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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派希望在一个更为民主的环境中讨论革命问题，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实在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念头。但不可否认，这是一群有着自己独立思想的中国人，为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1936年6月，鲁迅收到了一封私信和几份自印的刊物，随后，于6月9日，由病中的鲁迅口述，O.V.(即冯雪峰)笔录了一封答复，同时公开发表于《文学丛报》和《现代文学》，这就是著名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
不太著名的是，《且介亭杂文·末编》中署名“陈××”的这位陈先生，事实上在收到鲁迅答复之后，还给鲁迅写过一封言辞激烈的信：“你躲躲藏藏地造谣，说日本人拿钱叫我们办报等等。真亏你会诬蔑得这样曲折周到!布列派的《斗争》与《火花》是同志们节衣缩食并闷在亭子间阁楼上挥汗劳动的产品，正因财力不给，《斗争》已从周刊转变为半月刊，听说又快要降为月刊了。假如布列派能从日本人拿钱办报，那它一定要像你们那样，公开的一本本一种种地出书出杂志，并公开摆在四马路出卖，即不然，也仍可以交给日本人书店在玻璃窗内张广告出卖，而决不须这样自印自散了。”
陈××即陈仲山(原名陈其昌，仲山为化名)，中国托派临时中央委员会委员，信中的“布列派”，即托派组织“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布尔什维克—列宁派)”。陈仲山很愤怒，也难怪，原本指望他所崇敬的鲁迅先生能够站在他们一边，结果没有想到，鲁迅在回信中这样写道：“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么?”更由私信而公开回复，成为街知巷闻的新闻。
托派真的拿日元印杂志?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因发表抨击日本侵华及蒋介石推行不抵抗政策的文章和宣言，被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以违反《国民紧急治安法》名义逮捕入狱。而鲁迅去世3年之后，陈仲山因为抗日被捕，1942年被日本人装麻袋用刺刀戮死，尸体扔进黄浦江。鲁迅泉下有知，亦不知作何感想?
左翼文人的党同伐异
托派是不是被妖魔化了?以至于鲁迅一看到陈仲山的来信就联想到日本走狗?在默默忍受几十年骂名的背后，这又是一群怎么样的人?
中国托派多是文人，官方学者对托派的批判，就有所谓的“文人革命者”、“左翼圈子”之类的结论。陈独秀就是典型的文人革命家，他因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战略(来自莫斯科的决议平均两天半一个)导致大革命失败，结果却被扣上一顶“右倾投降主义”大帽子，在党内名誉扫地。其实，陈独秀当时所谓出格的举动，便是于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在党报上发表公开信，单方面宣布退出国民党，但导致大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遥控中国的共产国际，恰恰不在于对此提出异议的陈独秀。托洛茨基在会见刘仁静时就说：“中国革命失败了不是陈独秀败于蒋介石，而是共产国际领导失败了。”陈不服气“右倾”帽子，自然在情理之中。结果，陈独秀于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晚年最终走向托洛茨基，成为中国托派领袖。
陈独秀在贫病交加中去世后，彭述之于1948年筹划成立了第四国际中国支部，但支部生不逢时，彭本人1949年之后流亡越南、日本和美国，始终坚信真理在托洛茨基一边；王凡西在澳门过着寂寞孤单的生活，也没有停止用托派思想思考中国现实的努力；经过那么多年的改造，郑超麟改变了他的立场了吗?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1月在国内出版的托洛茨基三卷本传记《先知三部曲》引起了不小的关注，这套书，正是郑超麟临终前组织翻译者完成的一部大部头翻译工程，可见他对托洛茨基，至死尚不能忘怀。
为什么他们如此相信自己是对的?他们的文章总是在攻击对方，攻击任何一个反对派，甚至在他们的内部同样如此。王凡西批评彭述之：“不过在我的认识中，觉得他有一个最大毛病，那就是接受了被斯大林伪造过的‘列宁主义’，特别是……那个组织观念。”
