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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元帅罗荣桓与开国大将罗瑞卿，都姓罗，又相继担任过红四军第二纵队和红四军政委，且关系密切、亲如兄弟，被战友们亲切地称为“大罗”“小罗”。在长达30多年的革命友谊中，他们既有革命战友间的生死与共，又有亲如兄弟般的砥砺共进。
1929年9月下旬，红四军攻占上杭县城，遂在城内太忠庙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罗荣桓在会上发言，强烈要求将毛泽东请回来领导红四军。这时，罗瑞卿刚刚调任第二纵队五支队党代表，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也认为红四军离不开毛泽东，发言支持毛泽东出山。在当时许多同志的反对声中，罗荣桓、罗瑞卿的声音弥足珍贵。
1930年1月，为发展壮大红军，红四军前委决定：朱德指挥第一、第三、第四纵队从古田出发，回师江西，毛泽东指挥第二纵队断后。为加强第二纵队建设，毛泽东根据政治建军原则，改组了这个纵队的领导机构，起用了“两位姓罗的党代表”：罗荣桓任政委，罗瑞卿任政治部主任，“二罗”开始首次共事。
罗荣桓
罗荣桓和罗瑞卿在性格上各有特点，形成互补：罗荣桓沉静、稳重，罗瑞卿爽朗、干脆，两人之间配合十分默契，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在1932年3月，羅荣桓升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时，推荐罗瑞卿接任红四军政委。因为他俩都姓罗，又先后任第二纵队、红四军政委，同志们为了区别起见，便干脆称呼罗荣桓为“大罗”，罗瑞卿为“小罗”。
罗瑞卿
1930年11月，为打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采取“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战术的红军，主动撤退到江西宜黄。这时，各军都开展了肃清“AB团”的斗争（AB团，是1927年初在江西成立的一个反共秘密组织），这是在红军中开展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肃反斗争。由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对敌情估计错误，加之缺乏经验，没有正确的政策和方法，一时间，部队中出现了乱捕乱杀的现象。
一天，时任红十一师政委的罗瑞卿来到红四军军部，向罗荣桓政委反映肃反情况。“前几天，我们十一师宣传队的几个同志被供是‘AB团’，杀掉了。我看，他们不像是‘AB团’！”罗荣桓也为肃反一事苦恼，罗瑞卿的话让他平添愁绪。面对老上级、好战友，罗瑞卿有话就说：“我认为把混入红军内的反革命分子清除掉很有必要，但如果没有证据乱捕乱杀，势必会冤枉一批好人。”
“是啊，前天，萧克到我这来说，他们十二师已杀了100多人。对此，他感到有问题。”当时，上级有规定，捕人由各团党委决定，杀人由各师党委决定，无须向军党委请示报告。有一次，红十二师准备杀几十个人，师长萧克感到杀这么多人有问题，遂奔向军部向罗荣桓请示。“萧克同志反映的情况，我们师也有。现在把敌情估计得过于严重，这事应该跟毛委员反映，尽量少杀人。”罗瑞卿直抒胸臆。
“我已跟毛委员谈过一次，他对此事很担心，并让我在做好反‘围剿’工作的同时，多过问此事。”罗荣桓说，“你们师的肃反，就按你说的‘尽量少杀人’，不能出现冤案。审查错了的，必须刀下留人。你回去和际春（时任红十一师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同志共同把好这道关。”
有了罗荣桓这番话，罗瑞卿心里有了底，他和张际春严格审查，把一些已经被关押起来等死的同志解放了出来。从此，“罗政委刀下留人”的故事便在红四军部队中流传开来。
