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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的工农业生产出现巨大、恶性滑坡，事实证明挟持着沉重惯性的超速度经济巨轮必须急煞车，必须对实在高不可及的高指标进行调整。9月，中共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但是，到了1961年，在当时党内，尤其在高层领导人之间。在实际工作中对全国经济形势的认识，特别是对“八字方针”的贯彻执行是有明显分歧的。为了统一对“大跃进”的认识，认真规划经济建设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解决党内存在的认识分歧。
1962年1月，正值朔风呼啸、滴水成冰的时节，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因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常委，各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人民解放军的负责干部共7000余人，故名“七千人大会”。这是建国以来中共中央召开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工作会议，是空前绝后的。
1月11日，会议召开。会议的原设想，是讨论修改由刘少奇代表中央所做的书面报告，通过相应的决议。以便在“书面报告”的基础上，形成全党对“大跃进”以来工作中成绩、经验和教训的认识统一，指导今后工作。为了做好这次大会的总结报告，中央专门组织了报告起草委员会，由刘少奇牵头，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真、薄一波、李先念及各大区书记参加，可谓“群贤毕至”。自1月17日始，报告起草委员会对书面报告初稿开始进行修改，历时8天。
23日，李先念发言指出：革命需要集中统一，建设也需要集中统一，集中统一是取得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也是把我国建成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保证。必须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加强全党、全国的集中统一。集中统一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要求，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要统一思想、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行动要集中劳动工资权、集中物资分配权、集中票子发行权、集中价格管理权。
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由刘少奇主持起草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27日下午，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全体大会上作口头报告。在报告中，刘少奇指出：
(一)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1959、1960、1961年这3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少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的工业生产也难以上升。这就是说，去年和今年的工业生产都是减产的。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前，我们原来认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二)这种困难的形势是怎样出现的呢?为什么没有增产，吃、穿、用没有增加，而且减少了呢?……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还是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三)总的说来，从1958年以来，我们的成绩还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第二位的……是不是可以三七开，7分成绩，3分缺点和错误，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9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些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区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9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9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3个指头和7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3个指头……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3分天灾，7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最后，刘少奇对“三面红旗”提出了总看法：“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刘少奇的口头报告在绝大多数与会者心中引起共鸣，认为它非常深刻透彻，把许多问题讲得一清二，楚，解开了思想上很多疙瘩，感到心情舒畅。
