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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功最新出版的散文集《我和父亲之间》的封面是一张作者的肖像照片。他若有所思地凝视着上前方的某一处，你似乎觉得他是在看你，更多的时候，你觉得他是在看向某个更辽阔更缥缈的所在。他的嘴角含着一丝笑意，笑意若有若无，有些近乎冷峻了。岁月在他的额头上刻下了或深或浅的纹路，仿佛见证了他长达四十多年的文学人生。摄影师拍下了陈建功不同于寻常的一面，仿佛属于灵魂的那一刻被捕捉下来，在银盐上逐渐显形。这也像阅读这本散文集的感觉——月夜下，我们围坐，娓娓而谈，那些过去了的人和事在交谈中被召唤而来，历历如新。通过这短暂而漫长的交谈，我们想象自己越来越接近一个作家的精神肖像，但永远无法抵达。就好像，通过门缝泄露出来的灯光，你或许可以推想屋子里的情形，但是，你无法证实。对于陈建功，所有的描摹都不过是盲人摸象，但即便如此，这个过程也是重要的：你在与一个健朗而有趣的灵魂建立联结，你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也在不断丰富与深入。
一
在陈建功的身后，是《丹凤眼》《飘逝的花头巾》《鬈毛》，是《放生》《前科》《找乐》等等。这些作品大多完成于20世纪80年代，确立了陈建功的个人标志性风格和独特气质。可以说，是陈建功创造了这些作品，同时，这些作品也塑造了陈建功。一个作家在开始创作时，形成了什么样的风格，将会对他的创作构成无远弗届的影响。时至今日，当我们阅读散文集《默默且当歌》和《我和父亲之间》时，依然能感受到那个携带着20世纪80年代氛围的陈建功。一个时代完整地保存在一个人身上，不能不叫人惊叹。
读陈建功的散文集，不时能为他的幽默而捧腹，而心有戚戚。比如，他写女儿的这篇《笑笑和我》。笑笑，听听女儿这小名，大抵就知道陈建功所秉承的人生态度。在文章中，他把八岁多的女儿笑笑称为“刚过完3000天大寿”。他和女儿之间，轻松愉快、富有趣味。
她5岁的时候曾经问我：“爸爸，大家都说我是属鸡的，这是什么意思？”
“鸡犬不宁。”我说。
“那您呢？您属什么的？”
“属牛。”
“属牛是什么意思？”
“牛马不如。”
她嘻嘻地笑了，眼睛里闪出光来，“那妈妈呢？妈妈属什么的？”
“属老鼠。”
“属老鼠是什么意思？”
“老鼠过街，人人喊打。”①
看到类似这样比比皆是的小场景的时候，我不禁笑出了声。毫不怀疑，陈建功时时就是跟女儿这般“幽一默”的。这固然是出于天性——对于“找乐”，陈建功一向乐此不疲，更多的却是來自生活的历练。他认为人生本来就沉重，需要找一些开心的事情，用他的话说，“人生一世，辛苦遭逢，庶几难免，让我这位活得过于认真的女儿学点这个，焉知是祸是福？”②在女儿面前，他没有什么长辈包袱，而是用“We are good friends”的精神来处理和女儿的关系。确实，在他的世界观中，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谐快乐的相处，是他念兹在兹的。在面对女儿的时候，他怎能不身体力行地实践呢。在给女儿的一封信中，陈建功自嘲说，“呜呼，年过半百才忽然发现，我居然一次也没有享受过一个中国老爷子发号施令的权力”。哈，岂止是享受，对于这样一种权力，陈建功大约是“避之唯恐不及”的吧。他真正在意的是平等与尊重，是健康人格的养成，就像他在给女儿的一封信里所说的，“骄傲的绝不是世俗的所谓成绩与名次，而是你的尊严感并没有被摧毁，你不会蝇营狗苟察言观色活得委琐而可怜；你的个性没有泯灭，你不会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活得圆滑而压抑。你维护着自己的尊严和个性，又懂得尊重别人的尊严和个性。这是一种健康、健全的人格。能以这样的人格追求去做学问，将会坚守自己的发现和创造，也尊重别人的发现与创造”③。对女儿的这一番言辞恳切的“谆谆教诲”，不妨看作是陈建功的“夫子自道”。而这，正是被人们所怀念的80年代精神。一打眼望去，这似乎是一种宏大的风格，在推崇“个人化叙事”的今天难免已成为空谷回响。然而，只有一个沐浴着那个时代的阳光走来，且始终不改初心的人，才会让这一类金石作响的词语充满了生命的弹性与魅力。
是的，这样的魅力，我们已经在陈建功的小说里一再领略了，而今，在散文中重温，依然为之神往。在陈建功为北京大学九十周年校庆写的散文《默默且当歌》中，那份属于北大的激情与豪情却是以如此平实的方式向我们扑来。从听说自己被北大录取开始写起，一般人大约会“漫卷诗书喜欲狂”吧，可是，对于陈建功来说，他说，“我只是想，晒完了后背，什么也耽误不了”。这是一个二十八岁的青年在经历了十年矿区劳动后的真实反应。
