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自创刊伊始,即纠结于文化、思想和道德上的新与旧,并一面倒地弃旧扬新。1919年《新青年》七卷一号上的《调和论与旧道德》(陈独秀)就是把题目上的旧道德当做批判对象。还是在1916年,《新青年》即有《吾人最后之觉悟》,这便是“伦理的觉悟”。三年过去,陈独秀觉悟的是什么呢:“现在人类社会种种不幸的现象,大半因为道德不进步”,社会种种罪恶“哪一样不是私有制度之下的旧道德造成的”。因而“抛弃私有制度之下的……旧道德,开发那公有、互助、富于同情心、利他心的新道德”,便定格为《新青年》最后的觉悟。这其中苏俄的影响弥漫可见。
　　几乎就任一对象而言,新旧大体并存,它是一个自然顺序。但陈认为新的既出,旧的即当淘汰。一个社会之所以会新旧并存,“乃是因为人类社会中惰性较深的劣等分子,不能和优级分子同时革新进化的缘故。”因此,“惰性也是人类本能上一种恶德,……新旧杂糅调和缓进的现象,正是这种恶德这种障碍造成的。”该文没有具指鼓吹旧道德和调和论的是谁,但了解上世纪前20年历史的人知道,是指《新青年》以前的梁任公时代。梁氏就是一个不拒新学亦不斥旧学的文化调和论者。
　　当然,《新青年》是看不起梁任公的,还是在那篇关于最后觉悟的文章中,陈这样评价:“甲午以还,新旧之所争论,康梁之所提倡,……当世所说为新奇者,其实至为肤浅。”那么,我们就不妨看看被陈视为肤浅的梁任公,是如何谈论旧道德和调和论的吧。
　　1902年,梁任公作《新民说》,虽和《新青年》都标举其新,但质地不一。后者对旧全盘否弃,但任公不然:“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本有”就包含《新青年》务欲尽除的旧道德。
　　《新民说》谈道德有两篇,一是“论公德”,一是“论私德”。如果公德篇含有一定危险(这世界没有公德,只有私德,后者外推于公共对象即公德),任公不久即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其私德所论,不仅纠偏,其所褒扬,恰恰就是传统中的旧道德。任公声称:“欲铸国民,必以培养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他更弘扬儒家私德者三:一正本,二慎独,三谨小。认为:“今日所侍以维持吾社会于一线者何在乎,亦曰吾祖宗遗传固有之旧道德而已。”
　　梁任公的新民,除了汲取西洋新学,另外一条途径非但不弃旧,反而要推陈出新。如此新旧结合,才能形成一种健康完整的人格。这正是后来《新青年》反对的调和论。但梁指出,“世界上万事之现象,不外两大主义,一曰保守,二曰进取。”人们在运用时往往会偏取,于是冲突。任公的态度是“两者并存而相调和”,并认为“善调和者,斯为伟大国民,盎格鲁撒克逊人种是也”。
　　然而,梁任公的时代是20世纪前十年,后十年即为《新青年》时代。后一时代是对前一时代的否定,无论在政治哲学、伦理哲学还是文化哲学上,都有一个新旧问题。《新青年》不但颠覆梁任公,而且全盘否定旧文化,乃至旧道德。儒家伦理就是《新青年》一再批判的对象,它把三纲五常一股脑安在孔子身上。然而,在知识学上,三纲本自法家,孔儒才是五常。三纲固可批,五常岂能弃。常者,恒也。父子兄弟朋友等五伦如果“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那么,作为五常的仁义礼智信便“共三光而永光”。伦理无分新旧,即使强分,道德还是旧的好。
　　至于《新青年》提倡的“互助、富于同情心”等,原本就是古老的旧道德。但新文化连同三纲带五常,囫囵猛批,结果倒下去的不是三纲而是五常。如果我们今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有五常可言,也不会是连基本诚信都没有的一派乱象。《新青年》打倒了它所认为私有制产生的旧道德(其语言是“彻底消灭”),提倡苏俄以公有制为名头的新道德(其语言为“彻底发达”)。两个彻底,便彻底把由它启动的历史带入万劫不复。
　　梁任公等人是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代士绅”,《新青年》等人则是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观其大体,两者庶几不能比。如果我们一边读“饮冰室”,一边读《新青年》,便可以知道什么叫“瓦釜雷鸣”。
　　作者为南京晓庄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