正当大家继刘少奇讲话之后，会议代表们在进一，步检查本地区本部门几年中的缺点错误时，国防部长林彪于1月29日作了一次大会发言，弹出一串不和谐音。他说：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我想，事情千千万万，项目多得很，而最大的，首要的，是党的团结。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些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小得多……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
1月30日，毛泽东莅临大会并讲话。毛泽东着重指出必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并作了自我批评，但又发出中国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修正主义国家”的警告。号召将最后一段“七千人大会”开成“出气会”。
李先念参加财贸小组讨论，动员大家出气。31日，在小组会上发言，对前几年的经济、财贸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进行了检讨，承担了责任。他说：“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提出了一些错误的口号，制定了一些不正确的具体政策，确实产生了不少缺点和错误，在某些局部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我分管财贸工作，这个责任首先应该由我来负。”为了做好今后的工作，总结经验要下功夫，要从主观上好好挖一下，不要强调客观原因。出主意必须慎重，尚在议论中的事不要闻风而动，没有切实调查研究，尚未弄清利弊的问题，不要匆匆忙忙作出决定。同时要尽量有预见性，对工作中发生的问题，一有苗头就要抓住，及时解决，不能等到 问题成堆。
2月7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在闭幕式上，李先念又讲话指出：要贯彻中央关于1962年财政、信贷和市场要实现“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方针，还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比如：行政、文教、经建事业费再减5亿元；基本建设再减6亿元；推迟农村退赔7亿元；取消粮食奖励价，退回各地自行提高的经济作物价4亿元；扩大供销社和信用社的股金2亿元；推迟公债还本付息和定息，压缩投放2亿元，共计25亿元左右。这些措施，总的来说都是“勒紧”的措施。在谈到坚决贯彻民主集中制时，他说：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对自己的责任不要估计过小，对自己的本领不要估计过高。
1962年的早春天气，为寒凝的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历史已经表明，这是一个极不平凡的年代。这次大会，虽然在对形势的分析和对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的认识上。以及对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错误的估计等问题上，中央领导核心中的分歧并未解决，甚至更发展了，但在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下，李先念等在实际工作中坚持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2月21日和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李先念列席参加。此次会议后称“西楼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根据“七千人大会”的精神，对“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难形势进行深入分析，把“七千人大会”上没有涉及或未能展开讨论的问题讲透，并且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具体措施。
会上，李先念向刘少奇汇报：为了完成中央制定的“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方针，我们要从增产、节约和采取一些特定的高价措施等3个方面去力争平衡。综合起来，即：继续压缩社会商品购买88.4亿元；继续采取高价措施，增加回笼41.4至44.4亿元；增产和补缺口20亿元。在讨论财政、信贷、市场问题时，刘少奇指出：收入要可靠，争取的数字不能打上。支出要打足，各种支出都要打上。实际支出如果超出了预算，作预算的人要负责。要赤字要提出来警告大家，采取措施来弥补。过去几年没有揭露赤字是不对的，搞不好经济还要继续恶化。只有暴露了问题，才好解决问题。这是对财政部1月7日向中央报告的批评。财政部的报告中论点虽然有财政赤字，但附的预算表却是收支平衡，没有揭露而是掩盖了矛盾。
会议还建议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扩大到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由陈云、李富春、李先念共同传达西楼会议精神。并请陈云再展开地讲一讲当前的经济形势及克服困难的办法，统一大家的认识，并征求意见。，
26日，国务院召开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会上，李先念发言指出：我完全接受中央和少奇的批评，财政报告是假平衡真赤字的报告；是掩盖矛盾而不是揭露矛盾的报告。回顾最近4年的财政工作，在获得很大成绩的同时，财政还是有赤字的。4年共收入2004亿元，支出1965亿元，结余39亿元。实际上，4年来农业产量有虚假，工业产值有虚假，库存减少，票子多发，物价上涨，市场紧，唯独财政有结余，这是不可理解的。所以财政不是结余的财政，是个赤字的财政，这一点我们还要继续研究。还指出：货币的发行量大大超过了正常需要，购买力和商品可供量之间的逆差即“供不应求”的差额估计有50到60亿元：财政赤字也是60亿元左右，而且过去几年都有赤字。揭示了财政上仅仅是账面的平衡，实际上掩盖着一个相当大的赤字财政。
