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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艺》:2009年是上海电影集团60周年,也是你个人在上影的第6年,你怎么看集团这几年来的发展?
任仲伦:我来上影6年,前3年主要是在调整中发展,后3年是在发展中调整。
2003年刚来的时候,全国电影票房还不到10亿元。上影作为一个老牌企业,也面临着很多困难。上海电影几十年的历史,既给我们带来了无数光荣,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巨大压力。加之当时整个中国电影的行业形势不太好,所以一开始我们主要以调整为主,在调整中求发展,突然开快车,老牌企业容易解体。最初我们的主要问题还是改制,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都花在了这上面。之前我也去好莱坞考察,站在洛杉矶的街上,看到他们的公司都在四五层的小楼里,也不是很豪华,但里面汇集了全球最有创意的一批人。当时我信心满满,结果一回来就给“家务事”搞得焦头烂额。尽管有困难,我们坚持了我们的战略目标,努力把产业聚拢起来。当时我觉得一定要人穷志不短——人穷志短其实是不会觉得穷的。每天给你10块钱,活下去也够了。早上3块钱,中午3块钱,晚上3块钱,睡觉前突然发现自己还多了1块钱,说不定还觉得特别富裕。但如果人穷志不短,你就会觉得特别穷,因为你只有10块钱,却想干100块的事,永远觉得缺90块钱。在你去寻找那90块钱的过程中,你就可能找到9万块甚至是900万。
《综艺》:民营企业那边现在也有一些新的发展,比如华谊今年成功上市。你觉得未来国有和民营企业的竞合趋势会如何?
任仲伦:任何一个行业,如果利润率低于社会平均利润,大家是不会挤在这里的。电影业竞争加剧,恰恰说明这个行业在目前或者是可预期的未来是好的。在这个过程中,以华谊兄弟为代表的民营企业的崛起,对国有企业的刺激是正面的。我们在打量别人的时候也知道了自己的优势和弱点在哪里,然后取长补短。其实民营企业对国有企业是有很大推动力的,让我们看到了发展的另一种模式和可能。从本质上讲,一家独霸天下都是不可能的,行业里一定要有几个优势企业,在良性竞争的情况下互相促进的——这也是最理想的。
作为国有企业,我们最大的优势还是整体产业链的竞争力,在某些单项上我们可能不及某些公司,但从整体资源和实力来讲,上影毫无疑问是中国一流的。其实我们在2003年就意识到这一点,当时批评我们这些国有电影企业,批评得很厉害,说是中国电影界老的四大家族,要让位于以民营为代表的新的四大家族。为此还有国有厂厂长约我去中宣部告状的。我说那没有必要,因为当时国有电影企业确实不景气。但我们也不是一无是处,我们对自己有基本的判断和自信——国家50多年在上海投的电影资源都在上影名下,这个资源过去是沉默的,但我们改革就是要让它重新活跃起来。解放思想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当时,在对上影干部进行危机教育时,我讲了一个观点,叫 “新龟兔赛跑”:国有企业因为有重负,好比是乌龟。过去电影跑道上都是国有企业在比赛,就好像乌龟和乌龟竞赛。但到了世纪之交,跑到开放了,民营资本、海外资本这些兔子都进来跑了,那乌龟该怎么比?尽管有人断言,乌龟们会彻底失败!事实说明,乌龟有死去的,兔子也有死去的。但是,活下来的都是强大的。
《综艺》:在上影近年来的发展战略中,开放和合作似乎占了很大比重。
任仲伦:我常说,要水涨船高不要水落石出。上影这条船,有各种水进来才能浮起来,要是水落了,就剩你一块石头,有什么意思?开放合作是上影发展的基本姿态。合作重要的不单是结果,还有过程。国有企业对外合作时,只要用心,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慢慢就能与国际接轨了。我们以前和华纳谈影院合作,一路都挺顺利,但最后他们说他们的LOGO有知识产权,按规定要收票房的千分之三作为版权费。他们也没办法,因为公司有专门规定,美国企业在法律上也特别严密。结果谈判就遇到了僵局。如果因为这个事,把持续了几年的谈判搁置,肯定不合适,但我们确实很难接受,后来想了个办法,就是把我们的厂标也挂上去,算千分之二的版权费,对方同意了。类似这样的事,在合作中很多很多。
《综艺》:你上任时曾说,用五到六年复兴上影。到2009年为止,上影的发展达到你的预期了吗?
