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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太谷县凤山书院创建于清代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历经150年兴盛不衰，是清代太谷办学最久、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一所书院，为科举时代太谷县享有“省内人文之冠”的盛誉做出了突出贡献。20世纪初，在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的背景下，凤山书院改制为新式的高等小学堂，揭开了太谷县近代教育的序幕。
吕崇谧创办凤山书院
明嘉靖九年（1530年），当时的山西布政司参政在太谷县城西门内购买了一座僧寺，将它改建为书院，并以太谷境内的名山胜境凤山命名为凤山书院。从此，太谷县人才蔚起，连科连中，文风盛极一时。后在嘉靖、万历年间的全国性禁毁书院运动中被毁。清雍正元年（1723年），在书院发展的大背景下，知县司马灏文利用文昌宫的空屋，因陋就简，短暂开设过繁穰书院。
乾隆十七年（1752年），太谷县迎来一位新知县吕崇谧，他是理学大师、明代山西巡抚吕坤的四世孙。吕崇谧继承了祖上爱民有为、廉洁奉公的好家风，访疾苦，严保甲，兴水利，“锱铢不苟取，折狱如神”。吕崇谧出身书香门第，重视教育，奖励人才。他上任后，借用文昌宫设立文社，择期讲学、“会课”（考试），亲自阅卷，与诸生相得甚欢，“谆谆然如家人”。但由于文昌宫不是寄宿之所，学生只能散落各村。经常是到了讲会之日，自己公务缠身，来去匆匆，意犹未尽。等到抽出闲暇，学生又仓促间难以聚齐。
乾隆十八年（1753年）正月过后，吕崇谧召集乡绅商议，打算利用察院的旧址创建书院，他带头捐俸，集资上千两。但有人认为不切实际，从中作梗，建书院之事被迫中断。延至乾隆二十年（1755年）三月，书院才正式开工，第二年八月竣工，耗资三千两白银。书院为三进院落，讲堂位于中院正中，坐北朝南，五楹布局。东西两边为厢房，各五间。后院有正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五间。旁建厨房、仓库、马厩共二十三间。院内凿井，四围筑墙。为了再现明代时期的文风盛况，吕崇谧沿用旧名，仍称“凤山书院”。
书院落成还未启用，吕崇谧就告病还乡了。他在作《凤山书院碑记》时感叹：如果当初无人阻挠，那么他和诸生“揖让于其间”也经年了。吕崇谧写下了《别百姓耆庶》（两首）《别绅士》《别诸生》四首留别诗。在《别诸生》诗中，他写道：“道义相交阅四年，剡舟苦海案头牵。方期菊酒赓同调，忽漫秋风是别筵。事业须凭经学出，文章总藉性灵传。离亭一语挥鞭去，无限情思寄暮烟。”既有书院落成却不能恭逢其盛的感慨，也有对诸生“崇尚实学、经明行修”的期待。
凤山书院修建时，在墙壁上彩画了三条鱼，结果当年乡试时太谷学生就考中三名举人。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兴修儒学，墙壁上画了七条鱼，当年乡试时太谷学生竟然考中七人，次年庚辰乡试时又考中七人。画工的一个无意之笔，竟然为凤山书院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在接下来的乡试中，太谷县或考中五六人，或考中三四人，最多的一次竟考中八人，报捷者先后相望。一时之间，山西教育界有了“太谷人文甲全晋”的说法。多少年过去了，当地父老都说，有清以来太谷文风之盛要从吕知县创建凤山书院开始。
吕崇谧带着遗憾离开山西，但山西没有忘记他。他去世以后，太谷的士绅将他祀入名宦祠。光绪年间编纂《山西通志》时，山西通志局将他载入《名宦录》。就是在他的家乡河南宁陵，吕崇谧也因为在山西的突出政绩，以“故山西太谷县知县”的头衔，由巡抚报请朝廷批准，入祀乡贤祠。
陈履和重修凤山书院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距离吕崇谧创修书院六十年，太谷县迎来了一位在清代学术史上有重要影响和传奇色彩的举人知县——陈履和。
