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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书店曾出版过一本有趣的书《卖艺黄家》:剧作家黄宗江、研究历史的黄宗淮、演员兼作家黄宗英、人艺演员黄宗洛、文化实业家黄宗汉五兄妹联袂亮相,用回忆文章讲述父母和各自的故事。其中,我最熟悉黄宗江、黄宗英,其他三位就不熟了。
我最早认识的是黄宗江先生,算一算,已有30多年。他是家中长子,出身书香门第,却带领弟妹跨入了戏剧行当。戏称自家是“卖艺人家”。他不到10岁就发表独幕剧,之后创作了《海魂》《柳堡的故事》《农奴》等影响几代人的电影剧本。
我还记得初次见面时,黄宗江60岁出头,浑身充满活力,总有说不完的话、讲不完的故事,给人印象就是个“吊儿郎当”、说话随便的老头。后来,我向他约稿,他很快寄来一篇《我的英语老师》,文笔洒脱,天马行空。
生于北京的黄宗江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第一位英文老师是柳亚子先生的公子柳无忌的夫人。
有学兄何炳棣教授远自芝加哥来,近半个世纪没见了,人家如今是国际知名学者,称学兄未免唐突。我在燕京大学当“新人”时(英语称大学一年级学生为Freshman,直译为中文就是“新人”),他已是研究生,但总还算得未名湖畔的同窗。何老说:你的英语居然没忘。我答:解放后直到“文革”后,几乎是一句英语也没说过,……还是“文革”后几次出国,才又开口说洋文的,总算可以对付,还是凭的基本功或日幼功。我首先提到的是我在南开上高中时的恩师柳太太(当时只知道是柳亚老的儿媳,无忌先生的夫人),如今总该是七老八十了,现居旧金山,听说曾返国,未得拜见为憾。何老闻听此言大悦,说自己也是在南开受业于柳。炳棣兄讲话狂放如昔胜昔,说了句英文:“I’m the first;you’re the last。”并解释说这句简单英语的意思是“我是老师的开山门弟子,你是关山门弟子。”其实开山门的当比他还早,关山门的当比我还晚;但此话确是一句尊师的动情语言。
黄宗江另外一位中学英语老师李尧林。是巴金的二哥。我大学时的研究对象就是巴金。读此文倍感亲切。他在文中感慨,李尧林平易又深情,“我们从他们学习到的非仅语言文字,而是做人与做学问的道理”。巴金一直是黄宗江晚年的精神支撑。巴金倡导的“说真话”,让看似漫不经心的黄宗江,在写作时始终不改初心。
“文革”结束后,学英语成为全国热潮,许多人都跟着“星期日广播英语”学习,黄宗江也不例外。于是主持这个节目的申葆青,成了花甲之年的黄宗江的另一个老师。他不仅听广播学英语,还以学生身份给申葆青写信。申葆青很快回信,说自己曾是他的小观众,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黄宗江的粉丝。后来黄宗江又成了她的粉丝。缘分就是如此美妙。
黄宗江还不忘在文章中开老伴阮若珊的玩笑。1938年,阮若珊从沦陷的北平贝满教会中学奔向太行山根据地,在那里见到了刘伯承。刘伯承问她:“小同志。你到了这里想学什么啊?”阮若珊娇声地回答:“英文!”刘帅大笑。
1987年,我调至人民日报文艺部,担任大地副刊的杂文编辑,与黄宗江的来往更多了。1988年秋天,文艺部组织了一次笔会,邀请了黄宗江、邵燕祥、牧惠、刘征、韩少华等人。
我们第一次走进江西龙虎山——《水浒》开篇所写的地方。当年那里尚未开发旅游,游客极少,难得的清净。我们参观张天师道观,沿河漂流,美不可言。离开龙虎山,又前往福建武夷山。爬山时,文艺部副主任舒展大声问身边游客,你们知道黄宗江吗?他是《柳堡的故事》的作者。然后,舒展放开喉咙,高声大唱电影《柳堡的故事》里的插曲《九九艳阳天》。我们也随之高歌一曲。
