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10月份,您在丹麦开会的时候,受到了很高的国际评价,而当您回国,下了飞机便有记者就袁伟民书中提到的事情发问,您只是说了句“你信吗?”当时是不是有一点点无奈?
　　何振梁:任何人碰到这样的事,都会感到意外。国际奥委会对我20多年来所做的工作非常认可和肯定,赞扬的声音也很多。一回国听到这个事情,就觉得反差特别大,我想,国外那么多人肯定我为奥林匹克、为中国所做的事情,怎么国内却有人写这样一本书啊!你可以不表扬我,不肯定我,对我个人的毁和誉都无所谓,但这涉及到党和国家的形象,涉及到我对国家的忠诚,涉及到我的人格,那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我必须把真相告诉大家。
　　当时我也并不是感到“无奈”。因为我对自己有信心。只是无法理解写那样的书,其动机何在?
　　
　　《小康》:北京第二次申办奥运会,取得了輝煌的胜利,但是《袁伟民与体坛风云》那本书说您没有维护国家的利益,执意要和金云龙联署,差点对北京申奥造成负面影响。
　　何振梁:关于这个问题,前面我已经说清楚了,不想再重复。那本书还暗示我得到了金云龙的好处,我一听都笑了,这值得一驳吗?上世纪八十年代奥运会申办正热的时候,有的申办城市在底下做小动作。盐湖城丑闻揭发后,国际奥委会里有的委员因为接受好处后被开除,被警告的也有八九个,包括金云龙都受到了严重的警告,而我,中国的何振梁却是国外媒体公认的国际奥委会里七个不可收买的委员之一。
　　在国际奥委会的一次全体大会上,上百个不同国家的委员坐在下面,媒体都在旁听。希腊委员谈到媒体渲染委员腐败的问题时说,“你们为什么不多宣传宣传何振梁?当我们申办奥运会的时候,中国的何先生来考察,我们要偿还给他机票费,他当场把钱退回来。说他是去开国际奥委会的会议,顺道来访希腊的。国际奥委会已支付了机票。”后来,我去盐湖城考察,他们也要给我机票钱,我也退了回去。
　　我很高兴被称为“不可收买的人”,因为人们是这么看的:来自中国的委员何先生是不可收买的。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表扬。大家从中看到了来自中国的委员是怎么样的人,清清白白!不可收买!
　　2001年7月13日,在莫斯科,北京第二次申办奥运会时获得了辉煌的胜利。当天晚上,江主席在我国驻俄使馆会见萨马兰奇主席、4位副主席和总干事,我也参加了。国际奥委会的这些领导人对中国表示祝贺的时候,都提到了我在其中的作用。其中总干事说得最形象。他说,“从1993年以来,我亲眼看到何先生在国际奥委会里面一块砖一块砖地砌成了通向北京申奥成功的长城。”
　　我在人家心目中是这样的形象,国际上如此,国内也是如此,我受到了人民群众的肯定。我可以向党和人民汇报的是,我没有辜负他们的培养和教育。
　　
　　为他感到惋惜
　　
　　《小康》:您认为维护奥林匹克精神与为自己国家做贡献、维护本国利益有矛盾吗?
　　何振梁:有什么矛盾?我任国际奥委会委员已二十九年,我处处、事事都牢记自己来自中国。去年,萨马兰奇主席在北京奥运会召开之前,主持了中西论坛。他在讲话中说,“我30年来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发展,你们的改革开放政策是正确的,我相信你们将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继续前进。在这样做的时候,我得益于一位中国朋友经常向我介绍中国的情况、中国的发展,这位朋友就是在座的何振梁先生。”
　　我热爱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作为中国人,在我们国际奥委会里面,只要有合适的场合,合适的机会,我总要让大家尽量理解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在1992年法国阿尔贝维尔冬季奥运会的时候,萨马兰奇夫妇宴请挪威国王王后,把我和我夫人都请去作陪,萨马兰奇夫人用全桌都能听到的声音跟同桌的人讲,“我就是赞成中国的政策”。
　　一个这样的场合,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夫人公开讲她对中国政策的支持,可以说明我们国家的发展给她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在这个过程中,假如我和我的夫人能起到一点作用的话,我们就感到没有辜负国家和人民的养育之恩了。
　　
　　《小康》:袁伟民的书出来后,大家都很关心的是,您与他的矛盾在哪里?
　　何振梁:我并没有感到什么矛盾。至于在工作中有过一些不同意见,这是很正常的,但没有个人矛盾。现在我只是为他感到惋惜。他是一位为国家的体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人,党和国家也曾委他以重任。如果他对我有看法,什么时候批评都可以,何必在这个时候出这样的书呢?党内有的是机会可以展开批评、自我批评,彼此沟通思想、取得共识、加强团结,是不是更好呢?现在他采取这样的方式,在国内外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伤害了一些同志,也伤害了自己,我真的为他感到惋惜。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以后也不会再回应了。只是建议大家考虑一下,怎么防止这类事情的发生,一是要有相应的制度和规定。作为一名有55年党龄的老党员,我呼吁,进一步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更好地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