1936年6月1日，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旧庙堂前红旗招展，“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第一期在这里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宣布：黄埔出身的林彪、罗瑞卿分别担任校长、教育长。命令一宣布，罗荣桓真诚地对罗瑞卿说：“教育长，你是我的领导……”话未说完，罗瑞卿道：“我首先是第一科学员，你首先是我的领导。”消息传出，毛泽东感慨地说：“红军里只有岗位不同，没有高下之分，‘大罗’‘小罗’很团结啊。”
7月上旬，“红大”随党中央由瓦窑堡迁到保安（今志丹县）县城，县城很小，没有几间像样的房子，学员住宿成了问题。第二、第三科领导都找罗瑞卿诉苦，他急得焦头烂额。
当时，第一科驻在保安东南面一公里处的半山坡上，罗荣桓听说附近有几十孔旧石窑洞，他心里有了底。他号召大家自己动手搞卫生、清理校舍、修路。经过一番休整，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以窑洞为课堂和寝室，以石头砖块为桌椅，以石壁为黑板的大学校舍就这样落成了。
开学时，毛泽东在林彪、罗瑞卿的陪同下来到学校，在开学典礼上讲了话。然后，又由罗瑞卿、罗荣桓等陪同参观了教室和学员的宿舍。毛泽东看到石窑洞里的石桌、石凳、石黑板，不禁诙谐地说：“你们走的是石头路，坐的是石头凳，用的是石黑板，住的是石洞，真成了石器时代的人了。”他的话把大家都逗乐了。
罗瑞卿、罗荣桓陪同兴致勃勃的毛泽东沿着石梯一直上到最高一层石洞。毛泽东叉着腰站在洞口，俯视着莽莽群山，风趣地说：“你们这真是原始天尊的弟子啊。”他又回过头问罗荣桓：“你们何时下山啊？是等修炼好了，还是等天下大乱再下山啊？”
罗荣桓、罗瑞卿回答：“我们学到了马列主义真经，练好本领就下山。”毛泽东满意地笑了：“你们一下山，蒋介石恐怕得上山了啰。”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北上抗日，“大罗”“小罗”从此分别多年。两人虽身在两地，却相互挂念。新中国成立之后，两人缘聚北京，工作上经常联系，友谊也日益深厚。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因病与世长辞。毛泽东痛失良将，几天内夜不能寐，写成七律《吊罗荣桓同志》。罗瑞卿痛失良师益友，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这是毛主席和荣桓同志红军时期关系的写照，何尝不是我和他那时关系的写照！”
（摘自《党史纵览》）
古田会议后，“二罗”开始首次共事
1929年9月下旬，红四军攻占上杭县城，遂在城内太忠庙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罗荣桓在会上发言，强烈要求将毛泽东请回来领导红四军。这时，罗瑞卿刚刚调任第二纵队五支队党代表，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也认为红四军离不开毛泽东，发言支持毛泽东出山。在当时许多同志的反对声中，罗荣桓、罗瑞卿的声音弥足珍贵。
1930年1月，为发展壮大红军，红四军前委决定：朱德指挥第一、第三、第四纵队从古田出发，回师江西，毛泽东指挥第二纵队断后。为加强第二纵队建设，毛泽东根据政治建军原则，改组了这个纵队的领导机构，起用了“两位姓罗的党代表”：罗荣桓任政委，罗瑞卿任政治部主任，“二罗”开始首次共事。
“大罗”“小罗”情如手足
罗荣桓和罗瑞卿在性格上各有特点，形成互补：罗荣桓沉静、稳重，罗瑞卿爽朗、干脆，两人之间配合十分默契，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在1932年3月，羅荣桓升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时，推荐罗瑞卿接任红四军政委。因为他俩都姓罗，又先后任第二纵队、红四军政委，同志们为了区别起见，便干脆称呼罗荣桓为“大罗”，罗瑞卿为“小罗”。
1930年11月，为打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采取“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战术的红军，主动撤退到江西宜黄。这时，各军都开展了肃清“AB团”的斗争（AB团，是1927年初在江西成立的一个反共秘密组织），这是在红军中开展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肃反斗争。由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对敌情估计错误，加之缺乏经验，没有正确的政策和方法，一时间，部队中出现了乱捕乱杀的现象。
