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研究成为理论界的焦点。本文通过邓小平对建国初期全能主义模式影响下所造成局面的深刻认识和反思，调整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促进了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新发展。
　　关键词：国家；社会；关系
　　一、对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基本认识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政治统治以维护和实现其经济利益的工具。在现实生活中，国家的表现形式是政府。社会常常被看为是与国家相对立的，是以人们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形成的相互联系的人类共同体。社会就是为人们的生活、交往、和生产活动提供必要的空间、自由和机会。
　　从国家和社会的概念可以看出，国家与社会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社会产生和存在的根据在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社会是自然形成的，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而国家则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产生和存在的，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才产生的。因此，社会应该是第一性的，国家是第二性的。社会是国家存在的基础和前提，如果没有社会，国家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然而，在历史的发展中，国家与社会的界限并不明显。国家是建立在社会之上的政治组织，在它产生之初，由于国家缺乏自觉性，社会功能不完善，社会组织不发育和社会力量分散，社会大部分功能被纳入国家的体系之中，以至于在长时间里，人们看不到国家和社会的区别。
　　在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学说准确地阐述了国家和社会这种即矛盾又统一的关系。社会因为无法克服和修改自身的缺陷，这就需要产生政治权力对其进行管理以弥补自己的不足。国家具有阶级性，是统治阶级维护自己权益的工具，对社会和个人权利实现存在着一定的威胁，也可以说是，国家在一定的程度上既是民族和公民利益的保护者，也是社会和个人权利的侵犯者。因此，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推进社会更好的发展，要协调好二者之间的关系。
　　二、改革开放以前的国家和社会关系简述
　　古代中国是中央集权的统治方式，国家占主导地位，社会处于从属地位。国家干预危害到社会及民众生计的情况下，社会力量才会自发的组织反抗，迫使统治者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使之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状态，社会有一定空间。鸦片战争后，国家仍占主导地位，随着具有现代政治体制和现代观念意识的社会力量兴起，社会空间在逐步扩大。
　　建国后，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对我国经济、政治、军事上封锁，同时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我国在政权组织形式和权力运行模式上只能仿效苏联模式，建立了国家全能主义模式。在"文化大革命"的时期达到顶峰。它的主要表现是：
　　1、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
　　建国后，我国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高度集中于党委，而党委的权力又集中于党的书记；社会参与政治活动稀少，对政府及政党监督渠道少；对党派的监督都是来自与体制内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通过国家动员治国得以体现。但这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从本质上来讲是国家主导的，并不具有真正的互动意义。
　　2、国家主导下的计划经济体制
　　为了改变我国贫困落后的局面，在国家领导下，开始了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化建设，加快了工业化的步伐，建立了计划经济模式，我国基本上建立起了一个比较健全的国民经济工业体系，从而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打下了基础。但是这种只注重重工业的发展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问题，阻碍了社会的全面发展。
　　3、文化的单一性
　　建国后，文化领域中马克思主义占主导地位。虽然，提过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由于当时社会处于高压的政治氛围下，文化的多样性表现不出来，它成了执政党政治宣传的工具。社会自身的声音在国家体制内部得不到回应，甚至遭到打压。
　　全能主义模式虽有一些积极影响，但是"文化大革命"则是全能主义过度扩张的消极后果。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破坏了国家民主和法制，个人或集体的自由和权利得不到法律与宪法的保障。政治机构的权力随时无限地侵入和控制社会任何阶层和领域致使领导人滥用权力。文化大革命几乎导致国民经济崩溃，广大的社会成员没有得到实在的利益。单一的意识形态文化使得社会缺乏创作力和多样性。国家全面进入社会并引发社会失序，全能主义政治达到顶峰，社会失序再次引发国家失序，严重会导致国家政权机构的崩溃。因此，国家和社会并不能合二为一，否则是不利于国家统治和社会自身的发展进步。
　　三、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新发展
　　面对全能主义所带来的消极影响，邓小平进行了反思：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已难以适应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合理调节好二者之间的关系，限定好国家职能和政治权力的范围。
　　邓小平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起始于国家的政治权力。他认为在全能主义体制下，由于政治权力高度集中，这种权力随时无限地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阶层和领域；国家职能不明确，政治权力范围没有界定，国家从社会夺走了全部权力，社会生活高度政治化，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明确的边界，社会淹没于政治国家中，以至于国家与社会合二为一。要改变这种现象，首先要消弱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以制度、法律和宪法为依托限制国家权力，使国家不能侵犯社会和个人生活，邓小平主要从分权和放权来实施的。
　　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调整是从农村开始，人民公社撤销，标志着国家权力基本撤离农村。城市是从企业开始，政府从企业中出来，走向政企分开。这种关系的调整主要体现在经济体制改革，使市场从国家控制中释放出来，从而增加了社会力量。国家开始放弃对社会全面管理，逐步赋予社会一些权力和自主性，使社会与国家有了一定的弹性。国家自身也开始改革，如领导体制、民主法制等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党政分开。这种关系的适度调整，激发了社会自主性和积极性，社会焕发了巨大的活力。
　　虽然，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有了新的调整，但是国家依然掌握着主导权，一旦国家发现社会力量的变化超出了国家对社会力量的预期，就会立刻对社会的自我发展进行积极的干预，将其纳入到国家的正常体制之内。
　　总之，面对我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可以看出处理好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个人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宁骚,关海庭.邓小平理论与当代中国政治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聂伟迅.论20世纪中国全能主义政治及其成因[J].江汉论坛,2007,(9).
　　作者简介：刘慧（1985.12-），女，河北石家庄人，中国矿业大学（北京）2010级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