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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子佳人缔结秦晋之好，坚强妻子伴他走过峥嵘岁月
茅于轼出身名门世家，父亲茅以新是铁道专家，大名鼎鼎的桥梁专家茅以升是其伯父。1950年，茅于轼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到齐齐哈尔市铁路局工作。当时，他的初恋女友不愿从江南水乡追随他到遥远的东北生活，两人通了一段时间的信后，最终还是分了手。
失恋后，茅于轼因病回北京治疗，母亲为还在单身的儿子着急，就发动亲友给他介绍对象。这时，茅于轼舅妈的儿子偷偷塞给他一张照片，问他这个女孩咋样。茅于轼一看照片上的女孩眼含情、眉带笑，素雅俏丽，立马就喜欢上了，让母亲给他介绍照片上这个叫赵燕玲的姑娘。
茅于轼的母亲一打听，赵燕玲不但出身富商之家，还是茅家的远房亲戚，她是茅于轼舅妈的女儿的舅妈的女儿的舅妈的女儿（茅于轼戏称为“舅妈女儿的三次方”），两人同辈且年龄相差5岁。茅母觉得女孩不错，便积极地托人为儿子牵线。
在茅母的积极运作下，茅于轼和赵燕玲很快见了面。初次见面，茅于轼觉得赵燕玲本人比照片更漂亮，她仪容大方，性格温婉，让茅于轼更加心动。而据赵燕玲后来说，她当时对茅于轼并没什么感觉，“当年他没有现在帅，人又瘦，眼睛又小，家人对他印象也一般，只是觉得他出身书香门第，还算门当户对。”
赵燕玲当时在江苏助产学校读书，身边不乏追求者。茅于轼回到齐齐哈尔后，每周都给她写一封信，汇报自己的工作、生活情况。赵燕玲的父亲看了茅于轼的信，觉得文采很好，字也写得大气，就说这孩子不错，将来肯定有出息。赵燕玲相信父亲的眼光，对茅于轼的沉稳、淡定也特别欣赏，就接受了他。
1955年，茅于轼在苏州老家迎娶赵燕玲，一对才子佳人共结秦晋之好。1958年10月，儿子茅为星出生，刚刚升格为父亲，茅于轼就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第二年，他摘掉了“右派”帽子，却又被下放到外地劳改。一年后，调回北京，他被安排参加设计燃气轮机车。1965年，女儿茅燕星来到了人世。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北京各单位陷入混乱之中。8月23日，茅于轼一家老小正准备吃饭，红卫兵破门而入，强迫茅于轼和父亲剃了光头，赵燕玲和婆婆被剃了阴阳头。红卫兵走后，望着情绪低落的家人，赵燕玲捡拾起散落的棉絮和被撕烂的衣服，平静地说：“日子该过还得过，天气马上就凉了，这些东西收好以后会派上用场！”
看到妻子凌乱的头发下俏丽的面庞平静如水，茅于轼心里敞亮了许多，外表柔弱的妻子尚且如此坚强，自己作为家里的支柱，又有什么理由恐惧呢？！
8月30日，茅于轼被“发配”到了大同。赵燕玲知道大同的天气马上会凉下来，就连夜给丈夫赶制御寒衣物。第二天一早，茅于轼接过赵燕玲给他打好的包裹，望着眼圈发黑的妻子，心疼地说：“我走了，家里辛苦你了！”
茅于轼走后，他的兄妹也去了五七干校，孩子都委托给了赵燕玲，家里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加上公婆、老保姆，11口人的衣食住行，都由她操持。赵燕玲没白没黑地劳作，竟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
1978年，茅于轼结束长达十余年的流放生活，回到北京铁道科学研究所上班，他开始投入到经济学研究中去，并提出“择优经济学原理”，这一极具前瞻性的市场经济思想奠定了他在经济学界的地位。
1986年，57岁的茅于轼赴美国哈佛大学任注册访问学者，随后，他出版了《生活中的经济学》、《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等著作。20世纪90年代初，公婆相继去世，一双儿女先后定居国外，昔日拥挤喧闹的家里顿时寂静下来。赵燕玲继续把日子打理得精致有序，即便两个人的饭食，她也从不敷衍。很多次，茅于轼在书房里敲打着键盘，闻着厨房里飘出的香气，他感慨地对妻子说：“我们开启了属于咱们两个人的黄金时代！”
相互牵挂不如一起出差，在外面她是丈夫的“守护神”