现在，作为读者的我们应该发现了，陈建功的达观、幽默、兴致盎然，其实并不来源于一帆风顺的生活的恩赐，恰恰相反，那是一个饱经挫折的人在反复咀嚼了生活的滋味之后的豁达，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解放与成就。在陈建功写父母的篇章中，可以寻见些许端倪。《我和父亲之间》写的似乎是儿子与父亲之间的隔膜。陈建功三言两笔，勾画出了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在一个时代所遭遇的不公平待遇，以及因为“忠厚”所带来的笼罩一生的人生阴影。在这篇散文中，陈建功并没有施展小说家的本事，让被叙述的父亲向我们打开内心，渲染阴影之深之重，而是老老实实任由这个沉默寡言的父亲遁入灰雾之中。“心灵创伤”四个字，让人触目惊心。这何尝又不是陈建功本人的心灵创伤呢？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不能入团，不能参军，不能成为“红卫兵”而被称之为“狗崽子”，“下放”到京西煤矿一干就是十年，甚至被矿车撞折了腰之后竟然有几分庆幸，“庆幸自己不再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所包围，也不用再听头头儿们的叱骂了”④。这样的人生经历，没有经过那个时代的人，怕是很难想象的吧。这也是为什么，陈建功说，“我的心，已经像岩石一样粗糙了”⑤。是啊，忍受挫折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从挫折中好好活着，更是难上加难。经过了生活如此的锤炼，却仍然笑对生活。从这个角度看，陈建功的幽默，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让我们还是回到《默默且当歌》吧。煌煌北大，陈建功写的却是水房歌手，写的是校园一隅在散步抑或是跑步的朱光潜先生的侧影，写的是希望北大的老师们能告别清苦生活的希望。看上去，或许是太不“北大”了。但恰恰是从这样朴实得让人们都忽视的细节里，陈建功提炼出了一个时代的意义——“这歌声是我的同代人以情感的方式对一个新的开放的时代伸出的臂膀。这时代不再容忍专制和封闭，不再容忍僵死和愚昧，不再容忍压抑个性，不再容忍蔑视知识和才华。这歌声又是我的同代人对一种新人格的呼唤。这人格不再苟苟且且，无须仰人鼻息，只管让想象自由地飞翔，坦坦荡荡地唱自己的歌。”⑥ 重读陈建功，是一个不断接近一个时代的过程。与许许多多写散文的人一样，陈建功乐于打开自己，将他所经历的个人日常生活变成为他散文的素材，但是，他绝不会停留在个人的层面上。我猜想，对他来说，个人不能说没有意义，至少意义不大，只有从个人身上发现一个时代，才是他的关注点和兴趣所在。与当下的许多作家不同，他有兴趣也有能力从日常生活中召唤出一个时代。这源于他的整体性视野，以及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深刻认识。在一个访谈中，他说，“任何一个人都不要过高估计自己的才能，你永远是一个社会存在的决定物。没有伟大的社会变革，没有思想解放运动，再大的天才也归于湮灭。人的成功固然源于个人的创造与思考，但也应感恩自己被社会所熏陶、所感染获得了思想成果”⑦。在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交轨的关口中，他确立了他的信条，而这一切决定了陈建功文学创作的质地与光芒。阅读陈建功，也是在提醒我们，这样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是怎样决定了一代人，又是怎样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而当我们对一个时代漠不关心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失去了深入自己的能力。
二
一个对于个人与时代的关系有着深刻认识的人大多有着坚定的人生理想和人生态度。在答记者问的时候，陈建功曾经这样扼要地谈论自己的人生观，他说，“我对自己既定的生活目标和坚守的人生态度一直有信心。我可以有错误，可以不断调整纠正自己，而人生目标是明确的。这个人生目标在一些人看来或许是比较陈腐的，就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那一套——‘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⑧。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儒家的君子人格是陈建功欣然神往的，也是他一生致力追求的。当我们在阅读陈建功的时候，最打动我们的，也是从各种细枝末节处体现出来的君子风范和气象。
这一人格精神在陈建功的家庭教育中已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散文集中，陈建功有两篇文章都是对妈妈的回忆。《妈妈在山岗上》描摹出的妈妈令人十分动容。“我的妈妈绝不想让儿女们为自己挣回点什么，哪怕是一个面子。她从来也没跟我念叨过‘争光’‘争气之类的话。她甚至告诉过我她并不望子成龙，她只希望自己的子女自立自强，自爱自重，度过充实的一生。我当工人的时候，妈妈对我说：‘你是不是还应该坚持每周一书？同是工人，我相信，有人活得很贫乏，有人活得很充实。别怨天，别怨地，也别怨生活对你是不是公正。你只能自问是不是虚掷了青春？’我当作家以后，妈妈对我说：‘得意的时候，你别太拿这得意当回事，省得你倒霉的时候想不开。其实，只要自己心里有主意，倒霉了，也可以活得很好，知道吗？’”⑨这番教导与见识，朴素、深刻，令人动容。陈建功称之为“妈妈为儿子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如果我们要探求陈建功何以成为一个作家的秘密，源头大约得从这里开始吧。一个作家，绝不是横空出世，除了必要的才华与禀赋以外，还需要日复一日艰苦地阅读、观察、体验。正是妈妈在关键时刻，一语惊醒梦中人，引导陈建功走上作家道路。有意味的是，妈妈的初衷，不过是希望儿子生活得充实和有尊严罢了。起点自然而然地延伸在陈建功的人生道路中，成为一个人坚实的基石。