如果说王凡西对彭述之的批评还多少比较客观理性，那么郑超麟针对彭述之口述回忆录《中国共产主义的发轫》所写的文章《一本给自己涂脂抹粉的回忆录》就毫不留情了。在文中，郑超麟直斥彭为冒牌农民、自封书记、国民党的辩护士、王明以前的王明，甚至说这位老资格托派是“第一个反托分子”、“一尊有害的偶像”。
这是一个内部争斗不休的小团体，为了独立思考而不顾及整个政党的利益，自然难成大器。但在今天看来，托洛茨基反对官僚主义、个人崇拜和独断专行的一些思想，以及晚年关于在议会中开展政党斗争的主张，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如王凡西所说：“‘永远正确’原是罗马教皇的特权，也是近世斯大林式专制独夫们的标记。它与真正革命者的品德绝不相容。一个革命组织的领袖如果想方设法来制造这一种‘正确’，借以造成‘个人崇拜’，其结果只能一方面僵化自己，另一方面毒化组织；万一这个组织仍能因其它有利因索之助而使革命取得胜利的话，它也只会使革命迅速堕落而归于失败。”这种对党内民主的强烈诉求，恰恰是托派的一大特点(也许太民主了，它们难逃分裂的宿命)。2003年2月，第四国际第15次世界大会通过的《第四国际章程》，第一条首先强调的就是：“在尊重民主规则下进行自由讨论。”
托洛茨基生前建立的第四国际虽然分裂为不同的小党派，但它毕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现存的国际性共产主义组织，其顽强的生命力，在托洛茨基去世70年之后，几乎到了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地步。
往事并不如烟
1952年开始的全国大肃托几乎将留在内地的托派一网打尽。周任辛，原名周仁生，1948年参加托派多数派的建党大会，1952年被捕，判处无期徒刑。同年被捕的还有郑超麟。郑是托派少数派中的重要成员，他早年与周恩来等人在巴黎组建“少年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与陈独秀一起转向托派。1929年8月刘仁静暗访托洛茨基回国后，就与郑超麟一道把托洛茨基口述的《中国现状和中国反对派(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的任务》俄文稿翻译成中文，经陈独秀过目后，发表于他们办的刊物《十月》上。1952年郑超麟被判处无期徒刑，于1979年获释，半年后，与他一起在监狱中吃尽苦头的妻子终于不治，郑超麟则落下了终身残疾，在上海度过了他的余生。
但他们的骨头是硬的，或者，如果一定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也许可以用上“顽固不化”这个词。
刘平梅，因加入托派组织解放后被判无期徒刑。1979年，他在监狱里接到一份“宽大释放”的裁定书，但他很平静，说了一番让管理人员震惊的话：“我不是反革命，托派不是反革命，我没有认罪，没有悔改。你们可要想好，如果一定要认罪才释放我，我宁愿回到监狱。”
托派希望在一个更为民主的环境中讨论革命问题，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实在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念头。但不可否认，这是一群有着自己独立思想的中国人，为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就像王凡西对彭述之的评价一样，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这段话来评价整个托派的成员：“这样一位始终不变，为一个政治主张而斗争终生的革命者，不管他的所信正确或者错误，也不管他的事业成功或者失败，他之值得人们悼念，值得后来者的研究，那是完全应该的。”
1940年8月21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刺客拉蒙·麦卡德用冰镐打破颅骨去世。至今，托洛茨基去世已整整70年。1988年。苏联最高法院先后为1936年8月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案平反，宣布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无罪，由于当年托洛茨基流亡在外，所以苏联政府并未对托洛茨基宣判，但是这一冤案的平反，间接地也正在为托洛茨基平冤昭雪。只是在中国，这段历史仍如冰川雪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托派已成往事，但往事并不如烟，发生过的，总要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点点痕迹，是泪痕?是血痕?需要更多的学者重新审视一段不应被忘记的复杂历史。
