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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上海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有着丰厚的红色基因。本文在实地考察和文献考证的基础上，寻找了上海60多处在中共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革命遗址和旧址，用文字和图片记录了文物建筑背后饱经风霜的遗存，以唤起那些不该被时代忘却的记忆。而继续挖掘和寻踪大批彪炳史册的革命纪念地，是为了让每一位寻踪者在那里接受红色基因的接力和传承！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革命遗址;红色基因
[中图分类号]D64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79（2021）04-0017-23
走在上海这座魔都的大街小巷，不经意间便会在繁华都市的闹区或幽静石库门弄堂的深处，发现各种建筑物上的铭牌和二维码，它会告诉你那里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并向你讲述革命和战争年代曾经发生过的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场景。俄罗斯作家果戈理说过，“建筑是世界的年鉴，当歌曲和传说都缄默的时候，只有它还在说话。”是的，当峥嵘岁月终成翻阅过后的历史一页，只有文物建筑、革命遗址还在续写着昔日的风采，诉说着过往的故事。一座城市不仅需要蓬勃向上的生命力，更需要历史文化的积淀以及从中焕发出的一种精神。
上海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有着丰厚的红色基因。寻找中共在上海的革命遗址和旧址，就是为了挖掘和保存这一红色历史文脉，竖起不可磨灭的永恒丰碑。据《初心之地——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全记录》一书的最新统计，上海革命遗址遗迹总数已为657处，其中革命遗址456处，这就为上海红色文化的传承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些革命遗址和旧址可归纳为七大内涵，即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党的重要会议举办地、中共领导机构所在地、政治家革命活动居住地、早期工人运动发祥地、思想文化战线主阵地和隐蔽战线斗争聚焦地。本文按照这七大部分，在实地考察和文献考证的基础上，寻找了上海60处在中共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革命遗址和旧址，用文字和图片记录了文物建筑背后饱经风霜的遗存，以唤起那些不该被时代忘却的记忆。
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一）上海滩赴法勤工俭学的大本营——寰球中国学生会遗址/黄浦码头旧址
100年前，在那个需要漂洋过海去看世界、寻求真理的年代，曾追随孙中山参加兴中会革命活动的李登辉，从执教的南洋群岛返回申城，在上海公共租界白克路（今凤阳路）562号的洋式沿街房屋中，创立了“寰球中国学生会”，为出国留学提供各种服务。1915年，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等人发起留法勤工俭学，一批优秀的中华儿女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寰球中国学生会”借此时机建起了上海滩大本营，继任总干事的朱少屏把会所迁至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51号，架起了有志青年出国留学的桥梁。于是，大批有志青年纷纷来到黄浦江畔的黄浦、杨树浦、汇山等码头，从这里登上不同型号的赴法邮船，毅然漂洋过海，远赴异邦，努力探寻振兴中华之路。据不完全统计，从1919年3月至1920年12月，该会共为20批次、1600余人赴法勤工俭学提供了出国前的服务，其中就有蔡和森、蔡畅、向警予、赵世炎、刘伯坚、周恩来、何长工、邓小平、聂荣臻、陈毅等多位学子，为古老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写下了重要的一笔。更为重要的是，一代留学前贤在法期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组织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和中共旅欧支部，为中共的创立培养了一代革命家。
（二）潜伏霞飞路的俄国“神秘房客”——维经斯基旧居
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的外国处曾向中国派出一个以维经斯基（ГригорийНаумовичВойтинский）为首的代表团。刚到上海，他们以《上海俄文生活日报》记者的身份，入住永安百货楼上的大东旅社，待与陈独秀接上关系后，才迁往车水马龙的霞飞路（今淮海中路）716号的栖息处，那里正靠近他们意欲造访的新老渔阳里。在维经斯基的带领下，一行人造访了《新青年》编辑部。在陈独秀的引荐下，维经斯基得以邀约申城的先进知识分子齐聚一堂。他们还去白尔路三益里（今自忠路163弄）17号的《星期评论》社，与中国的青年才俊们围坐一起、纵论天下。1个月后，一个秘密的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问世，而维经斯基给予了不可或缺的经济支持。他以上海“革命局”为建党活动中心，组建“华俄通讯社”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恢复和创办《新青年》《劳动界》《共产党》等书刊，成立“外国语学社”等，为创建中共而在南北穿梭奔波，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撒下了共产主义的革命火种，促进了中共在上海的快速孕育。虽然原建筑已不复存在，但这个门牌号码在中共建党史上从未被抹去，潜伏霞飞路的俄国“神秘房客”也从未被人们所遗忘。
（三）老渔阳里孕育了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1920年2月，陈独秀由扮演成骡车车夫的密友李大钊亲自护送到天津，然后转乘海轮悄然来到上海。途中，他们商定“一南一北”推动中共的建党伟业。到上海后，陈独秀先住在好友亚东图书馆的汪原放家中，4月，搬入民国初期国民党大佬云集的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两层砖木结构的老式石库门房屋。此地，原是安徽都督柏文蔚的寓邸，他得知陈独秀正在找房后，便爽快地把这栋房子让给了安徽老乡居住，陈独秀在这里设立了《新青年》编辑部。经过与前来拜访的维经斯基的多次交谈，陈独秀与他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共识，都认为创建中共的条件已经成熟。维经斯基利用东方民族部提供的活动经费，成功地在《新青年》编辑部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即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担负起与各地共产主义者联络的任务，而这份杂志也成了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酝酿着开天辟地的乾坤变革。老渔阳里俨然成了孕育中共的诞生地。
（四）新渔阳里成培育和输送革命火种的摇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
从老渔阳里往北走不远就是新渔阳里，它们之間有一条相通的方便走道。党组织成立事宜在上海发起以后，当时由杨明斋、陈独秀出面，租下了上海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戴季陶的住宅，用以建立“中俄通讯社”，并决定在这里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担负起组织、发动和指导全国各地的建团任务。为了不引起怀疑，房子的门口还挂上了“外国语学社”的牌子，以公开办校的形式掩护革命活动。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锻炼，党的临时中央派了十几位优秀青年团员分批走上“到俄国去”的革命征程，期待这些革命种子回国后撒向祖国大地。这里不仅是中国青年团的诞生地，更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源地。“中国青年的红色起点”已成为这条弄堂的符号，而新渔阳里则成为培育和输送革命火种的摇篮，开辟了一代人的道路。 （五）共产国际特使为创建中共而奔忙——大东旅社马林下榻处旧址
1921年6月，共产国际秘密特使马林（Maring）乘坐意大利“阿奎利亚”号客轮，第一次踏上上海这块土地，却被密探盯上了，然而他不顾一切，径直向南京路永安公司楼上西北角的大东旅社走去。翌日，马林化名“安德莱森”（Andresen），前往荷兰驻沪总领事馆办理手续，声称自己是日本《东方经济学家》杂志的驻沪记者。据当时法国巡捕记载：马林“6月14日离开东方大旅社，到麦根路（今淮安路）32号一家公寓住宿。”可见，马林当时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了。不久，马林提议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以正式建立中共，随后又协助向全国各地及日本的中共早期小组代表发出了邀请函。为使各地代表不致因筹措路资而耽误与会，他还拿出自己的活动经费，给每位代表邮寄了100元路费。不久，陈独秀在家被捕，马林为营救而四处奔忙。他请了一位法国大律师，花钱打通了公审公堂的各个关节，最后陈独秀仅以发表过激言论的“罪名”，判罚5000元而被释放。这让陈独秀对马林十分感激，并表示接受参加共产国际的建议。
（六）激荡“红色初心”的博文女校——中共一大代表宿舍旧址
一大召开之前，会议筹备处希望找到一处独立的、与李汉俊住宅相近的地方解决代表的吃住问题。这样，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私立博文女校便被看中了。于是李达夫人王会悟登门拜访了校长黄绍兰，说明以“北大师生暑期旅行团”的名义租借房子的来意。由于学校正值暑假，校长欣然同意，并积极进行安排。当旅行团一行风尘仆仆走进由章太炎书写校牌的博文女校时，一切都已准备完毕。代表们被安排在博文女校临街校舍的楼上，在这里交流、讨论，同时又规划、起草党纲，描绘着红色中国的“初心之作”。长达9天的会议，绝大多数时间是在博文女校度过的。这里既是中共一大代表的住宿地，也是中共一大会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意义与历史价值已经彪炳史册。
（七）作始也简的燎原星火在中华大地被点燃——中共一大会址
在动荡不安的上海，一大会议选址成了一大问题。考虑再三，王会悟发觉位于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那幢由贝勒路树德里出入的石库门民居颇为适合，那里是李汉俊哥哥李书城的寓所，对外号称“李公馆”。在王会悟的游说下，李汉俊同意将“李公馆”用作开会之址。1921年7月23日，在这幢房屋的底层客堂内，中共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大，代表们围坐在一起，听取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报告。几天后的一次会议上，却遭到了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的突然“探访”。机灵的马林立刻意识到了危险的临近，用手掌猛击桌子，让大家赶快离开会场。在王会悟的提议下，会议被安排至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上继续进行。中共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作始也简的燎原星火在沉沉黑夜的中华大地被点燃。然而一大会址的确认却在30年之后。一天，当周佛海的夫人杨淑慧走到黄陂南路与兴业路交叉路口时，发觉转角处第一幢石库门门牌是106号，上面挂着“恒昌福面坊”的招牌，顿时找到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因周佛海曾带她来过“李公馆”。后经多方证实，会址才最终定格。
二、党的重要会议举办地
（一）中共第一部党章和民主革命纲领的发源地——中共二大旧址
1922年7月16日，一群年轻的共产党人又聚集到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中央局成员李达的寓所，中共二大在这里拉开帷幕。当时李达夫妇新婚后不久，就从公共租界巡捕刘少归处租借了这里的房子，从老渔阳里陈独秀寓所搬了过来，不仅成立了人民出版社，这里还是中央局与各地的联络点。当年辅德里处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交汇处，相对来说是个模糊地带;周围石库门房屋连排连幢，使得这一雷同的房屋淹没于深巷之中，这就成了二大会址的最佳选择。这次会议继续完成一大的未竟使命，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把党的奋斗目标明确为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这里也成了中共第一部“党章”和民主革命纲领的发源地。
（二）镌刻历史坐标的红色殿堂——中共四大遗址
国共合作全面展开后，革命统一战线中的矛盾冲突不断显现，国民党排挤共产党人的倾向渐露端倪。这样，提出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就交给了将于1925年1月召开的党的四大，而这次会议最终决定在上海举行。经过当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郑超麟的实地勘察和验证，确认中共四大的会场设在闸北淞沪铁路附近一幢三层楼的石库门房子内，其北面还有一座印度锡克教堂，现为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当年外地来的代表食宿其中，睡在三楼，二楼开会，布置成课堂形式。楼梯口装有拉铃，一有意外就通知楼上，以便代表们拿出英文教科书之类替换会议的文件，俨然一副上课的架势。这次会议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做了系统探讨，在党的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问题，镌刻多项历史坐标的会议于11天后在这座红色殿堂闭幕。
（三）米夫来华扶植王明上台后引发党内激烈交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旧址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书记米夫的直接操纵下，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于1931年1月7日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在武定路修德坊6号（今武定路930弄14号）这幢红砖砌成的石库门民宅举行。会议集中批判了立三路线及瞿秋白对其所采取的“调和路线”，并将他们置于政治上的死地。与此同时，此前从未参加过国内革命斗争历练的王明被推出登场亮相，并夺得中共实际上的帅旗，以确保中共对共产国际的忠诚。尽管这次会议受到了何孟雄、罗章龙等“反对派”的抵制，在党内引发激烈交锋，但是最后还是让王明等留苏学生群体在这次会议上进入中央领导层。可以想象的是，这是苏共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翻版，六届四中全会最终也是以这样的结果，开启了“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
（四）中外进步力量的一次紧密握手——远東反战大会旧址
20世纪30年代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决定派调查团来华，重新调查日本侵略东北的事件，并根据共产国际的倡议，决定在上海召开远东反战大会。1933年7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了由宋庆龄主持的筹备委员会。由于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阻挠，负责具体筹备工作的冯雪峰只能在僻静的汇山路（今霍山路）85号租下了欧洲毗连式三层建筑。这处房子的附近，据说是公共租界巡捕房侦探头目的寓所，这种既大胆又巧妙安排的理由，在于巡捕房怎么也不会想到在自己霸占的地盘上会有人冒险。结果，恰恰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召开了这个对全世界人民有着巨大影响力的秘密会议。这次会议是中国进步力量与世界反战力量的一次紧密握手，推动了全国抗日高潮的掀起。 三、中共领导机构所在地
（一）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指挥部——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三曾里遗址
1923年中共三大后，党决定将中央局迁至产业工人集中、交通便利的上海，由当选为三大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到上海主管中央局日常工作。先期抵沪寻找办公地点的王荷波发现公兴路与香山路口有个小弄堂（今临山路202—204号），里面住着三户曾姓人家，俗称“三曾里”。此地靠近火车站，对外交通联络方便，而且毗邻的宝山路又与公共租界北区挨着，万一发生紧急情况，可以向租界转移，于是就租下了这幢两厢房的石库门房屋。不久，中央局成员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先后来到这幢门口挂着一块“关捐行”牌子的中央局机关秘密办公处。1年多的时间内，陈独秀经常来这里召集会议，成了中央高层领导集体决策党内外大事的秘密场所，尤其为国共合作打开了新的局面。这幢房子也以其所承载的革命统一战线指挥部的内涵而载入史册。
（二）“农民运动大王”在经远里留下最后的足迹——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旧址
1925年7、8月间，共产国际两次发来指示，要求中共建立党的军事机构。为此，以往派去苏联红军学校学习军事的26人被召集回国。身为中央军事部秘书的白鑫和妻子租赁了新闸路经远里1015号（今新闸路613弄12号）旧式石库门二楼居住，从此这里成了彭湃经常秘密召集会议的地方，也成了中央军委机关所在地。1929年8月24日，军委一些干部在楼房内召开联席会议。没有料到的是，白鑫因一个亲戚早年战败逃跑被彭湃枪毙而怀恨在心，于是秘密叛变投敌，并把此次会议的时间、地点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情报处长范争波作了通报，结果会议出席者被全部缉捕。这里是中央军委一批革命志士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农民运动大王”彭湃等烈士在此也留下了最后的足迹。
（三）弄堂里发出“红色强音”——中共中央宣传部遗址
中共“四大”后，随着党员数量的激增和工农运动的发展，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任务也更加繁重。1925年9月，宣传部机关搬到虹口福生路（今罗浮路）的一条弄堂里。翌年4月，又迁至繁华的北四川路安慎坊（今四川北路1649弄）32号的彭述之寓所继续办公。那是一幢坐北朝南的两层楼砖木结构房屋，附带一个过街楼，后面通宝兴路。当时，宣传部由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三人负责，彭述之、沈雁冰、郑超麟等均在此办公，编辑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和《新青年》丛书。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中央特别委员会就设在这里，陈独秀寓居于郑超麟让出的三楼亭子间，坐镇指挥。起义爆发后，他在这里与前线总指挥周恩来、恒丰里上海区委机关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陈独秀去看望了汪精卫，并商定就国共两党关系联合发表一个宣言。回到宣传部的当天夜里，他在三楼亭子间奋笔疾书《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用以表明“总工会纠察队并无进攻龙华之意”，“国民党绝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并强调了国共合作的必要性。蒋介石拉拢汪精卫未果，决定单独实施“清党”计划。党中央由沪迁汉后，周恩来曾在这里居住过，留下了艰苦岁月难以抹去的记忆。