当然，君子人格也是一个漫长的修炼过程。作为一个文学人，陈建功在与前辈作家交往、对话的过程中，也在不断校正自己。因此，读陈建功散文集中与之相关的篇什，倘若我们将之前后勾连起来，我们大约能获得新时期文学的整体图景与一位年轻作家的成长路径，也让人真切感到中国一代文学知识分子的脊梁与境界，不由肃然起敬。对于那个在许多人的口耳相传中已然成为神话的80年代，陈建功显然无意于加入大合唱，但是，自始至终萦绕在他心头的是前辈作家对年轻作家的支持、欣赏与宽容。此时，他的文字充满了脉脉温情。他回忆吴组缃先生在北大课堂上潇洒的风度，评价说，“先生的讲法，非小说大家不能。先生治史，不为史累，他调动了自己作为一个优秀小说家所具备的对生活的独特体验和观察，带领我们神游于中国古代小说的意境、人物、细节之间”⑩。而一个小说大家又是如何教导另一个年轻的小说家的呢？陈建功记叙了和吴组缃先生的谈话的情景。“先生坐在一个很旧式的沙发上，拉着我的手。除了鼓励一番，说说他喜欢我的哪一篇，没有更多地说我的小说。先生说的，是古人的小说和海外的小说，他谈话的主题，是叙事的张与弛。我明白，先生在教我。那时候，我的小说写得紧张有余，松弛不够。”这是一个类似世说新语的小细节。“旧式”的沙发，指示了吴组缃先生清贫的生活，同时也是在暗示吴组缃先生为人有古风吗？面对初次谋面的才华横溢的后辈，吴组缃先生“拉着我的手”，心中的欢喜由此可见一斑。不谈“我的小说”，只是谈“叙事的张与弛”。陈建功敏锐地捕捉到了先生的用心所在，可谓心领神会。两代小说家之间的默契让人心有戚戚。这真是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文学将几代人紧紧联系在一起。陈建功在散文中愉快地回忆起当年和李陀、郑万隆去严文井家谈论文学的情形；回忆起冯牧“总是在说哪一个作家好，哪一部作品好”，“對文学界的新锐，历来都是反应敏锐鼎力扶持”；回忆起在于是之家啜酒闲聊的情形；回忆起在汪曾祺先生家抢画的情形；回忆起施咸荣先生为了给译文找一句精当的口语表述的情形……那些在文学史上闪闪发光的名字，在陈建功的叙述中，长出了血肉，仿佛凭借文字搭建的桥梁，径直走到你的面前来，如此鲜活、生动。
在这些篇章中，我最喜欢并反复读的，是《吾师浩然》和《铁生轶事》。我还清晰地记得，2008年，浩然去世，引发了文坛怎样的争议。从红极一时到备受冷落，人们对浩然的评价充满了种种矛盾。这一切都不会对陈建功构成困扰。他坦然地称呼浩然为“吾师”，就表明了态度。他说，“一个人，倘若我们领略过他鼎盛时代的风采，再看他暮年的无助，那感慨中不免生出人生的悲凉来。这种悲凉，年轻人是体会不到的，只有到了知交半零落的岁月，大概因为有了切身的感悟，也有了由人及己的瞻顾，才越发滋生出来”11。这几句话，由一向达观幽默的陈建功说来，颇有些沉郁慷慨了。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作者回忆鼎盛时期浩然的风采，以及他对于年轻人的指导与厚谊，描画了一个为人宽厚、乐于助人、在政治高压下也活得很不轻松的浩然。对于浩然的人生经历，陈建功有一番将心比心的肺腑之言。他说，“是谁，让一个如此优秀的作家留下了历史的败笔？对此，正如后来浩然自己说过的，他也曾深刻地反省过。至于反省了什么，可惜我没有和他交流过。在我看来，或许因为他从文以来，目睹了太多作家的灭顶之灾？他是软弱的，胆小的，为了护住手里的一支笔，他尽可能逃避一切——逃避功名官场，也逃避‘执拗’的罪名。当然，他总有逃避不开的时候，因此也不能否认，在那种政治高压下，他也有‘聪明’的一面——为了保护自己，他不能不迎合。为了这‘聪明’的迎合，他最终要付出代价”12。如果不是作家，不是对手中的笔十分珍惜的人，大概很难有人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浩然。如果没有经历那种想写而不能的日子，大概也很难切肤地理解浩然的“软弱”与“胆小”。我仿佛能听到陈建功在文字之间的喟叹。他是在说浩然吗？大抵也是在提醒自己吧。如果说写浩然，不可避免地要与一段沉重的历史纠缠，那么，史铁生唤起了作者青年时候的温暖回忆，写得情深意长。漫漫风雪中，两个因为文学而结缘的夜归人，扶持着，一起度过了惊心动魄的一夜，这简直就是一生的隐喻。 当我们在陈建功的散文集中徘徊，追慕那样一个属于文学的黄金时代时，或许，我们该意识到，对于一个崇尚自然、真实的散文写作者来说，写什么本身就隐含了他的抱负和追求。那些风清骨正的文学前辈，也是陈建功对自己的期许。正是在对他们的描摹中，陈建功一再确认自己。正像他感念的前辈那样，陈建功在长达十多年的文学领导岗位上始终不失作家本色：对于新的文学潮流和新出现的好作家好作品，陈建功是敏锐的，同时不断提出对文学潮流的思考与展望；对年轻作家，他一向殷殷关切，鼓励有加。每每和他谈论文学的时候，我总是会想起他散文里描写的那一幕幕，历史何尝不是一再以相似的面目降临呢？
所谓“修辞立其诚”，一个人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往往会在他的语词中显示出来。陈建功的语言端方、沉稳、老派。陈建功很少在文章中透露过他对于古典文学的热情，但是，每一个敏感的读者都能感受到古典文章在他的身后所投射出的长长的影子。他极为擅长将典雅的文言表述化到自己的文章中，古典与现代融洽地携起手来，就像不同的时代都在一个人身上妥帖地安放自己。
