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赌徒，前人蔑称为“牧猪奴”。“牧猪奴”源自晋代名将陶侃之口。“樗蒲者，牧猪奴戏耳。”他非常看不起沉溺于赌博的人，要把这种赌具丢到河里，以示深恶痛绝。朱熹有诗云：只恐分阴闲过了，更教人诮牧猪奴。
　　显然比以前听说的饭店老板拿锁锁住某县政府大门要债的消息更为“刺激”，据《安徽市场报》报道，不久前，一帮现代“牧猪奴”围困纠缠于安徽省寿县县委大门口，称“县委一重要机关干部吴某某欠巨额赌债不还”，他们是专门来讨债的。媒体称“这帮人气焰嚣张，影响极为恶劣”。而事实上，造成这“恶劣影响”的，恰恰应该是那个也属“牧猪奴”的“吴某某”。
　　刹住赌博歪风，关键是狠刹党员干部赌博的歪风。“重要机关干部”在“同好”面前心虚胆怯，当缩头乌龟，要债的“牧猪奴”自然要胆气十足了。“推开牌九不认爹妈”，赌博的过程一向号称是“公平”的。只要不出“老千”，大家机会均等。倘若不是有意拍马屁存心“放水”，倘若没有特殊的政治原因，把中国人压抑了数千年的森严的等级观念，只有在“牧猪奴”之间失却作用。
　　
　　皆从“小赌怡情”开始，现代有些头上有帽翅的“牧猪奴”后来无法自我控制，明明晓得“十赌九输”的规律，又希望自己是那最后一个不会输的。心存侥幸，希望时来运转，一夜致富。赢了，还想赢；输了，则想翻盘。“欲罢不能”这四个字，装在他们身上真是合丝合缝。不少“吴某某”却开口便是“人生能有几回‘博’，此时不‘博’何时‘博’？”偷换了概念，也腐蚀了集体的良知。
　　应该说我国的历代统治阶级都是力主“禁赌”的，尤其是对官员。譬如：与南宋同时的金朝规定：“凡品官犯赌博，赃不满五十贯者定为杖罪，初犯者许赎，再犯则杖之”；明代法律规定：“凡赌博财物者，不分首从皆杖八十，摊场钱物入官，其开张赌房之人同罪；职官赌博加凡人一等，并一律革职。”
　　清代李伯元的《南亭笔记·卷二》中有则材料，说嘉庆年间的大学士禄康曾经权贵一时，却经常数典忘祖。后来倒霉却是“以故纵舆夫聚赌，降为副都统，复以失察曹僚事，遣戍辽东”。“舆夫”者，只不过是区区的轿夫罢了。一个大学士就因为“抬轿子的赌博问题”，而被降职使用，不可谓当时的“禁赌”“禁”得不严肃吧？
　　封建统治者“禁赌”，“禁”得十分局促，“严”得非常可疑。禄康们之倒霉，违“禁令”仅仅是借口，欲加其罪，何患无辞？只不过从“禁赌”着手，显得冠冕堂皇多了。而“禁令”之所以被蔑视，却主要是统治者的“放”。
　　无酒学佛，有酒学仙。朝廷的“禁令”有张有弛，总有道理。在宋代，每遇冬至寒节假日，朝廷即许士庶赌博。每逢正月初一，开封府又准许百姓“关扑”三日。到了清代，成都官府每年正月初六就在衙门口贴告示：“禁止赌博”。在一个时间段内，可以疯狂，可以胡作非为，到底“禁”住了什么呢？
　　禁啊禁！禁到后来。哪个地方缺乏创造“禁赌”条令的热情与才能呢？对官员参赌的处罚条文，众多且严厉，可是赌博之风禁而不止。不由得让人想起了唐代张元祯的一首诗来。其云：禹门三级浪滔天，处处渔翁罢钓船，昨日邻家邀我饮，盘中依旧有鱼鲜。
　　与上述的官府的“放赌”根本相反，眼下好多地方倒是要求官员“节日期间不得赌博”。节日确实是赌博的高发期，然而“牧猪奴”总有自己的理解——节日过后就可以“放开”了。跟老祖宗们相比，却是我们的“小来来”“放赌”之日长了许多。
　　一般说来，重要的文明都是由严格而诞生的。一个不抛弃陋俗的民族是肯定要被腐蚀至骨髓的。“牧猪奴”豪情万丈，那才是最可怕的。
　　图：马方路 编辑：盛汉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