（四）陈延年在恒丰里被捕后惨遭杀害——1927年中共江苏省委旧址
当年的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是在省委机关被捕的，但是机关旧址又在哪里？正当多方争执不下时，偶尔发现1927年7月7日《民国日报》刊登过一条消息，其中透露当时的旧址为施高塔路恒丰里104号（今山阴路69弄90号）。这是一栋砖木结构三层石库门住宅，红砖砌的清水墙，两扇黑漆的大门。在白色恐怖时期，这里曾是领导江苏和上海地区革命运动的心脏。那天，三楼在举行秘密会议，突然有人急报，一个交通员被捕后供出重要机关，王若飞即刻宣布散会。下午，特务闯进省委机关进行搜查，留守的赵世炎夫人来不及把放在窗台上作为暗号的花盆拿下。为销毁文件，陈延年与省委组织部部长又回到恒丰里，见花盆仍放在窗台上，以为平安无事。这时，潜伏的特务冲了上来，整幢楼也被大批军警包围。面对敌人的屠刀，他昂首挺胸，视死如归。刽子手按他下跪，他傲然而立：“革命者只有站着死，绝不下跪！”刽子手们恼羞成怒，以乱刀残忍地将他砍死。但是，血肉飞溅的陈延年久久挺立不倒，浩然之气永贯长虹。
（五）罗亦农在望德里被叛徒出卖——中共中央秘密联络点遗址
1927年，中共中央机关陆续从武汉遷回上海，爱文义路望德里1239号半（今北京西路1060弄内）成了“中共中央秘密联络点”，一些领导同志经常来这里商议工作，外地党组织要联络中央也会潜入这个秘密据点。1928年春，时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局主任的罗亦农搬到愚园路亨昌里《布尔塞维克》杂志编辑部居住，白天去秘密联络点办公。当时罗身边的秘书何家兴夫妇因贪图享受，频繁出入茶楼酒肆，多次受到罗亦农的批评，但却引起他们的忌恨。随之，在与英捕房搭上关系后，对方答应以一笔钱和一张出国护照为代价，换取他们的重要情报。一天，在接到李维汉的通知后，罗亦农去望德里接待山东省委代表。到机关后不久，何家兴夫妇便叫奶妈给华捕通风报信，捕头洛克带领中、外探捕包围了机关，当场捕走了罗亦农。这是中央机关迁至上海后遭遇的首次破坏，虽经多方营救，罗亦农还是惨遭杀害。在他牺牲之后，他的夫人在阴雨绵绵的龙华附近，看到“一堆黄土新坟，坟头上栽了一把青草”，这是党组织派人去安葬的。
（六）邓小平坐镇柏德里“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政治局联络点遗址
中央派何叔衡到上海筹建“中共中央政治局联络点”，并指示江苏省委配合寻找合适的房屋。不久，机关地址选在同孚路柏德里700号（今石门一路336弄9号）。这里是负责处理党中央日常事务的机关，大家亲切地称它为“中央办公厅”，由时任中共中央组织局秘书的邓小平亲自坐镇。那时，他与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军事部部长、组织部部长的周恩来几乎每天都来客堂楼上办公，中央各部和各地区的同志经常到此请示工作。凡属机关事务性的问题由邓小平直接处理，政策性的问题由周恩来亲自解决，重大问题交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从1928年夏开始，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搬到了青海路善庆坊（今青海路19弄）21号和小沙渡路遵义里（今西康路24弄）11号。善庆坊是中央刊物《每日宣传要点》的印发地;遵义里负责将中央文件用药水密印在字画、手绢、线装书等的背面，由交通员传递出去。 （七）天蟾舞台隔壁的“福兴字号”土布商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1928-1931年）
在天蟾舞台的隔壁，有一块“中共‘六大’以后党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的铭牌，这里是1928年4月中共地下党员熊瑾玎在上海租界找到的一处用于开会办公的场所，地址是云南路447号（今云南中路171号至173号）。当年，楼下二房东是位名医，开设了一家“生黎医院”，对面有座灯红酒绿的妓院，熊老板以商人的身份租下了二楼三大间房屋，在室内挂了一块“福兴字号”的招牌，以经营纱布生意为掩护，周恩来还专门调来一位湖南女党员当“老板娘”，他自己也化了妆、留起大胡子来“商行”办公，中共中央军委还在此召开过重要会议。这个高度机密的中央枢纽机构在极为险恶的环境中竟然存在了3年之久，直到顾顺章叛变。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老建筑虽变化万千，却依然镌刻着往日的峥嵘岁月。
（八）去丽云坊找党的“娘家”——中共中央组织部遗址
在静安雕塑公园的东南角，有一块青褐色的石碑，上面镌刻着“中共中央组织部遗址”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碑上标明北成都路丽云坊（今成都北路741弄）54号是1928年至1931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地。在这里，有些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同志会来丽云坊找“娘家”，有些从国外返回的同志也是先抵沪向中央报到，中央组织部部长周恩来再忙也会挤出时间亲自听取汇报，并从实际出发提出工作方针和方法，帮助他们恢复组织关系和解决各种困难。1928年秋，很多在莫斯科学习的干部应召回国，为了使他们尽快了解国内情况，明确工作任务，中央决定在开纳路开纳公寓（今武定西路1375号武定公寓）顶楼，秘密举办干部训练班，由恽代英主持。这不仅提高了回国干部的理论水平，还增加了他们实际工作的能力，从而使一批批政工、军事人才被“紧急输血”到白区和苏区，领导全国各地党组织走上了迅速恢复和发展之路。
（九）上海郊县农民运动指挥所——中共淞浦特委办公地点旧址
1928年1月，陈云领导的青浦小蒸、枫泾暴动震撼了江浙沪一带。为了加强对农村党组织建设和日常斗争的领导，江苏省委决定建立6个特委。10月，中共淞浦特委在松江县新浜乡钱家草村（今大方村）顾桂龙家正式成立。不久，特委机关设在上海同孚路、长浜路（今石门一路、延安中路）口一家烟纸店的楼上，后来又搬迁到长浜路（今延安中路）1013弄2号和山海关路育麟里285号（今山海关路387弄5号，现重建于山海关路339号）。为了掩护的需要，特委在此专门设立了一所私立学校，门口挂着“正德小学”的招牌，特委干部扮成教师在这里出入，以应付巡捕房密探的纠缠。这里也是江苏省委甚至党中央负责同志会晤或开会的重要据点，许多党的秘密工作者和被反动当局通缉的革命人士也来此藏匿。中共淞浦特委的历史虽然短暂，但它作为上海郊县农民运动指挥所的光辉历程将永载史册。
（十）古董店突然不见常来光顾的外国“客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联络点遗址
在“中东路事件”后，为加强远东地区的情报工作，共产国际选择上海为远东局的落脚点。由于派遣的情报人员都是外国人，行动惹人注目，于是中央决定在位于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681—683号开设一家古董店，以购买古董的方式与共产国际代表联络。远东局情报官员牛兰（Hilaire Noulens）夫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受命来华;受周恩来派遣，原上海赤色救济分会党团书记朱锦棠出任古董店的“老板”。他将秘密文件藏在古董里，保持着与共产国际情报人员的接触。据统计，1929年中共中央秘书处送给共产国际的文件多达570余件，而中共每个月可收到共产国际下属的“大都会贸易公司”转交的2.5万美元的援助经费。由于顾顺章和向忠发的逮捕和出卖，牛兰夫妇的真实身份得以暴露，被英国警方逮捕，从而使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情报系统几乎全部瘫痪，古董店突然不见常来光顾的外国“客商”。
（十一）惊心动魄的“一号机密”保卫战——中共中央文库遗址
由于环境险恶，中央规定各机关所有文件必须随时送到保管处，并于1930年夏于戈登路1141号（今江宁路673弄10号）筹建了中共中央秘书处阅文场所。这里几乎集中了中共六大以前历次代表大会的所有文件以及领导人的手稿，弥足珍贵。1年后，20余箱共2万多份文献经历了密集的迁址，辗转于上海租界的花园洋房、富裕人家的石库门建筑，乃至赤贫学徒工的亭子间，一度到过雷米路（今永康路）141弄文安坊6号和小沙渡路合兴坊（今西康路560弄）15号。有一次竟然搬到法租界一位白俄老妇人的楼上。那个老太太的儿子是个租界巡捕，成天张牙舞爪地满街乱抓共产党，却不知他家楼上就藏有中共的“一號机密”。如今这批经过22年秘密隐匿的历史文件已完好无损地收藏于中央档案馆，无言地诉说着那段充满血与火的峥嵘岁月，显示了共产党人忠于使命的接力和用生命为代价的守护。
（十二）连结上海滩与根据地的“特殊桥梁”——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旧址
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后，原中共驻上海办事处旋即改为“八路军驻沪办事处”，进行公开的对外活动。1937年8月，办事处机关也从爱文义路（北京西路）移至福煦路多福里（今延安中路504弄）21号。随后，李克农来到黄浦江畔出任“八办”主任，这里对外便称为“李公馆”，不久他的工作由潘汉年接任。办事处设立后，经潘汉年多方奔走，据理力争，“七君子冤狱”终算得以洗清;后与国民党谈判交涉，不少长期被关押在监狱的我党久经考验的老同志也得到获释;又向上海各界募集大批物资，支援了前线的八路军;在上海沦陷之前，又帮助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等著名爱国人士安全撤退。11月，办公地址迁至淡水路274号，活动转入秘密状态。“八办”的同志始终活跃于抗日救亡运动的第一线，在上海滩与抗日根据地之间架起了“特殊桥梁”。
（十三）为抗日根据地“雪中送炭”——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旧址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新的军部和中共中央华中局在苏北盐城成立，开始筹建苏北根据地与上海的地下交通线，并派杨斌出任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主要负责输送各类人员去苏北和采购根据地所需的物资。当时，办事处没有一个固定的办公地，前期曾设于巨籁达路（今巨鹿路）251号的亭子间，后又迁至甘司东路兴顺里（今嘉善路140弄） 15号一间老式石库门房屋，另外还建立了三个固定的秘密联络站：即沪光电影院附近的益星商店（今延安东路653号）、吕班路震旦大学（今重庆南路交大医学院）附近的烟杂店、福煦路（今延安中路）上的华北煤业公司。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凭借上海这块抗日武装的孕育之地、根据地特需资源的供给之地、地下交通和情报的转运之地，为抗日根据地输送了大量的人才、物资、情报，真可谓“雪中送炭”，从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十四）雾海中一盏不灭的明灯——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周公馆）
1946年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在梅园新村设立了办事处。考虑到各党派领导人及知名人士均居住于上海，于是决定在沪也设立办事机构。当时，通过龚澎的妹妹了解到马斯南路107号（今思南路73号）这幢沿马路洋房的主人是国民党大员黄天霞，他去南京后闲置的寓所正有意出租，但不准挂“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的牌。董必武得知后当场拍板：“不让设立办事处，就称周公馆。”办事处设立后，中共代表团成员先后来这里开展工作，一方面以记者招待会的形式，向社会各界阐述中共和平民主的主张，揭露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另一方面通过拜会著名民主人士，与他们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建立起广泛的统一战线。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这里已成为中国人民心中的一盏指路明灯和一座民主堡垒，给渴望光明的人们带来希望和信心，也为中国现代史留下了不凡的一页。
（十五）在国统区开辟人民革命的“第二条战线”——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旧址
在江苏路、愚园路口的深处，隐匿着一栋上世纪30年代建造的宁静小楼，楼前的院子里有一棵高大的枇杷树，这里的门牌号显示为江苏路永乐村（今江苏路389弄）21号。经考证，此地便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旧址。斑驳的地板、泛黄的照片、生锈的老式电扇、早已停摆的座钟、楼梯走道的复古电话、枯黄的藤椅和沙发、桌上放有的麻将或扑克，以及楼顶装有紧急逃生用的绳梯，这里的一件件都记录着昔日地下斗争的时光。革命志士们在这里运筹帷幄，不仅卓有成效地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而且策反国民党军队内部爆发一连串的起义，为上海的解放及新中国成立后顺利接管城市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国统区开辟了人民革命的“第二条战线”。
四、政治家革命活动居住地
（一）黄浦江畔留下闪光的足迹——李大钊的七次上海之行
身处北京的中共主要领导人李大钊在建党及以后的活动中，曾七度来沪，在黄浦江畔留下闪光的足迹。1916年1月，为了云南“护国军”讨伐袁世凯，留学日本的他首次由横滨搭乘法轮抵达上海。在沪期间他四处奔走，为声讨袁世凯窃国复辟而大声疾呼，表现了一个爱国青年忧国忧民的情怀。5月中旬，李大钊第二次由东瀛返沪，居住在同乡泰安里的家，仍时刻筹划着反袁大计。1917年6月，张勋上演了一场复辟闹剧，当日李大钊怀着愤怒，第三次“仓皇南下，侨寓沪上”。他散步江头，百感交集，苦苦探求再造中华的新途径，而苏俄革命的成功使他思想日趋激进。1922年8月，李大钊离京去杭州参加西湖会议，在转赴杭州之前第四次抵沪，专程去老渔阳里同陈独秀讨论国共合作的问题。9月初，一位戴着金丝边眼镜的先生叩响了莫利爱路29号（今香山路7号）孙中山寓所的大门。西湖会议闭幕后，李大钊受中央委托折回申城，登门拜访孙中山，就如何振兴中国之问题展开探讨。在孙中山的心目中，李大钊已是帮助他改组国民党的不二人选，遂直截要求李大钊加入国民党。见先生如此恳切，加之中共在西湖会议上已有相应规定，李大钊便欣然应允。1923年“二七”惨案后，为免遭军阀吴佩孚的迫害，正在武汉讲学的李大钊第五次来到上海，在同乡泰安里家避难，但仅住了几天就搬到别处去了。据报端披露，当时李大钊去了环龙路44号（今南昌路180号）国民党上海事务所。这次上海停留期间，李大钊去往最多的还是青云路上的上海大学，他不仅是一位教书育人的园丁，更是一位信仰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斗士。1923年10月，孙中山密电邀请李大钊赴沪会商国民党改组事宜，他欣然应约第六次踏上申城的土地。1924年1月，李大钊和张国焘等人乘坐特快列车南下，参加即将在广州开幕的国民党“一大”。途中，他们在沪稍作停留，开会商议如何为实现国共合作而努力，会议结束后直奔羊城。列车驶离上海北火车站后，缓缓加速，喧嚣的不夜城渐行渐远。透过车窗，李大钊朝着这座留下他青春岁月与革命历程印记的城市瞥去了最后一眼……
（二）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转折点——1920年毛泽东寓所旧址
1920年5月，毛泽东第三次来到上海。这次来上海的2个月中，他一直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今安义路63号）一幢两层砖木结构的房子里，这是新民学会李思安出面租赁的，用来作为湖南新民学会会员来上海活动时的住处。当年毛泽东住在前楼正房，睡在靠北的落地长窗旁的板床上。其间，他除了发起成立“湖南改造促成会”外，还常去拜访名人。他见了著名湘绅章士钊，又去莫里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探望孙中山，在民厚里口邂逅过《少年中国》月刊主编左舜生。不过，他拜访最多的应该是住在老渔阳里的陈独秀。他们经常促膝长谈，相见恨晚。毛泽东说，是陈独秀最早告诉他“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陈独秀也在与毛泽东的交谈中，感触到湖南人的奋斗精神已在他这辈青年身上复活了，于是委托他回湖南组建共产党组织。在这期间，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最终选定了自己的人生之路，促成了自己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三）逆境中不屈奋斗的革命志士——邓中夏旧居
1923年二七惨案后，曾领导长辛店铁路工人、开滦煤矿工人、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工运领袖邓中夏，从北京秘密来到上海。为了对付军阀的通缉，他改名为邓安石，住进了宝山路宝山里（今宝山路403弄）92号。这是一幢两层石库门楼房，楼上为李立三居住，鄧中夏住在底层，室内布置得非常简陋，仅有一张床，一个写字台，几把椅子。他就在这样极其简陋的环境下，忘我地工作。同年4月，经李大钊介绍，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聘他担任该校校务长，负责主持学校的行政工作。1924年2月，该校迁到当时的公共租界西摩路132号的新校舍（今陕西北路342号南阳路口绿地，原楼已拆），邓中夏也离开了宝山里旧居。到了下半年，整个职工运动开始复兴，为了迎接这个新高潮，邓中夏离开了学校，专心致力于工人运动。他与李立三等在上海小沙渡槟榔路锦绣里3号（今安远路62弄178—180号）开办工人夜校，去槟榔路德昌里（今安远路278—280号）的沪西工友俱乐部指导工作，发展一批工人骨干入党，领导了上海日本纱厂二月大罢工。5月，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并由中共中央任命为全总党团书记。五卅运动爆发，他赴香港参与领导省港工人大罢工。 （四）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里的共产党人——上海茂名路毛泽东旧居
1924年1月召开国民党一大后，毛泽东回到上海。这次返沪，他不但要参加中共中央局的工作，还要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为巩固国共合作，推进国民革命而工作。他先入住香山路“三曾里”3号中央局机关。端午节前夕，杨开慧和孩子们的到来，对日夜为建立和巩固统一战线而奔忙的毛泽东来说，是一生中难得的温馨时刻。这就促使他们搬到租界内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较近的慕尔鸣路甲秀里318号（今茂名北路120弄7号）居住。这里的前厢房是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卧房兼书房，毛泽东经常在这里伏案疾书，直至深夜，而杨开慧则经常手抄文稿，脚踩摇篮。看到这种动人的母子情，毛泽东心里总是暗暗自责，这些年他为革命整日奔波，让妻子承担了繁重的家庭担子。他每天要去1公里以外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办公，积极争取该党内进步势力的支持，反击党内右派势力的破坏，成为中共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核心人物。甲秀里是他在上海住得最久、最富家庭生活气息的一处住所。
（五）从江南水乡练塘走出的“共和国掌柜”——陈云故居
上海青浦区练塘镇是市郊西南角著名的江南水乡古镇，有1000多年的人文历史，就在这片土地的血脉中，同样流淌着红色的基因。在练塘镇朝真桥附近一片江南民居中，有一间位于下塘街95号的坐南朝北、砖木覆瓦的简陋小楼，这就是陈云故居。他自幼性格文静，举止端庄，时常帮助家里劈柴烧火、料理店务。虽然从小家境贫寒，但却天资聪颖，用心打量着经营上的往来，闲暇时还会跟着舅父去长春园书场听评弹，在艺人的娓娓道白和丝弦弹唱中度过艰辛时光。五四运动爆发后，少年陈云在颜安小学带头发起组织救国储金会、参加童子军、在街头张贴标语，声援爱国运动。而后离开家乡来到上海，开始在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党的“八七”会议后，时任中共上海沪中区委委员的陈云，毅然返回故乡，发动和组织了著名的小蒸和枫泾的农民武装暴动。位于朱枫公路3516号的“陈云纪念馆”里，那些泛黄的照片和珍贵的实物，留下了他青少年时代生活和投身革命的足迹，记载着他与这片养育自己的土地一个个永勿相忘的历史时刻。
