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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20时30分，上海世博会闭幕式上，伴随着悠扬的国际展览局曲声，怀着和人们同样的万般激动与留恋的心情，温家宝总理宣布历时184天的上海世博会圆满闭幕。但，随着《上海宣言》的诞生，随着温家宝总理寓意深远的讲话，随着“10月31日”定为“世界城市日”的倡议，随着世博会博物馆的筹建，上海世博会将永无落幕！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还只是刚刚揭开篇章。
上海世博会助推了全球“城市化”的进展
自1851年伦敦“万国博览会”以来，世界博览会已经走过159年的历程。从诞生之日起，世博会就成为展示人类文明成果、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舞台。蒸汽机、电灯、汽车、飞机、电话、电影、煤气灶、计算机、机器人、航天器等无数改变人类进程的发明创造，都借助了世博会这一重要舞台，得以展示，得以传播。度假村、俱乐部、主题公园、百货商店、自动售货机以及碳酸饮料、汉堡包、炸鸡腿和披萨等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和公共设施，也都借助了世博会这一重要舞台，获得启示，获得成果。世博会集中展示着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同时推动着人类文明的现代化进程。
一个半世纪以来，无论人类社会发生着怎样的变化，历届世博会都有着一个不变的灵魂，就是开阔世人的眼界，启迪人们的心智，为人类留下宝贵的精神和物质遗产。如若说以前的世博会都是通过一项项科技发明、一件件文明创意体现着她的灵魂，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上海世博会则是全方位从精神和理性的高度，体现着自己的灵魂。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只有上升到精神和理性的高度时，才能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才能永久传承。上海世博会“充分展示了丰富多彩的当代文明成就，汇集了人类探索城市发展的共同智慧，创造了多项世博会的新纪录，谱写了世界博览史的辉煌篇章。”
上海世博会是在全球性经济危机中，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第一次在大城市的中心区成功举办的世博盛会。在184天中，上海世博会累计接待参观者7308.4万人次；接待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贵宾101批；园内设休息座凳11万个座位；饮水点117处共1854个直饮龙头；设置1.1万个厕位；高温季节向游客发放1800万把清凉扇；新闻中心共接待了18.6万人次的中外记者；园区志愿者共79965名，提供4.6亿人次的服务……这一系列令人惊叹的数字，充分显示着东道主中国的强大、富有、热情和文明。
而闭幕式上温总理的讲话，更为以上的显示越加重重地抹上了一笔，向世人充分显现着今日中国的敢于承担、能够承担、不畏威强、坦然走自主创新强国之路的大国形象。同时，对全中国人民明确指出在上海世博精彩转身之后应该想什么，应该做怎么。温总理说，上海世博会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一次向世界学习的良好机会。“一日观世博，胜读十年书。”走进世博的场馆，不仅饱览了各国的美丽景观和奇珍异宝，也领略了各国的灿烂文化和风土人情，这种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受和震撼是电视和书本都无法比拟的。世博会也是各国综合国力的展示，在这里，既看到了别人的长处，又发现了自己的差距。只有海纳百川、博采众长，才能跻身于世界先进之林；只有站在巨人的肩上，才能看得更远。世博会的成功举办，更加坚定了中国推进改革开放的信心和决心，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和开放兼容的道路，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的优秀文明成果，深化同各国的互利合作，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针对伴随“城市化”而来的人口膨胀、交通拥挤、环境污染、资源紧缺、城市贫困、文化冲突等全球性难题，《上海宣言》形成共识，人类对美好生活的理解与追求引领城市发展。我们高度认同，必须重新审视城市化过程中人、城市与地球家园的关系。我们一致认为，通过创新来建设和谐城市，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解决之道。
《上海宣言》达成一致，和谐城市，应该是建立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之上的合理有序、自我更新、充满活力的城市生命体；和谐城市，应该是生态环境友好、经济集约高效、社会公平和睦的城市综合体。我们相信，这样的和谐城市是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有效途径。
《上海宣言》提出倡议：创造面向未来的生态文明，追求包容协调的增长方式，坚持科技创新的发展道路，建设智能便捷的信息社会，培育开放共享的多元文化，构筑亲睦友善的宜居社区，促进均衡协调的城乡关系。
《上海宣言》呼吁，认真总结上海世博会展览展示、论坛和城市最佳实践区的思想成果，汇集各国城市发展的宝贵经验和人类探索城市发展的共同智慧，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推广，与广大民众共同交流，为城市管理者提供城市建设和管理经验。