陈履和是云南石屏人，幼年丧母，家境贫寒。夜深人静时分，常伴着祖母的织布声，就着微弱的松火，读书待旦。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陈履和说服父亲拿出为他成亲的钱作路费，一起到省城昆明参加乡试，结果双双中举。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陈履和入京参加会试，在京城的旅舍里，邂逅学者崔述。崔述是清代开疑古先河的考据大师，胡适评价他是“两千年来的一个了不得的疑古大家”。崔述不迷信汉儒权威，但这样的文化心态和治学理数在当时备受占主流地位的汉学家和理学家的责难，其著作甚至被斥为离经叛道的谤书。官场失意，生活困顿，知音寥寥，备受现实冷遇。但陈履和读了他的《上古考信录》等著作，首肯心折，认为“考古必确，析理必精，……要天下之公言，非一人之私论”，遂拜崔述为师。崔、陈二人身世和个性相似，思想和追求一致。他们一起授受学问，切磋经史，意怡如也。这样的日子过了不到两月，因为崔述要回老家，只得分手。谁知从此一别，他们暌违南北，再也无缘相见。
这年，崔述五十三岁，陈履和三十二岁。陈履和立志为老师刻书，并视为自己毕生的责任和事业，这几乎耗尽了他的全部财产。到嘉庆十八年（1813年），崔述最后一次将他的新作托人带到云南时，陈履和已经是“家贫不能刻书”了。陈履和尊师重道的品性，于斯可见。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冬，陈履和赴北京参加举人铨选，被选为山西太谷县知县。在任上，陈履和干了两件影响且巨且远的大事，一件是厉行禁烟，彻底禁绝了当地由来已久的商人从沿海贩买鸦片牟利祸民的行为；一件是修缮书院，培育文风。
陈履和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十一月抵达太谷时，在凤山书院接受官印，正式上任。凤山书院自吕崇谧重建后已经六十多年，学堂半数房屋圮毁。他触景生情，想到自己少年读书时“数椽旧屋蔽风雨，一榻萧然容隐几”的场景，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过了几天，陈履和与县里的两位儒学名士聊天，流露出了想兴修书院的打算，也表达了担心政务繁忙、经费难筹的顾虑。两位先生说：这都不难。要想成就一件大事，无非是“心”与“力”二字。太谷是山西富县，有的是世家巨族，不可谓无力；又急公好义，不可谓无心。书院所以久久不修，主要是没有人带头倡议罢了。现在有知县大人登高而招、顺风而呼，岂有不来、不应之理？陈履和拍案而起，兴奋道：既然如此，那就不仅要修缮房屋，还要增置膏火，作长远打算。他说：读书人是社会的表率，书院关系文风，文风影响民风，修复书院为当务之急。陈履和首先捐出俸廉，率先倡修。書院动工之前，他写了《劝修凤山书院序》一文，详述书院重修的源起，并请两位先生过目，以造成舆论。凤山书院的修复工作终于顺利启动。 与此同时，陈履和按期到书院聚众讲学、考试，并挑选出好的答卷附上评语，刊刻成十余册，既可以鼓励优秀学生，也可以作为其他学生的范文。
好景不长，凤山书院的修复工程还没有结束，陈履和就收到继母去世的消息。按照礼制，需要辞官回籍守孝三年。陈履和担任知县才八月，太谷士绅早已把他比作“当世之景星庆云、盛朝之祥麟瑞凤”，认为是太谷之福。所以，听到他的继母去世，举城同悲，纷纷凑钱献供献祭。还写了情词恺切的状子，赴省城请愿，呼吁夺情留任。巡抚看着跪在阶下声泪俱下的数百位太谷百姓，不禁动容落泪。但碍于制度，也只能好言劝慰。
事已至此，太谷士绅纷纷赋诗作文，送别陈履和。名儒孔传性在《恭送海楼陈明府旋里序》中赞道：“我公归去不可留，攀辕遮道空匍匐。……几度呼天天不语，感恩惟有祠而祝。”“神君慈父仁明师，一人兼之从未有。……立德立功并立言，数月之间三不朽。”