（六）隐秘的藏身之地被“启用”——周恩来在沪早期革命活动旧址
北四川路永安里（今四川北路1953弄）刚建成时，周恩来堂弟便买下了44号石库门三层楼寓所。周恩来从欧洲回国后，与堂弟来往密切，早就有意在上海寻找最可信赖的亲属寓所，以备遇到危急时刻紧急“启用”。1931年5月，上海地下党面临一场不测之祸。一天深更半夜，一位身着长袍、头戴礼帽、商人打扮的男子和一位身着旗袍的女子来到这里，一阵急促的叫门声划破宁静的夜晚，敲门的正是周恩来夫妇。顾顺章叛变后，他们来不及事先通报，及时销毁了文件，迅速转移了同志，随后来到这里隐蔽。周恩来在沪早期的奋斗足迹，留下了一些难忘的镜头：在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夜晤维经斯基的激动;指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堅定;礼查饭店日夜聆听浦江涛声的煎熬;永安里隐秘藏身之地被启用的无奈;外滩十六铺码头深夜撤离的匆促;新亚酒店和国民党特务大捉迷藏的快感……这一幕幕，展示了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与上海这座城市的不解之缘。
（七）呕心沥血的工会运动领导者——刘少奇旧居
从青年时代起，刘少奇就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以后又多次来到这座城市，留下了许多值得后人纪念的光辉足迹和不朽遗址。1920年10月，他经长沙俄罗斯研究会的推荐，进入外国语学社留俄预备班学习。到上海后，先后住宿在白尔路（今太仓路）和外国语学社楼上的厢房。后来，随着人数的增加，刘少奇主动与任弼时、萧劲光等人在附近另觅住处，结果在菜市路（今顺昌路）找到了一间石库门房屋的亭子间。1922年春，他带领部分留俄同学来到上海，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寓居于虬江路宝源里的一幢弄堂房子里。在这里，他经常去工人补习学校上课，引导工人们组织起来成立工会。1930年春，他又调来上海从事沪东工厂区的工运工作，居住在杨浦区华德路（今长阳路）高郎桥一家豆腐店楼上的亭子间。当时，他的肺病还没有康复，不时吐血，加上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刘少奇还是把全部精力扑到工作中去了。1931年秋，担任中央职工部部长兼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刘少奇从莫斯科风尘仆仆回到上海，居住在北京路惠民里（今北京东路528号）五金店楼上。这段时期，王明一伙不顾险恶的环境，组织工人到市中心散发传单，举行飞行集会，使许多工人骨干惨遭国民党军警的逮捕和残杀。不久，刘少奇写信给临时中央，反对王明一伙这种极端冒险的做法。由于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使白区工作遭到严重损失，结果临时中央在上海也难以立足。1932年冬，刘少奇告别妻子何宝珍，离开了这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带着遗憾前往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
（八）东照里见证左翼文坛的一段友情——瞿秋白寓所旧址
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瞿秋白不再在中央任职，这样他可以从事热爱的文学了，而鲁迅也盼着他回来。他们的首次见面是在1932年夏天，瞿秋白由冯雪峰陪同，去拉摩斯公寓拜访鲁迅，两人一见如故，从上午一直谈到子夜降临，双方都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以后，瞿秋白夫妇经常到鲁迅家中避难。在内山完造夫人的帮助下，鲁迅两次去北四川路施高塔路东照里（今山阴路133弄）12号帮着看房，隔天瞿秋白夫妇就搬进了这幢仿日式建筑的二楼亭子间，特别是挂起了鲁迅手书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联语，竟然蓬荜生辉。1个月后，鲁迅也由拉摩斯公寓迁居施高塔路大陆新村9号，两家在同一条马路上，鲁迅几乎每天都要到东照里叙事，乐而忘返;秋白一见鲁迅，也变得爱说话了。1934年瞿秋白奉命去中央苏区前，特意去向鲁迅和茅盾辞行，他为离开这批肝胆相照的挚友而深感惋惜，但有所安慰的是，他和鲁迅共同领导了反文化“围剿”的斗争。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叙别。
（九）长征路上出“阴谋”的关键先生来自浦东南汇——张闻天故居 在上海南汇县六团乡（今浦东新区祝桥镇邓三村川南奉公路4398号），有一座具有江南水乡风韵的农家院落，这便是张闻天的故居。1925年他在上海加入中共，同年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上海已经处于白色恐怖之中，他也多次更换住所，起先住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平和里27号的团中央机关。不料，这里突遭搜查，不得不躲到重庆北路216弄的摩律斯新村避难。在险恶的斗争环境下，他挑起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担，并于1932年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长征开始后，红军在湘江之战遭受沉重打击，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团”在中央政治局内部公开批评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当军委纵队进入一片橘林休息时，张闻天和王稼祥决定把博古、李德轰下台，请毛泽东出山。在“橘林密谈”后的遵义会议上，“关键先生”张闻天第一个站起来，打响了扭转党和红军命运的第一炮。1959年他卻因一篇“庐山会议发言”而招致一场获罪17年的“反党”冤案。晚年，他曾多次提出回故乡养老，反映出他对这片与其一生有着难舍难分土地的深恋之情。
五、早期工人运动发祥地
（一）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
中共一大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决定建立一个工人运动的中央领导机构，随后便在当时五大工业区的中心位置、又是上海缫丝厂分布最密集的成都北路新闸路口，租赁了北成都路19号C（今成都北路893弄1—11号）一处单独的房子。由于它不是由各地工会产生出来的机构，所以还不能称之为总工会，马林提议叫作“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该处门前还有有轨电车站，可以方便到达全市各大工业区，便于发动市内各处的工人运动。1年中，上海工人在书记部指导下总共发动了48次大罢工，参加罢工人数达7万多人。这里是中共领导工人运动的第一个总机关，领导了上海英美烟草厂第一次工人罢工，创建了第一个基层工会组织，创办了第一份工人刊物《劳动周刊》，编印了第一本《马克思纪念册》，发起了广州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从而推动了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形成。
（二）机械的电车开始变得有灵魂了——英商上海电车公司遗址
1906年，英商上海电气公司接管上海公共交通的专营权后，对租界内进行了系统的轨道和架空线铺设，接着又在赫德路（今常德路）80号购地12亩，兴建“静安寺车栈”，内置钢柱支撑的波形铁皮顶房一座，面积近6500平方米。这里可算是申城电车交通发轫之地。英电创建早期就有过工人斗争事例的记载，他们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团结起来与资本家展开斗争。五四运动爆发后，英电工人积极响应“一律罢工，停驶电车”的呼吁。在“五卅”运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抗日救亡运动以及迎接上海解放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工人们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张爱玲曾在离“静安寺车栈”不远的常德公寓阳台远眺楼下的电车场有感而发，认为电车是“没有灵魂的机械”。但是，她不知道“机械的电车”也开始变得有灵魂了，而一旦这台车有了灵魂，它便处于自为阶段。正是这些有目的性的斗争，让革命的火把在英电熊熊地燃烧起来，从而成为一支中坚力量，谱写了上海工人运动史的光辉篇章。
（三）万千劳工发出觉醒的呐喊——上海南洋烟厂工人大罢工遗址
1915年，广东商人简氏创办的“广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上海觅得靠近黄浦江码头的东百老汇路（今东大名路）一所栈房后，改为卷烟厂。不久，一座高5层、具有东南亚寺庙式建筑风格的大楼在同一条路的817号拔地而起，这就是简氏在沪创办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总部旧址（今高阳大楼）。但是这一切都是靠剥削工人累积起来的，而工人的生活仍陷于极端的贫困之中。在厂方无故开除工人、工会交涉无效的情况下，时任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书记向警予领导7000余名工人掀起了闻名全国的大罢工。30多个团体向全国发出宣言和声援通电，《向导》连续发文揭露资本家破坏罢工的卑劣手段，指斥国民党破坏罢工的反革命行为。党组织还发动各界群众成立“南洋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募款救济被厂方无理开除的500多名工人。邓中夏曾高度评价了这次罢工斗争，认为“党领导了南洋烟厂工人罢工，1924年下半年，上海工人运动已经冲破了1923年以来工人运动的消沉状态，显示了活跃的征兆”，它让万千劳工发出觉醒的呐喊，掀开了工运史上波澜壮阔的一页。此后，一个新的工人运动高潮风起云涌，极大地推动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四）十里洋场一次规模空前的反帝进军——“五卅”运动爱国群众流血牺牲地点
位于市中心南京西路、西藏中路西南侧的一片绿地中，矗立着由陈云书写碑名的五卅运动纪念碑，以纪念近百年前那场震惊中外、规模空前的反帝进军。历史回溯到1925年2月，当时上海日本纱厂的4万多名工人举行大罢工，反对日本资本家无理开除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在斗争中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之中，从而成为五卅运动的直接导火线。那天，租界当局增派了大批武装巡捕，夹在人群中间飞舞棍棒，大肆拘捕爱国学生。当人潮如涌的示威群众行进到南京路、河南路口时，老闸捕房惊恐万状，他们将两扇大铁门关上一扇，30几个印籍巡捕排成一字形，站在铁门外，严阵以待。下午4时左右，英籍捕头埃弗森在公共租界老闸捕房及同昌车行（今南京东路772号）门前，公然下令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惨案发生后，上海市工商学联合会召开20万人的反帝示威大会，开始罢工、罢市、罢课，号召人民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在中共的领导下，一场规模空前的反帝爱国运动轰动了整个十里洋场，乃至迅速席卷全国，将国民革命推向高潮，从而拉开了风云跌宕的大革命风暴的序幕。
（五）工人阶级从此攥成了一个“拳头”——五卅运动初期上海总工会遗址
1920年11月，在西门路泰康里41号（今自忠路225号）一幢破旧的两层楼临街住宅，推开吱吱呀呀的简陋木门，工人阶级最早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娘家人”——上海机器工会。这是我党领导下的中国产业工人的第一个工会组织。1925年5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后，上海各工会派出百余名代表，齐集闸北会文路营业里（今会文路136弄）18号，召开了上海总工会的筹备大会，通过了《上海总工会章程》。五卅惨案后，在闸北虬江路46号广东会馆礼堂召开各工会联席会议，一致通过上海总工会公开成立，并选举李立三任委员长。这是上海历史上第一个由中共领导的跨区域跨行业的工会组织，从此上海工人运动有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为适应组织规模的扩大，又将会所迁至宝山路宝山里（今宝山路403弄，已毁）2号，公开挂牌办公，并在联盛里65号设立了分办事处。同时，还根据需要，在上海的高郎桥、引翔港、浦东、小沙渡、曹家渡、沪军营设立了6个办事处。从此工人阶级开始攥成了一个“拳头”。 （六）早期工人运动的策源地——商务印书馆第五印刷所旧址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出版机构，1897年2月创办于江西路（今江西中路）德昌里未街3号，1904年又购下宝山路80余亩地，兴建总馆和编译所。“一·二八”淞沪战争中，该馆在闸北的印刷所、编译所和东方图书馆都毁于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唯一留存的是第五印刷所（今天通庵路190号）。虽然总经理张元济将“社会主义”称为“过激主义”，但是商务印书馆还是将其作为一种思潮加以介绍，并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出版的重镇。中共建党以后，中央与各省党组织之间的信件和人员往来日渐频繁。考虑到沈雁冰《小说月报》主编的合法身份和联系广泛的有利条件，党中央决定让他担任直属中央的秘密联络员。随后，各地党组织写有“钟英”（“中央”之谐音）的函件，會陆续寄到上海宝山路45号商务编译所，沈雁冰则机智而又隐秘地汇总后送中央处理。这里曾经被视为“革命大本营”和上海早期工人运动的重要策源地。
（七）黄浦江畔惊心动魄的一幕——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旧址
宝山路东宝兴路口（今宝山路584号）有一所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这里原来是由商务印书馆出资建造、1924年落成的东方图书馆所在地，而该馆底楼的商务同人俱乐部又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旧址，原建筑在一·二八事变中不幸毁于战火。1927年3月21日中午12时正当海关大钟敲响的时候，一场铺天盖地的革命风暴，顿时席卷了整个上海。按照预先的布置，黄浦江上的轮船汽笛长鸣，各路工人纠察队纷纷涌向集合点。负责起义的总指挥周恩来和赵世炎在宝山路横浜桥南的商务印书馆职工医院内运筹帷幄，他们围在市区地图前，进行紧张而有序的指挥。起义部队按照预定的目标，向各区的警署、兵营和军事机关发动进攻，密集的枪声震撼着整个上海城。在各路工人纠察队的冲击下，铁路被截断，电线杆被砍倒，电话、电报局被占领。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总指挥部随之迁入东方图书馆设在底楼的商务同人俱乐部内，并在大门上方悬挂“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横幅，周恩来在这里坐镇指挥了总攻北火车站的战斗。经过两天一夜共30个小时艰苦激烈的战斗，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六、思想文化战线主阵地
（一）《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在成裕里问世——又新印刷所旧址
在上海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靠顺昌路的西南角，有一条名为“成裕里”（复兴中路221弄）的石库门里弄，弄内12号那幢两层的石库门建筑，承载着一段不平凡的经历。1920年4月，《共产党宣言》中文译稿在浙江农村简陋的茅屋里诞生后，陈望道提着藏有译稿的箱子，赶赴上海白尔路三益里17号（今自忠路163弄17号）的李汉俊家。在三楼阳台上，他见到了《星期评论》社的李汉俊、沈玄庐、沈雁冰、李达等人，并把译稿连同日文、英文版原著交给了李汉俊校阅。李汉俊校完后，又给住在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的陈独秀再校。谁知正准备在《星期评论》周刊连载时，该刊突然因“言论问题”上的进步倾向被当局勒令停办。这时，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正由李大钊介绍来上海，与陈独秀商谈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当他得知《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已经译出后，非常重视，决定资助出版。为此，他与陈独秀商量后，决定在成裕里12号建立“又新印刷所”，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于同年8月秘密出版，为中共的建立从理论上和思想上做了积极的准备。收到书后的维经斯基在给共产国际的信中说：“中国革命的春天已经到来了”。
（二）“作一个风雨晦暝中的晨鸡”——平民女校旧址
党的一大召开后不久，作为党中央执行局领导的陈独秀和李达感到，工人运动的发展迫切需要培养一批妇女干部去女工较集中的烟厂、纺织厂开展工作;同时，一批来自各地的革命同志，家属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缺乏谋生手段，难以维持日常生活。经商议，决定在上海创办女子学校。正巧1921年冬天李达寓所斜对面的南成都路辅德里632号A（今老成都北路7弄42、44号）二楼二底的旧式石库门房子急于出租。李达夫妇就用平时的稿费和工资的一部分，凑齐50元租下了这两幢坐北朝南、总面积为416平方米的房子。李达提出，就把这房子作为培养女干部的校舍，定名为“平民女学”。该校名义上以“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主办，实则为中共中央局直接创办，校长由李达担任。翌年2月，中共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在上海正式挂牌，《妇女声》和《民国日报》都刊登了招生广告。招生广告简明扼要地说明其宗旨：“本校是我们女子自己创办的学校，专在造就一班有觉悟而无力求学的女子，使其得谋生工具，养成自立精神。”陈独秀在《平民教育》一文中指出“教育是改造社会重要工具之一”，“唯希望新成立的平民女学校作一个风雨晦暝中的晨鸡！”
（三）中共第一张公开发行的中央机关报——《向导》发行所遗址
中共二大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回到中国，并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中共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为了实现中共的政治主张，陈独秀等人决定创办《向导》周报，同时决定由蔡和森担任主编。1922年9月，中共成立后第一张公开发行的中央机关报在上海正式创刊，发行所在老西门肇浜路兰发里（今复兴东路1047弄）3号，由一家名叫“光明印刷厂”的小厂印刷发行。陈独秀不仅为《向导》题写刊名，还撰写了发刊词。随着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所在地多次转移，《向导》发行所也频繁搬迁，先后迁至北京景山东街中老胡同1号、北京大学第一学院收发课转罗璈阶（即罗章龙）、上海英界上海大学杨志青、广州昌兴街28号、汉口英租界辅义里27号、上海宝山路宝山里（今宝山路403弄）等。5年中，该报不仅探索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任务，而且对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斗争形式、工农运动等基本问题作了分析，被誉为黑暗中国的“一盏明灯”、苦难同胞的“思想向导”。1927年中央迁回上海之后，郑超麟奉命恢复出版《向导》，他向瞿秋白提议即将出版的中央机关报不应再用《向导》这一名称，而应当改为《布尔什维克》，瞿秋白同意了。 （四）国共合作时期创办的第一所“红色学府”——上海大学遗址
