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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中国的开路人，周恩来的一生精彩壮阔。他也有柔情的一面，他和邓颖超半个多世纪的爱情传奇，至今还为人们称道。现今社会，无论50后、60后，还是70后、80后，爱情和婚姻生活常面临一些普遍问题：缺少话题、信任危机、聚少离多、工作太忙、诱惑太多等。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爱情故事中，却满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智慧。
他们是“灵魂伴侣”
超：
我不愿在你睡熟的时候，再来搅你，特留字告你：今天正午十二时，用我俩名义请了周苍柏夫妇、史良夫妇及袁雪芬同其编剧人共六位客人，在西花厅薛子正处午饭。我已托何谦办理此事。请你届时先往，因周苍柏今日下午五时即行，故不能再延期了。晚上才决定的，望你谅我无法相商。
早安！
周恩来
1949年10月11日，周恩来决定在他和邓颖超起居和工作的地方西花厅，宴请来北京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民主党派代表。
“由于二人养成了不同的生活和睡眠习惯，这天一大早，周恩来不忍心打扰熟睡中的妻子，在详细说明情况后，仍旧满怀歉意地说‘望你谅我无法相商’，体现出他们之间的互敬与互信。”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原研究员刘春秀说。
1946年5月11日，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南京出席了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李晨和陈浩的婚礼。在婚礼上，邓颖超提出了夫妻间应该遵循“八互”，即“互敬、互爱、互助、互勉、互信、互慰、互让、互谅”。
周恩来仔细听着邓颖超讲述“八互”的内容，一点儿也没有打断她。邓颖超从周恩来的表情上也看得出他是支持她提出的“八互”的。就这样，“八互”成为两人间和谐相处的准则。
在工作上恪守原则的同时，两人相互勉励，共同进步。1947年6月，邓颖超和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已先行撤离延安，周恩来还在陕北指挥解放战争。途中，她将近两月阅存的《晋绥日报》和参考资料都转寄给周恩来。
“《晋绥日报》近对此区情况颇多揭发，而土地斗争材料很多，可选看些，对你是有益处的。”邓颖超在信中说。
生活上，两人有很多共同的爱好：电影、戏剧、健身等。有好看的电影，他们就向对方推荐。
1949年7月，邓颖超到上海出差，邀请宋庆龄北上共商国是。这时，延安老友孙平邀请她观赏电影《西伯利亚交响曲》。看完后，邓颖超深受启发，赶紧把感受写信告知身在北平的丈夫：
“该片曾荣获巴黎影评第一奖金，观后可称名不虚传。其剧情之好、技术之优、色泽之美、歌风之佳，给人以深刻难忘的印象。特别是剧情人物表现了崭新的社会——苏联青年的一代的新型人物，令人深为感动。表现了青年一代的爱情与事业的结合，又表现了其爱情之热烈、深长、坚定，以及冷爽决绝，远避以去，努力于事业的成就，不强人之爱而爱，不防人之爱而爱，给人们以良好教育，诚不可不看的佳片。且是一看而欲再看的佳片。我提议，你有机会，亦要看看。”
周恩来回信道：
“正要洗脸外出，接着你的来信，很高兴，盼望得很久了。你看了《西伯利亚交响曲》，我看了《桥》，不知是否同一晚。我那天一直看到天明才回。”
“很多人过去一直说两人是建立在共同理想信念上的革命伴侣，我更喜欢称他们‘灵魂伴侣’。”李爱华说。
他们的书信往来中，常出现“女儿”字样
鸾：
写几个字给你，寄我的念意！我于五日抵贺（贺龙）处，九日随总（朱德）、奇（刘少奇）东行，次日得待命讯，遂决偕女儿返回，后得电悉确留此……我过数日后去参加本乡的土地工作，因早晚可在家招呼小侉。大女儿維世不日亦要来此，当令她参加工作去。
你在可能时，望你读点书！改下生活方式，早些睡，早些起，保持健康，好作长期奋斗！
匆匆不尽。
凤
众所周知，周恩来和邓颖超没有子女，但他们的书信往来中，常出现“女儿”字样。上面这封信中，“女儿”“小侉”指的都是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1947年，江青随毛泽东转战陕北时，党组织将7岁的李讷委托给邓颖超照管。“大女儿”是指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干女儿孙维世，当时26岁。
