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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木版年画和日本浮世绘都是在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术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两者都是极具民族特色的民间美术，他们既有许多共性，也有许多不同。中国传统木版年画的发展是呈横向扩展型的发展方式，而日本浮世绘是呈纵向替代式的发展，造成这种差异不仅仅是某一方面的原因，而是由多方因素的结果，我们从两国当时社会的文化、社会协作关系以及两国的民族性格人手分析，才能清晰的看清他们不同发展模式的根源。
一、两国民族性格的差异
1、中国的民族性格
中国有较易于隔离的地理环境。东面临海，西北横亘沙漠，西南有世界上最大的青藏高原。这种内部回旋余地又相当开阔的环境，使中国没有向外部拓展的野心，养成了含蓄的民族性格。早熟的农业文明，周边地区的落后，使中国人不愿主动与外部世界打交道。“中国文明发展到清初，到达了极点，自以为四海之内，惟我独尊，闭锁的心态使外来的一切，毫无心理准备去接受，老大与僵固，封锁了中国人向外学习的能力。”中国的地理环境从而使国人容易滋生稳定与自信、从容与安祥的性格，这种性格在传统民间年画中就自然的表现为了构图上对称性与圆满式。
2、日本的民族性格
日本国土面积较小，加上地质气象灾害不断，日本人常常处在警觉的状态下。这样的地理环境很难造就一个民族开朗的性格，从而形成了日本民族性格的特点：危机意识、认真细致。当然这种岛国根性的形成需要多种历史条件的合力，而且与其开化程度、对外交往的历史传统和宗教观念有紧密的关联。生活在这样自然环境中的日本人，养成了保持处惊不乱的才能。我们自然会发现他们在浮世绘构图中忌讳单调的排列，而是体现出不平衡之美。
二、从两国文化的基本形态上看
1、“内核文化”与“外缘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基本形态是中华民族以整合儒、佛、道文化为主流主体结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形态表现如下：首先是具有悠远性和独创性。其次是具有多样性和包容性。最后是保守性和狭隘性。正如盛邦和在《内核与外缘——中日文化论》中说：“内核文化（即中国文化）具有‘古老性’、‘单一性’与‘自生性’诸特性。内核文化的这些特点，决定它具有对旧传统的强大‘记忆力’、对新文化的巨大‘抵抗力’与对异文化的强势‘同化力’，而外缘文化即日本文化则具有‘年轻性’等特性。它缺乏内核文化那样强大的抵抗力’，于是在文化更新的道路上迈出了轻捷的步伐。”
2、基本文化形态的差异
从中国传统木版年画的发展来看，木版年画是从中国雕版印刷术发展起来的它是具有原创性的，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展，北宋套色技术的出现，为木版年画提供了制作的技术条件。到了明朝天启年间，其内容和功能也不断丰富。到清代，年画发展到高峰。由于“内核文化”具有“单一性”的特点决定了它对新文化的“抵抗能力”。表现在对西洋绘画只是表面上的模仿，如桃花坞年画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一段时间，开始吸收西方铜版画的一些排线技法、透视，但这种吸收只是表面上的模仿，对其构图基本还是沿用传统的构图模式。
而“外缘文化”日本，随着中日文化的交流，明清版画通过日本的长崎传人，直接影响了之后的日本浮世绘的出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日本浮世绘是在明清版画的传人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由于“外缘文化”的特点是其在“拿来”的基础之上又进行了改造，大约在宽保年间，一些出版家和艺术家“可能他们学到了中国套色印刷专门书写用纸的法子，开始是在黑白版上增加了几种颜色，一种颜色有一块木版来印，这些木版都用一个标识所谓‘见当’（即对版线）来校正，使彼此完全保持正确整齐。”
3、民间学问观的不同
一个社会的人们世代积累的知识、智慧、文化，就是通过学问的传承而得以继承和发展的。一个社会把什么知识视为有价值的学问，对学问的内容和结构怎样界定，是由学问在人们实际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在当时中日两国，虽然都分为士、农、工、商四民阶层，而中国讲究“万般皆下品，为有读书高”。在明清时期的中国如石成金在其著作《传家宝》中所说：“天下之书极多，予意约分四等”，即：第一等，“如《四书》本经以及得意好文，嘉言法语，必须读而又读，熟记于心，更须时加温习，不可少有遗忘。”第二等，“后贤讲解，历代史鉴，以及事实典记，则选其语句紧要者记之，余则熟看，不必尽读，亦不能尽读也。”第三等，“若韵府、韵端、字汇、经济、医药、技艺等书，看完存之，以备稽考。”第四等，“下而至于俚俗杂书，淫艳词曲，其中不独并无学问，而且伤风败俗，摇惑人心。凡遇此等书，见之即付水火，不必入目。”由上可见，至于实学技艺，虽然可能在实际生活中有用，但却不列于科举，因此被称为“末技”。