为了贯彻“西楼会议”精神，李先念主持代中共中央、国务院起草了《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即“银行工作六条”)，规定：收回下放的一切权力，银行业务实行完全彻底的垂直领导；严格信贷管理，加强信贷的计划性；严格划清银行信贷资金和财政资金的界限，不许用银行贷款作财政性支出；加强现金管理，严格结算纪律；各级人民银行定期向当地党委和政府报告重要情况：加强银行工作的同时，必须严格财政管理。
3月9日，在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上，李先念又指出：没有钱，就向银行拿，这样做不成。中央已发了文件，决定(今年)在银行系统实行完全的彻底的垂直领导。各级党委要加强政治领导，保证银行计划的实现。对于国家批准、银行下达的信贷计划和各种业务制度，无权干涉。总行的规定不合理的，可以提意见，但是未经批准，不得变更。财政厅也不能插手，你们可以批评银行有主观主义，可以提意见，但是未经总行批准，银行一律不能给钱。建设银行也要像人民银行一样，恢复垂直领导，凡是不合制度的，一律不拨款。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财贸工作，少奇批评我们的报告，是没有解决问题的报告，是做官样文章的报告。少奇对我们的批评，我是百分之百的接受，心悦诚服地接受。这个错误我应当负责任。少奇的批评，既是对我们工作中缺点错误的批评，又是给我们工作很大的支持。我们应当严肃对待。财政银行部门要密切合作。财政同银行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银行要强调集中、堵住口子。财政的口子也要好好把住。财政银行要互相支持，共同堵住口子。财政部门还要强调研究经济。在处理财政问题时，要从经济出发，不能单纯从财政出发。
5月7日至11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由于毛泽东不在北京，未出席)，讨论“西楼会议”、国务院扩大会议、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形成的文件，落实调整国民经济的部署。此次会议就是后来引起毛泽东批评和激烈争议的“五月会议”。
在会上，李先念就粮食问题和外汇问题发言指出：当前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外汇问题实质上也就是粮食问题。1961年至1962年度，我们征购680亿斤粮，却支出796亿斤，亏空116亿斤，这只能靠进口弥补了。在这一年度，国家比上一年度向农民少收了77亿斤贸易粮。使农村人口每人平均增加原粮20斤左右。农村这种经济上的好转，还根本没有摆脱“低标准”的状态，而且好转的主要原因不是农业生产的恢复，而是国家减少了征购。进口116亿斤粮食，使国家有条件保证城市工矿区最低限度的需要，并且适当减少向农民的征购数量。这对于稳定工人生活，调动农民积极性，巩固工农联盟具有重大意义。还指出：1962年比1957年少出口了13亿元，其中主要是大幅度地减少了农副产品的出口。1962年国内农副生产品出口总值，比1957年减少16亿元，比1952年也少5亿元。粮食和油脂从1961年起，由出口变为进口，这是对外贸易上的一个重大变化。说来说去，中心是粮食问题。解决粮食问题是当前全国人民最迫切的问题。减少主要农副产品的出口，大量进口粮食，挤穿的，挤工业，卖金银，对外欠账，都是围绕着当前的粮食问题。在粮食严重困难没有度过以前，对外贸易的中心任务，还是为解决粮食问题服务。
为此，中央财经小组提出了落实调整国民经济的措施。其主要方面有：一是，摆脱“大跃进”的思想束缚和十年经济发展规划原定的框框，把工作的基点放在恢复上，争取用3至5年的时间，把工农业生产和基本 建设等各项事业调整好，使国民经济真正协调、稳定、持续发展。二是，下决心减少城镇人口，动员那些“大跃进”时进城的农民返回农村，加强农业生产；同时动员一部分家在农村的职工“回家就食”。三是，坚决调整工业建设的高指标。周恩来和陈云提出：1962年的计划还需要大调整，“要有个180度的大转变”；“要准备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四是，大力恢复农业生产，搞好市场供应。尽可能地挤出一部分原材料来增产农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五是，大力抑制通货膨胀。其主要措施包括：严格现金管理；严格财政管理；严格物资管理；尽可能增产人民需要的日用工业品，并确定一些商品卖高价，以回笼货币，平衡商品供应量同社会购买力之间的差额。六是，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陈云指出，这是“国家大事，人民群众要看共产党对他们到底是关心不关心，有没有办法解决生活的问题。这是政治问题”。
在调整国民经济，克服困难时期，李先念以越是困难，越要满怀信心的精神，竭尽全力争取国民经济的好转。他参与和领导财政部门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措施，不仅恢复和理顺了被打乱了的工作秩序和制度，并使其走上法律化、规范化，对推动国民经济调整发挥了重要作用。
10月23日，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指出：总的来说，1962年在生产增加的基础上，在农民积极性提高、生活改善的基础上，实现了商品和购买力的平衡，回笼了货币，稳定了人民币的信用，保证了城市工矿区人民基本生活的最低需要，停止了商品库存大量下降的趋势。农村形势是好的，整个国家经济形势是好的，市场形势也是好的。
12月5日，在全国财政厅局长和中央各部财务司局长座谈会上。李先念又强调指出：今年初刘少奇对财政金融工作的严厉批评，使大家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少奇曾经批评过我们的预算报告是假报告，是掩盖矛盾的报告。中央一批评，许多同志清醒过来了。1963年抓扭转亏损、增加财政收入，我看这是完全正确的，总理和小平都赞成。1963年的支出，要按照毛主席讲的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的原则，严加控制。1963年财政银行的工作要协同企业扭转亏损；要对资金管严、管实、管好；对物价要集中统一；要严格控制劳动工资；对基本建设一定要按程序办事。