坐落于西宝兴路青云路青云里（今青云路323号，已毁）的上海大学，前身是私立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在国共两党酝酿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时期，中共考虑由国民党出面筹办学校更加有利，于是邀请较有声望的国民党人于右任出任校长。为迅速打开局面，于右任请共产党人参与上海大学的创办。中共也希望通过开办上大，使之成为培养革命干部的一座熔炉，于是经李大钊推荐，邓中夏出任校务长。由于共产党人的殚精竭虑、呕心沥血，这所由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第一所文科大学被注入了革命的血液，迅速发展成为名家学者齐聚、深为青年学生仰慕的“红色学府”。为适应学校发展，校址便迁到了当时的公共租界西摩路132号的新校舍（今陕西北路342号南阳路口绿地，已拆），同时还租了斜对面时应里522—526号（今陕西北路299弄4—12号）的房子设立分部。该校学生在五卅运动中的杰出表现，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极大恐慌，1925年6月英国海军陆战队强行占领大学校舍，两个月后校址被迫临时迁至青云路师寿坊（今青云路167弄，已毁），后又搬至江湾镇附近。“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崇禧秉承蒋介石的旨意，突然派兵进驻江湾新校区，不少学生被捕，财产被抢劫一空，“赤色大本营”遭到封锁。
（五）为革命的青年作革命的指导——《中国青年》编辑部旧址
穿过繁华的淮海中路，沿着淡水路一路往前，是一片绿意盎然的绿地，在这郁郁葱葱的勃勃生机中，有一排透着老上海古朴气息的石库门房子，这便是《中国青年》编辑部旧址。1923年10月，刚上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恽代英受邓中夏之邀来到上海，除了出任上海大学教授外，便是主办《中国青年》这本团中央的机关刊物。创办之初，编辑部沒有固定的场所，信件也只能由辣斐德路186号（今复兴中路196号）通讯处转“但一”君（即恽代英）。1924年春，最终选定刚建成的萨坡赛路朱依里252号（今淡水路66弄4号）一幢坐北朝南的二层石库门住宅为编辑部所在地。当时底楼客堂是萧楚女的卧室;二楼客堂和亭子间为编辑室;三楼小阁楼是印刷室，条件极为简陋和艰苦。恽代英和萧楚女不仅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和学识涵养征服了一代青年，而且以饱满的革命激情投身于火热的斗争生活，迸发出独特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唤醒了睡梦中的青年。从创刊号上“政治太黑暗了”的浩叹，到最后1期“唯有暴动的争斗才真正是民众的争斗”的呐喊，该刊以惊世骇俗的战斗激情走过了灿烂的4年历程，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在中国青年运动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六）薄利小店做大红色书刊发行销售网——上海书店遗址
中共三大后，为了进一步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中央决定继人民出版社之后在上海成立第二家公开的出版发行机构，并选调绍兴女子师范学校教师徐白民来上海筹办。经过周密准备，1923年11月，在小北门外找到了一间店面，一楼一底，还有一间过街楼，店址为民国路振业里11号（今人民路1025号、1027弄1号）。这是一幢坐东朝西砖木结构的老式街面楼，门口挂着一块蓝底白字的搪瓷招牌，上书“上海书店”4个大字。楼上过街楼作为宿舍和党内活动的秘密场所，楼下布置为书店。店堂靠墙两边是定制的木质玻璃书橱，中间一个橱柜放置笔墨纸等文具。经郑超麟证实，这也许是我们党最早的“党产”。表面上看，这是一家普通的书铺子，实际上它却承担了1924年至1925年间马克思主义宣传的主要任务，党的所有对外宣传刊物都归上海书店印行。不久，书店来了位身穿长衫马褂、化名“杨杰”的“杨老板”，他就是出任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的毛泽民。从此，上海书店向外地发行书刊，开始由中央组织部所属的中央交通处通过党内的交通网运送。由于扩路，上海书店旧址现已被夷为平地，只留下一块模糊不清的石碑，安静地矗立在路边的绿茵中。
（七）亨昌里的暗夜明灯——《布尔什维克》编辑部旧址
八七会议之后，原来的中央机关报《向导》已无法恢复，瞿秋白等中央领导经过多次商讨，决定代之以《布尔塞维克》。“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位于虹口和老闸北一带的工人区不再安全，于是将目光投向了当时被英、法两国管治的上海西区，那里不受国民政府直接管制，有相对的出版自由，最终找到了静谧古雅而又隐蔽的愚园路亨昌里418号（今愚园路1376弄34号）的一栋民宅，一群年轻的共产党人迅速进入新的舆论宣传阵地。时任编委会主任的瞿秋白身着一席蓝色长衫，每周必来编辑部，同编委们围坐在一张八角麻将桌前，边搓麻将边商讨选题、筛选来稿和接见党内领导人的来访。编辑部还是中央领导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陈独秀曾在这里与瞿秋白秘密交谈了3天，而罗亦农则常住在编辑部机关楼上。《布尔塞维克》的出版虽然历经坎坷，但每篇文章的字里行间，蕴涵着共产党人的革命理想、信念及其志向，传递着革命的目标、任务和要求，使之成为土地革命时期党最重要的政治喉舌，宛如清风吹散了大革命失败后的阴霾，又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黑暗中摸索前行的共产党人。
（八）吹响以鲁迅为旗手的革命文学号角——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会址
为粉碎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潘汉年向各文化团体传达党的指示，明确中国革命文化运动应以鲁迅为旗手，成立一个新的革命文化团体，经过一番斟酌，最后打出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旗号。1929年10月，“左联”首次筹备会在四川北路998号“公啡咖啡馆”举行，周扬夫人充当周扬和鲁迅之间的联络员，她先陪周扬到“公啡”等候，再去内山书店请鲁迅。交谈时，周扬夫妇喝咖啡，鲁迅喝茶、含烟斗。次年3月，在中共的领导下，左联成立大会在窦乐安路233号（今多伦路201弄2号）中华艺术大学举行。会上，潘汉年代表中共作了重要讲话，鲁迅也提出了今后左翼文化运动的方向。这是“五四”以来中国革命文化运动发展的又一重要阶段，“普罗文学”口号的提出，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学发展新时期的形成。
（九）一代文化斗士弥留之际立下入党誓言——韬奋故居 《生活》周刊原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机关刊物，1926年由邹韬奋接手，并选址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444号过街楼为编辑部。在他的主持下，周刊渐渐转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着重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解决，反映群众疾苦和揭露社会的黑暗。1932年，《生活》周刊社和新成立的生活书店一起迁入环龙路环龙别业（今南昌路212号）2号。不久，生活书店单独迁往陶尔斐斯（今南昌路东段）48弄弄口。此时，邹韬奋已居住在吕班路万宜坊（今重庆南路205弄）54号，离生活书店很近，他几乎把时间全扑在工作上。他在这里主编《生活》周刊，并与胡愈之、杜重远等好友会晤聚谈。5年中，共出版期刊10种、图书近400种，在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下，为进步文化工作者开辟了战斗的阵地，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大众生活》成为救国运动坚强的舆论阵地，从而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敌视和追害，甚至三次出境避难。邹韬奋一生都在为中国的民族解放、民主政治、进步文化事业而奋斗不息，无愧是“中国的脊梁”。最后，一代文化斗士终于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弥留之际他曾立下入党誓言，后被追认为中共党员。
（十）新文化运动奠基人的最后寓所——鲁迅故居
新文化运动奠基人鲁迅一生中的最后9年，是在上海度过的。由于政治环境的险恶，鲁迅经常迁移寓所，外出避难。1927年10月鲁迅和许广平抵达上海后，来到英租界爱多亚路长耕里689号（今延安东路158弄）的“泰安栈”。5天后，又迁入文化界人士居住的闸北横浜路景云里23号（今横浜路35弄23号）。在这段生活期间，鲁迅思想日趋成熟，成为中共领导下的左翼文化运动的旗手。1930年5月，鲁迅搬入北四川路194号的拉摩斯公寓（今四川北路2093号A3楼4室）。一天深夜，他突然想到被国民党屠杀的左联烈士柔石衣袋里，还有自己抄写的一份合同，这可能会引来灾祸。在这危急关头，日本友人内山完造设法为鲁迅联系黄陆路30号（今黄渡路49弄5号）一家花园庄旅店作为避舍，全家前往那里躲避了39天。在此动乱的岁月，他不仅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还会晤了在上海治病的红军将领陈赓。“一·二八”战争爆发，拉摩斯公寓陷入战火之中，鲁迅不得不避居施高塔路（今山阴路11号）的内山书店。为了寻找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他又一次搬入施高塔路130号（今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的最后寓所。其间，国内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粉碎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斗争更加艰苦，但鲁迅对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始终深信不疑，瞿秋白、冯雪峰等共产党人多次到这里避难。他在祝贺长征胜利时说：“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他以笔作武器，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站在故居门外，只见一树石榴花正火一样伸出围墙，鲜艳夺目。
（十一）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怒吼——《义勇军进行曲》纪念地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耳熟能详的歌词与雄壮的旋律，在国歌纪念广场（荆州路151号）唱响。聂耳原名聂守信，因为耳朵敏锐，别人称他“耳朵先生”，他索性改名“聂耳”。在田汉的影响下，他参加了左联并开始了他们之间的合作。田汉在山海关路安顺里（今山海关路274弄）11号的家中奋笔疾书，为《风云儿女》影片创作主题歌词。聂耳看到后，爱国激情油然而生。他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1258号三楼居所内，琢磨着田汉的歌词，并很快谱写出雄壮的曲子。在赴日本避难前一天，他还到荆州路405号电通影业公司摄影棚试唱，一首表现中华民族刚强性格和豪迈气概的《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了！后来，又在徐家汇路1434号（今衡山路811号红楼）的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灌制了第1张唱片。影片制作完成后，在金城大戏院（今北京东路780号的黄浦剧场）首映，而它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很快响彻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被誉为抗战前线铿锵有力、震撼人心的旋律，成了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怒吼。
七、隐蔽战线斗争聚焦地
（一）烟纸店老板的特种经营——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厂旧址
五卅运动前后，中央急需开办地下印刷所，并决定调毛泽民来上海主持印刷厂的创建。1925年6月，第一个地下印刷机构“国华印刷所”开设在会文路125弄6号的一条弄堂里，为防周围环境的不测，在房外特意挂上“会文堂印书局”的招牌对外营业。但笨重的印刷机器却因时常出现一些险恶的苗子而不得不一再地搬迁，中兴路西会文路、闸北青云路青云桥、租界泥城桥鸿祥里以及新闸路忻康里（今东斯文里）都留下了它的足迹，而当时最大的“协盛印刷所”则在爱而近路（今安庆路）春晖里秘密创立，刊印党内刊物《中央通讯》和中央理论刊物《布尔塞维克》等。1931年端午节前后，钱之光摇身一变成了烟纸杂货店的“老板”，把印刷厂搬到了梅白克路（今新昌路）祥康里99号的街面房子。它是上海唯一保存完好的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厂旧址，正默默诉说着90多年前我党地下工作者的传奇经历。
（二）战斗在敌人心脏的“伪装者”——中共中央特科机关旧址
党要在国民党军警宪特和租界巡捕暗探密布的十里洋场站稳脚跟，必须及时掌握敌人的动向，打击叛徒特务的嚣张气焰。为此，中央决定在武定路修德坊6号（今武定路930弄14号）设立中共中央特科机关。这是1928年至1931年期间上演过多场惊心动魄战斗的地方。特科不仅从敌人营垒中将能为我所用的人拉出来，而且选择忠诚可靠而又精明能干的人打入敌人内部去。国民党中央驻沪特派员杨登瀛是陈赓部署在巡捕房里的一条重要内线，并特意为他在北四川路大德里对面过街楼上成立一个“国民党中央调查科驻沪办事处”，派女党员安娥做其秘书，一有情报就能及时抄送陈赓。同时，特科又派遣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先后打入国民党“中统”内部，获取各種重要情报，成为三把插入敌特机关利刃的“龙潭三杰”。顾顺章叛变后，其间往来电报，均为潜伏在徐恩曾身边的钱壮飞截获。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钱壮飞派自己的女婿至沪，抢在敌人之前向组织通报。这是一支活跃在隐蔽战线的传奇部队，他们是战斗在敌人心脏的“伪装者”，用一次次的“亮剑”行动，守护着中央机关的安全。 （三）“风语者”火种在四成里集结——中共中央无线电训练班旧址
为了加强中央与各地的通讯联络，中共六大专门讨论建立无线电通讯的计划，周恩来有意将自制、设置、保卫电台的艰巨任务交给中央特科无线电通讯科科长李强。1929年10月，中共歷史上第一座无线电台诞生于大西路福康里（今延安西路420弄）9号（今为“美丽园大厦”）。3个月后，李强带着自制的收发报机去香港九龙弥敦道建中转台，实现了中共首次远程无线电联络。当时的电文从香港发出，邓颖超在上海亲自译出中共历史上第一份电报，而所用的是周恩来发明的“豪密”。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中央需要与根据地、白区地下组织以及共产国际加强联络，这就要求培训更多的报务人员。于是，“风语者”火种在巨籁达路四成里（今巨鹿路391弄）12号集结，两扇厚重的黑漆木门上方悬挂了“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的招牌，而这个颇具“神秘”色彩的富商，就是代号“木匠”、不久前从苏联学习无线电专业归来的涂作潮。历经近百年岁月的洗礼，四成里旧址仍留下了过往的记忆，让每一位寻踪者在这里接受红色基因的传承。
（四）瑞兴坊的电台收到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消息——路易·艾黎旧居
在静安寺的西面，有一条幽静的愚园路，马路两旁种植着高大的法国梧桐，绿树掩映之下，坐落着一幢幢不同造型西式洋房。往西走到瑞兴坊即1315弄口，有一块铭牌标明该弄4号内，1932—1937年间曾经居住过一位新西兰作家和共产党员路易·艾黎（Rewi Alley）。艾黎经常深入工厂，直接接触底层群众，把自己的工作和感情生活全部消磨在有中国人居住的街巷里。他吃惊地发现这座被称为“东方巴黎”的繁华大都市背后隐藏着令人震惊的苦难。1933年，艾黎结识宋庆龄后，与潘汉年、冯雪峰等中共地下党建立了联系，从此他的政治生涯与中国革命发生传奇式的结合。由于他有任职租界工部局的洋人身份，加上愚园路地处幽静的上流社会环境，中共地下组织经常借此开展秘密工作，成为革命志士的接头点和避难所。顶楼的小房间里架设着共产国际中国组的秘密电台，两个德共年轻女党员保持着与长征中红军的联络。一天深夜，这里收到了红军到达陕北的消息，宋庆龄便召史沫特莱等外国友人来此为红军的胜利举杯祝贺。他还通过国际组织，为苏区购买药品，采购无线电器材，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患难与共，成为一名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事业的国际主义伟大战士。
（五）三层阁楼里发出永不消逝的电波——李白烈士故居
抗战胜利后，李白被组织从浙江调回上海，在黄陆路亚细亚里（今黄渡路107弄） 15号设立了电台。每当夜晚人们酣然进入梦乡时分，李白却悄悄地起床，把25瓦的灯泡拧下换成5瓦的，并在灯泡外面蒙一块黑布，再取一小纸片放在电键接触点上。零点一到，他首先向延安发出呼叫，让上海和延安之间架设起了一座“空中桥梁”。1948年12月，国民党特务通过分区停电的办法，侦察到我地下电台的位置。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展开，很多重要的军事情报急需及时报告中央，李白小阁楼里的收发报频率越来越高，需要把大量的“十万火急”的重要情报发往延安。最终，正当国民党特务在向自己逼近的危急关头，李白通过电台向延安党中央发出：“同志们，永别了！”这成了李白烈士最后悲壮的告别。这栋由陈云题写牌匾的西式建筑已经老旧，却仍让人感觉到了它的深邃和内涵。李白一生是短暂的，而他被革命精神和崇高信仰注入的力量，将化作一道道永不消逝的电波。
（六）“荣泰烟号”胖刘老板的秘密居所——刘长胜故居
上海西区愚园路81号是一幢饰有鹅卵石外墙的三层欧式建筑，这里曾经是时任上海局副书记刘长胜夫妇1946—1949年的住所，也是中共中央上海局的机关之一。为了掩护革命工作，刘长胜在常德路65号开办了一家“荣泰烟号”，在福煦路（今延安中路）916号开了一家“丰记米号”，经理是张承宗的弟弟张困斋，都是党的秘密联络站。刘长胜平时灰布长衫，圆脸上架着宽边圆眼镜，常常与周围邻居一起搓麻将，故有“麻将搭子刘胖”的美称。随着解放上海时刻的临近，上海局开始转入与中国人民解放军里应外合解放上海的战役。他们绘制了标有各种目标的地图，还筹集了必需的物资、武器、医药，给前线输血，做好人民解放战争的后勤保障。在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上，刘长胜“名列榜首”，但他们哪里知道，他一直安稳地住在愚园路这幢小楼里。解放上海前夕，他工作繁忙没回家，邻里的两姐妹惦记着“麻将搭子”哪里去了？等报纸来了方才知道——天哪，和解放军在一起的领导不就是隔壁的“山东大哥”吗？
（七）“为了忘却的纪念” ——龙华烈士陵园
龙华烈士陵园坐落在上海西南的龙华古镇（今龙华西路180号），与千年古刹龙华寺毗邻。入口广场上巍然耸立着一座“红岩石”，以特定的思想意蕴点出了陵园的纪念主题。龙华革命烈士纪念地在陵园东北角，这里曾经是囚禁和残杀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魔窟，遍地洒满了烈士的鲜血。走进这阴森森的旧址，历史的沉重感便留在斑驳的墙壁上，锁在大青石的镣铐中，藏在鲁迅先生“不敢”来看的桃花里。在百米长的弧形人造坡上，安息着自“五卅”运动以来近1700位革命烈士的英灵，它是国民党罪恶历史的见证，也是记载革命者高风亮节的丰碑。无名烈士墓有一座雕像用大地艺术的形式，表现了一个巨大有力的侧卧人物身躯，半埋于泥土，露出发达有力的脊梁，象征着无数烈士虽然已为民族而牺牲，却魂归祖国大地。前面供奉着一盏长明灯，表明烈士们生命之火不灭和革命精神永驻，而生存者只有纪念才不会忘却！
用历史的镜头回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幢幢留有昔日斑痕的石库门建筑，依然镌刻着过往血雨腥风的峥嵘岁月;一件件开天辟地的乾坤变革，有力见证着燎原星火在黑暗中被点燃和蔓延;一幕幕惊心动魄的亮剑行动，默默诉说着地下工作者的传奇历程;一个个承载红色内涵的初心故事，生动显示着共产党人忠于使命的奋力勇进;一曲曲震撼人心的革命旋律，强烈发出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怒吼。当下已经到了一个需要唤醒的年代，以唤起那些不该被时代忘却的记忆，而这需要继续寻踪，挖掘大批彪炳史册的革命纪念地，从而让每一位寻踪者在那里接受红色基因的接力和传承！