陈履和在太谷县，仍继续着他为老师崔述刻书的事业。道光五年（1825年），六十五岁的陈履和积劳成疾，死于浙江东阳知县任内。他死后，除了留下尚未付印的二十箱崔述遗著的书版外，身无长物。为老师刻书，他已经“宦囊萧然，且有负累”。他自己五岁的儿子，连家乡都穷得回不去。陈履和的献身精神，在中国学术史上罕见其匹。台湾学者李敖后来评价说：“全世界的学生，没有比他再伟大的了。”
陈履和说过，他刊刻崔述的著作，是要“为天下后世人存此书”， 他相信“四海之大，百年之久，必有真知”，崔述的学说一定会得到后世认可。陈履和去世整整一个世纪后，他执着守望的一幕终于出现。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钱玄同为代表的史学家，在陈履和汇刻的《崔东壁遗书》的影响下，提出了震惊中国史学界的“古史辨”学说。钱玄同还将崔述与朱熹、颜元、章学诚并称为宋代以来的四大学者。陈履和为崔述之学大显于世和“古史辨”学说诞生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
陈履和归葬家乡石屏后，陵墓两侧镌刻了原云南学政顾莼题写的对联：“卅载访经师独传绝学；千秋说循吏仅见斯人。”可以说是他一生的光辉写照。
孙衔完善办学
孙衔生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是浙江省富阳县龙门镇人，出身于著名的龙门孙家，是三国时期孙权的直系后裔。孙衔读书过目不忘，18岁时以县试、府试第一名的成绩成为秀才。五年后，考中举人。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考中进士。道光十年（1830年），被授太谷县知县。初到太谷，孙衔就发现太谷百姓长期以来一直在为平定直隶州协济粮饷、军马。平定是山西的西大门，征粮派款、拨夫调马的任务常常一月数宗，这就使得太谷县的徭役负担远比其他州县要更加繁重，成为压在太谷百姓身上的一座大山。孙衔上书巡抚，面诘知州，为民请命，终获豁免。他还雷厉风行地采取措施革除陋习、废除苛政、力挽士风。孙衔廉洁、干练、高效，深得山西巡抚赏识，称他有古代良吏的风范，特赠他“山西第一廉吏”匾额。
孙衔重视教育，他下车伊始，就主持修复县学。道光十三年（1833年），孙衔重修义学，制定《义学学规》。规定：将太谷县的几处官地、民房的年租金五十一两，拨作义学办学经费。其中，塾师的束修（年薪）四十两，端节、中秋每节节礼二两，其余用做修理义学房屋。塾师的束修和节礼合计达四十四两之多，不仅占到义学全部收入的90%，而且几乎相当于一个知县的年俸（四十五两）。
孙衔为凤山书院制定了条规，规定：书院的号房、宿舍为读书之所，不得用作往来官吏、差役的招待之地；书院聘请山长，由地方绅士公议，不许官府插手或官员推荐。通过这样一些规定，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行政干涉，有效避免了在一些州县发生过的人走茶凉、官去院废的弯路，从而保证了山长的学术水平和书院的教学质量。
凤山书院每月有三次考试。初六、二十六日由山长主持并命题、阅卷，考试内容分为作文、作诗两种，称为“正课”。十六日，由知县主持并命题、阅卷，称为“官课”。每逢官课，孙衔按期到书院讲会，主持考试，并批改考卷。为了激励学生，孙衔捐出俸禄，设立奖学金，用于奖励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考试结束后，分为三等，择优给奖。凤山书院在膏火之外，根据考试成绩给予学生奖赏的做法，是从孙衔开始的。
孙衔在太谷县任职六年，仁德和恩泽深入民心。离别之日，百姓攀辕痛哭，送者塞路，而他的行囊中只有几件日常旧衣和随身书籍而已。可以说是宦海归来两袖空，去时犹似到时贫。
王平格主讲二十年
王平格出生于嘉庆七年（1802年），是山西省榆次县（今晋中市榆次区）西长寿村人。王平格属于少年天才，十四岁就参加了县里的童子试，考取了第一等秀才，成为享受伙食补贴的廪生。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考中举人。三年后会试，考中进士，被分派到陕西，以即用知县任用。但他称病告归，到邻县祁县主持书院。后来虽然一度前往陕西，又因为母亲年老，不愿远游，不久返回山西，就任太谷县凤山书院主讲。