“城市化”促逼中国的政治体制加快改革
为了承办上海世博会，中国人民争取了8年。为了跟上世界步伐，中国人民奋斗了30年。改革开放的核心目标，就是让中国更富强，让广大人民的生活更美好。当前，中国快速地富起来了，快速地进入了城市化和工业化时代。同时，发达国家百余年来逐渐遇到的“城市化”必然发生的考验与难题，也极其快速地一股脑堆在了中国执政者与百姓的面前。应接不暇之程度，令人联想起一位“老三届”的形容，“少年时没的吃，饿成肝炎。眼下吃嘛有嘛，又得脂肪肝了。”当前在我们中国“城市化”中显现出来的“消化不良”，多属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问题。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协调，已经对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推进城市化进程，形成很大的制约作用。五中全会提出“十二五”将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这就是要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中央的决策是正确的，是从众多实际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
回顾近年来“城市化”进程中爆发出的一系列不和谐声音，无一不掺加着体制的弊端。这些弊端，在一定范围内将中央的精神唱走了调，在一定程度上将本是为民的好事变成了罪恶，使“城市化”进程中一些固有的名词总与令人胆战心惊的现象相伴。
例如，“旧城改造”及“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总相伴着随意拆建。
近年来，全国所有的城镇，尤其是大中型城市，无一不是随处可见涂着白圈的“拆”字，到处可见吊车耸立，工地遍布。笔者去年曾怀着十年前美好的回忆来到春城昆明，却见几乎全城的地面一下子全部掀起，到处乌烟瘴气，满眼坑坑洼洼。也曾奢望，“不破不立”，很快也会像发达国家那样“城市中见不到露天黄土”。而事实却是，永远不可再见的是许多文物古迹，永不停息的是拆了建建了拆。据说，全国在“旧城改造”名目下，已经无可挽回地毁掉了3万多处古迹。这些躲过战火轰炸躲过自然灾害的宝贵遗产，却躲不过官僚的红头文件、躲不过被利益驱使的罪恶铲车。拆了旧城才有空间建新的，在拆拆建建之中，决策者可以快速地获得政绩，经商者可以快速地攫取财富，手段高超者则可以政绩与财富兼得。
随之而来的是争先恐后地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但，什么才是“国际化大都市”？仍然是浮于形式的理解，仍然要与“政绩”和“聚财”挂钩。于是，东西南北，千城一面，大广场，大高楼。最糟糕的是，“一个将军一个令”，随着领导层的不断变换，新城的规划也在不断变化。于是，频频出现刚建不久的大楼被炸掉、刚通行的公路改绿地等劳命伤财的怪事。
再加上多头管理及监管无力，挥霍掉的又岂止是资源。笔者家门前一条便道就总不得消停，埋电缆的刚刨开填上，安水管的又来刨开填上，接下来管天然气的、管电话线的……你走他来，络绎不绝。刨开创了GDP，填上又创了GDP。在暂短的平整期，又反复地铺瓷砖。先是铺上鲜亮的大块瓷砖，不想落上浮土尤其是遇上雨雪，竟然滑得使路人不敢落步，老人们宁可在行车道上躲避着来往车辆，也不敢走上必会滑倒的便道。好在不知是体恤民情还是找到市场，鲜亮的瓷砖不久就被铲掉了。接下来，大块转、小块砖、正方的、长方的、仿古的、多色的……又是永不停息的铲了贴贴了铲。铲了创了GDP，贴上又创了GDP。
不正确的政绩考核标准，不科学的GDP统计方式，“人制”代替法治的社会机制，正是造成随意拆建的推手。五中全会公报对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的提法，显著变化之一是“国民生产总值”或者“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GDP”相关字眼首次没有出现。可真英明呀！
在上海世博会上，展示的是中国的战国铜车马、沙拉的雅典纳神像、法国印象派大师的传世之座、丹麦的小美人鱼、塞舌尔的亚达伯拉象。就连美国也展现的是朴实的百姓生活。由此可见，“千城一面”绝不是“国际化大都市”的实质，每个城市的形成都是在自己特有的时代背景下，带有自己的特点而成立、而延续。他们各自的特色在他们自己的“后花园”。我们有幸挖开“汉墓群”、“三星堆”等等众多古迹，能够得到祖先留下的智慧与财富，设想一下，我们的后代，能从我们留下的痕迹里挖出什么？大概只能挖出无穷的建筑垃圾。发达国家的城市能百年不变样，我们的城市却总是“日新月异”。
例如，缓解城市交通堵塞以及节能减排总相伴着加大等级差异转嫁平民百姓。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随着人民大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交通堵塞了，临城高速不通了。京都变成了“京堵”，周边高速成为了“停车场”。许多高人纷纷支招，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难题没见解决，“干群矛盾”却见加大。早已实行“限号”的北京，车辆却见增不见减。京城的主体是国家、市级机关以及国有企事业单位，为了不影响用车，“只得”再多买车，本来拥有一辆车的待遇，结果变成拥有两辆车。能够被限行的只限于少量的私家车。
于是那些高人又出招了：“加大车牌税”、“狂涨油价”、“控制私家车进城”、“增加存车费”……招招是公车不怕、私车愤怒的道术。
“公车改制”的呼声已久，却只闻风声响不见雨点来，大概是运动员及裁判员集一身的缘故吧。