任仲伦:今年是上影成立六十周年。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发来贺信和贺电给予鼓励。李长春在贺信中说:“上影为我国电影行业的改革发展创造了成功的经验”。这给我们鼓舞,同时更是鞭策。最近我经常跟员工讲两句话:一是上影进步很快,但问题还很多;第二,大家很辛苦,但是没有白辛苦。6年来上影发展很快,但离现代影业集团的的目标还有距离。比如,高端创作人才聚集还不够,制片人队伍建设也要跟上。2009年以后,我们确定上影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多片种的原创能力与跨区域的市场竞争力。这需要我们从过去以创作人才为本的状况,转为以创作人才和经营人才为共同主体。人才是影视企业健康发展最核心的保障。“企”就是上面一个“人”,下面一个“止”——拿掉了人,企业发展就停止了。尤其是电影业,完全是一个创意产业,人的创造力就是最强的竞争力。
《综艺》:摆在上影面前的另一个重要课题就是上市,听说已经确定了整体上市方案?
任仲伦:是这样的。我们筹备上市是上影的主业上市。在国际上,这一行业上市的大多是产业链完整的企业,单一的制片公司很少。因为后者风险很大,今天赚1亿,明天可能赔2亿。而前者可以保证企业的稳定发展。就目前电影业而言,如果没有其他产业支撑,单一的制片,钱还真不容易花出去,因为回收会很难嘛。我们现在的重点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建设现代影业集团。说白了,就是完成从传统制片厂向现代影业集团的转变。具体说,一是逐步开放股权,寻找战略投资者;在战略合作上,我们强调资源比资金更重要的理念。二是进一步整合4大板块业务:多片种的制片体系,跨区域的市场体系,高水准的技术服务体系,有影响的电影传媒体系等;三是加快上影三大物理形态建设:上海电影大厦、车墩影视基地和佘山现代影视制作园区,进一步完善产业链,为上市公司打一个扎实的基础。光靠编故事圈钱的时代结束了,企业需要实绩和实力。
《综艺》:6年来,作为上影的掌舵人,你对上影而言是一个重要存在。将来你离开这个位置时,你希望上影是个什么模样?
任仲伦:我们的目标很清楚:就是建设产业链完整、多片种繁荣、创作生产能量领先、市场占有率领先、国际影响力领先的中国现代影业集团。为此,我们努力了,并希望看到这个目标在我们手中实现。
当初我上任的时候就想,能有机会实践我对于电影的理想也是挺快乐的事。因此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也没有动摇过——虽然时刻都在自我反省。我把人生看成是一个旅行者,会经历繁华城市风景,也会走过穷山恶水,但只要是你自己选择的,那么你就应承受任何困难,留下自己的奋斗足迹。
任仲伦:我来上影6年,前3年主要是在调整中发展,后3年是在发展中调整。
2003年刚来的时候,全国电影票房还不到10亿元。上影作为一个老牌企业,也面临着很多困难。上海电影几十年的历史,既给我们带来了无数光荣,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巨大压力。加之当时整个中国电影的行业形势不太好,所以一开始我们主要以调整为主,在调整中求发展,突然开快车,老牌企业容易解体。最初我们的主要问题还是改制,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都花在了这上面。之前我也去好莱坞考察,站在洛杉矶的街上,看到他们的公司都在四五层的小楼里,也不是很豪华,但里面汇集了全球最有创意的一批人。当时我信心满满,结果一回来就给“家务事”搞得焦头烂额。尽管有困难,我们坚持了我们的战略目标,努力把产业聚拢起来。当时我觉得一定要人穷志不短——人穷志短其实是不会觉得穷的。每天给你10块钱,活下去也够了。早上3块钱,中午3块钱,晚上3块钱,睡觉前突然发现自己还多了1块钱,说不定还觉得特别富裕。但如果人穷志不短,你就会觉得特别穷,因为你只有10块钱,却想干100块的事,永远觉得缺90块钱。在你去寻找那90块钱的过程中,你就可能找到9万块甚至是900万。
《综艺》:民营企业那边现在也有一些新的发展,比如华谊今年成功上市。你觉得未来国有和民营企业的竞合趋势会如何?
