。邻居大哥哥看小说《林海雪原》时，我总是趁着他不看的时候读上几页，像《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这样的小说更是看得如痴如醉。那时，县里的新华书店就是我唯一的外部世界。记得当时我花8分钱，买了一本小人书《扑不灭的烈火》，喜欢得不得了。书店柜台里有一本好像叫《平原枪声》的书，不算厚，但我没有钱，每次只能去柜台前瞅几眼，到现在也觉得很遗憾。还记得读过一本《西汉故事》，像指鹿为马、鸿门宴、约法三章、孺子可教这些成语和俗语，到今天我也觉得栩栩如生。
　　当我成为父亲后，也一直鼓励女儿多读书。女儿刚上初一时，虽然周周有考试，但在写作、演讲和文学阅读上仍然投入了很大的热情和精力。《飘》的英文版几乎“每行都读了”；初二时她在校园文化节表演电影《傲慢与偏见》配音，获得第二名；高二时跳级与高三的孩子一起申请美国大学，并以高额奖学金被录取，同时被新加坡国立大学全奖录取。我总结，这些都与阅读功底密不可分。
　　国外大学以人文课程居多，国外孩子的阅读量和我们也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阅读、讨论、写作、演讲都是课堂必备的硬功夫。如果参加不了国外课堂的深度讨论，就很难有建设性的课堂贡献，会越来越觉得自己不行，然后躲到角落里去，甚至出现心理问题。我告诉女儿，如果不想走出国门时被人笑，就请坐下来安静地读书，踏踏实实地读。没有足够的阅读量，出国就两个字“作死”。
　　有感于此，这几年，我花费了很大的业余精力为孩子和家长朋友们写些东西。2012年出版了《新家长时代》。在《写出你自己——美国大学申请作文写作全景指南》之后，2017年又出版了《美国文学群英谱》。在写作的过程中，我的眼睛连3号字都有点儿看不清了，但想到能为孩子们的阅读写作，能为家长朋友们的焦虑做点儿什么，我觉得也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