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清玉的腿”
　　东庄支部书记姓吕名清玉，正满四十岁。自小务农，是个正南巴北的庄稼人。他不但没有到过外省，连县界也没出过。抗日战争时期，参加民兵游击组，活动地区就在东庄附近。环境残酷的时候，游击组化成三两个人，个别时候还不得不单人活动，到外区落脚一夜两夜，可是绝大部分时间总离不开这个地区。后来这一带正式解放，进行了土地改革。他家里分得了四亩多地，加上原有的五几亩薄沙土地，又继续干庄稼营生。在互助组里，在以后的农业合作社里，都没有什么出色的事迹引起人们的注意，加上他的左胳膊有残疾，所以没有担任什么重要工作。直到一九五八年，他才被选进支部委员会，担任组织委员。前年冬季整风时候，绝大多数党员要选他，不少群众也提意见要他当支部书记，这样就被选成了支部书记。
　　关于他左胳膊残疾的事，也得介绍几句。一九四六年春季一个晚上，他们游击组的几个人在离东庄十来里的孙家窑村外，和敌人的两个便衣特务遭遇，常言说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他们恨不得一口吞吃了这两个家伙。根据原来的了解，四周并无敌情，不料情况临时起了变化，三十多个还乡团带着一股敌人武装，正悄声不响地从北面压过来，想偷袭孙家窑。枪一响，打死了一个特务，另一个扭头撒腿跑，他们紧后追赶，正好落入敌人的包围圈。打了十来分钟，凭着机智勇敢和地形熟悉，全部突围出来，只有吕清玉的左胳膊挂了彩。在后方我军医院里足足养了三月伤。伤好后，左胳膊还存留在他身上，只是伤了筋骨，完全失去了它的正常作用。往后吃饭、穿衣、种地、干活，就全靠他那只粗壮的右胳膊。一只胳膊做事，到底不及两只胳膊得劲，或许因为这个原因，他就充分发挥他的下肢作用。一个人这一部分机体失灵，就会使另一部分机体发达起来。瞎子眼看不见，耳朵却特别灵敏，哪怕你轻足走路，悄声讲话，他都能听得见;聋子耳朵听不见，眼睛却特别敏锐，你说话、打手势，他都能看得出你所表达的意思。
　　吕清玉没有什么明显的嗜好，一不抽烟，二不喝酒，这会儿人们都爱玩的扑克牌他也从没玩过。早先没有当干部的时候，除去晚上睡觉躺在炕上、开会蹲在地上、吃饭在家待一会儿以外，每天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地里干活。当了干部以后，这些情况都没有多大变化，只是多了一样，不使他的两条腿闲着。平常漫说家里难找到他，村里也很少看到他的影子。你打问吧，人们总是不假思索地答复一句：“上地里去找吧！”找到地里，又会听到这么一句话：“前时还在这儿来，这会儿谁知上哪儿了！”当你再找到别的地块上，人们又会告诉你：“刚还在来，可能上五队去了。”紧着跑到五队的地块，你照旧遇不到他的面，只会听到安慰你的一句惋惜的话：“你早来一步就碰上他了！”你就像追韩信一样地追吧，他可迈着他那多毛的滚圆的两条腿，到了这个队又去那个队，去了那个队又上另一个队。你追着他的屁股转吧。