早在新婚之初，邓颖超曾两次怀孕。第一次是在1925年10月，周恩来率领东征军去了汕头，邓颖超留在广州工作。“当时，家里就邓大姐一个人，正协助何香凝做妇女工作，才打开一点局面，她觉得没时间带孩子，就自作主张去街上买了一些打胎的中成药吃了，孩子流产。”赵炜说。
周恩来得知后，指责邓颖超是形而上学，怎么能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对立起来？
“孩子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他属于国家，属于社会，你有什么权力把他随随便便地扼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可你又随便糟蹋自己，不爱惜身体，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周恩来说。
“我知道是自己错了，就向他承认自己的轻率和幼稚，后来他也不生气了，还反过来安慰我要多注意身体。”邓颖超说。
后来，邓颖超第二次怀孕，并于1927年3月21日生产。那一天正好是周恩来在上海领导工人进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的日子。可惜胎儿过大，出现难产，医生使用了产钳，结果孩子的头颅受到伤害，刚生下来就夭折了。
“他们把爱融化在不幸牺牲的革命战友的遗孤身上，把孙炳文的两个女儿孙维世、孙新世，钱壮飞的儿子钱江，李少石的女儿李湄，何洛的儿子刘则仁等烈士遗孤，看作是可爱的儿女。”刘春秀说。
51年的婚姻，大多是分离
超：
你离开北京一个多月了。打了几次电话，却没给你写信，总觉得欠债似的。今晚执笔还债，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本想谈一谈郑州会议的决议，现在又改到武汉会议去作决议，索性待见面时再说吧。昨日颐和园之游，维世因旧病复发，被医生阻止在家……连日下午中央在开会讨论郑州会议的文件，现在还没结束，内中关于两个过渡两个阶段，都有所探讨，望你加以注意研究，以便见面时与你一谈。 ……
其他待面谈吧！
问你好，并望转问其他同志好。
周恩来
1958年10月12日，邓颖超离开北京，到广州养病。当时正值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指挥金门炮战的关键时期，他没有陪同前往。事实上，在51年的婚姻生活中，由于各有各的工作，两人经常处于分离状态。
但他们总能创造在一起的机会。只要有条件，周总理走到哪里，邓颖超就跟到哪里。1925年，周恩来到汕头东征，不久后邓颖超也前往汕头做妇女工作。
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邓颖超也跟着去了。1939年，周恩来在延安摔伤手臂，赴苏联治疗，在重庆上班的邓颖超也到苏联陪护。
如果由于客观条件所限，不能在一起，即便工作再忙，也要书信传情，营造“在场感”，不缺席对方的每一段经历。
1947年3月，邓颖超和中直家属队已离开延安，向东撤往山西，留在陕北的周恩来于3月17日写信告诉“小超”：
“今晚李讷小侉子去后方，我托她带一封信给你，问你好。延安天天来飞机，但是一个人也没有打死。大家在此都很好，望你们放心。”
信很短，但在那个“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年代，寥寥几十字足以让人感到宽慰。这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两人是分开的，这也是两人通信最频繁的一年。如今留存的74封书信中，有14封都写于这一年。
1954年5月4日，周恩来正在参加日内瓦会议，邓颖超写信告诉他：
“我从报上、《参考消息》上、收音机上，及时地知道了会议的情况和你们的活动……为你能够得到国际活动的锻炼及直接向苏联同志学习的机会而欢欣……我要去参加今晚中山公园的五四运动三十五周年纪念大会，并和北京市的青年们一起欢度这个节日游园一番。”
寄信的同時，邓颖超还把在郊区的山坡、泉水之旁采的野花和在院子里采的几朵他们最喜欢的海棠花一并随信寄去，“给你的紧张生活，加上一些点缀和情趣”。
6月13日，周恩来在百忙之中回信：
“你还是那样热情和理智交织着，真是老而弥坚，我愧不及你。来日内瓦已整整七个星期了，实在太忙，睡眠常感不足，每星期只能争取一两天睡足八小时。所幸并未失眠，身体精神均好，望你放心。”
并在信中附上他在日内瓦采集的芍药花和蝴蝶花，“聊寄远念”。
“我从邓颖超身上看到，女人是经营婚姻和家庭的主力。周总理不能做到像她那样，否则他就不是周总理了，但他给了她一个女人最需要的那种爱：忠贞不移。”李爱华说。