三
在文学史上，陈建功一般被认为是京味文学作家。自从八岁从广西北海移居北京之后，他感受到了平民北京文化的魅力，写出了“谈天说地”一系列以旧北京奇人为表现对象的京腔京韵的小说。那么，一个“京味儿”作家是如何诞生的呢？或许，我们能从散文中一窥究竟。在《双城飞去来》中，陈建功回忆了“震惊”的那一刻：
我是在“寻根文学”风生水起的时候，感受到其中的魅力的。
我在人民文学的大院儿里长大，其实离老北京还隔得很远。18岁到28岁之间，到京西挖煤，算是混到了京郊的底层，但对北京的了解，也边缘得很。那时忽然读到一本张次溪先生著《人民首都的天桥》，感到发蒙启蔽的震撼。这本书是张次溪对旧京游艺场天桥的调查。它一一列数了近半个世纪的“天桥人物”——几代“天桥八大怪”和其他“摞地抠饼”的艺人们，它还记录下尽可能搜集到的相声段子和俚曲唱词，一首一首地读下来，你仿佛能看到那暴土扬烟人头攒动百艺杂陈嬉笑怒骂的现场……重要的是，这本书，引领我读到了“平民北京”的生活哲学。……
我却循着这光，找出了属于我的激情来。13
对于研究小说家，这确实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在有了充分的感性生活经验之后，一本关于民俗文化的书就能打开一个新世界的大门，成为小说家的资源。事实上，那只是一个引子，因为对平民北京充满了感情，民俗一直是陈建功的关注点。在一个访谈中，他进一步补充了“京味儿作家”的来源——“启发除了来自‘寻根文学’，还来自台湾文化界的一些思考和实践。比如那本《汉声》杂志，把我们的民间遗产如剪纸、皮影、秧歌等，再现出来，魅力四射。我记得兴趣是从阅读顾颉刚等人撰写的《妙峰山调查》开始的。当时参与妙峰山调查的五位学者，容肇祖先生还健在，我曾到干面胡同求教过老人家。随后渐次读了张次溪、李家瑞等关于旧京民俗专著，也关注每年民俗学年会的研究成果。过去对北京民俗文化事象虽有所关注，稍稍读几本研究著作，就有茅塞顿开之感。”14在散文集中，陈建功也不能忘情于老北京，笔触每每围绕老北京的平民打转，特别是《平民北京探访录》，写人记事，惟妙惟肖，让人得见小说家描物肖形的功夫。无论是杠夫瘸三儿、孙骨头、“大狗熊”孙宝才、卖“瞪眼儿食”的老太太，目睹“大兵黄”骂街的潘先生，老剃头匠等，文章以一问一答的形式，让人物自己开口说话，将北京话的韵味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篇看上去是写人，其实写的是老北京已然消逝的民俗民风。当属于一个时代的风俗已然消失殆尽的时候，我们不禁感慨，幸好还有文字，将之保存在纸面上，让我们得以追怀往昔。
陈建功经常说，“北京滋味”。在他看来，“滋味”是一个城市的灵魂。陈建功之于北京美食涮羊肉，简直就像苏东坡之于“东坡肉”。他不仅擅做、擅吃，更是能将这吃的过程描述得天花乱坠、淋漓尽致。据说，《涮庐闲话》是在文场老饕中“统领群芳”的汪曾祺先生的“将令”下写出来的，写得真是让人心驰神往，恨不能常常与作者同桌，在作者带领下一探美食的究竟。于是，每每在饥肠辘辘的时刻，我就把《北京滋味》翻了出来，听涮庐主人津津乐道于这羊肉究竟该如何涮法，到了全聚德烤鸭店又当如何坚辞服务小姐的劝说，就要一个烤鸭和鸭架汤，盛夏时节该如何寻觅到信远斋的酸梅汤以消暑，更不用提六必居的酱菜、荷花市场的烤肉季、展示旧京官宦人家饮食文化的谭家菜。于是庆幸在北京生活，可以时不时在作者“巧舌如簧”的引领下，得以亲领“北京滋味”。当然，像我这样的读法，显然会被作者不屑，目之为“等而下之”。陈建功看上去写饮食，写得还是文化，就像他说的，“北京是个好地方，可活在好地方，不一定就活得好。活得好，不光得有吃有喝，还得有文化。有吃有喝，能叫您饿不死；有文化意识，能叫您活得有滋有味儿”15。
文化，真真是陈建功最深切的追求。每个作家的禀赋、兴趣有差异，在文学上的着力点上也各有不同。有的人以思想为己任，有的人强调感觉，有的人崇尚介入，有的奉行独行。对陈建功来说，写作必须以文化为旨归。当他以过人的才华进入文坛并迅速被瞩目之后，他势必也要面临颠覆自己，寻找新的突破口的挑战。适逢寻根文化兴起，他从中获得启示，一头扎进旧京民俗中，成为一个“京味儿作家”。一种独特的写作风格会容易让人辨识、分类，甚至冠以某种头衔儿，但也可能构成限制。面对行将消失的老北京文化，在留恋、批判等多种复杂感情并存的情形下，作家还需要寻找到新的路径。这无疑是极为艰难的。当一个锐于创新的作家不愿意重复自己的时候，他自然会沉默了。于是，我们看到，陈建功的写作进入了漫长的沉寂。对于作家的沉默，大家有各种推测。早些年有评论家通过文本的分析，认为旧有的叙述技巧已经不适应他的叙述对象，他正在寻找新的叙述方式。陈建功自己呢？他说自己是“历尽劫波尚有泪，写完简报已无诗”。这当然是玩笑之语。但是，我们知道，在他心底，一直在等待一本属于他自己的书。在这本书里，他终将完整地显示他自己。
【注释】
①②陈建功：《笑笑和我》，见《默默且当歌》，42、46页，华文出版社2017年版。
③陈建功：《致吾女》，见《默默且當歌》，49页，华文出版社2017年版。
④⑦陈建功、陈华积、白亮：《陈建功与新时期文学》，载《南方文坛》2009年第2期。
⑤⑥陈建功：《默默且当歌》，见《默默且当歌》，61、67页，华文出版社2017年版。
⑧陈建功：《放生》，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