责任编辑 钱亚仙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革命遗址;红色基因
[中图分类号]D64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79（2021）04-0017-23
走在上海这座魔都的大街小巷，不经意间便会在繁华都市的闹区或幽静石库门弄堂的深处，发现各种建筑物上的铭牌和二维码，它会告诉你那里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并向你讲述革命和战争年代曾经发生过的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场景。俄罗斯作家果戈理说过，“建筑是世界的年鉴，当歌曲和传说都缄默的时候，只有它还在说话。”是的，当峥嵘岁月终成翻阅过后的历史一页，只有文物建筑、革命遗址还在续写着昔日的风采，诉说着过往的故事。一座城市不仅需要蓬勃向上的生命力，更需要历史文化的积淀以及从中焕发出的一种精神。
上海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有着丰厚的红色基因。寻找中共在上海的革命遗址和旧址，就是为了挖掘和保存这一红色历史文脉，竖起不可磨灭的永恒丰碑。据《初心之地——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全记录》一书的最新统计，上海革命遗址遗迹总数已为657处，其中革命遗址456处，这就为上海红色文化的传承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些革命遗址和旧址可归纳为七大内涵，即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党的重要会议举办地、中共领导机构所在地、政治家革命活动居住地、早期工人运动发祥地、思想文化战线主阵地和隐蔽战线斗争聚焦地。本文按照这七大部分，在实地考察和文献考证的基础上，寻找了上海60处在中共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革命遗址和旧址，用文字和图片记录了文物建筑背后饱经风霜的遗存，以唤起那些不该被时代忘却的记忆。
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一）上海滩赴法勤工俭学的大本营——寰球中国学生会遗址/黄浦码头旧址
100年前，在那个需要漂洋过海去看世界、寻求真理的年代，曾追随孙中山参加兴中会革命活动的李登辉，从执教的南洋群岛返回申城，在上海公共租界白克路（今凤阳路）562号的洋式沿街房屋中，创立了“寰球中国学生会”，为出国留学提供各种服务。1915年，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等人发起留法勤工俭学，一批优秀的中华儿女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寰球中国学生会”借此时机建起了上海滩大本营，继任总干事的朱少屏把会所迁至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51号，架起了有志青年出国留学的桥梁。于是，大批有志青年纷纷来到黄浦江畔的黄浦、杨树浦、汇山等码头，从这里登上不同型号的赴法邮船，毅然漂洋过海，远赴异邦，努力探寻振兴中华之路。据不完全统计，从1919年3月至1920年12月，该会共为20批次、1600余人赴法勤工俭学提供了出国前的服务，其中就有蔡和森、蔡畅、向警予、赵世炎、刘伯坚、周恩来、何长工、邓小平、聂荣臻、陈毅等多位学子，为古老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写下了重要的一笔。更为重要的是，一代留学前贤在法期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组织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和中共旅欧支部，为中共的创立培养了一代革命家。
（二）潜伏霞飞路的俄国“神秘房客”——维经斯基旧居
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的外国处曾向中国派出一个以维经斯基（ГригорийНаумовичВойтинский）为首的代表团。刚到上海，他们以《上海俄文生活日报》记者的身份，入住永安百货楼上的大东旅社，待与陈独秀接上关系后，才迁往车水马龙的霞飞路（今淮海中路）716号的栖息处，那里正靠近他们意欲造访的新老渔阳里。在维经斯基的带领下，一行人造访了《新青年》编辑部。在陈独秀的引荐下，维经斯基得以邀约申城的先进知识分子齐聚一堂。他们还去白尔路三益里（今自忠路163弄）17号的《星期评论》社，与中国的青年才俊们围坐一起、纵论天下。1个月后，一个秘密的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问世，而维经斯基给予了不可或缺的经济支持。他以上海“革命局”为建党活动中心，组建“华俄通讯社”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恢复和创办《新青年》《劳动界》《共产党》等书刊，成立“外国语学社”等，为创建中共而在南北穿梭奔波，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撒下了共产主义的革命火种，促进了中共在上海的快速孕育。虽然原建筑已不复存在，但这个门牌号码在中共建党史上从未被抹去，潜伏霞飞路的俄国“神秘房客”也从未被人们所遗忘。
（三）老渔阳里孕育了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1920年2月，陈独秀由扮演成骡车车夫的密友李大钊亲自护送到天津，然后转乘海轮悄然来到上海。途中，他们商定“一南一北”推动中共的建党伟业。到上海后，陈独秀先住在好友亚东图书馆的汪原放家中，4月，搬入民国初期国民党大佬云集的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两层砖木结构的老式石库门房屋。此地，原是安徽都督柏文蔚的寓邸，他得知陈独秀正在找房后，便爽快地把这栋房子让给了安徽老乡居住，陈独秀在这里设立了《新青年》编辑部。经过与前来拜访的维经斯基的多次交谈，陈独秀与他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共识，都认为创建中共的条件已经成熟。维经斯基利用东方民族部提供的活动经费，成功地在《新青年》编辑部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即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担负起与各地共产主义者联络的任务，而这份杂志也成了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酝酿着开天辟地的乾坤变革。老渔阳里俨然成了孕育中共的诞生地。
（四）新渔阳里成培育和输送革命火种的摇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
从老渔阳里往北走不远就是新渔阳里，它们之間有一条相通的方便走道。党组织成立事宜在上海发起以后，当时由杨明斋、陈独秀出面，租下了上海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戴季陶的住宅，用以建立“中俄通讯社”，并决定在这里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担负起组织、发动和指导全国各地的建团任务。为了不引起怀疑，房子的门口还挂上了“外国语学社”的牌子，以公开办校的形式掩护革命活动。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锻炼，党的临时中央派了十几位优秀青年团员分批走上“到俄国去”的革命征程，期待这些革命种子回国后撒向祖国大地。这里不仅是中国青年团的诞生地，更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源地。“中国青年的红色起点”已成为这条弄堂的符号，而新渔阳里则成为培育和输送革命火种的摇篮，开辟了一代人的道路。 （五）共产国际特使为创建中共而奔忙——大东旅社马林下榻处旧址
1921年6月，共产国际秘密特使马林（Maring）乘坐意大利“阿奎利亚”号客轮，第一次踏上上海这块土地，却被密探盯上了，然而他不顾一切，径直向南京路永安公司楼上西北角的大东旅社走去。翌日，马林化名“安德莱森”（Andresen），前往荷兰驻沪总领事馆办理手续，声称自己是日本《东方经济学家》杂志的驻沪记者。据当时法国巡捕记载：马林“6月14日离开东方大旅社，到麦根路（今淮安路）32号一家公寓住宿。”可见，马林当时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了。不久，马林提议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以正式建立中共，随后又协助向全国各地及日本的中共早期小组代表发出了邀请函。为使各地代表不致因筹措路资而耽误与会，他还拿出自己的活动经费，给每位代表邮寄了100元路费。不久，陈独秀在家被捕，马林为营救而四处奔忙。他请了一位法国大律师，花钱打通了公审公堂的各个关节，最后陈独秀仅以发表过激言论的“罪名”，判罚5000元而被释放。这让陈独秀对马林十分感激，并表示接受参加共产国际的建议。
（六）激荡“红色初心”的博文女校——中共一大代表宿舍旧址
一大召开之前，会议筹备处希望找到一处独立的、与李汉俊住宅相近的地方解决代表的吃住问题。这样，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私立博文女校便被看中了。于是李达夫人王会悟登门拜访了校长黄绍兰，说明以“北大师生暑期旅行团”的名义租借房子的来意。由于学校正值暑假，校长欣然同意，并积极进行安排。当旅行团一行风尘仆仆走进由章太炎书写校牌的博文女校时，一切都已准备完毕。代表们被安排在博文女校临街校舍的楼上，在这里交流、讨论，同时又规划、起草党纲，描绘着红色中国的“初心之作”。长达9天的会议，绝大多数时间是在博文女校度过的。这里既是中共一大代表的住宿地，也是中共一大会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意义与历史价值已经彪炳史册。
（七）作始也简的燎原星火在中华大地被点燃——中共一大会址
在动荡不安的上海，一大会议选址成了一大问题。考虑再三，王会悟发觉位于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那幢由贝勒路树德里出入的石库门民居颇为适合，那里是李汉俊哥哥李书城的寓所，对外号称“李公馆”。在王会悟的游说下，李汉俊同意将“李公馆”用作开会之址。1921年7月23日，在这幢房屋的底层客堂内，中共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大，代表们围坐在一起，听取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报告。几天后的一次会议上，却遭到了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的突然“探访”。机灵的马林立刻意识到了危险的临近，用手掌猛击桌子，让大家赶快离开会场。在王会悟的提议下，会议被安排至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上继续进行。中共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作始也简的燎原星火在沉沉黑夜的中华大地被点燃。然而一大会址的确认却在30年之后。一天，当周佛海的夫人杨淑慧走到黄陂南路与兴业路交叉路口时，发觉转角处第一幢石库门门牌是106号，上面挂着“恒昌福面坊”的招牌，顿时找到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因周佛海曾带她来过“李公馆”。后经多方证实，会址才最终定格。
二、党的重要会议举办地
（一）中共第一部党章和民主革命纲领的发源地——中共二大旧址
1922年7月16日，一群年轻的共产党人又聚集到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中央局成员李达的寓所，中共二大在这里拉开帷幕。当时李达夫妇新婚后不久，就从公共租界巡捕刘少归处租借了这里的房子，从老渔阳里陈独秀寓所搬了过来，不仅成立了人民出版社，这里还是中央局与各地的联络点。当年辅德里处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交汇处，相对来说是个模糊地带;周围石库门房屋连排连幢，使得这一雷同的房屋淹没于深巷之中，这就成了二大会址的最佳选择。这次会议继续完成一大的未竟使命，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把党的奋斗目标明确为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这里也成了中共第一部“党章”和民主革命纲领的发源地。
（二）镌刻历史坐标的红色殿堂——中共四大遗址
国共合作全面展开后，革命统一战线中的矛盾冲突不断显现，国民党排挤共产党人的倾向渐露端倪。这样，提出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就交给了将于1925年1月召开的党的四大，而这次会议最终决定在上海举行。经过当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郑超麟的实地勘察和验证，确认中共四大的会场设在闸北淞沪铁路附近一幢三层楼的石库门房子内，其北面还有一座印度锡克教堂，现为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当年外地来的代表食宿其中，睡在三楼，二楼开会，布置成课堂形式。楼梯口装有拉铃，一有意外就通知楼上，以便代表们拿出英文教科书之类替换会议的文件，俨然一副上课的架势。这次会议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做了系统探讨，在党的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问题，镌刻多项历史坐标的会议于11天后在这座红色殿堂闭幕。
（三）米夫来华扶植王明上台后引发党内激烈交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旧址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书记米夫的直接操纵下，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于1931年1月7日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在武定路修德坊6号（今武定路930弄14号）这幢红砖砌成的石库门民宅举行。会议集中批判了立三路线及瞿秋白对其所采取的“调和路线”，并将他们置于政治上的死地。与此同时，此前从未参加过国内革命斗争历练的王明被推出登场亮相，并夺得中共实际上的帅旗，以确保中共对共产国际的忠诚。尽管这次会议受到了何孟雄、罗章龙等“反对派”的抵制，在党内引发激烈交锋，但是最后还是让王明等留苏学生群体在这次会议上进入中央领导层。可以想象的是，这是苏共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翻版，六届四中全会最终也是以这样的结果，开启了“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
（四）中外进步力量的一次紧密握手——远東反战大会旧址
20世纪30年代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决定派调查团来华，重新调查日本侵略东北的事件，并根据共产国际的倡议，决定在上海召开远东反战大会。1933年7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了由宋庆龄主持的筹备委员会。由于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阻挠，负责具体筹备工作的冯雪峰只能在僻静的汇山路（今霍山路）85号租下了欧洲毗连式三层建筑。这处房子的附近，据说是公共租界巡捕房侦探头目的寓所，这种既大胆又巧妙安排的理由，在于巡捕房怎么也不会想到在自己霸占的地盘上会有人冒险。结果，恰恰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召开了这个对全世界人民有着巨大影响力的秘密会议。这次会议是中国进步力量与世界反战力量的一次紧密握手，推动了全国抗日高潮的掀起。 三、中共领导机构所在地
（一）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指挥部——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三曾里遗址
1923年中共三大后，党决定将中央局迁至产业工人集中、交通便利的上海，由当选为三大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到上海主管中央局日常工作。先期抵沪寻找办公地点的王荷波发现公兴路与香山路口有个小弄堂（今临山路202—204号），里面住着三户曾姓人家，俗称“三曾里”。此地靠近火车站，对外交通联络方便，而且毗邻的宝山路又与公共租界北区挨着，万一发生紧急情况，可以向租界转移，于是就租下了这幢两厢房的石库门房屋。不久，中央局成员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先后来到这幢门口挂着一块“关捐行”牌子的中央局机关秘密办公处。1年多的时间内，陈独秀经常来这里召集会议，成了中央高层领导集体决策党内外大事的秘密场所，尤其为国共合作打开了新的局面。这幢房子也以其所承载的革命统一战线指挥部的内涵而载入史册。
（二）“农民运动大王”在经远里留下最后的足迹——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旧址
1925年7、8月间，共产国际两次发来指示，要求中共建立党的军事机构。为此，以往派去苏联红军学校学习军事的26人被召集回国。身为中央军事部秘书的白鑫和妻子租赁了新闸路经远里1015号（今新闸路613弄12号）旧式石库门二楼居住，从此这里成了彭湃经常秘密召集会议的地方，也成了中央军委机关所在地。1929年8月24日，军委一些干部在楼房内召开联席会议。没有料到的是，白鑫因一个亲戚早年战败逃跑被彭湃枪毙而怀恨在心，于是秘密叛变投敌，并把此次会议的时间、地点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情报处长范争波作了通报，结果会议出席者被全部缉捕。这里是中央军委一批革命志士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农民运动大王”彭湃等烈士在此也留下了最后的足迹。
（三）弄堂里发出“红色强音”——中共中央宣传部遗址
中共“四大”后，随着党员数量的激增和工农运动的发展，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任务也更加繁重。1925年9月，宣传部机关搬到虹口福生路（今罗浮路）的一条弄堂里。翌年4月，又迁至繁华的北四川路安慎坊（今四川北路1649弄）32号的彭述之寓所继续办公。那是一幢坐北朝南的两层楼砖木结构房屋，附带一个过街楼，后面通宝兴路。当时，宣传部由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三人负责，彭述之、沈雁冰、郑超麟等均在此办公，编辑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和《新青年》丛书。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中央特别委员会就设在这里，陈独秀寓居于郑超麟让出的三楼亭子间，坐镇指挥。起义爆发后，他在这里与前线总指挥周恩来、恒丰里上海区委机关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陈独秀去看望了汪精卫，并商定就国共两党关系联合发表一个宣言。回到宣传部的当天夜里，他在三楼亭子间奋笔疾书《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用以表明“总工会纠察队并无进攻龙华之意”，“国民党绝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并强调了国共合作的必要性。蒋介石拉拢汪精卫未果，决定单独实施“清党”计划。党中央由沪迁汉后，周恩来曾在这里居住过，留下了艰苦岁月难以抹去的记忆。