“在战争年代，周总理每次从昏迷中醒来，总是先问邓大姐的下落。搬入西花厅后，周总理从外面回来，最习惯的一句问话就是‘大姐在干什么’。乃至在生命垂危之际，他紧紧拉着我的手说：‘你要照顾好大姐。’我遵从总理的遗嘱，陪伴邓大姐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并遵从邓大姐的遗嘱，把她的骨灰也撤入了海河。”赵炜说。（来源：《环球人物》）
他们是“灵魂伴侣”
超：
我不愿在你睡熟的时候，再来搅你，特留字告你：今天正午十二时，用我俩名义请了周苍柏夫妇、史良夫妇及袁雪芬同其编剧人共六位客人，在西花厅薛子正处午饭。我已托何谦办理此事。请你届时先往，因周苍柏今日下午五时即行，故不能再延期了。晚上才决定的，望你谅我无法相商。
早安！
周恩来
1949年10月11日，周恩来决定在他和邓颖超起居和工作的地方西花厅，宴请来北京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民主党派代表。
“由于二人养成了不同的生活和睡眠习惯，这天一大早，周恩来不忍心打扰熟睡中的妻子，在详细说明情况后，仍旧满怀歉意地说‘望你谅我无法相商’，体现出他们之间的互敬与互信。”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原研究员刘春秀说。
1946年5月11日，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南京出席了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李晨和陈浩的婚礼。在婚礼上，邓颖超提出了夫妻间应该遵循“八互”，即“互敬、互爱、互助、互勉、互信、互慰、互让、互谅”。
周恩来仔细听着邓颖超讲述“八互”的内容，一点儿也没有打断她。邓颖超从周恩来的表情上也看得出他是支持她提出的“八互”的。就这样，“八互”成为两人间和谐相处的准则。
在工作上恪守原则的同时，两人相互勉励，共同进步。1947年6月，邓颖超和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已先行撤离延安，周恩来还在陕北指挥解放战争。途中，她将近两月阅存的《晋绥日报》和参考资料都转寄给周恩来。
“《晋绥日报》近对此区情况颇多揭发，而土地斗争材料很多，可选看些，对你是有益处的。”邓颖超在信中说。
生活上，两人有很多共同的爱好：电影、戏剧、健身等。有好看的电影，他们就向对方推荐。
1949年7月，邓颖超到上海出差，邀请宋庆龄北上共商国是。这时，延安老友孙平邀请她观赏电影《西伯利亚交响曲》。看完后，邓颖超深受启发，赶紧把感受写信告知身在北平的丈夫：
“该片曾荣获巴黎影评第一奖金，观后可称名不虚传。其剧情之好、技术之优、色泽之美、歌风之佳，给人以深刻难忘的印象。特别是剧情人物表现了崭新的社会——苏联青年的一代的新型人物，令人深为感动。表现了青年一代的爱情与事业的结合，又表现了其爱情之热烈、深长、坚定，以及冷爽决绝，远避以去，努力于事业的成就，不强人之爱而爱，不防人之爱而爱，给人们以良好教育，诚不可不看的佳片。且是一看而欲再看的佳片。我提议，你有机会，亦要看看。”
周恩来回信道：
“正要洗脸外出，接着你的来信，很高兴，盼望得很久了。你看了《西伯利亚交响曲》，我看了《桥》，不知是否同一晚。我那天一直看到天明才回。”
“很多人过去一直说两人是建立在共同理想信念上的革命伴侣，我更喜欢称他们‘灵魂伴侣’。”李爱华说。
他们的书信往来中，常出现“女儿”字样
鸾：
写几个字给你，寄我的念意！我于五日抵贺（贺龙）处，九日随总（朱德）、奇（刘少奇）东行，次日得待命讯，遂决偕女儿返回，后得电悉确留此……我过数日后去参加本乡的土地工作，因早晚可在家招呼小侉。大女儿維世不日亦要来此，当令她参加工作去。
你在可能时，望你读点书！改下生活方式，早些睡，早些起，保持健康，好作长期奋斗！
匆匆不尽。
凤
众所周知，周恩来和邓颖超没有子女，但他们的书信往来中，常出现“女儿”字样。上面这封信中，“女儿”“小侉”指的都是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1947年，江青随毛泽东转战陕北时，党组织将7岁的李讷委托给邓颖超照管。“大女儿”是指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干女儿孙维世，当时26岁。
早在新婚之初，邓颖超曾两次怀孕。第一次是在1925年10月，周恩来率领东征军去了汕头，邓颖超留在广州工作。“当时，家里就邓大姐一个人，正协助何香凝做妇女工作，才打开一点局面，她觉得没时间带孩子，就自作主张去街上买了一些打胎的中成药吃了，孩子流产。”赵炜说。
周恩来得知后，指责邓颖超是形而上学，怎么能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对立起来？