其间，王平格曾被选拔为蒲州府教授，因为母亲去世而没有赴任。守丧结束后，改任泽州府教授。王平格离开时，凤山书院的学生恋恋不舍。负责书院事务的士绅们也不甘心，仍然“延颈而望，虚席以待”，一直为他保留着主讲一职。一年以后，王平格辞官告归，为太谷士绅的诚意所感动，回到凤山书院继续教书。王平格前后在祁县、太谷两县的书院担任主讲近三十年，其中仅太谷县凤山书院就长达二十二年。
王平格性格内向，为人敦厚，整天注疏古籍，钻研学问，读书以外无他嗜好。他吃住在书院，每天与学生讨论经史，诸子百家无不涉猎，无不贯通。史载：他“循循善诱，人无弃材，而于砥砺廉隅、敦笃根本诸大端，尤多所发”。换成现在的话，就是既抓应试教育，更抓素质教育。凤山书院人才辈出，科第蝉联，“执经请业多所成就，门徒称极盛焉”，王平格也被远近学者尊为山西中部地区科举教育的泰山北斗，受到士民敬重。
同治十二年（1873年）七月，七十一岁的王平格在凤山书院病逝。学生奔走相告，泣不成声。王平格写得一手好文章，清丽脱俗，意境隽永。他去世后，学生将他写的八股文汇辑成册，刊刻印行。
明清时期有个习惯，每当有德高望重的老师去世，学生或者当地士绅为了传布他的学行和文名，往往会为他树立德教碑，请达官显贵、社会名流或学术名家撰写碑文。王平格去世后也是如此。学生们在书院内树立了《凤山书院掌教仲坦王先生德教碑》，清同治元年（1862年）壬戌科探花（全国科举考试第三名）、太谷县人温忠翰撰文。碑文酣畅淋漓，情理交融，称赞王平格“德行足以扶世教，言语足以为世法，文章也尤足为多士楷模，沾溉后学”，堪称“乡先生”。光绪年间，太谷县、榆次县纂修县志时，王平格的传记以及这篇德教碑文一起被载入《太谷县志》《榆次县续志》。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凤山书院据此改制为凤山学堂，也结束了其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旧式教育。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改为官立高等小学堂。民国元年（1912年），改建为太谷县第一高初两级小学校。高小完全繼承了凤山书院的办学地址和积存下来的办学基金，也使得自吕崇谧以来历任知县重教兴学、士绅捐资办学的传统得到延续。历经风雨沧桑，清代凤山书院被现在的太谷县实验小学揖尊为办学前身。
吕崇谧创办凤山书院
明嘉靖九年（1530年），当时的山西布政司参政在太谷县城西门内购买了一座僧寺，将它改建为书院，并以太谷境内的名山胜境凤山命名为凤山书院。从此，太谷县人才蔚起，连科连中，文风盛极一时。后在嘉靖、万历年间的全国性禁毁书院运动中被毁。清雍正元年（1723年），在书院发展的大背景下，知县司马灏文利用文昌宫的空屋，因陋就简，短暂开设过繁穰书院。
乾隆十七年（1752年），太谷县迎来一位新知县吕崇谧，他是理学大师、明代山西巡抚吕坤的四世孙。吕崇谧继承了祖上爱民有为、廉洁奉公的好家风，访疾苦，严保甲，兴水利，“锱铢不苟取，折狱如神”。吕崇谧出身书香门第，重视教育，奖励人才。他上任后，借用文昌宫设立文社，择期讲学、“会课”（考试），亲自阅卷，与诸生相得甚欢，“谆谆然如家人”。但由于文昌宫不是寄宿之所，学生只能散落各村。经常是到了讲会之日，自己公务缠身，来去匆匆，意犹未尽。等到抽出闲暇，学生又仓促间难以聚齐。
乾隆十八年（1753年）正月过后，吕崇谧召集乡绅商议，打算利用察院的旧址创建书院，他带头捐俸，集资上千两。但有人认为不切实际，从中作梗，建书院之事被迫中断。延至乾隆二十年（1755年）三月，书院才正式开工，第二年八月竣工，耗资三千两白银。书院为三进院落，讲堂位于中院正中，坐北朝南，五楹布局。东西两边为厢房，各五间。后院有正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五间。旁建厨房、仓库、马厩共二十三间。院内凿井，四围筑墙。为了再现明代时期的文风盛况，吕崇谧沿用旧名，仍称“凤山书院”。
