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4月5日，笔者到北京市昌平区“文革”物品收藏家刘平起家看他收藏的名人手札。在他众多的藏品中，一封华罗庚在“文革”期间致周恩来的“请求信”引起了笔者的注意。这封信是华罗庚于1967年在武汉写的，信是写在武汉东湖招待处信笺上的。信笺纸“文革”特色非常鲜明，共两张，每张纸的天头都有毛主席语录的中英文大红字。语录是：“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毛泽东。”地脚有“武汉东湖招待处”字样。全信内容如下：
　　敬爱的周总理：
　　我写这封信以万分迫切的心情，肯（应为“恳”）求您批准上海科司的要求，去上海和他们一起搞统筹方法的宣传推广工作。
　　主要设想是：
　　1．尝试破知识私有之私。运动前增（应为“曾”）初步做了把科学之法交给群众，现在更设想在共同学习的过程中，在若干行业中建立成工人队伍中自己讲授及灵活运用统筹方法的骨干力量。我们做他们的助手和学生。
　　2．步骤先在上海搞，先在已开始搞过的单位中物色对象，我们和他们一起准备讲稿。大致一月，然后由他们就其所在行业办训练班，我们做助手工作，并在普及的基础上共同提高。大致一、三个月后，可以有一批专业“讲师”了，然后在全国有需要的地区进行推广，务求在促进生产中能成为工人群众革命干部的一个组织生产的工具。
　　3．还准备了一些“平话”，在摸清需要后，把方法一一交给群众，并搜集资料为教学改革作参考。
　　4．生活力求朴素。请允许我住一椅、一桌、一床、一灯的房间，允许我改名换姓工作。
　　总之，觉得为了明年生产的特大跃进，先（应为“现”）在该动手了，从上海开始条件较好。
　　对我个人来讲，如能以我的不太长的一生为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做一个小小的注脚好了！为最大的满足，敬礼。
　　华罗庚
　　67，于武汉。
　　笔者问这封信的来历，刘平起说，是他前些年在北京南城柳村捡破烂的集散地收到的。这里是国务院各大部委处理废纸的地方，作为收藏者来讲，里面的好东西多得很。他收集的名人手札百分之八十都是在这里搞到的。
　　笔者将这封信拍照后，告别刘平起回到家中，即开始翻阅《周恩来年谱》，可是没有找到与这封信有关的信息。在《周恩来年谱》1970年3月4日这天有一条是这样写的：“就华罗庚来信反映其数学手稿被盗事批示国务院直属口党的核心小组和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负责人：首先，应给华罗庚以保护，防止坏人害他；次之，应追查他的手稿被盗线索，力求破案；再次，科学院数学所封存他的文物，请刘西尧（时任周恩来派到中国科学院的联络员）查清，有无被盗痕迹，并考虑在有保证的情况下，发还他；第四，华的生活已不适合再随科大去‘五七’干校或迁外地，最好以人大常委身份留他住京，试验他所主张的数学统筹方法。”
　　在华罗庚的《呕心沥血为人才》的回忆文章中，也未提及1967年这封信。华在文章中写道：“我永远不能忘记周总理几年来对我的关心、鼓励和支持，尤其值得怀念的是‘文化大革命’中最艰难的1970年。当时，周总理身处逆境，又万务丛集，但他却不顾个人安危和病体，仍然细致地、尽力地保护我，安排我的生活，关心我们把数学方法用于经济建设的工作。周总理最理解科学工作者的心情和疾苦，为科学家造就了深入实践的机会。在十年动乱中，要是没有总理的批示，我可能不是离开了人世，就是无所作为了。当时，我能和大家在一起，做出一些成绩，都应该归功于周总理的关怀。”
　　难道周恩来没有看到这封信？不应该啊，起码国务院是收到了这封信的，否则也不会从国务院的废纸堆中流出来。那为什么没有文字记载呢？笔者百思不得其解，这是一个疑点；二是，这封信为什么未落具体写作日期；三是，华罗庚到武汉干什么去了；四是，如果周恩来看过这封信，为什么没有批示？看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这一切都有待于知情者来解答。
　　这封信，还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位著名科学家的生存状况、科研状况。即便在那样恶劣的情况下，华还不忘自己的研究课题，不忘为国效力。为了争得自己的研究权利，可以当“助手”和“学生”，生活条件仅仅是“住一椅、一桌、一床、一灯的房间”足矣，甚至不惜“改名换姓”工作。身处逆境，却矢志不渝地忘我工作，华罗庚不愧为一代宗师和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