1936年6月，鲁迅收到了一封私信和几份自印的刊物，随后，于6月9日，由病中的鲁迅口述，O.V.(即冯雪峰)笔录了一封答复，同时公开发表于《文学丛报》和《现代文学》，这就是著名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
不太著名的是，《且介亭杂文·末编》中署名“陈××”的这位陈先生，事实上在收到鲁迅答复之后，还给鲁迅写过一封言辞激烈的信：“你躲躲藏藏地造谣，说日本人拿钱叫我们办报等等。真亏你会诬蔑得这样曲折周到!布列派的《斗争》与《火花》是同志们节衣缩食并闷在亭子间阁楼上挥汗劳动的产品，正因财力不给，《斗争》已从周刊转变为半月刊，听说又快要降为月刊了。假如布列派能从日本人拿钱办报，那它一定要像你们那样，公开的一本本一种种地出书出杂志，并公开摆在四马路出卖，即不然，也仍可以交给日本人书店在玻璃窗内张广告出卖，而决不须这样自印自散了。”
陈××即陈仲山(原名陈其昌，仲山为化名)，中国托派临时中央委员会委员，信中的“布列派”，即托派组织“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布尔什维克—列宁派)”。陈仲山很愤怒，也难怪，原本指望他所崇敬的鲁迅先生能够站在他们一边，结果没有想到，鲁迅在回信中这样写道：“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么?”更由私信而公开回复，成为街知巷闻的新闻。
托派真的拿日元印杂志?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因发表抨击日本侵华及蒋介石推行不抵抗政策的文章和宣言，被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以违反《国民紧急治安法》名义逮捕入狱。而鲁迅去世3年之后，陈仲山因为抗日被捕，1942年被日本人装麻袋用刺刀戮死，尸体扔进黄浦江。鲁迅泉下有知，亦不知作何感想?
左翼文人的党同伐异
托派是不是被妖魔化了?以至于鲁迅一看到陈仲山的来信就联想到日本走狗?在默默忍受几十年骂名的背后，这又是一群怎么样的人?
中国托派多是文人，官方学者对托派的批判，就有所谓的“文人革命者”、“左翼圈子”之类的结论。陈独秀就是典型的文人革命家，他因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战略(来自莫斯科的决议平均两天半一个)导致大革命失败，结果却被扣上一顶“右倾投降主义”大帽子，在党内名誉扫地。其实，陈独秀当时所谓出格的举动，便是于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在党报上发表公开信，单方面宣布退出国民党，但导致大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遥控中国的共产国际，恰恰不在于对此提出异议的陈独秀。托洛茨基在会见刘仁静时就说：“中国革命失败了不是陈独秀败于蒋介石，而是共产国际领导失败了。”陈不服气“右倾”帽子，自然在情理之中。结果，陈独秀于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晚年最终走向托洛茨基，成为中国托派领袖。
陈独秀在贫病交加中去世后，彭述之于1948年筹划成立了第四国际中国支部，但支部生不逢时，彭本人1949年之后流亡越南、日本和美国，始终坚信真理在托洛茨基一边；王凡西在澳门过着寂寞孤单的生活，也没有停止用托派思想思考中国现实的努力；经过那么多年的改造，郑超麟改变了他的立场了吗?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1月在国内出版的托洛茨基三卷本传记《先知三部曲》引起了不小的关注，这套书，正是郑超麟临终前组织翻译者完成的一部大部头翻译工程，可见他对托洛茨基，至死尚不能忘怀。
为什么他们如此相信自己是对的?他们的文章总是在攻击对方，攻击任何一个反对派，甚至在他们的内部同样如此。王凡西批评彭述之：“不过在我的认识中，觉得他有一个最大毛病，那就是接受了被斯大林伪造过的‘列宁主义’，特别是……那个组织观念。”
如果说王凡西对彭述之的批评还多少比较客观理性，那么郑超麟针对彭述之口述回忆录《中国共产主义的发轫》所写的文章《一本给自己涂脂抹粉的回忆录》就毫不留情了。在文中，郑超麟直斥彭为冒牌农民、自封书记、国民党的辩护士、王明以前的王明，甚至说这位老资格托派是“第一个反托分子”、“一尊有害的偶像”。