（四）陈延年在恒丰里被捕后惨遭杀害——1927年中共江苏省委旧址
当年的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是在省委机关被捕的，但是机关旧址又在哪里？正当多方争执不下时，偶尔发现1927年7月7日《民国日报》刊登过一条消息，其中透露当时的旧址为施高塔路恒丰里104号（今山阴路69弄90号）。这是一栋砖木结构三层石库门住宅，红砖砌的清水墙，两扇黑漆的大门。在白色恐怖时期，这里曾是领导江苏和上海地区革命运动的心脏。那天，三楼在举行秘密会议，突然有人急报，一个交通员被捕后供出重要机关，王若飞即刻宣布散会。下午，特务闯进省委机关进行搜查，留守的赵世炎夫人来不及把放在窗台上作为暗号的花盆拿下。为销毁文件，陈延年与省委组织部部长又回到恒丰里，见花盆仍放在窗台上，以为平安无事。这时，潜伏的特务冲了上来，整幢楼也被大批军警包围。面对敌人的屠刀，他昂首挺胸，视死如归。刽子手按他下跪，他傲然而立：“革命者只有站着死，绝不下跪！”刽子手们恼羞成怒，以乱刀残忍地将他砍死。但是，血肉飞溅的陈延年久久挺立不倒，浩然之气永贯长虹。
（五）罗亦农在望德里被叛徒出卖——中共中央秘密联络点遗址
1927年，中共中央机关陆续从武汉遷回上海，爱文义路望德里1239号半（今北京西路1060弄内）成了“中共中央秘密联络点”，一些领导同志经常来这里商议工作，外地党组织要联络中央也会潜入这个秘密据点。1928年春，时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局主任的罗亦农搬到愚园路亨昌里《布尔塞维克》杂志编辑部居住，白天去秘密联络点办公。当时罗身边的秘书何家兴夫妇因贪图享受，频繁出入茶楼酒肆，多次受到罗亦农的批评，但却引起他们的忌恨。随之，在与英捕房搭上关系后，对方答应以一笔钱和一张出国护照为代价，换取他们的重要情报。一天，在接到李维汉的通知后，罗亦农去望德里接待山东省委代表。到机关后不久，何家兴夫妇便叫奶妈给华捕通风报信，捕头洛克带领中、外探捕包围了机关，当场捕走了罗亦农。这是中央机关迁至上海后遭遇的首次破坏，虽经多方营救，罗亦农还是惨遭杀害。在他牺牲之后，他的夫人在阴雨绵绵的龙华附近，看到“一堆黄土新坟，坟头上栽了一把青草”，这是党组织派人去安葬的。
（六）邓小平坐镇柏德里“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政治局联络点遗址
中央派何叔衡到上海筹建“中共中央政治局联络点”，并指示江苏省委配合寻找合适的房屋。不久，机关地址选在同孚路柏德里700号（今石门一路336弄9号）。这里是负责处理党中央日常事务的机关，大家亲切地称它为“中央办公厅”，由时任中共中央组织局秘书的邓小平亲自坐镇。那时，他与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军事部部长、组织部部长的周恩来几乎每天都来客堂楼上办公，中央各部和各地区的同志经常到此请示工作。凡属机关事务性的问题由邓小平直接处理，政策性的问题由周恩来亲自解决，重大问题交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从1928年夏开始，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搬到了青海路善庆坊（今青海路19弄）21号和小沙渡路遵义里（今西康路24弄）11号。善庆坊是中央刊物《每日宣传要点》的印发地;遵义里负责将中央文件用药水密印在字画、手绢、线装书等的背面，由交通员传递出去。 （七）天蟾舞台隔壁的“福兴字号”土布商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1928-1931年）
在天蟾舞台的隔壁，有一块“中共‘六大’以后党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的铭牌，这里是1928年4月中共地下党员熊瑾玎在上海租界找到的一处用于开会办公的场所，地址是云南路447号（今云南中路171号至173号）。当年，楼下二房东是位名医，开设了一家“生黎医院”，对面有座灯红酒绿的妓院，熊老板以商人的身份租下了二楼三大间房屋，在室内挂了一块“福兴字号”的招牌，以经营纱布生意为掩护，周恩来还专门调来一位湖南女党员当“老板娘”，他自己也化了妆、留起大胡子来“商行”办公，中共中央军委还在此召开过重要会议。这个高度机密的中央枢纽机构在极为险恶的环境中竟然存在了3年之久，直到顾顺章叛变。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老建筑虽变化万千，却依然镌刻着往日的峥嵘岁月。
（八）去丽云坊找党的“娘家”——中共中央组织部遗址
在静安雕塑公园的东南角，有一块青褐色的石碑，上面镌刻着“中共中央组织部遗址”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碑上标明北成都路丽云坊（今成都北路741弄）54号是1928年至1931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地。在这里，有些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同志会来丽云坊找“娘家”，有些从国外返回的同志也是先抵沪向中央报到，中央组织部部长周恩来再忙也会挤出时间亲自听取汇报，并从实际出发提出工作方针和方法，帮助他们恢复组织关系和解决各种困难。1928年秋，很多在莫斯科学习的干部应召回国，为了使他们尽快了解国内情况，明确工作任务，中央决定在开纳路开纳公寓（今武定西路1375号武定公寓）顶楼，秘密举办干部训练班，由恽代英主持。这不仅提高了回国干部的理论水平，还增加了他们实际工作的能力，从而使一批批政工、军事人才被“紧急输血”到白区和苏区，领导全国各地党组织走上了迅速恢复和发展之路。
（九）上海郊县农民运动指挥所——中共淞浦特委办公地点旧址
1928年1月，陈云领导的青浦小蒸、枫泾暴动震撼了江浙沪一带。为了加强对农村党组织建设和日常斗争的领导，江苏省委决定建立6个特委。10月，中共淞浦特委在松江县新浜乡钱家草村（今大方村）顾桂龙家正式成立。不久，特委机关设在上海同孚路、长浜路（今石门一路、延安中路）口一家烟纸店的楼上，后来又搬迁到长浜路（今延安中路）1013弄2号和山海关路育麟里285号（今山海关路387弄5号，现重建于山海关路339号）。为了掩护的需要，特委在此专门设立了一所私立学校，门口挂着“正德小学”的招牌，特委干部扮成教师在这里出入，以应付巡捕房密探的纠缠。这里也是江苏省委甚至党中央负责同志会晤或开会的重要据点，许多党的秘密工作者和被反动当局通缉的革命人士也来此藏匿。中共淞浦特委的历史虽然短暂，但它作为上海郊县农民运动指挥所的光辉历程将永载史册。
（十）古董店突然不见常来光顾的外国“客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联络点遗址
在“中东路事件”后，为加强远东地区的情报工作，共产国际选择上海为远东局的落脚点。由于派遣的情报人员都是外国人，行动惹人注目，于是中央决定在位于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681—683号开设一家古董店，以购买古董的方式与共产国际代表联络。远东局情报官员牛兰（Hilaire Noulens）夫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受命来华;受周恩来派遣，原上海赤色救济分会党团书记朱锦棠出任古董店的“老板”。他将秘密文件藏在古董里，保持着与共产国际情报人员的接触。据统计，1929年中共中央秘书处送给共产国际的文件多达570余件，而中共每个月可收到共产国际下属的“大都会贸易公司”转交的2.5万美元的援助经费。由于顾顺章和向忠发的逮捕和出卖，牛兰夫妇的真实身份得以暴露，被英国警方逮捕，从而使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情报系统几乎全部瘫痪，古董店突然不见常来光顾的外国“客商”。
（十一）惊心动魄的“一号机密”保卫战——中共中央文库遗址
由于环境险恶，中央规定各机关所有文件必须随时送到保管处，并于1930年夏于戈登路1141号（今江宁路673弄10号）筹建了中共中央秘书处阅文场所。这里几乎集中了中共六大以前历次代表大会的所有文件以及领导人的手稿，弥足珍贵。1年后，20余箱共2万多份文献经历了密集的迁址，辗转于上海租界的花园洋房、富裕人家的石库门建筑，乃至赤贫学徒工的亭子间，一度到过雷米路（今永康路）141弄文安坊6号和小沙渡路合兴坊（今西康路560弄）15号。有一次竟然搬到法租界一位白俄老妇人的楼上。那个老太太的儿子是个租界巡捕，成天张牙舞爪地满街乱抓共产党，却不知他家楼上就藏有中共的“一號机密”。如今这批经过22年秘密隐匿的历史文件已完好无损地收藏于中央档案馆，无言地诉说着那段充满血与火的峥嵘岁月，显示了共产党人忠于使命的接力和用生命为代价的守护。
（十二）连结上海滩与根据地的“特殊桥梁”——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旧址
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后，原中共驻上海办事处旋即改为“八路军驻沪办事处”，进行公开的对外活动。1937年8月，办事处机关也从爱文义路（北京西路）移至福煦路多福里（今延安中路504弄）21号。随后，李克农来到黄浦江畔出任“八办”主任，这里对外便称为“李公馆”，不久他的工作由潘汉年接任。办事处设立后，经潘汉年多方奔走，据理力争，“七君子冤狱”终算得以洗清;后与国民党谈判交涉，不少长期被关押在监狱的我党久经考验的老同志也得到获释;又向上海各界募集大批物资，支援了前线的八路军;在上海沦陷之前，又帮助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等著名爱国人士安全撤退。11月，办公地址迁至淡水路274号，活动转入秘密状态。“八办”的同志始终活跃于抗日救亡运动的第一线，在上海滩与抗日根据地之间架起了“特殊桥梁”。
（十三）为抗日根据地“雪中送炭”——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旧址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新的军部和中共中央华中局在苏北盐城成立，开始筹建苏北根据地与上海的地下交通线，并派杨斌出任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主要负责输送各类人员去苏北和采购根据地所需的物资。当时，办事处没有一个固定的办公地，前期曾设于巨籁达路（今巨鹿路）251号的亭子间，后又迁至甘司东路兴顺里（今嘉善路140弄） 15号一间老式石库门房屋，另外还建立了三个固定的秘密联络站：即沪光电影院附近的益星商店（今延安东路653号）、吕班路震旦大学（今重庆南路交大医学院）附近的烟杂店、福煦路（今延安中路）上的华北煤业公司。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凭借上海这块抗日武装的孕育之地、根据地特需资源的供给之地、地下交通和情报的转运之地，为抗日根据地输送了大量的人才、物资、情报，真可谓“雪中送炭”，从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十四）雾海中一盏不灭的明灯——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周公馆）
1946年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在梅园新村设立了办事处。考虑到各党派领导人及知名人士均居住于上海，于是决定在沪也设立办事机构。当时，通过龚澎的妹妹了解到马斯南路107号（今思南路73号）这幢沿马路洋房的主人是国民党大员黄天霞，他去南京后闲置的寓所正有意出租，但不准挂“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的牌。董必武得知后当场拍板：“不让设立办事处，就称周公馆。”办事处设立后，中共代表团成员先后来这里开展工作，一方面以记者招待会的形式，向社会各界阐述中共和平民主的主张，揭露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另一方面通过拜会著名民主人士，与他们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建立起广泛的统一战线。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这里已成为中国人民心中的一盏指路明灯和一座民主堡垒，给渴望光明的人们带来希望和信心，也为中国现代史留下了不凡的一页。
（十五）在国统区开辟人民革命的“第二条战线”——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旧址
在江苏路、愚园路口的深处，隐匿着一栋上世纪30年代建造的宁静小楼，楼前的院子里有一棵高大的枇杷树，这里的门牌号显示为江苏路永乐村（今江苏路389弄）21号。经考证，此地便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旧址。斑驳的地板、泛黄的照片、生锈的老式电扇、早已停摆的座钟、楼梯走道的复古电话、枯黄的藤椅和沙发、桌上放有的麻将或扑克，以及楼顶装有紧急逃生用的绳梯，这里的一件件都记录着昔日地下斗争的时光。革命志士们在这里运筹帷幄，不仅卓有成效地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而且策反国民党军队内部爆发一连串的起义，为上海的解放及新中国成立后顺利接管城市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国统区开辟了人民革命的“第二条战线”。
四、政治家革命活动居住地
（一）黄浦江畔留下闪光的足迹——李大钊的七次上海之行
身处北京的中共主要领导人李大钊在建党及以后的活动中，曾七度来沪，在黄浦江畔留下闪光的足迹。1916年1月，为了云南“护国军”讨伐袁世凯，留学日本的他首次由横滨搭乘法轮抵达上海。在沪期间他四处奔走，为声讨袁世凯窃国复辟而大声疾呼，表现了一个爱国青年忧国忧民的情怀。5月中旬，李大钊第二次由东瀛返沪，居住在同乡泰安里的家，仍时刻筹划着反袁大计。1917年6月，张勋上演了一场复辟闹剧，当日李大钊怀着愤怒，第三次“仓皇南下，侨寓沪上”。他散步江头，百感交集，苦苦探求再造中华的新途径，而苏俄革命的成功使他思想日趋激进。1922年8月，李大钊离京去杭州参加西湖会议，在转赴杭州之前第四次抵沪，专程去老渔阳里同陈独秀讨论国共合作的问题。9月初，一位戴着金丝边眼镜的先生叩响了莫利爱路29号（今香山路7号）孙中山寓所的大门。西湖会议闭幕后，李大钊受中央委托折回申城，登门拜访孙中山，就如何振兴中国之问题展开探讨。在孙中山的心目中，李大钊已是帮助他改组国民党的不二人选，遂直截要求李大钊加入国民党。见先生如此恳切，加之中共在西湖会议上已有相应规定，李大钊便欣然应允。1923年“二七”惨案后，为免遭军阀吴佩孚的迫害，正在武汉讲学的李大钊第五次来到上海，在同乡泰安里家避难，但仅住了几天就搬到别处去了。据报端披露，当时李大钊去了环龙路44号（今南昌路180号）国民党上海事务所。这次上海停留期间，李大钊去往最多的还是青云路上的上海大学，他不仅是一位教书育人的园丁，更是一位信仰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斗士。1923年10月，孙中山密电邀请李大钊赴沪会商国民党改组事宜，他欣然应约第六次踏上申城的土地。1924年1月，李大钊和张国焘等人乘坐特快列车南下，参加即将在广州开幕的国民党“一大”。途中，他们在沪稍作停留，开会商议如何为实现国共合作而努力，会议结束后直奔羊城。列车驶离上海北火车站后，缓缓加速，喧嚣的不夜城渐行渐远。透过车窗，李大钊朝着这座留下他青春岁月与革命历程印记的城市瞥去了最后一眼……
（二）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转折点——1920年毛泽东寓所旧址
1920年5月，毛泽东第三次来到上海。这次来上海的2个月中，他一直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今安义路63号）一幢两层砖木结构的房子里，这是新民学会李思安出面租赁的，用来作为湖南新民学会会员来上海活动时的住处。当年毛泽东住在前楼正房，睡在靠北的落地长窗旁的板床上。其间，他除了发起成立“湖南改造促成会”外，还常去拜访名人。他见了著名湘绅章士钊，又去莫里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探望孙中山，在民厚里口邂逅过《少年中国》月刊主编左舜生。不过，他拜访最多的应该是住在老渔阳里的陈独秀。他们经常促膝长谈，相见恨晚。毛泽东说，是陈独秀最早告诉他“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陈独秀也在与毛泽东的交谈中，感触到湖南人的奋斗精神已在他这辈青年身上复活了，于是委托他回湖南组建共产党组织。在这期间，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最终选定了自己的人生之路，促成了自己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三）逆境中不屈奋斗的革命志士——邓中夏旧居
1923年二七惨案后，曾领导长辛店铁路工人、开滦煤矿工人、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工运领袖邓中夏，从北京秘密来到上海。为了对付军阀的通缉，他改名为邓安石，住进了宝山路宝山里（今宝山路403弄）92号。这是一幢两层石库门楼房，楼上为李立三居住，鄧中夏住在底层，室内布置得非常简陋，仅有一张床，一个写字台，几把椅子。他就在这样极其简陋的环境下，忘我地工作。同年4月，经李大钊介绍，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聘他担任该校校务长，负责主持学校的行政工作。1924年2月，该校迁到当时的公共租界西摩路132号的新校舍（今陕西北路342号南阳路口绿地，原楼已拆），邓中夏也离开了宝山里旧居。到了下半年，整个职工运动开始复兴，为了迎接这个新高潮，邓中夏离开了学校，专心致力于工人运动。他与李立三等在上海小沙渡槟榔路锦绣里3号（今安远路62弄178—180号）开办工人夜校，去槟榔路德昌里（今安远路278—280号）的沪西工友俱乐部指导工作，发展一批工人骨干入党，领导了上海日本纱厂二月大罢工。5月，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并由中共中央任命为全总党团书记。五卅运动爆发，他赴香港参与领导省港工人大罢工。 （四）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里的共产党人——上海茂名路毛泽东旧居
1924年1月召开国民党一大后，毛泽东回到上海。这次返沪，他不但要参加中共中央局的工作，还要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为巩固国共合作，推进国民革命而工作。他先入住香山路“三曾里”3号中央局机关。端午节前夕，杨开慧和孩子们的到来，对日夜为建立和巩固统一战线而奔忙的毛泽东来说，是一生中难得的温馨时刻。这就促使他们搬到租界内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较近的慕尔鸣路甲秀里318号（今茂名北路120弄7号）居住。这里的前厢房是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卧房兼书房，毛泽东经常在这里伏案疾书，直至深夜，而杨开慧则经常手抄文稿，脚踩摇篮。看到这种动人的母子情，毛泽东心里总是暗暗自责，这些年他为革命整日奔波，让妻子承担了繁重的家庭担子。他每天要去1公里以外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办公，积极争取该党内进步势力的支持，反击党内右派势力的破坏，成为中共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核心人物。甲秀里是他在上海住得最久、最富家庭生活气息的一处住所。
（五）从江南水乡练塘走出的“共和国掌柜”——陈云故居
上海青浦区练塘镇是市郊西南角著名的江南水乡古镇，有1000多年的人文历史，就在这片土地的血脉中，同样流淌着红色的基因。在练塘镇朝真桥附近一片江南民居中，有一间位于下塘街95号的坐南朝北、砖木覆瓦的简陋小楼，这就是陈云故居。他自幼性格文静，举止端庄，时常帮助家里劈柴烧火、料理店务。虽然从小家境贫寒，但却天资聪颖，用心打量着经营上的往来，闲暇时还会跟着舅父去长春园书场听评弹，在艺人的娓娓道白和丝弦弹唱中度过艰辛时光。五四运动爆发后，少年陈云在颜安小学带头发起组织救国储金会、参加童子军、在街头张贴标语，声援爱国运动。而后离开家乡来到上海，开始在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党的“八七”会议后，时任中共上海沪中区委委员的陈云，毅然返回故乡，发动和组织了著名的小蒸和枫泾的农民武装暴动。位于朱枫公路3516号的“陈云纪念馆”里，那些泛黄的照片和珍贵的实物，留下了他青少年时代生活和投身革命的足迹，记载着他与这片养育自己的土地一个个永勿相忘的历史时刻。
（六）隐秘的藏身之地被“启用”——周恩来在沪早期革命活动旧址