书院落成还未启用，吕崇谧就告病还乡了。他在作《凤山书院碑记》时感叹：如果当初无人阻挠，那么他和诸生“揖让于其间”也经年了。吕崇谧写下了《别百姓耆庶》（两首）《别绅士》《别诸生》四首留别诗。在《别诸生》诗中，他写道：“道义相交阅四年，剡舟苦海案头牵。方期菊酒赓同调，忽漫秋风是别筵。事业须凭经学出，文章总藉性灵传。离亭一语挥鞭去，无限情思寄暮烟。”既有书院落成却不能恭逢其盛的感慨，也有对诸生“崇尚实学、经明行修”的期待。
凤山书院修建时，在墙壁上彩画了三条鱼，结果当年乡试时太谷学生就考中三名举人。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兴修儒学，墙壁上画了七条鱼，当年乡试时太谷学生竟然考中七人，次年庚辰乡试时又考中七人。画工的一个无意之笔，竟然为凤山书院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在接下来的乡试中，太谷县或考中五六人，或考中三四人，最多的一次竟考中八人，报捷者先后相望。一时之间，山西教育界有了“太谷人文甲全晋”的说法。多少年过去了，当地父老都说，有清以来太谷文风之盛要从吕知县创建凤山书院开始。
吕崇谧带着遗憾离开山西，但山西没有忘记他。他去世以后，太谷的士绅将他祀入名宦祠。光绪年间编纂《山西通志》时，山西通志局将他载入《名宦录》。就是在他的家乡河南宁陵，吕崇谧也因为在山西的突出政绩，以“故山西太谷县知县”的头衔，由巡抚报请朝廷批准，入祀乡贤祠。
陈履和重修凤山书院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距离吕崇谧创修书院六十年，太谷县迎来了一位在清代学术史上有重要影响和传奇色彩的举人知县——陈履和。
陈履和是云南石屏人，幼年丧母，家境贫寒。夜深人静时分，常伴着祖母的织布声，就着微弱的松火，读书待旦。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陈履和说服父亲拿出为他成亲的钱作路费，一起到省城昆明参加乡试，结果双双中举。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陈履和入京参加会试，在京城的旅舍里，邂逅学者崔述。崔述是清代开疑古先河的考据大师，胡适评价他是“两千年来的一个了不得的疑古大家”。崔述不迷信汉儒权威，但这样的文化心态和治学理数在当时备受占主流地位的汉学家和理学家的责难，其著作甚至被斥为离经叛道的谤书。官场失意，生活困顿，知音寥寥，备受现实冷遇。但陈履和读了他的《上古考信录》等著作，首肯心折，认为“考古必确，析理必精，……要天下之公言，非一人之私论”，遂拜崔述为师。崔、陈二人身世和个性相似，思想和追求一致。他们一起授受学问，切磋经史，意怡如也。这样的日子过了不到两月，因为崔述要回老家，只得分手。谁知从此一别，他们暌违南北，再也无缘相见。
这年，崔述五十三岁，陈履和三十二岁。陈履和立志为老师刻书，并视为自己毕生的责任和事业，这几乎耗尽了他的全部财产。到嘉庆十八年（1813年），崔述最后一次将他的新作托人带到云南时，陈履和已经是“家贫不能刻书”了。陈履和尊师重道的品性，于斯可见。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冬，陈履和赴北京参加举人铨选，被选为山西太谷县知县。在任上，陈履和干了两件影响且巨且远的大事，一件是厉行禁烟，彻底禁绝了当地由来已久的商人从沿海贩买鸦片牟利祸民的行为；一件是修缮书院，培育文风。
陈履和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十一月抵达太谷时，在凤山书院接受官印，正式上任。凤山书院自吕崇谧重建后已经六十多年，学堂半数房屋圮毁。他触景生情，想到自己少年读书时“数椽旧屋蔽风雨，一榻萧然容隐几”的场景，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过了几天，陈履和与县里的两位儒学名士聊天，流露出了想兴修书院的打算，也表达了担心政务繁忙、经费难筹的顾虑。两位先生说：这都不难。要想成就一件大事，无非是“心”与“力”二字。