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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兆忠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副研究员
中日现代文化交流史上，鲁迅是一个巨大的存在。论对日本了解之深，与日本文化人交流之广，在日本知识界影响之大、声誉之隆，现代中国没人能够超过鲁迅；也正是在日本，受“弱国子民”的屈辱和愚昧麻木状态的双重刺激，鲁迅弃医从文，人生之路发生了根本转折。据一名日本汉学家考证，鲁迅最后的墨迹是用日文写的便条，最后访问的是一个日本青年的家，最先赶到他临终床前的是三个日本人，由此可见鲁迅与日本关系之深。
令人遗憾的是，鲁迅没有留下一篇专门论述日本的文章，他对日本文化并没有特殊的爱好，对俳句、狂言、茶道之类也不感兴趣。如果仅就日本文化论而言，日本在鲁迅眼中不过是一个没有固有的文明、没有伟大的世界人物的“暴发户”。事实上，鲁迅对欧洲文学艺术的关心与投入，远远超过对日本。然而，这绝不意味着鲁迅轻视日本，事实毋宁说刚好相反。鲁迅一再告诫中国青年“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临终的前几天，他还念念不忘日本人的“打破沙锅问（璺）到底”的气质，这证明了日本在鲁迅心目中的分量。
鲁迅对日本的论述散见于他的杂文、随笔、书信中，内容几乎无不与中国相关，与改造“国民性”相关，许多场合，鲁迅都是借日本说中国，比如由照片上日本小孩的健壮活泼、调皮捣蛋，中国小孩的温文尔雅、低眉顺眼，说到日本文化的尚动、中国文化的尚静；由中国人张嘴坠下巴的不雅观的脸相，想起日本作家长谷川如是闲对中国人与西洋人脸相的比较，反其意而用之，称道“人＋兽性”的西洋人和日本人，批判“人＋家畜性”的中国人；甚至谈及比较专门的日本文化问题，鲁迅也念念不忘中国，比如他从日本作家厨川白村对日本文化的批判中，得出另一种结论：日本惟其没有固有的文明，才有今日，因为旧物少，执著就不深，时势一移，蜕变极易，在任何时候，都能适合于生存，不像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到灭亡的路，因此他相信“暴发户”的日本比起“破落户”的中国来，命运终究长久。这段话抓住了日本文化的基本特点，可谓高屋建瓴，然而鲁迅没有就此展开论述，而是点到为止，锋芒立刻转向中国。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制约了鲁迅看日本的眼光与方式。
缺什么，补什么。在日本人值得称道的德性中，鲁迅最欣赏的就是“认真”。鲁迅对中国人喜欢“做戏”的毛病深恶痛绝，一再予以抨击，对日本人做事是做事、做戏是做戏、决不混同的人生态度表示赞赏。鲁迅甚至认为：四亿中国人都害着“马马虎虎病”。这病如果治不好，中国是很难得救的，医这种病的药，日本人那儿就有，这就是日本人的“认真”。直到临终前，鲁迅还留下这样的话：“我怀念日本。那些日本人有种打破沙锅问（璺）到底的气质。我是羡慕日本人这一点的。中国人没有这种气质。不管什么，总是用怎么都可以来对付过去。不改掉这‘怎么都可以’，是无论如何不能革新中国的。”
话说到这个程度，似乎有将“国民性”绝对化的危险。出于改造国民性的迫切需要，鲁迅对日本人的“认真”做了一边倒的肯定，这在启蒙救亡的历史下有相当的合理性。然而，假如换一个角度和立场，也可以得出另一种结论。既然任何一种“国民性”都是具体的历史文化风土的产物，有它的两面性，那么日本人的“认真”也不例外。“认真”的另一面是锱铢必较、小题大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正如老舍在《四世同堂》里抨击的那样：“在大处，日本人没有独创的哲学，文艺，音乐，图画，与科学，所以也就没有远见与高深的思想。在小事情上，他们却心细如发，捉老鼠也用捉大象的力量与心计。小事情与小算盘作得周到详密，使他们像猴子拿虱子似的，拿到一个便满心欢喜。因此，他们忘了大事，没有理想，一天到晚苦心焦虑的捉虱子。”
这是对日本人“认真”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孰对孰错，不好一概而论。非常的历史时期，往往推崇“片面的深刻”，鲁迅和老舍，正是从两个极端评价了日本人的这种国民性，各有自己的道理和片面性。就鲁迅而言，因为是将日本的“认真”当作改造中国国民性的手段，当作治疗中国人的精神麻木病的特效药，当然无暇顾及它的另一面。确实，当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药的疗效上，放在病人的起死回生时，肯定会对药的副作用有所忽略。然而，“认真”这种德性只有与崇高的人格、深厚的道义结合在一起，才显示它的真正价值，而这些正是日本人所缺乏的。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副研究员