　　人们说他喜好走路，他没有表示同意，也没有表示反对。这说法好像也有根据。当了干部，断不了去公社开会，有时候还得上县里开会。东庄离公社所在地有十来里路，离县城三十多里，每逢开会，他来来回回总是借助于他那两只有劲的腿子。这一带平原地区，差不多的生产大队干部，总有一辆自行车，有飞鸽的，有永久的，有白山的，有新的，有旧的，有的简直就是用各种牌号的零件七凑八凑凑起来的，不管怎么样，总得有一辆。如今这个地区，干部的必需物件中，自行车巳经成了重要的一项。你看吧，每逢公社召集生产大队的干部开会，从四面八方，大路上，小道上，一个个大队干部坐在自行车上，向公社所在地飞奔而来。只有像吕清玉这样的干部，迈着多毛的滚圆的双腿，甩着粗壮的右胳膊，拔步疾走。步行怎么也比不上骑车子快，为了赶路，常常汗流水泻的。有的人就对他笑着说：“支书，你怎么不装备一下呢？”吕清玉摸不着头脑地问：“装备个啥？”“来一辆自行车骑嘛，钱留着不会下儿子呀！”吕清玉微微笑一下，哼哼两声，只顾走他的。脑袋里好象连购置一辆自行车的念头也不转一转。
　　前任支书张世昌，不管大会做报告，小会发言，很有两下子，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有个下乡的大学教授替他在大队办公室里装置了个土麦克风，每逢布置生产什么的，他就把嘴凑在土麦克风跟前，通过安置在各队的扩音喇叭，一桩桩、一件件地送到社员耳朵里去。吕清玉和张世昌正反个过儿，尽管他干了什么值得受人称赞的事，在人面前他却说不出口，大会上做报告什么的，更是难于上天。不用说，自从他当了支部书记，人们一次也没有听到从土麦克风里传出什么声音来，社员们只是在田野里看到他大而轻快的脚步，在地头上见到他紫红色的面孔。东庄好事的人就给编了这样两句言辞：
　　“张世昌的嘴，吕清玉的腿。”
　　一个怪人
　　东庄是个五百多户人家的大村，左弯右拐地打问了半天，才找到大队办公室。我一口气奔进上房，屋里却空空荡荡，半个人影也没有，靠墙桌上除电话机之外，还有个圆头长腿的物件，盖满灰尘，好象沉睡多年的样子，这可能就是张世昌的土麦克风。正自猜想，忽听西耳房里有响动，急忙走向西房，探头观看，见一个穿蓝褂的青年，袖子挽到半胳膊上，扶着一个小瓷盆，聚精会神地注目观看小瓷盆里被浸湿的泥土;过了一阵儿，又双手掬着瓷盆摇晃了十几下，接着拔去瓷盆底边的漏管堵塞，从湿土里渗下的水滴滴搭搭地漏进另一个小瓷盆里。我又好奇又纳闷地瞧了十来分钟，那青年一心掇弄他的，好象根本没有觉察到有人来到这屋里。我等得不耐烦了，故意擦响脚步，向他身边走了两步。从他肩头微微一抖颤的动作看来，他无论如何已经发觉了，可是他伏在小瓷盆上的头仍然没有抬起来。我只好开口问：“你这是干什么？”青年才侧转脑袋，“唔”了一声说：“没，没干什么。”从他面部的侧影可以看出，好象什么秘密被人看破，又不好意思，又不高兴。“你不是明明在……打算栽什么花吗？”那青年又“唔”了一声。我又问：“还是实验什么作物？”那青年又“唔”了一声。遇上这么一个粘粘巴巴的人，我心里真不是滋味。“你到底想干什么？”他才站起来，手往后一撇，说：“看看这些土……”我顺他向后撇的手一望，才注意到靠墙当做木架子用的长条板凳，并排摆着十来个盛土的小瓷盆，不禁失声笑了：“成天跟土坷垃打交道，还没看够！”那青年瞟了我一眼，很不乐意地说了一句：“我，我没看够。”我不愿在这上面和他纠缠，就换个话题，问他担任什么工作，他说担任会计工作。我心里话：“无怪乎，准是常不下地劳动的！”就用批评的口吻说：“当会计有会计的业务，再说也应该下地去劳动，你倒有闲工夫鼓捣这个！”那青年又瞟我一眼：“这也是支部书记给我的工作任务。”“你们的支部书记在哪儿？”“这我可说不上他上哪儿了。”我又想笑，又想生气，只好转身出来。一面想：“这可真是什么蔓结什么瓜，没见到支部书记，先看到这么一个怪人，想来支部书记八成也是这么怪气！”（《力原》首发《河北文学》1961年第2期，本文为精彩片段摘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