太谷是山西富县，有的是世家巨族，不可谓无力；又急公好义，不可谓无心。书院所以久久不修，主要是没有人带头倡议罢了。现在有知县大人登高而招、顺风而呼，岂有不来、不应之理？陈履和拍案而起，兴奋道：既然如此，那就不仅要修缮房屋，还要增置膏火，作长远打算。他说：读书人是社会的表率，书院关系文风，文风影响民风，修复书院为当务之急。陈履和首先捐出俸廉，率先倡修。書院动工之前，他写了《劝修凤山书院序》一文，详述书院重修的源起，并请两位先生过目，以造成舆论。凤山书院的修复工作终于顺利启动。 与此同时，陈履和按期到书院聚众讲学、考试，并挑选出好的答卷附上评语，刊刻成十余册，既可以鼓励优秀学生，也可以作为其他学生的范文。
好景不长，凤山书院的修复工程还没有结束，陈履和就收到继母去世的消息。按照礼制，需要辞官回籍守孝三年。陈履和担任知县才八月，太谷士绅早已把他比作“当世之景星庆云、盛朝之祥麟瑞凤”，认为是太谷之福。所以，听到他的继母去世，举城同悲，纷纷凑钱献供献祭。还写了情词恺切的状子，赴省城请愿，呼吁夺情留任。巡抚看着跪在阶下声泪俱下的数百位太谷百姓，不禁动容落泪。但碍于制度，也只能好言劝慰。
事已至此，太谷士绅纷纷赋诗作文，送别陈履和。名儒孔传性在《恭送海楼陈明府旋里序》中赞道：“我公归去不可留，攀辕遮道空匍匐。……几度呼天天不语，感恩惟有祠而祝。”“神君慈父仁明师，一人兼之从未有。……立德立功并立言，数月之间三不朽。”
陈履和在太谷县，仍继续着他为老师崔述刻书的事业。道光五年（1825年），六十五岁的陈履和积劳成疾，死于浙江东阳知县任内。他死后，除了留下尚未付印的二十箱崔述遗著的书版外，身无长物。为老师刻书，他已经“宦囊萧然，且有负累”。他自己五岁的儿子，连家乡都穷得回不去。陈履和的献身精神，在中国学术史上罕见其匹。台湾学者李敖后来评价说：“全世界的学生，没有比他再伟大的了。”
陈履和说过，他刊刻崔述的著作，是要“为天下后世人存此书”， 他相信“四海之大，百年之久，必有真知”，崔述的学说一定会得到后世认可。陈履和去世整整一个世纪后，他执着守望的一幕终于出现。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钱玄同为代表的史学家，在陈履和汇刻的《崔东壁遗书》的影响下，提出了震惊中国史学界的“古史辨”学说。钱玄同还将崔述与朱熹、颜元、章学诚并称为宋代以来的四大学者。陈履和为崔述之学大显于世和“古史辨”学说诞生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
陈履和归葬家乡石屏后，陵墓两侧镌刻了原云南学政顾莼题写的对联：“卅载访经师独传绝学；千秋说循吏仅见斯人。”可以说是他一生的光辉写照。
孙衔完善办学
孙衔生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是浙江省富阳县龙门镇人，出身于著名的龙门孙家，是三国时期孙权的直系后裔。孙衔读书过目不忘，18岁时以县试、府试第一名的成绩成为秀才。五年后，考中举人。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考中进士。道光十年（1830年），被授太谷县知县。初到太谷，孙衔就发现太谷百姓长期以来一直在为平定直隶州协济粮饷、军马。平定是山西的西大门，征粮派款、拨夫调马的任务常常一月数宗，这就使得太谷县的徭役负担远比其他州县要更加繁重，成为压在太谷百姓身上的一座大山。孙衔上书巡抚，面诘知州，为民请命，终获豁免。他还雷厉风行地采取措施革除陋习、废除苛政、力挽士风。孙衔廉洁、干练、高效，深得山西巡抚赏识，称他有古代良吏的风范，特赠他“山西第一廉吏”匾额。
孙衔重视教育，他下车伊始，就主持修复县学。道光十三年（1833年），孙衔重修义学，制定《义学学规》。规定：将太谷县的几处官地、民房的年租金五十一两，拨作义学办学经费。其中，塾师的束修（年薪）四十两，端节、中秋每节节礼二两，其余用做修理义学房屋。塾师的束修和节礼合计达四十四两之多，不仅占到义学全部收入的90%，而且几乎相当于一个知县的年俸（四十五两）。