任仲伦:任何一个行业,如果利润率低于社会平均利润,大家是不会挤在这里的。电影业竞争加剧,恰恰说明这个行业在目前或者是可预期的未来是好的。在这个过程中,以华谊兄弟为代表的民营企业的崛起,对国有企业的刺激是正面的。我们在打量别人的时候也知道了自己的优势和弱点在哪里,然后取长补短。其实民营企业对国有企业是有很大推动力的,让我们看到了发展的另一种模式和可能。从本质上讲,一家独霸天下都是不可能的,行业里一定要有几个优势企业,在良性竞争的情况下互相促进的——这也是最理想的。
作为国有企业,我们最大的优势还是整体产业链的竞争力,在某些单项上我们可能不及某些公司,但从整体资源和实力来讲,上影毫无疑问是中国一流的。其实我们在2003年就意识到这一点,当时批评我们这些国有电影企业,批评得很厉害,说是中国电影界老的四大家族,要让位于以民营为代表的新的四大家族。为此还有国有厂厂长约我去中宣部告状的。我说那没有必要,因为当时国有电影企业确实不景气。但我们也不是一无是处,我们对自己有基本的判断和自信——国家50多年在上海投的电影资源都在上影名下,这个资源过去是沉默的,但我们改革就是要让它重新活跃起来。解放思想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当时,在对上影干部进行危机教育时,我讲了一个观点,叫 “新龟兔赛跑”:国有企业因为有重负,好比是乌龟。过去电影跑道上都是国有企业在比赛,就好像乌龟和乌龟竞赛。但到了世纪之交,跑到开放了,民营资本、海外资本这些兔子都进来跑了,那乌龟该怎么比?尽管有人断言,乌龟们会彻底失败!事实说明,乌龟有死去的,兔子也有死去的。但是,活下来的都是强大的。
《综艺》:在上影近年来的发展战略中,开放和合作似乎占了很大比重。
任仲伦:我常说,要水涨船高不要水落石出。上影这条船,有各种水进来才能浮起来,要是水落了,就剩你一块石头,有什么意思?开放合作是上影发展的基本姿态。合作重要的不单是结果,还有过程。国有企业对外合作时,只要用心,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慢慢就能与国际接轨了。我们以前和华纳谈影院合作,一路都挺顺利,但最后他们说他们的LOGO有知识产权,按规定要收票房的千分之三作为版权费。他们也没办法,因为公司有专门规定,美国企业在法律上也特别严密。结果谈判就遇到了僵局。如果因为这个事,把持续了几年的谈判搁置,肯定不合适,但我们确实很难接受,后来想了个办法,就是把我们的厂标也挂上去,算千分之二的版权费,对方同意了。类似这样的事,在合作中很多很多。
《综艺》:你上任时曾说,用五到六年复兴上影。到2009年为止,上影的发展达到你的预期了吗?
任仲伦:今年是上影成立六十周年。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发来贺信和贺电给予鼓励。李长春在贺信中说:“上影为我国电影行业的改革发展创造了成功的经验”。这给我们鼓舞,同时更是鞭策。最近我经常跟员工讲两句话:一是上影进步很快,但问题还很多;第二,大家很辛苦,但是没有白辛苦。6年来上影发展很快,但离现代影业集团的的目标还有距离。比如,高端创作人才聚集还不够,制片人队伍建设也要跟上。2009年以后,我们确定上影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多片种的原创能力与跨区域的市场竞争力。这需要我们从过去以创作人才为本的状况,转为以创作人才和经营人才为共同主体。人才是影视企业健康发展最核心的保障。“企”就是上面一个“人”,下面一个“止”——拿掉了人,企业发展就停止了。尤其是电影业,完全是一个创意产业,人的创造力就是最强的竞争力。
《综艺》:摆在上影面前的另一个重要课题就是上市,听说已经确定了整体上市方案?
任仲伦:是这样的。我们筹备上市是上影的主业上市。在国际上,这一行业上市的大多是产业链完整的企业,单一的制片公司很少。因为后者风险很大,今天赚1亿,明天可能赔2亿。而前者可以保证企业的稳定发展。就目前电影业而言,如果没有其他产业支撑,单一的制片,钱还真不容易花出去,因为回收会很难嘛。我们现在的重点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建设现代影业集团。说白了,就是完成从传统制片厂向现代影业集团的转变。具体说,一是逐步开放股权,寻找战略投资者;在战略合作上,我们强调资源比资金更重要的理念。二是进一步整合4大板块业务:多片种的制片体系,跨区域的市场体系,高水准的技术服务体系,有影响的电影传媒体系等;三是加快上影三大物理形态建设:上海电影大厦、车墩影视基地和佘山现代影视制作园区,进一步完善产业链,为上市公司打一个扎实的基础。光靠编故事圈钱的时代结束了,企业需要实绩和实力。
《综艺》:6年来,作为上影的掌舵人,你对上影而言是一个重要存在。将来你离开这个位置时,你希望上影是个什么模样?
任仲伦:我们的目标很清楚:就是建设产业链完整、多片种繁荣、创作生产能量领先、市场占有率领先、国际影响力领先的中国现代影业集团。为此,我们努力了,并希望看到这个目标在我们手中实现。
当初我上任的时候就想,能有机会实践我对于电影的理想也是挺快乐的事。因此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也没有动摇过——虽然时刻都在自我反省。我把人生看成是一个旅行者,会经历繁华城市风景,也会走过穷山恶水,但只要是你自己选择的,那么你就应承受任何困难,留下自己的奋斗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