而在日本，人们把应当学习的知识学问统分为“学问”与“技艺”（或称“艺术”）两类：第一类：书本上的“学问”。指中国“经史子集”等汉籍，以及日本的古代史书（即和学）。至于它们的本末次序，则是“学问专以四书六经，并应及于史学与诸子。”第二类：“日用技艺”。指“艺术为应学之六艺文武之法。六艺，乃无论贵贱不可不知之日用技艺也。”在江户时代的日本“学问”和“技艺”是处于平等地位的，作为人们应当学习的两类基本知识，并且在当时日本的社会中民众重“技艺”而轻“学问”，因为“技艺”是和他们生活有密切关系的日用技能。
三、从社会协作关系上看
1、明清时期中国的社会协作关系
在明清时期中国传统手工业是以家庭劳动为基础的小农和小手工业者，农民以家庭为单位从事手工业，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业称为亲族社会协作关系，这种社会协作关系强调“孝”。整个协作关系是以血缘为纽带的。正如民间对手工艺传承有这样的说法“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协作关系大大的阻碍了手工业的发展和传承。
2、江户时代日本的社会协作关系
在日本，“家”是日本文化的基质，社会只不过是“家”的放大体（家制度体），也是一个纵式组织形式。中国的“家”具有重血缘关系的特征；而日本的血缘观念已被大大削弱。他们为了保证“家”的延续，他们会把完全无血缘关系的人吸收到“家”里来；把血缘关系放在较次要位置，比较重视地缘关系，社团关系和业缘关系。这种家族主义形成了日本非亲族协作型的社会，强调“忠”和“义理”，表现为集团内的团结协作。正是这种协作关系使日本人在技术改进、创新中总是集团利益为出发点来进行协作。最初的浮世绘仅用墨刷及简单的色彩是印刷上的主要缺点，他们团结协作去分析中国套色印刷的书写用纸，在这样的研究下才发明了“红折绘”。“这些铜版画的技术，尤其是其中透视法的规律，对那时期的日本画家们发生了一定的影响”正如浮世绘中的“丹绘”、“红折绘”、“锦绘”等技术革新都是通过社会协作来完成的，而非某一个人或某家人来完成的。从而加强了协作能力，为日本浮世绘的发展起到促进的作用。
由此可见，我们可以看出以上差异导致了中国传统木版年画和日本浮世绘的不同发展模式的原因。也可以让我们一起思考中国传统木版年画和日本浮世绘在今后的发展。
一、两国民族性格的差异
1、中国的民族性格
中国有较易于隔离的地理环境。东面临海，西北横亘沙漠，西南有世界上最大的青藏高原。这种内部回旋余地又相当开阔的环境，使中国没有向外部拓展的野心，养成了含蓄的民族性格。早熟的农业文明，周边地区的落后，使中国人不愿主动与外部世界打交道。“中国文明发展到清初，到达了极点，自以为四海之内，惟我独尊，闭锁的心态使外来的一切，毫无心理准备去接受，老大与僵固，封锁了中国人向外学习的能力。”中国的地理环境从而使国人容易滋生稳定与自信、从容与安祥的性格，这种性格在传统民间年画中就自然的表现为了构图上对称性与圆满式。
2、日本的民族性格
日本国土面积较小，加上地质气象灾害不断，日本人常常处在警觉的状态下。这样的地理环境很难造就一个民族开朗的性格，从而形成了日本民族性格的特点：危机意识、认真细致。当然这种岛国根性的形成需要多种历史条件的合力，而且与其开化程度、对外交往的历史传统和宗教观念有紧密的关联。生活在这样自然环境中的日本人，养成了保持处惊不乱的才能。我们自然会发现他们在浮世绘构图中忌讳单调的排列，而是体现出不平衡之美。
二、从两国文化的基本形态上看
1、“内核文化”与“外缘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基本形态是中华民族以整合儒、佛、道文化为主流主体结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形态表现如下：首先是具有悠远性和独创性。其次是具有多样性和包容性。最后是保守性和狭隘性。正如盛邦和在《内核与外缘——中日文化论》中说：“内核文化（即中国文化）具有‘古老性’、‘单一性’与‘自生性’诸特性。内核文化的这些特点，决定它具有对旧传统的强大‘记忆力’、对新文化的巨大‘抵抗力’与对异文化的强势‘同化力’，而外缘文化即日本文化则具有‘年轻性’等特性。它缺乏内核文化那样强大的抵抗力’，于是在文化更新的道路上迈出了轻捷的步伐。”
2、基本文化形态的差异