北四川路永安里（今四川北路1953弄）刚建成时，周恩来堂弟便买下了44号石库门三层楼寓所。周恩来从欧洲回国后，与堂弟来往密切，早就有意在上海寻找最可信赖的亲属寓所，以备遇到危急时刻紧急“启用”。1931年5月，上海地下党面临一场不测之祸。一天深更半夜，一位身着长袍、头戴礼帽、商人打扮的男子和一位身着旗袍的女子来到这里，一阵急促的叫门声划破宁静的夜晚，敲门的正是周恩来夫妇。顾顺章叛变后，他们来不及事先通报，及时销毁了文件，迅速转移了同志，随后来到这里隐蔽。周恩来在沪早期的奋斗足迹，留下了一些难忘的镜头：在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夜晤维经斯基的激动;指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堅定;礼查饭店日夜聆听浦江涛声的煎熬;永安里隐秘藏身之地被启用的无奈;外滩十六铺码头深夜撤离的匆促;新亚酒店和国民党特务大捉迷藏的快感……这一幕幕，展示了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与上海这座城市的不解之缘。
（七）呕心沥血的工会运动领导者——刘少奇旧居
从青年时代起，刘少奇就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以后又多次来到这座城市，留下了许多值得后人纪念的光辉足迹和不朽遗址。1920年10月，他经长沙俄罗斯研究会的推荐，进入外国语学社留俄预备班学习。到上海后，先后住宿在白尔路（今太仓路）和外国语学社楼上的厢房。后来，随着人数的增加，刘少奇主动与任弼时、萧劲光等人在附近另觅住处，结果在菜市路（今顺昌路）找到了一间石库门房屋的亭子间。1922年春，他带领部分留俄同学来到上海，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寓居于虬江路宝源里的一幢弄堂房子里。在这里，他经常去工人补习学校上课，引导工人们组织起来成立工会。1930年春，他又调来上海从事沪东工厂区的工运工作，居住在杨浦区华德路（今长阳路）高郎桥一家豆腐店楼上的亭子间。当时，他的肺病还没有康复，不时吐血，加上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刘少奇还是把全部精力扑到工作中去了。1931年秋，担任中央职工部部长兼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刘少奇从莫斯科风尘仆仆回到上海，居住在北京路惠民里（今北京东路528号）五金店楼上。这段时期，王明一伙不顾险恶的环境，组织工人到市中心散发传单，举行飞行集会，使许多工人骨干惨遭国民党军警的逮捕和残杀。不久，刘少奇写信给临时中央，反对王明一伙这种极端冒险的做法。由于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使白区工作遭到严重损失，结果临时中央在上海也难以立足。1932年冬，刘少奇告别妻子何宝珍，离开了这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带着遗憾前往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
（八）东照里见证左翼文坛的一段友情——瞿秋白寓所旧址
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瞿秋白不再在中央任职，这样他可以从事热爱的文学了，而鲁迅也盼着他回来。他们的首次见面是在1932年夏天，瞿秋白由冯雪峰陪同，去拉摩斯公寓拜访鲁迅，两人一见如故，从上午一直谈到子夜降临，双方都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以后，瞿秋白夫妇经常到鲁迅家中避难。在内山完造夫人的帮助下，鲁迅两次去北四川路施高塔路东照里（今山阴路133弄）12号帮着看房，隔天瞿秋白夫妇就搬进了这幢仿日式建筑的二楼亭子间，特别是挂起了鲁迅手书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联语，竟然蓬荜生辉。1个月后，鲁迅也由拉摩斯公寓迁居施高塔路大陆新村9号，两家在同一条马路上，鲁迅几乎每天都要到东照里叙事，乐而忘返;秋白一见鲁迅，也变得爱说话了。1934年瞿秋白奉命去中央苏区前，特意去向鲁迅和茅盾辞行，他为离开这批肝胆相照的挚友而深感惋惜，但有所安慰的是，他和鲁迅共同领导了反文化“围剿”的斗争。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叙别。
（九）长征路上出“阴谋”的关键先生来自浦东南汇——张闻天故居 在上海南汇县六团乡（今浦东新区祝桥镇邓三村川南奉公路4398号），有一座具有江南水乡风韵的农家院落，这便是张闻天的故居。1925年他在上海加入中共，同年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上海已经处于白色恐怖之中，他也多次更换住所，起先住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平和里27号的团中央机关。不料，这里突遭搜查，不得不躲到重庆北路216弄的摩律斯新村避难。在险恶的斗争环境下，他挑起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担，并于1932年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长征开始后，红军在湘江之战遭受沉重打击，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团”在中央政治局内部公开批评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当军委纵队进入一片橘林休息时，张闻天和王稼祥决定把博古、李德轰下台，请毛泽东出山。在“橘林密谈”后的遵义会议上，“关键先生”张闻天第一个站起来，打响了扭转党和红军命运的第一炮。1959年他卻因一篇“庐山会议发言”而招致一场获罪17年的“反党”冤案。晚年，他曾多次提出回故乡养老，反映出他对这片与其一生有着难舍难分土地的深恋之情。
五、早期工人运动发祥地
（一）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
中共一大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决定建立一个工人运动的中央领导机构，随后便在当时五大工业区的中心位置、又是上海缫丝厂分布最密集的成都北路新闸路口，租赁了北成都路19号C（今成都北路893弄1—11号）一处单独的房子。由于它不是由各地工会产生出来的机构，所以还不能称之为总工会，马林提议叫作“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该处门前还有有轨电车站，可以方便到达全市各大工业区，便于发动市内各处的工人运动。1年中，上海工人在书记部指导下总共发动了48次大罢工，参加罢工人数达7万多人。这里是中共领导工人运动的第一个总机关，领导了上海英美烟草厂第一次工人罢工，创建了第一个基层工会组织，创办了第一份工人刊物《劳动周刊》，编印了第一本《马克思纪念册》，发起了广州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从而推动了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形成。
（二）机械的电车开始变得有灵魂了——英商上海电车公司遗址
1906年，英商上海电气公司接管上海公共交通的专营权后，对租界内进行了系统的轨道和架空线铺设，接着又在赫德路（今常德路）80号购地12亩，兴建“静安寺车栈”，内置钢柱支撑的波形铁皮顶房一座，面积近6500平方米。这里可算是申城电车交通发轫之地。英电创建早期就有过工人斗争事例的记载，他们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团结起来与资本家展开斗争。五四运动爆发后，英电工人积极响应“一律罢工，停驶电车”的呼吁。在“五卅”运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抗日救亡运动以及迎接上海解放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工人们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张爱玲曾在离“静安寺车栈”不远的常德公寓阳台远眺楼下的电车场有感而发，认为电车是“没有灵魂的机械”。但是，她不知道“机械的电车”也开始变得有灵魂了，而一旦这台车有了灵魂，它便处于自为阶段。正是这些有目的性的斗争，让革命的火把在英电熊熊地燃烧起来，从而成为一支中坚力量，谱写了上海工人运动史的光辉篇章。
（三）万千劳工发出觉醒的呐喊——上海南洋烟厂工人大罢工遗址
1915年，广东商人简氏创办的“广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上海觅得靠近黄浦江码头的东百老汇路（今东大名路）一所栈房后，改为卷烟厂。不久，一座高5层、具有东南亚寺庙式建筑风格的大楼在同一条路的817号拔地而起，这就是简氏在沪创办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总部旧址（今高阳大楼）。但是这一切都是靠剥削工人累积起来的，而工人的生活仍陷于极端的贫困之中。在厂方无故开除工人、工会交涉无效的情况下，时任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书记向警予领导7000余名工人掀起了闻名全国的大罢工。30多个团体向全国发出宣言和声援通电，《向导》连续发文揭露资本家破坏罢工的卑劣手段，指斥国民党破坏罢工的反革命行为。党组织还发动各界群众成立“南洋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募款救济被厂方无理开除的500多名工人。邓中夏曾高度评价了这次罢工斗争，认为“党领导了南洋烟厂工人罢工，1924年下半年，上海工人运动已经冲破了1923年以来工人运动的消沉状态，显示了活跃的征兆”，它让万千劳工发出觉醒的呐喊，掀开了工运史上波澜壮阔的一页。此后，一个新的工人运动高潮风起云涌，极大地推动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四）十里洋场一次规模空前的反帝进军——“五卅”运动爱国群众流血牺牲地点
位于市中心南京西路、西藏中路西南侧的一片绿地中，矗立着由陈云书写碑名的五卅运动纪念碑，以纪念近百年前那场震惊中外、规模空前的反帝进军。历史回溯到1925年2月，当时上海日本纱厂的4万多名工人举行大罢工，反对日本资本家无理开除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在斗争中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之中，从而成为五卅运动的直接导火线。那天，租界当局增派了大批武装巡捕，夹在人群中间飞舞棍棒，大肆拘捕爱国学生。当人潮如涌的示威群众行进到南京路、河南路口时，老闸捕房惊恐万状，他们将两扇大铁门关上一扇，30几个印籍巡捕排成一字形，站在铁门外，严阵以待。下午4时左右，英籍捕头埃弗森在公共租界老闸捕房及同昌车行（今南京东路772号）门前，公然下令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惨案发生后，上海市工商学联合会召开20万人的反帝示威大会，开始罢工、罢市、罢课，号召人民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在中共的领导下，一场规模空前的反帝爱国运动轰动了整个十里洋场，乃至迅速席卷全国，将国民革命推向高潮，从而拉开了风云跌宕的大革命风暴的序幕。
（五）工人阶级从此攥成了一个“拳头”——五卅运动初期上海总工会遗址
1920年11月，在西门路泰康里41号（今自忠路225号）一幢破旧的两层楼临街住宅，推开吱吱呀呀的简陋木门，工人阶级最早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娘家人”——上海机器工会。这是我党领导下的中国产业工人的第一个工会组织。1925年5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后，上海各工会派出百余名代表，齐集闸北会文路营业里（今会文路136弄）18号，召开了上海总工会的筹备大会，通过了《上海总工会章程》。五卅惨案后，在闸北虬江路46号广东会馆礼堂召开各工会联席会议，一致通过上海总工会公开成立，并选举李立三任委员长。这是上海历史上第一个由中共领导的跨区域跨行业的工会组织，从此上海工人运动有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为适应组织规模的扩大，又将会所迁至宝山路宝山里（今宝山路403弄，已毁）2号，公开挂牌办公，并在联盛里65号设立了分办事处。同时，还根据需要，在上海的高郎桥、引翔港、浦东、小沙渡、曹家渡、沪军营设立了6个办事处。从此工人阶级开始攥成了一个“拳头”。 （六）早期工人运动的策源地——商务印书馆第五印刷所旧址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出版机构，1897年2月创办于江西路（今江西中路）德昌里未街3号，1904年又购下宝山路80余亩地，兴建总馆和编译所。“一·二八”淞沪战争中，该馆在闸北的印刷所、编译所和东方图书馆都毁于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唯一留存的是第五印刷所（今天通庵路190号）。虽然总经理张元济将“社会主义”称为“过激主义”，但是商务印书馆还是将其作为一种思潮加以介绍，并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出版的重镇。中共建党以后，中央与各省党组织之间的信件和人员往来日渐频繁。考虑到沈雁冰《小说月报》主编的合法身份和联系广泛的有利条件，党中央决定让他担任直属中央的秘密联络员。随后，各地党组织写有“钟英”（“中央”之谐音）的函件，會陆续寄到上海宝山路45号商务编译所，沈雁冰则机智而又隐秘地汇总后送中央处理。这里曾经被视为“革命大本营”和上海早期工人运动的重要策源地。
（七）黄浦江畔惊心动魄的一幕——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旧址
宝山路东宝兴路口（今宝山路584号）有一所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这里原来是由商务印书馆出资建造、1924年落成的东方图书馆所在地，而该馆底楼的商务同人俱乐部又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旧址，原建筑在一·二八事变中不幸毁于战火。1927年3月21日中午12时正当海关大钟敲响的时候，一场铺天盖地的革命风暴，顿时席卷了整个上海。按照预先的布置，黄浦江上的轮船汽笛长鸣，各路工人纠察队纷纷涌向集合点。负责起义的总指挥周恩来和赵世炎在宝山路横浜桥南的商务印书馆职工医院内运筹帷幄，他们围在市区地图前，进行紧张而有序的指挥。起义部队按照预定的目标，向各区的警署、兵营和军事机关发动进攻，密集的枪声震撼着整个上海城。在各路工人纠察队的冲击下，铁路被截断，电线杆被砍倒，电话、电报局被占领。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总指挥部随之迁入东方图书馆设在底楼的商务同人俱乐部内，并在大门上方悬挂“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横幅，周恩来在这里坐镇指挥了总攻北火车站的战斗。经过两天一夜共30个小时艰苦激烈的战斗，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六、思想文化战线主阵地
（一）《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在成裕里问世——又新印刷所旧址
在上海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靠顺昌路的西南角，有一条名为“成裕里”（复兴中路221弄）的石库门里弄，弄内12号那幢两层的石库门建筑，承载着一段不平凡的经历。1920年4月，《共产党宣言》中文译稿在浙江农村简陋的茅屋里诞生后，陈望道提着藏有译稿的箱子，赶赴上海白尔路三益里17号（今自忠路163弄17号）的李汉俊家。在三楼阳台上，他见到了《星期评论》社的李汉俊、沈玄庐、沈雁冰、李达等人，并把译稿连同日文、英文版原著交给了李汉俊校阅。李汉俊校完后，又给住在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的陈独秀再校。谁知正准备在《星期评论》周刊连载时，该刊突然因“言论问题”上的进步倾向被当局勒令停办。这时，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正由李大钊介绍来上海，与陈独秀商谈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当他得知《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已经译出后，非常重视，决定资助出版。为此，他与陈独秀商量后，决定在成裕里12号建立“又新印刷所”，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于同年8月秘密出版，为中共的建立从理论上和思想上做了积极的准备。收到书后的维经斯基在给共产国际的信中说：“中国革命的春天已经到来了”。
（二）“作一个风雨晦暝中的晨鸡”——平民女校旧址
党的一大召开后不久，作为党中央执行局领导的陈独秀和李达感到，工人运动的发展迫切需要培养一批妇女干部去女工较集中的烟厂、纺织厂开展工作;同时，一批来自各地的革命同志，家属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缺乏谋生手段，难以维持日常生活。经商议，决定在上海创办女子学校。正巧1921年冬天李达寓所斜对面的南成都路辅德里632号A（今老成都北路7弄42、44号）二楼二底的旧式石库门房子急于出租。李达夫妇就用平时的稿费和工资的一部分，凑齐50元租下了这两幢坐北朝南、总面积为416平方米的房子。李达提出，就把这房子作为培养女干部的校舍，定名为“平民女学”。该校名义上以“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主办，实则为中共中央局直接创办，校长由李达担任。翌年2月，中共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在上海正式挂牌，《妇女声》和《民国日报》都刊登了招生广告。招生广告简明扼要地说明其宗旨：“本校是我们女子自己创办的学校，专在造就一班有觉悟而无力求学的女子，使其得谋生工具，养成自立精神。”陈独秀在《平民教育》一文中指出“教育是改造社会重要工具之一”，“唯希望新成立的平民女学校作一个风雨晦暝中的晨鸡！”
（三）中共第一张公开发行的中央机关报——《向导》发行所遗址
中共二大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回到中国，并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中共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为了实现中共的政治主张，陈独秀等人决定创办《向导》周报，同时决定由蔡和森担任主编。1922年9月，中共成立后第一张公开发行的中央机关报在上海正式创刊，发行所在老西门肇浜路兰发里（今复兴东路1047弄）3号，由一家名叫“光明印刷厂”的小厂印刷发行。陈独秀不仅为《向导》题写刊名，还撰写了发刊词。随着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所在地多次转移，《向导》发行所也频繁搬迁，先后迁至北京景山东街中老胡同1号、北京大学第一学院收发课转罗璈阶（即罗章龙）、上海英界上海大学杨志青、广州昌兴街28号、汉口英租界辅义里27号、上海宝山路宝山里（今宝山路403弄）等。5年中，该报不仅探索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任务，而且对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斗争形式、工农运动等基本问题作了分析，被誉为黑暗中国的“一盏明灯”、苦难同胞的“思想向导”。1927年中央迁回上海之后，郑超麟奉命恢复出版《向导》，他向瞿秋白提议即将出版的中央机关报不应再用《向导》这一名称，而应当改为《布尔什维克》，瞿秋白同意了。 （四）国共合作时期创办的第一所“红色学府”——上海大学遗址