一天，时任红十一师政委的罗瑞卿来到红四军军部，向罗荣桓政委反映肃反情况。“前几天，我们十一师宣传队的几个同志被供是‘AB团’，杀掉了。我看，他们不像是‘AB团’！”罗荣桓也为肃反一事苦恼，罗瑞卿的话让他平添愁绪。面对老上级、好战友，罗瑞卿有话就说：“我认为把混入红军内的反革命分子清除掉很有必要，但如果没有证据乱捕乱杀，势必会冤枉一批好人。”
“是啊，前天，萧克到我这来说，他们十二师已杀了100多人。对此，他感到有问题。”当时，上级有规定，捕人由各团党委决定，杀人由各师党委决定，无须向军党委请示报告。有一次，红十二师准备杀几十个人，师长萧克感到杀这么多人有问题，遂奔向军部向罗荣桓请示。“萧克同志反映的情况，我们师也有。现在把敌情估计得过于严重，这事应该跟毛委员反映，尽量少杀人。”罗瑞卿直抒胸臆。
“我已跟毛委员谈过一次，他对此事很担心，并让我在做好反‘围剿’工作的同时，多过问此事。”罗荣桓说，“你们师的肃反，就按你说的‘尽量少杀人’，不能出现冤案。审查错了的，必须刀下留人。你回去和际春（时任红十一师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同志共同把好这道关。”
有了罗荣桓这番话，罗瑞卿心里有了底，他和张际春严格审查，把一些已经被关押起来等死的同志解放了出来。从此，“罗政委刀下留人”的故事便在红四军部队中流传开来。
“‘大罗’‘小罗’很团结啊”
1936年6月1日，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旧庙堂前红旗招展，“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第一期在这里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宣布：黄埔出身的林彪、罗瑞卿分别担任校长、教育长。命令一宣布，罗荣桓真诚地对罗瑞卿说：“教育长，你是我的领导……”话未说完，罗瑞卿道：“我首先是第一科学员，你首先是我的领导。”消息传出，毛泽东感慨地说：“红军里只有岗位不同，没有高下之分，‘大罗’‘小罗’很团结啊。”
7月上旬，“红大”随党中央由瓦窑堡迁到保安（今志丹县）县城，县城很小，没有几间像样的房子，学员住宿成了问题。第二、第三科领导都找罗瑞卿诉苦，他急得焦头烂额。
当时，第一科驻在保安东南面一公里处的半山坡上，罗荣桓听说附近有几十孔旧石窑洞，他心里有了底。他号召大家自己动手搞卫生、清理校舍、修路。经过一番休整，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以窑洞为课堂和寝室，以石头砖块为桌椅，以石壁为黑板的大学校舍就这样落成了。
开学时，毛泽东在林彪、罗瑞卿的陪同下来到学校，在开学典礼上讲了话。然后，又由罗瑞卿、罗荣桓等陪同参观了教室和学员的宿舍。毛泽东看到石窑洞里的石桌、石凳、石黑板，不禁诙谐地说：“你们走的是石头路，坐的是石头凳，用的是石黑板，住的是石洞，真成了石器时代的人了。”他的话把大家都逗乐了。
罗瑞卿、罗荣桓陪同兴致勃勃的毛泽东沿着石梯一直上到最高一层石洞。毛泽东叉着腰站在洞口，俯视着莽莽群山，风趣地说：“你们这真是原始天尊的弟子啊。”他又回过头问罗荣桓：“你们何时下山啊？是等修炼好了，还是等天下大乱再下山啊？”
罗荣桓、罗瑞卿回答：“我们学到了马列主义真经，练好本领就下山。”毛泽东满意地笑了：“你们一下山，蒋介石恐怕得上山了啰。”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北上抗日，“大罗”“小罗”从此分别多年。两人虽身在两地，却相互挂念。新中国成立之后，两人缘聚北京，工作上经常联系，友谊也日益深厚。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因病与世长辞。毛泽东痛失良将，几天内夜不能寐，写成七律《吊罗荣桓同志》。罗瑞卿痛失良师益友，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这是毛主席和荣桓同志红军时期关系的写照，何尝不是我和他那时关系的写照！”
（摘自《党史纵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