对于刘少奇的批评，李先念曾回忆说：少奇同志为人严肃，批评很厉害，有时声色俱厉，好吓人!我们都有些怕他。但少奇同志也是最民主的。允许人家不同意他的观点，允许辩论。因此，工作上遇到问题。都愿意参加他主持的会议。特别是谁出了事情，犯了错误，又愿意首先去找他。他从不整人，从没有不求实地处理过哪位同志。
1962年1月，正值朔风呼啸、滴水成冰的时节，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因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常委，各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人民解放军的负责干部共7000余人，故名“七千人大会”。这是建国以来中共中央召开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工作会议，是空前绝后的。
1月11日，会议召开。会议的原设想，是讨论修改由刘少奇代表中央所做的书面报告，通过相应的决议。以便在“书面报告”的基础上，形成全党对“大跃进”以来工作中成绩、经验和教训的认识统一，指导今后工作。为了做好这次大会的总结报告，中央专门组织了报告起草委员会，由刘少奇牵头，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真、薄一波、李先念及各大区书记参加，可谓“群贤毕至”。自1月17日始，报告起草委员会对书面报告初稿开始进行修改，历时8天。
23日，李先念发言指出：革命需要集中统一，建设也需要集中统一，集中统一是取得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也是把我国建成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保证。必须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加强全党、全国的集中统一。集中统一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要求，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要统一思想、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行动要集中劳动工资权、集中物资分配权、集中票子发行权、集中价格管理权。
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由刘少奇主持起草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27日下午，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全体大会上作口头报告。在报告中，刘少奇指出：
(一)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1959、1960、1961年这3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少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的工业生产也难以上升。这就是说，去年和今年的工业生产都是减产的。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前，我们原来认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二)这种困难的形势是怎样出现的呢?为什么没有增产，吃、穿、用没有增加，而且减少了呢?……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还是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三)总的说来，从1958年以来，我们的成绩还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第二位的……是不是可以三七开，7分成绩，3分缺点和错误，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9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些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区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9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9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3个指头和7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3个指头……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3分天灾，7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最后，刘少奇对“三面红旗”提出了总看法：“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刘少奇的口头报告在绝大多数与会者心中引起共鸣，认为它非常深刻透彻，把许多问题讲得一清二，楚，解开了思想上很多疙瘩，感到心情舒畅。
正当大家继刘少奇讲话之后，会议代表们在进一，步检查本地区本部门几年中的缺点错误时，国防部长林彪于1月29日作了一次大会发言，弹出一串不和谐音。他说：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我想，事情千千万万，项目多得很，而最大的，首要的，是党的团结。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些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小得多……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