1990年，退休后的茅于轼焕发出更大的工作热情，他与几位经济学家创办了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成为民间智库的开拓者。为了扶持贫困家庭，他还在山西临县设立小额贷款——中国唯一一个由私人兴办且吸收存款的组织。2001年底，已逾古稀之年的茅于轼又创办了北京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他的每一步都走得引人注目。
赵燕玲“抱怨”丈夫：“这一辈子陪你走得心惊胆战，到老了也不想让我安宁几天！”茅于轼笑着对夫人说：“我不想过个平庸的晚年，你这个贤妻良母还得好好辅佐我啊！”
近年来，茅于轼屡屡抛出重量级言论，他质疑“18亿亩耕地红线”，建议取消“经适房”，提出“廉租房无厕论”，这些言论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茅于轼家里的电话几乎没有消停过，很多电话指名道姓要与他“论战”，甚至不问青红皂白便劈头盖脸一通乱骂。茅于轼很看得开，从来不放到心里去。赵燕玲心疼丈夫，再有电话，她就抢先拿起话筒，斥责那些出言不逊的来电者。
茅于轼每天早上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到书房打开电脑，他将自己对经济、政治、社会以及一些人的看法发表在网上，这让他赢得声誉的同时又招致诸多的攻击。茅于轼每天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回复各种各样的邮件，很多邮件是来自社会底层的求助，比如问他怎样才能致富、家里遭到拆迁怎么办，一些人还会向他借钱。有时，茅于轼会瞒着夫人偷偷给陌生人寄钱，赵燕玲发现后就会数落他，她最担心茅于轼的善心被人利用，提醒他不要为此失去了自己的原则。每逢这样的时刻，茅于轼都好脾气地笑笑，并不和夫人发生争吵。
虽然有争执，但凭着多年来形成的默契，赵燕玲已成为丈夫生活和工作上的得力助手：接电话、复印文件、发传真、寄信……她都做得非常用心。
儿女不在身边，赵燕玲和丈夫相依为命。茅于轼生活中总爱丢三落四，钱包、身份证、衣服、领带，甚至牙刷、牙膏、拖鞋之类的东西都有过丢失的记录。最让赵燕玲担心的是，茅于轼属于低血压，随着年纪的增大，脑部供血不足，走路也不那么稳了。赵燕玲包里便随时带着常用药，以备不时之需。
茅于轼出身名门世家，父亲茅以新是铁道专家，大名鼎鼎的桥梁专家茅以升是其伯父。1950年，茅于轼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到齐齐哈尔市铁路局工作。当时，他的初恋女友不愿从江南水乡追随他到遥远的东北生活，两人通了一段时间的信后，最终还是分了手。
失恋后，茅于轼因病回北京治疗，母亲为还在单身的儿子着急，就发动亲友给他介绍对象。这时，茅于轼舅妈的儿子偷偷塞给他一张照片，问他这个女孩咋样。茅于轼一看照片上的女孩眼含情、眉带笑，素雅俏丽，立马就喜欢上了，让母亲给他介绍照片上这个叫赵燕玲的姑娘。
茅于轼的母亲一打听，赵燕玲不但出身富商之家，还是茅家的远房亲戚，她是茅于轼舅妈的女儿的舅妈的女儿的舅妈的女儿（茅于轼戏称为“舅妈女儿的三次方”），两人同辈且年龄相差5岁。茅母觉得女孩不错，便积极地托人为儿子牵线。
在茅母的积极运作下，茅于轼和赵燕玲很快见了面。初次见面，茅于轼觉得赵燕玲本人比照片更漂亮，她仪容大方，性格温婉，让茅于轼更加心动。而据赵燕玲后来说，她当时对茅于轼并没什么感觉，“当年他没有现在帅，人又瘦，眼睛又小，家人对他印象也一般，只是觉得他出身书香门第，还算门当户对。”
赵燕玲当时在江苏助产学校读书，身边不乏追求者。茅于轼回到齐齐哈尔后，每周都给她写一封信，汇报自己的工作、生活情况。赵燕玲的父亲看了茅于轼的信，觉得文采很好，字也写得大气，就说这孩子不错，将来肯定有出息。赵燕玲相信父亲的眼光，对茅于轼的沉稳、淡定也特别欣赏，就接受了他。
1955年，茅于轼在苏州老家迎娶赵燕玲，一对才子佳人共结秦晋之好。1958年10月，儿子茅为星出生，刚刚升格为父亲，茅于轼就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第二年，他摘掉了“右派”帽子，却又被下放到外地劳改。一年后，调回北京，他被安排参加设计燃气轮机车。1965年，女儿茅燕星来到了人世。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北京各单位陷入混乱之中。8月23日，茅于轼一家老小正准备吃饭，红卫兵破门而入，强迫茅于轼和父亲剃了光头，赵燕玲和婆婆被剃了阴阳头。红卫兵走后，望着情绪低落的家人，赵燕玲捡拾起散落的棉絮和被撕烂的衣服，平静地说：“日子该过还得过，天气马上就凉了，这些东西收好以后会派上用场！”