回到北京后,我們送黄宗江回家。在什刹海的一个胡同小院里,第一次见到了鼎鼎大名的阮若珊,那首脍炙人口的《沂蒙山小调》,就是由她作词。
黄宗江与阮若珊的恋爱故事妙趣横生。上世纪50年代,阮若珊是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团长,准师级干部,而黄宗江只是一个连级千部,还不是党员。黄宗江开玩笑说:“一个连级男千部向一个师级女干部求婚,这在我军是史无前例的。”阮若珊认识黄宗江之前已经离婚,带着两个女儿,在黄宗江万言情书的进攻下,与之开始恋爱。他们二人都出生于1921年,属鸡,于1957年本命年重组家庭,从此相伴同行。
1997年。应徐城北先生之邀,我、陆文夫、邵燕祥、黄宗江、阮若珊等一行十多人,前往杭州参加楼外楼百年诞辰庆典笔会。我的房间与黄宗江相对。他们夫妇早起惯了,每天早上不到7点就把房门敞开,而且电视机声音很大,说话嗓门也大。习惯晚起的我实在难以忍受,第二天早上跑过去大声说:“能不能声音小点儿?把门关上?”他大概没有见过我这样不懂事的后辈,连说:“好的,好的。”吃饭时,我一个劲儿地道歉,他一笑而过。
2001年,阮若珊去世后,旅美华裔影人卢燕女士时常来京,一度传出黄宗江要与她在一起的消息,但最终没有结果。起初,黄宗英以为是黄宗江离开卢燕,让卢燕没面子,于是生气地批评了他。不过黄宗江的女儿阮丹青告诉我:“其实是卢燕阿姨不想嫁给我爸爸。卢燕和我谈过这个事。她说,她是一个很认真的人,要是做妻子就会认真地去做,做好妻子。但她不希望被拖住,还是想演戏。我爸爸和卢燕的事始终没有说破。”
后来,黄宗江与自己的“铁杆粉丝”孙敏走到了一起。2004年初,我们相约到什刹海附近的文采阁。为他们两人庆贺。黄苗子先生以隶书书写三个大字“敏江春”作为贺礼相赠。
无巧不成书。这天中午,一批毕业于燕京大学的同学也在文采阁聚会,宴请杨振宁、翁帆二人,如今成为“网红”的许渊冲也在场。黄宗江曾就读燕京大学,虽时间很短,也算是校友,于是大家前去见面。杨振宁向翁帆介绍我们。说到黄苗子时,他说:“黄先生今年92岁。”黄夫人郁风口无遮拦:“我可不是29岁。”场面略显尴尬。不过,杨振宁镇定自若,一笑而过。之后大家又分别合影留念。
2016年12月31日,我和阮丹青在上海参加《黄宗英文集》的分享会。阮丹青分享了爸爸和姑姑黄宗英的一些趣事:“他们都是凭着朴素的资产阶级感情在行事、写作,活得乱七八糟,写文章也完全没章法、没套路。他们就是率真、随性,把周围人搞得很狼狈,最后当然也被人原谅了。”大家听得开怀大笑。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为华侨出版社策划一套“金蔷薇随笔文丛”,就曾约请黄宗江编选一本随笔集。他为这本书起了一个很妙的书名《你,可爱的艺术》,并写了一篇后记:
以上文字,合并了前冬结集的《剧诗集》与今夏结集的《问心集》,各有其序《(剧诗集)释》与《我的心里话》见前。为了合并又写了篇《序上加序》,呈“金蔷薇随笔文丛”主编李辉,他感到如此一集多序,摞床架屋,十分别扭,为我打乱重编了一下,分类与时序均妥,深为感谢。园丁李辉又说:如今称集每令人有陈仓旧谷之感,不受欢迎,不如择一佳句为书名。我乃想到自己一直艳羡的文丛已出蓝翎的《乱侃白说》与邵燕祥的《改写圣经》,颇思效颦,无奈捧心良久,颦亦难颦。忽然想到日前方写就,列入本卷最后一篇的《一谱为师》,副题为“你,可爱的艺术……”,曲出舒伯特,译出傅雷,我就以《你,可爱的艺术》为书名吧……
《你,可爱的艺术》,多么好,正切合“卖艺黄家”对艺术的挚爱与洒脱!他把新完成的《一谱为师》,作为这本书的压轴之作。