⑨陈建功：《妈妈在山岗上》，见《默默且当歌》，31页，华文出版社2017年版。
⑩陈建功：《我作哀章泪凄怆》，见《默默且当歌》，224页，华文出版社2017年版。
1112陈建功：《吾师浩然》，见《默默且当歌》，262、269页，华文出版社2017年版。
13陈建功：《双城飞去来》，见《默默且当歌》，81、82页，华文出版社2017年版。
14陈建功、舒晋瑜：《追随改革开放四十年》，载《中华读书报》2018年6月28日。
15陈建功：《北京滋味》，见《默默且当歌》，100页，华文出版社2017年版。
（岳雯，中国作协创研部）
一
在陈建功的身后，是《丹凤眼》《飘逝的花头巾》《鬈毛》，是《放生》《前科》《找乐》等等。这些作品大多完成于20世纪80年代，确立了陈建功的个人标志性风格和独特气质。可以说，是陈建功创造了这些作品，同时，这些作品也塑造了陈建功。一个作家在开始创作时，形成了什么样的风格，将会对他的创作构成无远弗届的影响。时至今日，当我们阅读散文集《默默且当歌》和《我和父亲之间》时，依然能感受到那个携带着20世纪80年代氛围的陈建功。一个时代完整地保存在一个人身上，不能不叫人惊叹。
读陈建功的散文集，不时能为他的幽默而捧腹，而心有戚戚。比如，他写女儿的这篇《笑笑和我》。笑笑，听听女儿这小名，大抵就知道陈建功所秉承的人生态度。在文章中，他把八岁多的女儿笑笑称为“刚过完3000天大寿”。他和女儿之间，轻松愉快、富有趣味。
她5岁的时候曾经问我：“爸爸，大家都说我是属鸡的，这是什么意思？”
“鸡犬不宁。”我说。
“那您呢？您属什么的？”
“属牛。”
“属牛是什么意思？”
“牛马不如。”
她嘻嘻地笑了，眼睛里闪出光来，“那妈妈呢？妈妈属什么的？”
“属老鼠。”
“属老鼠是什么意思？”
“老鼠过街，人人喊打。”①
看到类似这样比比皆是的小场景的时候，我不禁笑出了声。毫不怀疑，陈建功时时就是跟女儿这般“幽一默”的。这固然是出于天性——对于“找乐”，陈建功一向乐此不疲，更多的却是來自生活的历练。他认为人生本来就沉重，需要找一些开心的事情，用他的话说，“人生一世，辛苦遭逢，庶几难免，让我这位活得过于认真的女儿学点这个，焉知是祸是福？”②在女儿面前，他没有什么长辈包袱，而是用“We are good friends”的精神来处理和女儿的关系。确实，在他的世界观中，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谐快乐的相处，是他念兹在兹的。在面对女儿的时候，他怎能不身体力行地实践呢。在给女儿的一封信中，陈建功自嘲说，“呜呼，年过半百才忽然发现，我居然一次也没有享受过一个中国老爷子发号施令的权力”。哈，岂止是享受，对于这样一种权力，陈建功大约是“避之唯恐不及”的吧。他真正在意的是平等与尊重，是健康人格的养成，就像他在给女儿的一封信里所说的，“骄傲的绝不是世俗的所谓成绩与名次，而是你的尊严感并没有被摧毁，你不会蝇营狗苟察言观色活得委琐而可怜；你的个性没有泯灭，你不会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活得圆滑而压抑。你维护着自己的尊严和个性，又懂得尊重别人的尊严和个性。这是一种健康、健全的人格。能以这样的人格追求去做学问，将会坚守自己的发现和创造，也尊重别人的发现与创造”③。对女儿的这一番言辞恳切的“谆谆教诲”，不妨看作是陈建功的“夫子自道”。而这，正是被人们所怀念的80年代精神。一打眼望去，这似乎是一种宏大的风格，在推崇“个人化叙事”的今天难免已成为空谷回响。然而，只有一个沐浴着那个时代的阳光走来，且始终不改初心的人，才会让这一类金石作响的词语充满了生命的弹性与魅力。
是的，这样的魅力，我们已经在陈建功的小说里一再领略了，而今，在散文中重温，依然为之神往。在陈建功为北京大学九十周年校庆写的散文《默默且当歌》中，那份属于北大的激情与豪情却是以如此平实的方式向我们扑来。从听说自己被北大录取开始写起，一般人大约会“漫卷诗书喜欲狂”吧，可是，对于陈建功来说，他说，“我只是想，晒完了后背，什么也耽误不了”。这是一个二十八岁的青年在经历了十年矿区劳动后的真实反应。
现在，作为读者的我们应该发现了，陈建功的达观、幽默、兴致盎然，其实并不来源于一帆风顺的生活的恩赐，恰恰相反，那是一个饱经挫折的人在反复咀嚼了生活的滋味之后的豁达，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解放与成就。在陈建功写父母的篇章中，可以寻见些许端倪。《我和父亲之间》写的似乎是儿子与父亲之间的隔膜。陈建功三言两笔，勾画出了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在一个时代所遭遇的不公平待遇，以及因为“忠厚”所带来的笼罩一生的人生阴影。在这篇散文中，陈建功并没有施展小说家的本事，让被叙述的父亲向我们打开内心，渲染阴影之深之重，而是老老实实任由这个沉默寡言的父亲遁入灰雾之中。“心灵创伤”四个字，让人触目惊心。这何尝又不是陈建功本人的心灵创伤呢？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不能入团，不能参军，不能成为“红卫兵”而被称之为“狗崽子”，“下放”到京西煤矿一干就是十年，甚至被矿车撞折了腰之后竟然有几分庆幸，“庆幸自己不再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所包围，也不用再听头头儿们的叱骂了”④。这样的人生经历，没有经过那个时代的人，怕是很难想象的吧。