孙衔为凤山书院制定了条规，规定：书院的号房、宿舍为读书之所，不得用作往来官吏、差役的招待之地；书院聘请山长，由地方绅士公议，不许官府插手或官员推荐。通过这样一些规定，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行政干涉，有效避免了在一些州县发生过的人走茶凉、官去院废的弯路，从而保证了山长的学术水平和书院的教学质量。
凤山书院每月有三次考试。初六、二十六日由山长主持并命题、阅卷，考试内容分为作文、作诗两种，称为“正课”。十六日，由知县主持并命题、阅卷，称为“官课”。每逢官课，孙衔按期到书院讲会，主持考试，并批改考卷。为了激励学生，孙衔捐出俸禄，设立奖学金，用于奖励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考试结束后，分为三等，择优给奖。凤山书院在膏火之外，根据考试成绩给予学生奖赏的做法，是从孙衔开始的。
孙衔在太谷县任职六年，仁德和恩泽深入民心。离别之日，百姓攀辕痛哭，送者塞路，而他的行囊中只有几件日常旧衣和随身书籍而已。可以说是宦海归来两袖空，去时犹似到时贫。
王平格主讲二十年
王平格出生于嘉庆七年（1802年），是山西省榆次县（今晋中市榆次区）西长寿村人。王平格属于少年天才，十四岁就参加了县里的童子试，考取了第一等秀才，成为享受伙食补贴的廪生。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考中举人。三年后会试，考中进士，被分派到陕西，以即用知县任用。但他称病告归，到邻县祁县主持书院。后来虽然一度前往陕西，又因为母亲年老，不愿远游，不久返回山西，就任太谷县凤山书院主讲。
其间，王平格曾被选拔为蒲州府教授，因为母亲去世而没有赴任。守丧结束后，改任泽州府教授。王平格离开时，凤山书院的学生恋恋不舍。负责书院事务的士绅们也不甘心，仍然“延颈而望，虚席以待”，一直为他保留着主讲一职。一年以后，王平格辞官告归，为太谷士绅的诚意所感动，回到凤山书院继续教书。王平格前后在祁县、太谷两县的书院担任主讲近三十年，其中仅太谷县凤山书院就长达二十二年。
王平格性格内向，为人敦厚，整天注疏古籍，钻研学问，读书以外无他嗜好。他吃住在书院，每天与学生讨论经史，诸子百家无不涉猎，无不贯通。史载：他“循循善诱，人无弃材，而于砥砺廉隅、敦笃根本诸大端，尤多所发”。换成现在的话，就是既抓应试教育，更抓素质教育。凤山书院人才辈出，科第蝉联，“执经请业多所成就，门徒称极盛焉”，王平格也被远近学者尊为山西中部地区科举教育的泰山北斗，受到士民敬重。
同治十二年（1873年）七月，七十一岁的王平格在凤山书院病逝。学生奔走相告，泣不成声。王平格写得一手好文章，清丽脱俗，意境隽永。他去世后，学生将他写的八股文汇辑成册，刊刻印行。
明清时期有个习惯，每当有德高望重的老师去世，学生或者当地士绅为了传布他的学行和文名，往往会为他树立德教碑，请达官显贵、社会名流或学术名家撰写碑文。王平格去世后也是如此。学生们在书院内树立了《凤山书院掌教仲坦王先生德教碑》，清同治元年（1862年）壬戌科探花（全国科举考试第三名）、太谷县人温忠翰撰文。碑文酣畅淋漓，情理交融，称赞王平格“德行足以扶世教，言语足以为世法，文章也尤足为多士楷模，沾溉后学”，堪称“乡先生”。光绪年间，太谷县、榆次县纂修县志时，王平格的传记以及这篇德教碑文一起被载入《太谷县志》《榆次县续志》。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凤山书院据此改制为凤山学堂，也结束了其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旧式教育。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改为官立高等小学堂。民国元年（1912年），改建为太谷县第一高初两级小学校。高小完全繼承了凤山书院的办学地址和积存下来的办学基金，也使得自吕崇谧以来历任知县重教兴学、士绅捐资办学的传统得到延续。历经风雨沧桑，清代凤山书院被现在的太谷县实验小学揖尊为办学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