中日现代文化交流史上，鲁迅是一个巨大的存在。论对日本了解之深，与日本文化人交流之广，在日本知识界影响之大、声誉之隆，现代中国没人能够超过鲁迅；也正是在日本，受“弱国子民”的屈辱和愚昧麻木状态的双重刺激，鲁迅弃医从文，人生之路发生了根本转折。据一名日本汉学家考证，鲁迅最后的墨迹是用日文写的便条，最后访问的是一个日本青年的家，最先赶到他临终床前的是三个日本人，由此可见鲁迅与日本关系之深。
令人遗憾的是，鲁迅没有留下一篇专门论述日本的文章，他对日本文化并没有特殊的爱好，对俳句、狂言、茶道之类也不感兴趣。如果仅就日本文化论而言，日本在鲁迅眼中不过是一个没有固有的文明、没有伟大的世界人物的“暴发户”。事实上，鲁迅对欧洲文学艺术的关心与投入，远远超过对日本。然而，这绝不意味着鲁迅轻视日本，事实毋宁说刚好相反。鲁迅一再告诫中国青年“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临终的前几天，他还念念不忘日本人的“打破沙锅问（璺）到底”的气质，这证明了日本在鲁迅心目中的分量。
鲁迅对日本的论述散见于他的杂文、随笔、书信中，内容几乎无不与中国相关，与改造“国民性”相关，许多场合，鲁迅都是借日本说中国，比如由照片上日本小孩的健壮活泼、调皮捣蛋，中国小孩的温文尔雅、低眉顺眼，说到日本文化的尚动、中国文化的尚静；由中国人张嘴坠下巴的不雅观的脸相，想起日本作家长谷川如是闲对中国人与西洋人脸相的比较，反其意而用之，称道“人＋兽性”的西洋人和日本人，批判“人＋家畜性”的中国人；甚至谈及比较专门的日本文化问题，鲁迅也念念不忘中国，比如他从日本作家厨川白村对日本文化的批判中，得出另一种结论：日本惟其没有固有的文明，才有今日，因为旧物少，执著就不深，时势一移，蜕变极易，在任何时候，都能适合于生存，不像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到灭亡的路，因此他相信“暴发户”的日本比起“破落户”的中国来，命运终究长久。这段话抓住了日本文化的基本特点，可谓高屋建瓴，然而鲁迅没有就此展开论述，而是点到为止，锋芒立刻转向中国。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制约了鲁迅看日本的眼光与方式。
缺什么，补什么。在日本人值得称道的德性中，鲁迅最欣赏的就是“认真”。鲁迅对中国人喜欢“做戏”的毛病深恶痛绝，一再予以抨击，对日本人做事是做事、做戏是做戏、决不混同的人生态度表示赞赏。鲁迅甚至认为：四亿中国人都害着“马马虎虎病”。这病如果治不好，中国是很难得救的，医这种病的药，日本人那儿就有，这就是日本人的“认真”。直到临终前，鲁迅还留下这样的话：“我怀念日本。那些日本人有种打破沙锅问（璺）到底的气质。我是羡慕日本人这一点的。中国人没有这种气质。不管什么，总是用怎么都可以来对付过去。不改掉这‘怎么都可以’，是无论如何不能革新中国的。”
话说到这个程度，似乎有将“国民性”绝对化的危险。出于改造国民性的迫切需要，鲁迅对日本人的“认真”做了一边倒的肯定，这在启蒙救亡的历史下有相当的合理性。然而，假如换一个角度和立场，也可以得出另一种结论。既然任何一种“国民性”都是具体的历史文化风土的产物，有它的两面性，那么日本人的“认真”也不例外。“认真”的另一面是锱铢必较、小题大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正如老舍在《四世同堂》里抨击的那样：“在大处，日本人没有独创的哲学，文艺，音乐，图画，与科学，所以也就没有远见与高深的思想。在小事情上，他们却心细如发，捉老鼠也用捉大象的力量与心计。小事情与小算盘作得周到详密，使他们像猴子拿虱子似的，拿到一个便满心欢喜。因此，他们忘了大事，没有理想，一天到晚苦心焦虑的捉虱子。”
这是对日本人“认真”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孰对孰错，不好一概而论。非常的历史时期，往往推崇“片面的深刻”，鲁迅和老舍，正是从两个极端评价了日本人的这种国民性，各有自己的道理和片面性。就鲁迅而言，因为是将日本的“认真”当作改造中国国民性的手段，当作治疗中国人的精神麻木病的特效药，当然无暇顾及它的另一面。确实，当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药的疗效上，放在病人的起死回生时，肯定会对药的副作用有所忽略。然而，“认真”这种德性只有与崇高的人格、深厚的道义结合在一起，才显示它的真正价值，而这些正是日本人所缺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