看到妻子凌乱的头发下俏丽的面庞平静如水，茅于轼心里敞亮了许多，外表柔弱的妻子尚且如此坚强，自己作为家里的支柱，又有什么理由恐惧呢？！
8月30日，茅于轼被“发配”到了大同。赵燕玲知道大同的天气马上会凉下来，就连夜给丈夫赶制御寒衣物。第二天一早，茅于轼接过赵燕玲给他打好的包裹，望着眼圈发黑的妻子，心疼地说：“我走了，家里辛苦你了！”
茅于轼走后，他的兄妹也去了五七干校，孩子都委托给了赵燕玲，家里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加上公婆、老保姆，11口人的衣食住行，都由她操持。赵燕玲没白没黑地劳作，竟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
1978年，茅于轼结束长达十余年的流放生活，回到北京铁道科学研究所上班，他开始投入到经济学研究中去，并提出“择优经济学原理”，这一极具前瞻性的市场经济思想奠定了他在经济学界的地位。
1986年，57岁的茅于轼赴美国哈佛大学任注册访问学者，随后，他出版了《生活中的经济学》、《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等著作。20世纪90年代初，公婆相继去世，一双儿女先后定居国外，昔日拥挤喧闹的家里顿时寂静下来。赵燕玲继续把日子打理得精致有序，即便两个人的饭食，她也从不敷衍。很多次，茅于轼在书房里敲打着键盘，闻着厨房里飘出的香气，他感慨地对妻子说：“我们开启了属于咱们两个人的黄金时代！”
相互牵挂不如一起出差，在外面她是丈夫的“守护神”
1990年，退休后的茅于轼焕发出更大的工作热情，他与几位经济学家创办了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成为民间智库的开拓者。为了扶持贫困家庭，他还在山西临县设立小额贷款——中国唯一一个由私人兴办且吸收存款的组织。2001年底，已逾古稀之年的茅于轼又创办了北京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他的每一步都走得引人注目。
赵燕玲“抱怨”丈夫：“这一辈子陪你走得心惊胆战，到老了也不想让我安宁几天！”茅于轼笑着对夫人说：“我不想过个平庸的晚年，你这个贤妻良母还得好好辅佐我啊！”
近年来，茅于轼屡屡抛出重量级言论，他质疑“18亿亩耕地红线”，建议取消“经适房”，提出“廉租房无厕论”，这些言论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茅于轼家里的电话几乎没有消停过，很多电话指名道姓要与他“论战”，甚至不问青红皂白便劈头盖脸一通乱骂。茅于轼很看得开，从来不放到心里去。赵燕玲心疼丈夫，再有电话，她就抢先拿起话筒，斥责那些出言不逊的来电者。
茅于轼每天早上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到书房打开电脑，他将自己对经济、政治、社会以及一些人的看法发表在网上，这让他赢得声誉的同时又招致诸多的攻击。茅于轼每天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回复各种各样的邮件，很多邮件是来自社会底层的求助，比如问他怎样才能致富、家里遭到拆迁怎么办，一些人还会向他借钱。有时，茅于轼会瞒着夫人偷偷给陌生人寄钱，赵燕玲发现后就会数落他，她最担心茅于轼的善心被人利用，提醒他不要为此失去了自己的原则。每逢这样的时刻，茅于轼都好脾气地笑笑，并不和夫人发生争吵。
虽然有争执，但凭着多年来形成的默契，赵燕玲已成为丈夫生活和工作上的得力助手：接电话、复印文件、发传真、寄信……她都做得非常用心。
儿女不在身边，赵燕玲和丈夫相依为命。茅于轼生活中总爱丢三落四，钱包、身份证、衣服、领带，甚至牙刷、牙膏、拖鞋之类的东西都有过丢失的记录。最让赵燕玲担心的是，茅于轼属于低血压，随着年纪的增大，脑部供血不足，走路也不那么稳了。赵燕玲包里便随时带着常用药，以备不时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