2010年,黄宗江去世。我去追悼会向他告别。满眼看去,好多个记者,扛着的摄像机上,大多写有“娱乐新闻”字样。显然,拍明星只是职业需要,不需要沉默,不需要哀悼,真可谓“娱乐至死”。不过这倒也符合黄宗江的性格,嬉笑怒骂,谈笑风生,“活得乱七八糟”。人生对于他,就是一场大戏,最终,在追悼会上以快乐的方式结束。
我最早认识的是黄宗江先生,算一算,已有30多年。他是家中长子,出身书香门第,却带领弟妹跨入了戏剧行当。戏称自家是“卖艺人家”。他不到10岁就发表独幕剧,之后创作了《海魂》《柳堡的故事》《农奴》等影响几代人的电影剧本。
我还记得初次见面时,黄宗江60岁出头,浑身充满活力,总有说不完的话、讲不完的故事,给人印象就是个“吊儿郎当”、说话随便的老头。后来,我向他约稿,他很快寄来一篇《我的英语老师》,文笔洒脱,天马行空。
生于北京的黄宗江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第一位英文老师是柳亚子先生的公子柳无忌的夫人。
有学兄何炳棣教授远自芝加哥来,近半个世纪没见了,人家如今是国际知名学者,称学兄未免唐突。我在燕京大学当“新人”时(英语称大学一年级学生为Freshman,直译为中文就是“新人”),他已是研究生,但总还算得未名湖畔的同窗。何老说:你的英语居然没忘。我答:解放后直到“文革”后,几乎是一句英语也没说过,……还是“文革”后几次出国,才又开口说洋文的,总算可以对付,还是凭的基本功或日幼功。我首先提到的是我在南开上高中时的恩师柳太太(当时只知道是柳亚老的儿媳,无忌先生的夫人),如今总该是七老八十了,现居旧金山,听说曾返国,未得拜见为憾。何老闻听此言大悦,说自己也是在南开受业于柳。炳棣兄讲话狂放如昔胜昔,说了句英文:“I’m the first;you’re the last。”并解释说这句简单英语的意思是“我是老师的开山门弟子,你是关山门弟子。”其实开山门的当比他还早,关山门的当比我还晚;但此话确是一句尊师的动情语言。
黄宗江另外一位中学英语老师李尧林。是巴金的二哥。我大学时的研究对象就是巴金。读此文倍感亲切。他在文中感慨,李尧林平易又深情,“我们从他们学习到的非仅语言文字,而是做人与做学问的道理”。巴金一直是黄宗江晚年的精神支撑。巴金倡导的“说真话”,让看似漫不经心的黄宗江,在写作时始终不改初心。
“文革”结束后,学英语成为全国热潮,许多人都跟着“星期日广播英语”学习,黄宗江也不例外。于是主持这个节目的申葆青,成了花甲之年的黄宗江的另一个老师。他不仅听广播学英语,还以学生身份给申葆青写信。申葆青很快回信,说自己曾是他的小观众,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黄宗江的粉丝。后来黄宗江又成了她的粉丝。缘分就是如此美妙。
黄宗江还不忘在文章中开老伴阮若珊的玩笑。1938年,阮若珊从沦陷的北平贝满教会中学奔向太行山根据地,在那里见到了刘伯承。刘伯承问她:“小同志。你到了这里想学什么啊?”阮若珊娇声地回答:“英文!”刘帅大笑。
1987年,我调至人民日报文艺部,担任大地副刊的杂文编辑,与黄宗江的来往更多了。1988年秋天,文艺部组织了一次笔会,邀请了黄宗江、邵燕祥、牧惠、刘征、韩少华等人。
我们第一次走进江西龙虎山——《水浒》开篇所写的地方。当年那里尚未开发旅游,游客极少,难得的清净。我们参观张天师道观,沿河漂流,美不可言。离开龙虎山,又前往福建武夷山。爬山时,文艺部副主任舒展大声问身边游客,你们知道黄宗江吗?他是《柳堡的故事》的作者。然后,舒展放开喉咙,高声大唱电影《柳堡的故事》里的插曲《九九艳阳天》。我们也随之高歌一曲。
回到北京后,我們送黄宗江回家。在什刹海的一个胡同小院里,第一次见到了鼎鼎大名的阮若珊,那首脍炙人口的《沂蒙山小调》,就是由她作词。