坐落于西宝兴路青云路青云里（今青云路323号，已毁）的上海大学，前身是私立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在国共两党酝酿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时期，中共考虑由国民党出面筹办学校更加有利，于是邀请较有声望的国民党人于右任出任校长。为迅速打开局面，于右任请共产党人参与上海大学的创办。中共也希望通过开办上大，使之成为培养革命干部的一座熔炉，于是经李大钊推荐，邓中夏出任校务长。由于共产党人的殚精竭虑、呕心沥血，这所由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第一所文科大学被注入了革命的血液，迅速发展成为名家学者齐聚、深为青年学生仰慕的“红色学府”。为适应学校发展，校址便迁到了当时的公共租界西摩路132号的新校舍（今陕西北路342号南阳路口绿地，已拆），同时还租了斜对面时应里522—526号（今陕西北路299弄4—12号）的房子设立分部。该校学生在五卅运动中的杰出表现，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极大恐慌，1925年6月英国海军陆战队强行占领大学校舍，两个月后校址被迫临时迁至青云路师寿坊（今青云路167弄，已毁），后又搬至江湾镇附近。“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崇禧秉承蒋介石的旨意，突然派兵进驻江湾新校区，不少学生被捕，财产被抢劫一空，“赤色大本营”遭到封锁。
（五）为革命的青年作革命的指导——《中国青年》编辑部旧址
穿过繁华的淮海中路，沿着淡水路一路往前，是一片绿意盎然的绿地，在这郁郁葱葱的勃勃生机中，有一排透着老上海古朴气息的石库门房子，这便是《中国青年》编辑部旧址。1923年10月，刚上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恽代英受邓中夏之邀来到上海，除了出任上海大学教授外，便是主办《中国青年》这本团中央的机关刊物。创办之初，编辑部沒有固定的场所，信件也只能由辣斐德路186号（今复兴中路196号）通讯处转“但一”君（即恽代英）。1924年春，最终选定刚建成的萨坡赛路朱依里252号（今淡水路66弄4号）一幢坐北朝南的二层石库门住宅为编辑部所在地。当时底楼客堂是萧楚女的卧室;二楼客堂和亭子间为编辑室;三楼小阁楼是印刷室，条件极为简陋和艰苦。恽代英和萧楚女不仅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和学识涵养征服了一代青年，而且以饱满的革命激情投身于火热的斗争生活，迸发出独特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唤醒了睡梦中的青年。从创刊号上“政治太黑暗了”的浩叹，到最后1期“唯有暴动的争斗才真正是民众的争斗”的呐喊，该刊以惊世骇俗的战斗激情走过了灿烂的4年历程，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在中国青年运动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六）薄利小店做大红色书刊发行销售网——上海书店遗址
中共三大后，为了进一步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中央决定继人民出版社之后在上海成立第二家公开的出版发行机构，并选调绍兴女子师范学校教师徐白民来上海筹办。经过周密准备，1923年11月，在小北门外找到了一间店面，一楼一底，还有一间过街楼，店址为民国路振业里11号（今人民路1025号、1027弄1号）。这是一幢坐东朝西砖木结构的老式街面楼，门口挂着一块蓝底白字的搪瓷招牌，上书“上海书店”4个大字。楼上过街楼作为宿舍和党内活动的秘密场所，楼下布置为书店。店堂靠墙两边是定制的木质玻璃书橱，中间一个橱柜放置笔墨纸等文具。经郑超麟证实，这也许是我们党最早的“党产”。表面上看，这是一家普通的书铺子，实际上它却承担了1924年至1925年间马克思主义宣传的主要任务，党的所有对外宣传刊物都归上海书店印行。不久，书店来了位身穿长衫马褂、化名“杨杰”的“杨老板”，他就是出任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的毛泽民。从此，上海书店向外地发行书刊，开始由中央组织部所属的中央交通处通过党内的交通网运送。由于扩路，上海书店旧址现已被夷为平地，只留下一块模糊不清的石碑，安静地矗立在路边的绿茵中。
（七）亨昌里的暗夜明灯——《布尔什维克》编辑部旧址
八七会议之后，原来的中央机关报《向导》已无法恢复，瞿秋白等中央领导经过多次商讨，决定代之以《布尔塞维克》。“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位于虹口和老闸北一带的工人区不再安全，于是将目光投向了当时被英、法两国管治的上海西区，那里不受国民政府直接管制，有相对的出版自由，最终找到了静谧古雅而又隐蔽的愚园路亨昌里418号（今愚园路1376弄34号）的一栋民宅，一群年轻的共产党人迅速进入新的舆论宣传阵地。时任编委会主任的瞿秋白身着一席蓝色长衫，每周必来编辑部，同编委们围坐在一张八角麻将桌前，边搓麻将边商讨选题、筛选来稿和接见党内领导人的来访。编辑部还是中央领导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陈独秀曾在这里与瞿秋白秘密交谈了3天，而罗亦农则常住在编辑部机关楼上。《布尔塞维克》的出版虽然历经坎坷，但每篇文章的字里行间，蕴涵着共产党人的革命理想、信念及其志向，传递着革命的目标、任务和要求，使之成为土地革命时期党最重要的政治喉舌，宛如清风吹散了大革命失败后的阴霾，又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黑暗中摸索前行的共产党人。
（八）吹响以鲁迅为旗手的革命文学号角——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会址
为粉碎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潘汉年向各文化团体传达党的指示，明确中国革命文化运动应以鲁迅为旗手，成立一个新的革命文化团体，经过一番斟酌，最后打出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旗号。1929年10月，“左联”首次筹备会在四川北路998号“公啡咖啡馆”举行，周扬夫人充当周扬和鲁迅之间的联络员，她先陪周扬到“公啡”等候，再去内山书店请鲁迅。交谈时，周扬夫妇喝咖啡，鲁迅喝茶、含烟斗。次年3月，在中共的领导下，左联成立大会在窦乐安路233号（今多伦路201弄2号）中华艺术大学举行。会上，潘汉年代表中共作了重要讲话，鲁迅也提出了今后左翼文化运动的方向。这是“五四”以来中国革命文化运动发展的又一重要阶段，“普罗文学”口号的提出，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学发展新时期的形成。
（九）一代文化斗士弥留之际立下入党誓言——韬奋故居 《生活》周刊原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机关刊物，1926年由邹韬奋接手，并选址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444号过街楼为编辑部。在他的主持下，周刊渐渐转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着重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解决，反映群众疾苦和揭露社会的黑暗。1932年，《生活》周刊社和新成立的生活书店一起迁入环龙路环龙别业（今南昌路212号）2号。不久，生活书店单独迁往陶尔斐斯（今南昌路东段）48弄弄口。此时，邹韬奋已居住在吕班路万宜坊（今重庆南路205弄）54号，离生活书店很近，他几乎把时间全扑在工作上。他在这里主编《生活》周刊，并与胡愈之、杜重远等好友会晤聚谈。5年中，共出版期刊10种、图书近400种，在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下，为进步文化工作者开辟了战斗的阵地，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大众生活》成为救国运动坚强的舆论阵地，从而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敌视和追害，甚至三次出境避难。邹韬奋一生都在为中国的民族解放、民主政治、进步文化事业而奋斗不息，无愧是“中国的脊梁”。最后，一代文化斗士终于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弥留之际他曾立下入党誓言，后被追认为中共党员。
（十）新文化运动奠基人的最后寓所——鲁迅故居
新文化运动奠基人鲁迅一生中的最后9年，是在上海度过的。由于政治环境的险恶，鲁迅经常迁移寓所，外出避难。1927年10月鲁迅和许广平抵达上海后，来到英租界爱多亚路长耕里689号（今延安东路158弄）的“泰安栈”。5天后，又迁入文化界人士居住的闸北横浜路景云里23号（今横浜路35弄23号）。在这段生活期间，鲁迅思想日趋成熟，成为中共领导下的左翼文化运动的旗手。1930年5月，鲁迅搬入北四川路194号的拉摩斯公寓（今四川北路2093号A3楼4室）。一天深夜，他突然想到被国民党屠杀的左联烈士柔石衣袋里，还有自己抄写的一份合同，这可能会引来灾祸。在这危急关头，日本友人内山完造设法为鲁迅联系黄陆路30号（今黄渡路49弄5号）一家花园庄旅店作为避舍，全家前往那里躲避了39天。在此动乱的岁月，他不仅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还会晤了在上海治病的红军将领陈赓。“一·二八”战争爆发，拉摩斯公寓陷入战火之中，鲁迅不得不避居施高塔路（今山阴路11号）的内山书店。为了寻找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他又一次搬入施高塔路130号（今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的最后寓所。其间，国内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粉碎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斗争更加艰苦，但鲁迅对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始终深信不疑，瞿秋白、冯雪峰等共产党人多次到这里避难。他在祝贺长征胜利时说：“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他以笔作武器，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站在故居门外，只见一树石榴花正火一样伸出围墙，鲜艳夺目。
（十一）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怒吼——《义勇军进行曲》纪念地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耳熟能详的歌词与雄壮的旋律，在国歌纪念广场（荆州路151号）唱响。聂耳原名聂守信，因为耳朵敏锐，别人称他“耳朵先生”，他索性改名“聂耳”。在田汉的影响下，他参加了左联并开始了他们之间的合作。田汉在山海关路安顺里（今山海关路274弄）11号的家中奋笔疾书，为《风云儿女》影片创作主题歌词。聂耳看到后，爱国激情油然而生。他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1258号三楼居所内，琢磨着田汉的歌词，并很快谱写出雄壮的曲子。在赴日本避难前一天，他还到荆州路405号电通影业公司摄影棚试唱，一首表现中华民族刚强性格和豪迈气概的《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了！后来，又在徐家汇路1434号（今衡山路811号红楼）的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灌制了第1张唱片。影片制作完成后，在金城大戏院（今北京东路780号的黄浦剧场）首映，而它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很快响彻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被誉为抗战前线铿锵有力、震撼人心的旋律，成了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怒吼。
七、隐蔽战线斗争聚焦地
（一）烟纸店老板的特种经营——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厂旧址
五卅运动前后，中央急需开办地下印刷所，并决定调毛泽民来上海主持印刷厂的创建。1925年6月，第一个地下印刷机构“国华印刷所”开设在会文路125弄6号的一条弄堂里，为防周围环境的不测，在房外特意挂上“会文堂印书局”的招牌对外营业。但笨重的印刷机器却因时常出现一些险恶的苗子而不得不一再地搬迁，中兴路西会文路、闸北青云路青云桥、租界泥城桥鸿祥里以及新闸路忻康里（今东斯文里）都留下了它的足迹，而当时最大的“协盛印刷所”则在爱而近路（今安庆路）春晖里秘密创立，刊印党内刊物《中央通讯》和中央理论刊物《布尔塞维克》等。1931年端午节前后，钱之光摇身一变成了烟纸杂货店的“老板”，把印刷厂搬到了梅白克路（今新昌路）祥康里99号的街面房子。它是上海唯一保存完好的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厂旧址，正默默诉说着90多年前我党地下工作者的传奇经历。
（二）战斗在敌人心脏的“伪装者”——中共中央特科机关旧址
党要在国民党军警宪特和租界巡捕暗探密布的十里洋场站稳脚跟，必须及时掌握敌人的动向，打击叛徒特务的嚣张气焰。为此，中央决定在武定路修德坊6号（今武定路930弄14号）设立中共中央特科机关。这是1928年至1931年期间上演过多场惊心动魄战斗的地方。特科不仅从敌人营垒中将能为我所用的人拉出来，而且选择忠诚可靠而又精明能干的人打入敌人内部去。国民党中央驻沪特派员杨登瀛是陈赓部署在巡捕房里的一条重要内线，并特意为他在北四川路大德里对面过街楼上成立一个“国民党中央调查科驻沪办事处”，派女党员安娥做其秘书，一有情报就能及时抄送陈赓。同时，特科又派遣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先后打入国民党“中统”内部，获取各種重要情报，成为三把插入敌特机关利刃的“龙潭三杰”。顾顺章叛变后，其间往来电报，均为潜伏在徐恩曾身边的钱壮飞截获。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钱壮飞派自己的女婿至沪，抢在敌人之前向组织通报。这是一支活跃在隐蔽战线的传奇部队，他们是战斗在敌人心脏的“伪装者”，用一次次的“亮剑”行动，守护着中央机关的安全。 （三）“风语者”火种在四成里集结——中共中央无线电训练班旧址
为了加强中央与各地的通讯联络，中共六大专门讨论建立无线电通讯的计划，周恩来有意将自制、设置、保卫电台的艰巨任务交给中央特科无线电通讯科科长李强。1929年10月，中共歷史上第一座无线电台诞生于大西路福康里（今延安西路420弄）9号（今为“美丽园大厦”）。3个月后，李强带着自制的收发报机去香港九龙弥敦道建中转台，实现了中共首次远程无线电联络。当时的电文从香港发出，邓颖超在上海亲自译出中共历史上第一份电报，而所用的是周恩来发明的“豪密”。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中央需要与根据地、白区地下组织以及共产国际加强联络，这就要求培训更多的报务人员。于是，“风语者”火种在巨籁达路四成里（今巨鹿路391弄）12号集结，两扇厚重的黑漆木门上方悬挂了“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的招牌，而这个颇具“神秘”色彩的富商，就是代号“木匠”、不久前从苏联学习无线电专业归来的涂作潮。历经近百年岁月的洗礼，四成里旧址仍留下了过往的记忆，让每一位寻踪者在这里接受红色基因的传承。
（四）瑞兴坊的电台收到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消息——路易·艾黎旧居
在静安寺的西面，有一条幽静的愚园路，马路两旁种植着高大的法国梧桐，绿树掩映之下，坐落着一幢幢不同造型西式洋房。往西走到瑞兴坊即1315弄口，有一块铭牌标明该弄4号内，1932—1937年间曾经居住过一位新西兰作家和共产党员路易·艾黎（Rewi Alley）。艾黎经常深入工厂，直接接触底层群众，把自己的工作和感情生活全部消磨在有中国人居住的街巷里。他吃惊地发现这座被称为“东方巴黎”的繁华大都市背后隐藏着令人震惊的苦难。1933年，艾黎结识宋庆龄后，与潘汉年、冯雪峰等中共地下党建立了联系，从此他的政治生涯与中国革命发生传奇式的结合。由于他有任职租界工部局的洋人身份，加上愚园路地处幽静的上流社会环境，中共地下组织经常借此开展秘密工作，成为革命志士的接头点和避难所。顶楼的小房间里架设着共产国际中国组的秘密电台，两个德共年轻女党员保持着与长征中红军的联络。一天深夜，这里收到了红军到达陕北的消息，宋庆龄便召史沫特莱等外国友人来此为红军的胜利举杯祝贺。他还通过国际组织，为苏区购买药品，采购无线电器材，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患难与共，成为一名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事业的国际主义伟大战士。
（五）三层阁楼里发出永不消逝的电波——李白烈士故居
抗战胜利后，李白被组织从浙江调回上海，在黄陆路亚细亚里（今黄渡路107弄） 15号设立了电台。每当夜晚人们酣然进入梦乡时分，李白却悄悄地起床，把25瓦的灯泡拧下换成5瓦的，并在灯泡外面蒙一块黑布，再取一小纸片放在电键接触点上。零点一到，他首先向延安发出呼叫，让上海和延安之间架设起了一座“空中桥梁”。1948年12月，国民党特务通过分区停电的办法，侦察到我地下电台的位置。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展开，很多重要的军事情报急需及时报告中央，李白小阁楼里的收发报频率越来越高，需要把大量的“十万火急”的重要情报发往延安。最终，正当国民党特务在向自己逼近的危急关头，李白通过电台向延安党中央发出：“同志们，永别了！”这成了李白烈士最后悲壮的告别。这栋由陈云题写牌匾的西式建筑已经老旧，却仍让人感觉到了它的深邃和内涵。李白一生是短暂的，而他被革命精神和崇高信仰注入的力量，将化作一道道永不消逝的电波。
（六）“荣泰烟号”胖刘老板的秘密居所——刘长胜故居
上海西区愚园路81号是一幢饰有鹅卵石外墙的三层欧式建筑，这里曾经是时任上海局副书记刘长胜夫妇1946—1949年的住所，也是中共中央上海局的机关之一。为了掩护革命工作，刘长胜在常德路65号开办了一家“荣泰烟号”，在福煦路（今延安中路）916号开了一家“丰记米号”，经理是张承宗的弟弟张困斋，都是党的秘密联络站。刘长胜平时灰布长衫，圆脸上架着宽边圆眼镜，常常与周围邻居一起搓麻将，故有“麻将搭子刘胖”的美称。随着解放上海时刻的临近，上海局开始转入与中国人民解放军里应外合解放上海的战役。他们绘制了标有各种目标的地图，还筹集了必需的物资、武器、医药，给前线输血，做好人民解放战争的后勤保障。在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上，刘长胜“名列榜首”，但他们哪里知道，他一直安稳地住在愚园路这幢小楼里。解放上海前夕，他工作繁忙没回家，邻里的两姐妹惦记着“麻将搭子”哪里去了？等报纸来了方才知道——天哪，和解放军在一起的领导不就是隔壁的“山东大哥”吗？
（七）“为了忘却的纪念” ——龙华烈士陵园
龙华烈士陵园坐落在上海西南的龙华古镇（今龙华西路180号），与千年古刹龙华寺毗邻。入口广场上巍然耸立着一座“红岩石”，以特定的思想意蕴点出了陵园的纪念主题。龙华革命烈士纪念地在陵园东北角，这里曾经是囚禁和残杀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魔窟，遍地洒满了烈士的鲜血。走进这阴森森的旧址，历史的沉重感便留在斑驳的墙壁上，锁在大青石的镣铐中，藏在鲁迅先生“不敢”来看的桃花里。在百米长的弧形人造坡上，安息着自“五卅”运动以来近1700位革命烈士的英灵，它是国民党罪恶历史的见证，也是记载革命者高风亮节的丰碑。无名烈士墓有一座雕像用大地艺术的形式，表现了一个巨大有力的侧卧人物身躯，半埋于泥土，露出发达有力的脊梁，象征着无数烈士虽然已为民族而牺牲，却魂归祖国大地。前面供奉着一盏长明灯，表明烈士们生命之火不灭和革命精神永驻，而生存者只有纪念才不会忘却！
用历史的镜头回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幢幢留有昔日斑痕的石库门建筑，依然镌刻着过往血雨腥风的峥嵘岁月;一件件开天辟地的乾坤变革，有力见证着燎原星火在黑暗中被点燃和蔓延;一幕幕惊心动魄的亮剑行动，默默诉说着地下工作者的传奇历程;一个个承载红色内涵的初心故事，生动显示着共产党人忠于使命的奋力勇进;一曲曲震撼人心的革命旋律，强烈发出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怒吼。当下已经到了一个需要唤醒的年代，以唤起那些不该被时代忘却的记忆，而这需要继续寻踪，挖掘大批彪炳史册的革命纪念地，从而让每一位寻踪者在那里接受红色基因的接力和传承！
责任编辑 钱亚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