这是一个内部争斗不休的小团体，为了独立思考而不顾及整个政党的利益，自然难成大器。但在今天看来，托洛茨基反对官僚主义、个人崇拜和独断专行的一些思想，以及晚年关于在议会中开展政党斗争的主张，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如王凡西所说：“‘永远正确’原是罗马教皇的特权，也是近世斯大林式专制独夫们的标记。它与真正革命者的品德绝不相容。一个革命组织的领袖如果想方设法来制造这一种‘正确’，借以造成‘个人崇拜’，其结果只能一方面僵化自己，另一方面毒化组织；万一这个组织仍能因其它有利因索之助而使革命取得胜利的话，它也只会使革命迅速堕落而归于失败。”这种对党内民主的强烈诉求，恰恰是托派的一大特点(也许太民主了，它们难逃分裂的宿命)。2003年2月，第四国际第15次世界大会通过的《第四国际章程》，第一条首先强调的就是：“在尊重民主规则下进行自由讨论。”
托洛茨基生前建立的第四国际虽然分裂为不同的小党派，但它毕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现存的国际性共产主义组织，其顽强的生命力，在托洛茨基去世70年之后，几乎到了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地步。
往事并不如烟
1952年开始的全国大肃托几乎将留在内地的托派一网打尽。周任辛，原名周仁生，1948年参加托派多数派的建党大会，1952年被捕，判处无期徒刑。同年被捕的还有郑超麟。郑是托派少数派中的重要成员，他早年与周恩来等人在巴黎组建“少年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与陈独秀一起转向托派。1929年8月刘仁静暗访托洛茨基回国后，就与郑超麟一道把托洛茨基口述的《中国现状和中国反对派(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的任务》俄文稿翻译成中文，经陈独秀过目后，发表于他们办的刊物《十月》上。1952年郑超麟被判处无期徒刑，于1979年获释，半年后，与他一起在监狱中吃尽苦头的妻子终于不治，郑超麟则落下了终身残疾，在上海度过了他的余生。
但他们的骨头是硬的，或者，如果一定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也许可以用上“顽固不化”这个词。
刘平梅，因加入托派组织解放后被判无期徒刑。1979年，他在监狱里接到一份“宽大释放”的裁定书，但他很平静，说了一番让管理人员震惊的话：“我不是反革命，托派不是反革命，我没有认罪，没有悔改。你们可要想好，如果一定要认罪才释放我，我宁愿回到监狱。”
托派希望在一个更为民主的环境中讨论革命问题，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实在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念头。但不可否认，这是一群有着自己独立思想的中国人，为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就像王凡西对彭述之的评价一样，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这段话来评价整个托派的成员：“这样一位始终不变，为一个政治主张而斗争终生的革命者，不管他的所信正确或者错误，也不管他的事业成功或者失败，他之值得人们悼念，值得后来者的研究，那是完全应该的。”
1940年8月21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刺客拉蒙·麦卡德用冰镐打破颅骨去世。至今，托洛茨基去世已整整70年。1988年。苏联最高法院先后为1936年8月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案平反，宣布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无罪，由于当年托洛茨基流亡在外，所以苏联政府并未对托洛茨基宣判，但是这一冤案的平反，间接地也正在为托洛茨基平冤昭雪。只是在中国，这段历史仍如冰川雪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托派已成往事，但往事并不如烟，发生过的，总要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点点痕迹，是泪痕?是血痕?需要更多的学者重新审视一段不应被忘记的复杂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