“孩子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他属于国家，属于社会，你有什么权力把他随随便便地扼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可你又随便糟蹋自己，不爱惜身体，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周恩来说。
“我知道是自己错了，就向他承认自己的轻率和幼稚，后来他也不生气了，还反过来安慰我要多注意身体。”邓颖超说。
后来，邓颖超第二次怀孕，并于1927年3月21日生产。那一天正好是周恩来在上海领导工人进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的日子。可惜胎儿过大，出现难产，医生使用了产钳，结果孩子的头颅受到伤害，刚生下来就夭折了。
“他们把爱融化在不幸牺牲的革命战友的遗孤身上，把孙炳文的两个女儿孙维世、孙新世，钱壮飞的儿子钱江，李少石的女儿李湄，何洛的儿子刘则仁等烈士遗孤，看作是可爱的儿女。”刘春秀说。
51年的婚姻，大多是分离
超：
你离开北京一个多月了。打了几次电话，却没给你写信，总觉得欠债似的。今晚执笔还债，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本想谈一谈郑州会议的决议，现在又改到武汉会议去作决议，索性待见面时再说吧。昨日颐和园之游，维世因旧病复发，被医生阻止在家……连日下午中央在开会讨论郑州会议的文件，现在还没结束，内中关于两个过渡两个阶段，都有所探讨，望你加以注意研究，以便见面时与你一谈。 ……
其他待面谈吧！
问你好，并望转问其他同志好。
周恩来
1958年10月12日，邓颖超离开北京，到广州养病。当时正值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指挥金门炮战的关键时期，他没有陪同前往。事实上，在51年的婚姻生活中，由于各有各的工作，两人经常处于分离状态。
但他们总能创造在一起的机会。只要有条件，周总理走到哪里，邓颖超就跟到哪里。1925年，周恩来到汕头东征，不久后邓颖超也前往汕头做妇女工作。
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邓颖超也跟着去了。1939年，周恩来在延安摔伤手臂，赴苏联治疗，在重庆上班的邓颖超也到苏联陪护。
如果由于客观条件所限，不能在一起，即便工作再忙，也要书信传情，营造“在场感”，不缺席对方的每一段经历。
1947年3月，邓颖超和中直家属队已离开延安，向东撤往山西，留在陕北的周恩来于3月17日写信告诉“小超”：
“今晚李讷小侉子去后方，我托她带一封信给你，问你好。延安天天来飞机，但是一个人也没有打死。大家在此都很好，望你们放心。”
信很短，但在那个“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年代，寥寥几十字足以让人感到宽慰。这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两人是分开的，这也是两人通信最频繁的一年。如今留存的74封书信中，有14封都写于这一年。
1954年5月4日，周恩来正在参加日内瓦会议，邓颖超写信告诉他：
“我从报上、《参考消息》上、收音机上，及时地知道了会议的情况和你们的活动……为你能够得到国际活动的锻炼及直接向苏联同志学习的机会而欢欣……我要去参加今晚中山公园的五四运动三十五周年纪念大会，并和北京市的青年们一起欢度这个节日游园一番。”
寄信的同時，邓颖超还把在郊区的山坡、泉水之旁采的野花和在院子里采的几朵他们最喜欢的海棠花一并随信寄去，“给你的紧张生活，加上一些点缀和情趣”。
6月13日，周恩来在百忙之中回信：
“你还是那样热情和理智交织着，真是老而弥坚，我愧不及你。来日内瓦已整整七个星期了，实在太忙，睡眠常感不足，每星期只能争取一两天睡足八小时。所幸并未失眠，身体精神均好，望你放心。”
并在信中附上他在日内瓦采集的芍药花和蝴蝶花，“聊寄远念”。
“我从邓颖超身上看到，女人是经营婚姻和家庭的主力。周总理不能做到像她那样，否则他就不是周总理了，但他给了她一个女人最需要的那种爱：忠贞不移。”李爱华说。
“在战争年代，周总理每次从昏迷中醒来，总是先问邓大姐的下落。搬入西花厅后，周总理从外面回来，最习惯的一句问话就是‘大姐在干什么’。乃至在生命垂危之际，他紧紧拉着我的手说：‘你要照顾好大姐。’我遵从总理的遗嘱，陪伴邓大姐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并遵从邓大姐的遗嘱，把她的骨灰也撤入了海河。”赵炜说。（来源：《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