从中国传统木版年画的发展来看，木版年画是从中国雕版印刷术发展起来的它是具有原创性的，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展，北宋套色技术的出现，为木版年画提供了制作的技术条件。到了明朝天启年间，其内容和功能也不断丰富。到清代，年画发展到高峰。由于“内核文化”具有“单一性”的特点决定了它对新文化的“抵抗能力”。表现在对西洋绘画只是表面上的模仿，如桃花坞年画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一段时间，开始吸收西方铜版画的一些排线技法、透视，但这种吸收只是表面上的模仿，对其构图基本还是沿用传统的构图模式。
而“外缘文化”日本，随着中日文化的交流，明清版画通过日本的长崎传人，直接影响了之后的日本浮世绘的出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日本浮世绘是在明清版画的传人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由于“外缘文化”的特点是其在“拿来”的基础之上又进行了改造，大约在宽保年间，一些出版家和艺术家“可能他们学到了中国套色印刷专门书写用纸的法子，开始是在黑白版上增加了几种颜色，一种颜色有一块木版来印，这些木版都用一个标识所谓‘见当’（即对版线）来校正，使彼此完全保持正确整齐。”
3、民间学问观的不同
一个社会的人们世代积累的知识、智慧、文化，就是通过学问的传承而得以继承和发展的。一个社会把什么知识视为有价值的学问，对学问的内容和结构怎样界定，是由学问在人们实际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在当时中日两国，虽然都分为士、农、工、商四民阶层，而中国讲究“万般皆下品，为有读书高”。在明清时期的中国如石成金在其著作《传家宝》中所说：“天下之书极多，予意约分四等”，即：第一等，“如《四书》本经以及得意好文，嘉言法语，必须读而又读，熟记于心，更须时加温习，不可少有遗忘。”第二等，“后贤讲解，历代史鉴，以及事实典记，则选其语句紧要者记之，余则熟看，不必尽读，亦不能尽读也。”第三等，“若韵府、韵端、字汇、经济、医药、技艺等书，看完存之，以备稽考。”第四等，“下而至于俚俗杂书，淫艳词曲，其中不独并无学问，而且伤风败俗，摇惑人心。凡遇此等书，见之即付水火，不必入目。”由上可见，至于实学技艺，虽然可能在实际生活中有用，但却不列于科举，因此被称为“末技”。
而在日本，人们把应当学习的知识学问统分为“学问”与“技艺”（或称“艺术”）两类：第一类：书本上的“学问”。指中国“经史子集”等汉籍，以及日本的古代史书（即和学）。至于它们的本末次序，则是“学问专以四书六经，并应及于史学与诸子。”第二类：“日用技艺”。指“艺术为应学之六艺文武之法。六艺，乃无论贵贱不可不知之日用技艺也。”在江户时代的日本“学问”和“技艺”是处于平等地位的，作为人们应当学习的两类基本知识，并且在当时日本的社会中民众重“技艺”而轻“学问”，因为“技艺”是和他们生活有密切关系的日用技能。
三、从社会协作关系上看
1、明清时期中国的社会协作关系
在明清时期中国传统手工业是以家庭劳动为基础的小农和小手工业者，农民以家庭为单位从事手工业，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业称为亲族社会协作关系，这种社会协作关系强调“孝”。整个协作关系是以血缘为纽带的。正如民间对手工艺传承有这样的说法“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协作关系大大的阻碍了手工业的发展和传承。
2、江户时代日本的社会协作关系
在日本，“家”是日本文化的基质，社会只不过是“家”的放大体（家制度体），也是一个纵式组织形式。中国的“家”具有重血缘关系的特征；而日本的血缘观念已被大大削弱。他们为了保证“家”的延续，他们会把完全无血缘关系的人吸收到“家”里来；把血缘关系放在较次要位置，比较重视地缘关系，社团关系和业缘关系。这种家族主义形成了日本非亲族协作型的社会，强调“忠”和“义理”，表现为集团内的团结协作。正是这种协作关系使日本人在技术改进、创新中总是集团利益为出发点来进行协作。最初的浮世绘仅用墨刷及简单的色彩是印刷上的主要缺点，他们团结协作去分析中国套色印刷的书写用纸，在这样的研究下才发明了“红折绘”。“这些铜版画的技术，尤其是其中透视法的规律，对那时期的日本画家们发生了一定的影响”正如浮世绘中的“丹绘”、“红折绘”、“锦绘”等技术革新都是通过社会协作来完成的，而非某一个人或某家人来完成的。从而加强了协作能力，为日本浮世绘的发展起到促进的作用。
由此可见，我们可以看出以上差异导致了中国传统木版年画和日本浮世绘的不同发展模式的原因。也可以让我们一起思考中国传统木版年画和日本浮世绘在今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