黄宗江与阮若珊的恋爱故事妙趣横生。上世纪50年代,阮若珊是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团长,准师级干部,而黄宗江只是一个连级千部,还不是党员。黄宗江开玩笑说:“一个连级男千部向一个师级女干部求婚,这在我军是史无前例的。”阮若珊认识黄宗江之前已经离婚,带着两个女儿,在黄宗江万言情书的进攻下,与之开始恋爱。他们二人都出生于1921年,属鸡,于1957年本命年重组家庭,从此相伴同行。
1997年。应徐城北先生之邀,我、陆文夫、邵燕祥、黄宗江、阮若珊等一行十多人,前往杭州参加楼外楼百年诞辰庆典笔会。我的房间与黄宗江相对。他们夫妇早起惯了,每天早上不到7点就把房门敞开,而且电视机声音很大,说话嗓门也大。习惯晚起的我实在难以忍受,第二天早上跑过去大声说:“能不能声音小点儿?把门关上?”他大概没有见过我这样不懂事的后辈,连说:“好的,好的。”吃饭时,我一个劲儿地道歉,他一笑而过。
2001年,阮若珊去世后,旅美华裔影人卢燕女士时常来京,一度传出黄宗江要与她在一起的消息,但最终没有结果。起初,黄宗英以为是黄宗江离开卢燕,让卢燕没面子,于是生气地批评了他。不过黄宗江的女儿阮丹青告诉我:“其实是卢燕阿姨不想嫁给我爸爸。卢燕和我谈过这个事。她说,她是一个很认真的人,要是做妻子就会认真地去做,做好妻子。但她不希望被拖住,还是想演戏。我爸爸和卢燕的事始终没有说破。”
后来,黄宗江与自己的“铁杆粉丝”孙敏走到了一起。2004年初,我们相约到什刹海附近的文采阁。为他们两人庆贺。黄苗子先生以隶书书写三个大字“敏江春”作为贺礼相赠。
无巧不成书。这天中午,一批毕业于燕京大学的同学也在文采阁聚会,宴请杨振宁、翁帆二人,如今成为“网红”的许渊冲也在场。黄宗江曾就读燕京大学,虽时间很短,也算是校友,于是大家前去见面。杨振宁向翁帆介绍我们。说到黄苗子时,他说:“黄先生今年92岁。”黄夫人郁风口无遮拦:“我可不是29岁。”场面略显尴尬。不过,杨振宁镇定自若,一笑而过。之后大家又分别合影留念。
2016年12月31日,我和阮丹青在上海参加《黄宗英文集》的分享会。阮丹青分享了爸爸和姑姑黄宗英的一些趣事:“他们都是凭着朴素的资产阶级感情在行事、写作,活得乱七八糟,写文章也完全没章法、没套路。他们就是率真、随性,把周围人搞得很狼狈,最后当然也被人原谅了。”大家听得开怀大笑。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为华侨出版社策划一套“金蔷薇随笔文丛”,就曾约请黄宗江编选一本随笔集。他为这本书起了一个很妙的书名《你,可爱的艺术》,并写了一篇后记:
以上文字,合并了前冬结集的《剧诗集》与今夏结集的《问心集》,各有其序《(剧诗集)释》与《我的心里话》见前。为了合并又写了篇《序上加序》,呈“金蔷薇随笔文丛”主编李辉,他感到如此一集多序,摞床架屋,十分别扭,为我打乱重编了一下,分类与时序均妥,深为感谢。园丁李辉又说:如今称集每令人有陈仓旧谷之感,不受欢迎,不如择一佳句为书名。我乃想到自己一直艳羡的文丛已出蓝翎的《乱侃白说》与邵燕祥的《改写圣经》,颇思效颦,无奈捧心良久,颦亦难颦。忽然想到日前方写就,列入本卷最后一篇的《一谱为师》,副题为“你,可爱的艺术……”,曲出舒伯特,译出傅雷,我就以《你,可爱的艺术》为书名吧……
《你,可爱的艺术》,多么好,正切合“卖艺黄家”对艺术的挚爱与洒脱!他把新完成的《一谱为师》,作为这本书的压轴之作。
2010年,黄宗江去世。我去追悼会向他告别。满眼看去,好多个记者,扛着的摄像机上,大多写有“娱乐新闻”字样。显然,拍明星只是职业需要,不需要沉默,不需要哀悼,真可谓“娱乐至死”。不过这倒也符合黄宗江的性格,嬉笑怒骂,谈笑风生,“活得乱七八糟”。人生对于他,就是一场大戏,最终,在追悼会上以快乐的方式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