这也是为什么，陈建功说，“我的心，已经像岩石一样粗糙了”⑤。是啊，忍受挫折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从挫折中好好活着，更是难上加难。经过了生活如此的锤炼，却仍然笑对生活。从这个角度看，陈建功的幽默，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让我们还是回到《默默且当歌》吧。煌煌北大，陈建功写的却是水房歌手，写的是校园一隅在散步抑或是跑步的朱光潜先生的侧影，写的是希望北大的老师们能告别清苦生活的希望。看上去，或许是太不“北大”了。但恰恰是从这样朴实得让人们都忽视的细节里，陈建功提炼出了一个时代的意义——“这歌声是我的同代人以情感的方式对一个新的开放的时代伸出的臂膀。这时代不再容忍专制和封闭，不再容忍僵死和愚昧，不再容忍压抑个性，不再容忍蔑视知识和才华。这歌声又是我的同代人对一种新人格的呼唤。这人格不再苟苟且且，无须仰人鼻息，只管让想象自由地飞翔，坦坦荡荡地唱自己的歌。”⑥ 重读陈建功，是一个不断接近一个时代的过程。与许许多多写散文的人一样，陈建功乐于打开自己，将他所经历的个人日常生活变成为他散文的素材，但是，他绝不会停留在个人的层面上。我猜想，对他来说，个人不能说没有意义，至少意义不大，只有从个人身上发现一个时代，才是他的关注点和兴趣所在。与当下的许多作家不同，他有兴趣也有能力从日常生活中召唤出一个时代。这源于他的整体性视野，以及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深刻认识。在一个访谈中，他说，“任何一个人都不要过高估计自己的才能，你永远是一个社会存在的决定物。没有伟大的社会变革，没有思想解放运动，再大的天才也归于湮灭。人的成功固然源于个人的创造与思考，但也应感恩自己被社会所熏陶、所感染获得了思想成果”⑦。在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交轨的关口中，他确立了他的信条，而这一切决定了陈建功文学创作的质地与光芒。阅读陈建功，也是在提醒我们，这样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是怎样决定了一代人，又是怎样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而当我们对一个时代漠不关心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失去了深入自己的能力。
二
一个对于个人与时代的关系有着深刻认识的人大多有着坚定的人生理想和人生态度。在答记者问的时候，陈建功曾经这样扼要地谈论自己的人生观，他说，“我对自己既定的生活目标和坚守的人生态度一直有信心。我可以有错误，可以不断调整纠正自己，而人生目标是明确的。这个人生目标在一些人看来或许是比较陈腐的，就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那一套——‘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⑧。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儒家的君子人格是陈建功欣然神往的，也是他一生致力追求的。当我们在阅读陈建功的时候，最打动我们的，也是从各种细枝末节处体现出来的君子风范和气象。
这一人格精神在陈建功的家庭教育中已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散文集中，陈建功有两篇文章都是对妈妈的回忆。《妈妈在山岗上》描摹出的妈妈令人十分动容。“我的妈妈绝不想让儿女们为自己挣回点什么，哪怕是一个面子。她从来也没跟我念叨过‘争光’‘争气之类的话。她甚至告诉过我她并不望子成龙，她只希望自己的子女自立自强，自爱自重，度过充实的一生。我当工人的时候，妈妈对我说：‘你是不是还应该坚持每周一书？同是工人，我相信，有人活得很贫乏，有人活得很充实。别怨天，别怨地，也别怨生活对你是不是公正。你只能自问是不是虚掷了青春？’我当作家以后，妈妈对我说：‘得意的时候，你别太拿这得意当回事，省得你倒霉的时候想不开。其实，只要自己心里有主意，倒霉了，也可以活得很好，知道吗？’”⑨这番教导与见识，朴素、深刻，令人动容。陈建功称之为“妈妈为儿子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如果我们要探求陈建功何以成为一个作家的秘密，源头大约得从这里开始吧。一个作家，绝不是横空出世，除了必要的才华与禀赋以外，还需要日复一日艰苦地阅读、观察、体验。正是妈妈在关键时刻，一语惊醒梦中人，引导陈建功走上作家道路。有意味的是，妈妈的初衷，不过是希望儿子生活得充实和有尊严罢了。起点自然而然地延伸在陈建功的人生道路中，成为一个人坚实的基石。