1月30日，毛泽东莅临大会并讲话。毛泽东着重指出必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并作了自我批评，但又发出中国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修正主义国家”的警告。号召将最后一段“七千人大会”开成“出气会”。
李先念参加财贸小组讨论，动员大家出气。31日，在小组会上发言，对前几年的经济、财贸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进行了检讨，承担了责任。他说：“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提出了一些错误的口号，制定了一些不正确的具体政策，确实产生了不少缺点和错误，在某些局部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我分管财贸工作，这个责任首先应该由我来负。”为了做好今后的工作，总结经验要下功夫，要从主观上好好挖一下，不要强调客观原因。出主意必须慎重，尚在议论中的事不要闻风而动，没有切实调查研究，尚未弄清利弊的问题，不要匆匆忙忙作出决定。同时要尽量有预见性，对工作中发生的问题，一有苗头就要抓住，及时解决，不能等到 问题成堆。
2月7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在闭幕式上，李先念又讲话指出：要贯彻中央关于1962年财政、信贷和市场要实现“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方针，还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比如：行政、文教、经建事业费再减5亿元；基本建设再减6亿元；推迟农村退赔7亿元；取消粮食奖励价，退回各地自行提高的经济作物价4亿元；扩大供销社和信用社的股金2亿元；推迟公债还本付息和定息，压缩投放2亿元，共计25亿元左右。这些措施，总的来说都是“勒紧”的措施。在谈到坚决贯彻民主集中制时，他说：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对自己的责任不要估计过小，对自己的本领不要估计过高。
1962年的早春天气，为寒凝的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历史已经表明，这是一个极不平凡的年代。这次大会，虽然在对形势的分析和对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的认识上。以及对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错误的估计等问题上，中央领导核心中的分歧并未解决，甚至更发展了，但在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下，李先念等在实际工作中坚持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2月21日和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李先念列席参加。此次会议后称“西楼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根据“七千人大会”的精神，对“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难形势进行深入分析，把“七千人大会”上没有涉及或未能展开讨论的问题讲透，并且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具体措施。
会上，李先念向刘少奇汇报：为了完成中央制定的“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方针，我们要从增产、节约和采取一些特定的高价措施等3个方面去力争平衡。综合起来，即：继续压缩社会商品购买88.4亿元；继续采取高价措施，增加回笼41.4至44.4亿元；增产和补缺口20亿元。在讨论财政、信贷、市场问题时，刘少奇指出：收入要可靠，争取的数字不能打上。支出要打足，各种支出都要打上。实际支出如果超出了预算，作预算的人要负责。要赤字要提出来警告大家，采取措施来弥补。过去几年没有揭露赤字是不对的，搞不好经济还要继续恶化。只有暴露了问题，才好解决问题。这是对财政部1月7日向中央报告的批评。财政部的报告中论点虽然有财政赤字，但附的预算表却是收支平衡，没有揭露而是掩盖了矛盾。
会议还建议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扩大到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由陈云、李富春、李先念共同传达西楼会议精神。并请陈云再展开地讲一讲当前的经济形势及克服困难的办法，统一大家的认识，并征求意见。，
26日，国务院召开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会上，李先念发言指出：我完全接受中央和少奇的批评，财政报告是假平衡真赤字的报告；是掩盖矛盾而不是揭露矛盾的报告。回顾最近4年的财政工作，在获得很大成绩的同时，财政还是有赤字的。4年共收入2004亿元，支出1965亿元，结余39亿元。实际上，4年来农业产量有虚假，工业产值有虚假，库存减少，票子多发，物价上涨，市场紧，唯独财政有结余，这是不可理解的。所以财政不是结余的财政，是个赤字的财政，这一点我们还要继续研究。还指出：货币的发行量大大超过了正常需要，购买力和商品可供量之间的逆差即“供不应求”的差额估计有50到60亿元：财政赤字也是60亿元左右，而且过去几年都有赤字。揭示了财政上仅仅是账面的平衡，实际上掩盖着一个相当大的赤字财政。
为了贯彻“西楼会议”精神，李先念主持代中共中央、国务院起草了《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即“银行工作六条”)，规定：收回下放的一切权力，银行业务实行完全彻底的垂直领导；严格信贷管理，加强信贷的计划性；严格划清银行信贷资金和财政资金的界限，不许用银行贷款作财政性支出；加强现金管理，严格结算纪律；各级人民银行定期向当地党委和政府报告重要情况：加强银行工作的同时，必须严格财政管理。