当然，君子人格也是一个漫长的修炼过程。作为一个文学人，陈建功在与前辈作家交往、对话的过程中，也在不断校正自己。因此，读陈建功散文集中与之相关的篇什，倘若我们将之前后勾连起来，我们大约能获得新时期文学的整体图景与一位年轻作家的成长路径，也让人真切感到中国一代文学知识分子的脊梁与境界，不由肃然起敬。对于那个在许多人的口耳相传中已然成为神话的80年代，陈建功显然无意于加入大合唱，但是，自始至终萦绕在他心头的是前辈作家对年轻作家的支持、欣赏与宽容。此时，他的文字充满了脉脉温情。他回忆吴组缃先生在北大课堂上潇洒的风度，评价说，“先生的讲法，非小说大家不能。先生治史，不为史累，他调动了自己作为一个优秀小说家所具备的对生活的独特体验和观察，带领我们神游于中国古代小说的意境、人物、细节之间”⑩。而一个小说大家又是如何教导另一个年轻的小说家的呢？陈建功记叙了和吴组缃先生的谈话的情景。“先生坐在一个很旧式的沙发上，拉着我的手。除了鼓励一番，说说他喜欢我的哪一篇，没有更多地说我的小说。先生说的，是古人的小说和海外的小说，他谈话的主题，是叙事的张与弛。我明白，先生在教我。那时候，我的小说写得紧张有余，松弛不够。”这是一个类似世说新语的小细节。“旧式”的沙发，指示了吴组缃先生清贫的生活，同时也是在暗示吴组缃先生为人有古风吗？面对初次谋面的才华横溢的后辈，吴组缃先生“拉着我的手”，心中的欢喜由此可见一斑。不谈“我的小说”，只是谈“叙事的张与弛”。陈建功敏锐地捕捉到了先生的用心所在，可谓心领神会。两代小说家之间的默契让人心有戚戚。这真是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文学将几代人紧紧联系在一起。陈建功在散文中愉快地回忆起当年和李陀、郑万隆去严文井家谈论文学的情形；回忆起冯牧“总是在说哪一个作家好，哪一部作品好”，“對文学界的新锐，历来都是反应敏锐鼎力扶持”；回忆起在于是之家啜酒闲聊的情形；回忆起在汪曾祺先生家抢画的情形；回忆起施咸荣先生为了给译文找一句精当的口语表述的情形……那些在文学史上闪闪发光的名字，在陈建功的叙述中，长出了血肉，仿佛凭借文字搭建的桥梁，径直走到你的面前来，如此鲜活、生动。
在这些篇章中，我最喜欢并反复读的，是《吾师浩然》和《铁生轶事》。我还清晰地记得，2008年，浩然去世，引发了文坛怎样的争议。从红极一时到备受冷落，人们对浩然的评价充满了种种矛盾。这一切都不会对陈建功构成困扰。他坦然地称呼浩然为“吾师”，就表明了态度。他说，“一个人，倘若我们领略过他鼎盛时代的风采，再看他暮年的无助，那感慨中不免生出人生的悲凉来。这种悲凉，年轻人是体会不到的，只有到了知交半零落的岁月，大概因为有了切身的感悟，也有了由人及己的瞻顾，才越发滋生出来”11。这几句话，由一向达观幽默的陈建功说来，颇有些沉郁慷慨了。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作者回忆鼎盛时期浩然的风采，以及他对于年轻人的指导与厚谊，描画了一个为人宽厚、乐于助人、在政治高压下也活得很不轻松的浩然。对于浩然的人生经历，陈建功有一番将心比心的肺腑之言。他说，“是谁，让一个如此优秀的作家留下了历史的败笔？对此，正如后来浩然自己说过的，他也曾深刻地反省过。至于反省了什么，可惜我没有和他交流过。在我看来，或许因为他从文以来，目睹了太多作家的灭顶之灾？他是软弱的，胆小的，为了护住手里的一支笔，他尽可能逃避一切——逃避功名官场，也逃避‘执拗’的罪名。当然，他总有逃避不开的时候，因此也不能否认，在那种政治高压下，他也有‘聪明’的一面——为了保护自己，他不能不迎合。为了这‘聪明’的迎合，他最终要付出代价”12。如果不是作家，不是对手中的笔十分珍惜的人，大概很难有人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浩然。如果没有经历那种想写而不能的日子，大概也很难切肤地理解浩然的“软弱”与“胆小”。我仿佛能听到陈建功在文字之间的喟叹。他是在说浩然吗？大抵也是在提醒自己吧。如果说写浩然，不可避免地要与一段沉重的历史纠缠，那么，史铁生唤起了作者青年时候的温暖回忆，写得情深意长。漫漫风雪中，两个因为文学而结缘的夜归人，扶持着，一起度过了惊心动魄的一夜，这简直就是一生的隐喻。 当我们在陈建功的散文集中徘徊，追慕那样一个属于文学的黄金时代时，或许，我们该意识到，对于一个崇尚自然、真实的散文写作者来说，写什么本身就隐含了他的抱负和追求。那些风清骨正的文学前辈，也是陈建功对自己的期许。正是在对他们的描摹中，陈建功一再确认自己。正像他感念的前辈那样，陈建功在长达十多年的文学领导岗位上始终不失作家本色：对于新的文学潮流和新出现的好作家好作品，陈建功是敏锐的，同时不断提出对文学潮流的思考与展望；对年轻作家，他一向殷殷关切，鼓励有加。每每和他谈论文学的时候，我总是会想起他散文里描写的那一幕幕，历史何尝不是一再以相似的面目降临呢？
所谓“修辞立其诚”，一个人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往往会在他的语词中显示出来。陈建功的语言端方、沉稳、老派。陈建功很少在文章中透露过他对于古典文学的热情，但是，每一个敏感的读者都能感受到古典文章在他的身后所投射出的长长的影子。他极为擅长将典雅的文言表述化到自己的文章中，古典与现代融洽地携起手来，就像不同的时代都在一个人身上妥帖地安放自己。
三
在文学史上，陈建功一般被认为是京味文学作家。自从八岁从广西北海移居北京之后，他感受到了平民北京文化的魅力，写出了“谈天说地”一系列以旧北京奇人为表现对象的京腔京韵的小说。那么，一个“京味儿”作家是如何诞生的呢？或许，我们能从散文中一窥究竟。在《双城飞去来》中，陈建功回忆了“震惊”的那一刻：
我是在“寻根文学”风生水起的时候，感受到其中的魅力的。
我在人民文学的大院儿里长大，其实离老北京还隔得很远。18岁到28岁之间，到京西挖煤，算是混到了京郊的底层，但对北京的了解，也边缘得很。那时忽然读到一本张次溪先生著《人民首都的天桥》，感到发蒙启蔽的震撼。这本书是张次溪对旧京游艺场天桥的调查。它一一列数了近半个世纪的“天桥人物”——几代“天桥八大怪”和其他“摞地抠饼”的艺人们，它还记录下尽可能搜集到的相声段子和俚曲唱词，一首一首地读下来，你仿佛能看到那暴土扬烟人头攒动百艺杂陈嬉笑怒骂的现场……重要的是，这本书，引领我读到了“平民北京”的生活哲学。……
我却循着这光，找出了属于我的激情来。13
对于研究小说家，这确实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在有了充分的感性生活经验之后，一本关于民俗文化的书就能打开一个新世界的大门，成为小说家的资源。事实上，那只是一个引子，因为对平民北京充满了感情，民俗一直是陈建功的关注点。在一个访谈中，他进一步补充了“京味儿作家”的来源——“启发除了来自‘寻根文学’，还来自台湾文化界的一些思考和实践。比如那本《汉声》杂志，把我们的民间遗产如剪纸、皮影、秧歌等，再现出来，魅力四射。我记得兴趣是从阅读顾颉刚等人撰写的《妙峰山调查》开始的。当时参与妙峰山调查的五位学者，容肇祖先生还健在，我曾到干面胡同求教过老人家。随后渐次读了张次溪、李家瑞等关于旧京民俗专著，也关注每年民俗学年会的研究成果。过去对北京民俗文化事象虽有所关注，稍稍读几本研究著作，就有茅塞顿开之感。”14在散文集中，陈建功也不能忘情于老北京，笔触每每围绕老北京的平民打转，特别是《平民北京探访录》，写人记事，惟妙惟肖，让人得见小说家描物肖形的功夫。无论是杠夫瘸三儿、孙骨头、“大狗熊”孙宝才、卖“瞪眼儿食”的老太太，目睹“大兵黄”骂街的潘先生，老剃头匠等，文章以一问一答的形式，让人物自己开口说话，将北京话的韵味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篇看上去是写人，其实写的是老北京已然消逝的民俗民风。当属于一个时代的风俗已然消失殆尽的时候，我们不禁感慨，幸好还有文字，将之保存在纸面上，让我们得以追怀往昔。
陈建功经常说，“北京滋味”。在他看来，“滋味”是一个城市的灵魂。陈建功之于北京美食涮羊肉，简直就像苏东坡之于“东坡肉”。他不仅擅做、擅吃，更是能将这吃的过程描述得天花乱坠、淋漓尽致。据说，《涮庐闲话》是在文场老饕中“统领群芳”的汪曾祺先生的“将令”下写出来的，写得真是让人心驰神往，恨不能常常与作者同桌，在作者带领下一探美食的究竟。于是，每每在饥肠辘辘的时刻，我就把《北京滋味》翻了出来，听涮庐主人津津乐道于这羊肉究竟该如何涮法，到了全聚德烤鸭店又当如何坚辞服务小姐的劝说，就要一个烤鸭和鸭架汤，盛夏时节该如何寻觅到信远斋的酸梅汤以消暑，更不用提六必居的酱菜、荷花市场的烤肉季、展示旧京官宦人家饮食文化的谭家菜。于是庆幸在北京生活，可以时不时在作者“巧舌如簧”的引领下，得以亲领“北京滋味”。当然，像我这样的读法，显然会被作者不屑，目之为“等而下之”。陈建功看上去写饮食，写得还是文化，就像他说的，“北京是个好地方，可活在好地方，不一定就活得好。活得好，不光得有吃有喝，还得有文化。有吃有喝，能叫您饿不死；有文化意识，能叫您活得有滋有味儿”15。
文化，真真是陈建功最深切的追求。每个作家的禀赋、兴趣有差异，在文学上的着力点上也各有不同。有的人以思想为己任，有的人强调感觉，有的人崇尚介入，有的奉行独行。对陈建功来说，写作必须以文化为旨归。当他以过人的才华进入文坛并迅速被瞩目之后，他势必也要面临颠覆自己，寻找新的突破口的挑战。适逢寻根文化兴起，他从中获得启示，一头扎进旧京民俗中，成为一个“京味儿作家”。一种独特的写作风格会容易让人辨识、分类，甚至冠以某种头衔儿，但也可能构成限制。面对行将消失的老北京文化，在留恋、批判等多种复杂感情并存的情形下，作家还需要寻找到新的路径。这无疑是极为艰难的。当一个锐于创新的作家不愿意重复自己的时候，他自然会沉默了。于是，我们看到，陈建功的写作进入了漫长的沉寂。对于作家的沉默，大家有各种推测。早些年有评论家通过文本的分析，认为旧有的叙述技巧已经不适应他的叙述对象，他正在寻找新的叙述方式。陈建功自己呢？他说自己是“历尽劫波尚有泪，写完简报已无诗”。这当然是玩笑之语。但是，我们知道，在他心底，一直在等待一本属于他自己的书。在这本书里，他终将完整地显示他自己。
【注释】
①②陈建功：《笑笑和我》，见《默默且当歌》，42、46页，华文出版社2017年版。
③陈建功：《致吾女》，见《默默且當歌》，49页，华文出版社2017年版。
④⑦陈建功、陈华积、白亮：《陈建功与新时期文学》，载《南方文坛》2009年第2期。
⑤⑥陈建功：《默默且当歌》，见《默默且当歌》，61、67页，华文出版社2017年版。
⑧陈建功：《放生》，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
⑨陈建功：《妈妈在山岗上》，见《默默且当歌》，31页，华文出版社2017年版。
⑩陈建功：《我作哀章泪凄怆》，见《默默且当歌》，224页，华文出版社2017年版。
1112陈建功：《吾师浩然》，见《默默且当歌》，262、269页，华文出版社2017年版。
13陈建功：《双城飞去来》，见《默默且当歌》，81、82页，华文出版社2017年版。
14陈建功、舒晋瑜：《追随改革开放四十年》，载《中华读书报》2018年6月28日。
15陈建功：《北京滋味》，见《默默且当歌》，100页，华文出版社2017年版。
（岳雯，中国作协创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