3月9日，在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上，李先念又指出：没有钱，就向银行拿，这样做不成。中央已发了文件，决定(今年)在银行系统实行完全的彻底的垂直领导。各级党委要加强政治领导，保证银行计划的实现。对于国家批准、银行下达的信贷计划和各种业务制度，无权干涉。总行的规定不合理的，可以提意见，但是未经批准，不得变更。财政厅也不能插手，你们可以批评银行有主观主义，可以提意见，但是未经总行批准，银行一律不能给钱。建设银行也要像人民银行一样，恢复垂直领导，凡是不合制度的，一律不拨款。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财贸工作，少奇批评我们的报告，是没有解决问题的报告，是做官样文章的报告。少奇对我们的批评，我是百分之百的接受，心悦诚服地接受。这个错误我应当负责任。少奇的批评，既是对我们工作中缺点错误的批评，又是给我们工作很大的支持。我们应当严肃对待。财政银行部门要密切合作。财政同银行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银行要强调集中、堵住口子。财政的口子也要好好把住。财政银行要互相支持，共同堵住口子。财政部门还要强调研究经济。在处理财政问题时，要从经济出发，不能单纯从财政出发。
5月7日至11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由于毛泽东不在北京，未出席)，讨论“西楼会议”、国务院扩大会议、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形成的文件，落实调整国民经济的部署。此次会议就是后来引起毛泽东批评和激烈争议的“五月会议”。
在会上，李先念就粮食问题和外汇问题发言指出：当前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外汇问题实质上也就是粮食问题。1961年至1962年度，我们征购680亿斤粮，却支出796亿斤，亏空116亿斤，这只能靠进口弥补了。在这一年度，国家比上一年度向农民少收了77亿斤贸易粮。使农村人口每人平均增加原粮20斤左右。农村这种经济上的好转，还根本没有摆脱“低标准”的状态，而且好转的主要原因不是农业生产的恢复，而是国家减少了征购。进口116亿斤粮食，使国家有条件保证城市工矿区最低限度的需要，并且适当减少向农民的征购数量。这对于稳定工人生活，调动农民积极性，巩固工农联盟具有重大意义。还指出：1962年比1957年少出口了13亿元，其中主要是大幅度地减少了农副产品的出口。1962年国内农副生产品出口总值，比1957年减少16亿元，比1952年也少5亿元。粮食和油脂从1961年起，由出口变为进口，这是对外贸易上的一个重大变化。说来说去，中心是粮食问题。解决粮食问题是当前全国人民最迫切的问题。减少主要农副产品的出口，大量进口粮食，挤穿的，挤工业，卖金银，对外欠账，都是围绕着当前的粮食问题。在粮食严重困难没有度过以前，对外贸易的中心任务，还是为解决粮食问题服务。
为此，中央财经小组提出了落实调整国民经济的措施。其主要方面有：一是，摆脱“大跃进”的思想束缚和十年经济发展规划原定的框框，把工作的基点放在恢复上，争取用3至5年的时间，把工农业生产和基本 建设等各项事业调整好，使国民经济真正协调、稳定、持续发展。二是，下决心减少城镇人口，动员那些“大跃进”时进城的农民返回农村，加强农业生产；同时动员一部分家在农村的职工“回家就食”。三是，坚决调整工业建设的高指标。周恩来和陈云提出：1962年的计划还需要大调整，“要有个180度的大转变”；“要准备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四是，大力恢复农业生产，搞好市场供应。尽可能地挤出一部分原材料来增产农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五是，大力抑制通货膨胀。其主要措施包括：严格现金管理；严格财政管理；严格物资管理；尽可能增产人民需要的日用工业品，并确定一些商品卖高价，以回笼货币，平衡商品供应量同社会购买力之间的差额。六是，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陈云指出，这是“国家大事，人民群众要看共产党对他们到底是关心不关心，有没有办法解决生活的问题。这是政治问题”。
在调整国民经济，克服困难时期，李先念以越是困难，越要满怀信心的精神，竭尽全力争取国民经济的好转。他参与和领导财政部门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措施，不仅恢复和理顺了被打乱了的工作秩序和制度，并使其走上法律化、规范化，对推动国民经济调整发挥了重要作用。
10月23日，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指出：总的来说，1962年在生产增加的基础上，在农民积极性提高、生活改善的基础上，实现了商品和购买力的平衡，回笼了货币，稳定了人民币的信用，保证了城市工矿区人民基本生活的最低需要，停止了商品库存大量下降的趋势。农村形势是好的，整个国家经济形势是好的，市场形势也是好的。
12月5日，在全国财政厅局长和中央各部财务司局长座谈会上。李先念又强调指出：今年初刘少奇对财政金融工作的严厉批评，使大家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少奇曾经批评过我们的预算报告是假报告，是掩盖矛盾的报告。中央一批评，许多同志清醒过来了。1963年抓扭转亏损、增加财政收入，我看这是完全正确的，总理和小平都赞成。1963年的支出，要按照毛主席讲的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的原则，严加控制。1963年财政银行的工作要协同企业扭转亏损；要对资金管严、管实、管好；对物价要集中统一；要严格控制劳动工资；对基本建设一定要按程序办事。
对于刘少奇的批评，李先念曾回忆说：少奇同志为人严肃，批评很厉害，有时声色俱厉，好吓人!我们都有些怕他。但少奇同志也是最民主的。允许人家不同意他的观点，允许辩论。因此，工作上遇到问题。都愿意参加他主持的会议。特别是谁出了事情，犯了错误，又愿意首先去找他。他从不整人，从没有不求实地处理过哪位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