“公交车道”只在临近站台才能专用；环路进口、出口处车辆反复交错；远比欧美宽的路却远比人家堵；军车警车横冲直撞的特权；对红灯的无视……全民的法制观念需要加强，公路布局需要科学实际，来不得半点主观、浮躁。管理现代化城市交通，需要现代化的社会体制。
例如，“农民进城”总相伴着“绑架农民”。
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通常指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的过程。城市化程度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每年中央都把“一号文件”定位于指导农业农村工作，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是推进城镇化的总纲领。“城镇化”是中国特色的城市化。一号文件强调，2010年的农业农村工作，要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把改善农村民生作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内容，把扩大农村需求作为拉动内需的关键举措，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任务，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推进城镇化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文件指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农村宅基地和村庄整理所节约的土地首先要补充耕地，调剂为建设用地的，在县域内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使用，纳入年度土地利用计划，主要用于产业集聚发展，方便农民就近转移就业。
中央一号文件的精神是正确的，是顺应世界潮流的。但是，城镇化历程，农民进城，需要由农民自愿和自由地选择，不应是强制性地推进。事实却偏偏是，由于机制的弊端、由于习惯发号施令，地方政府纷纷出台“宅基地换住房、承包地换社会保障”、“对退出宅基地每亩补助几十万元”等五花八门的政策，使农民们产生不少“硬伤”，大有被“绑架”的感觉。硬逼着农民离开祖屋住进楼房，农具没处放，畜禽不能养，生计被打乱。失去土地的农民，进城后生活成本大大提高，没有相应的谋生手段，难以生存。同时，城镇中“土著族”的工作岗位与社会福利也受到极大地冲击，深感危机。与“施恩者”的初衷相反，竟然出现农民根本不愿“农转非”以及公务员固守农村户口等现象。他们从征地的官员与商人做法中，看到了高昂的土地溢价。征得农民土地的“成效”是，地方政府手中又有土地“资源了”，又可以创造新的GDP了，更甭说土地收入中还会有一部分，能够“培养”出贪官与奸商。其中缘由仍然是土地使用与监管体制存在弊端。
“城市化”要求民众培养“城市心态”
影响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因素，有体制问题，有执政者的能力问题，也有民众百姓的素质问题。随着农民地位的提高，人们几乎不能再提“小农意识”。可“小农意识”又确实很普遍，它带来的效应，严重干扰着城市化的进展。
“电器下乡”中，销售人员早已有了经验：村长喜欢什么牌子，几乎全村都会买这个牌子。攀比从众就是“小农意识”的表现之一。
你建高楼，我就要建更高的楼，你建广场，我就要建更大的广场。执政者也免不了“小农意识”。
不谈“权钱结合”的腐败，单单看表面现象，“一朝权在手”，对下喝三喝四，盛气临人；对上低三下四，唯命必从。将违反法规、搞特殊当成本事大、靠山硬。
在城市化的一切事项中，都可以有特例，只要有“大人物”发话。所以，“公（攻）关”成了企业中必设的岗位。只顾眼前的利益，只顾自己的利益，习惯搞些“自由主义”的小动作，正属“小农意识”的习俗。
城市化要求讲卫生、讲环保、讲礼貌、讲遵纪守法。这是最起码的城市心态。对城市公民，要加强社会公德教育。对进城的农民也要加强城市公德教育。在日本，即使收垃圾的工人，都要穿戴整洁。看看我们，即使在北京上海的街头，都随时可见衣衫不整的民工，扛着铁锨大喊大叫，或是一身泥土在公交车上挤来挤去。
人们随手采摘绿化带的花草、故意损坏街头的座椅，肮脏的公厕、杂乱的街道……即使全国人都进了城，也不能算实现城市化。
所以说，城市化的过程，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社会体制改革的过程、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也是全国人民思想道德大提高的过程。
上海世博会期间，世界各国充分展示城市文明成果，交流城市建设经验，传播先进城市发展理念，探讨新的、更好的人类居住、生活、工作模式，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留下一份丰厚的精神遗产。上海世博会是送到中国人民身边的“大课堂”和“活教材”，它使我们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学习如何培养“城市心态”，加快祖国城市化进程，更好地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还只是刚刚揭开篇章。
上海世博会助推了全球“城市化”的进展
自1851年伦敦“万国博览会”以来，世界博览会已经走过159年的历程。从诞生之日起，世博会就成为展示人类文明成果、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舞台。蒸汽机、电灯、汽车、飞机、电话、电影、煤气灶、计算机、机器人、航天器等无数改变人类进程的发明创造，都借助了世博会这一重要舞台，得以展示，得以传播。度假村、俱乐部、主题公园、百货商店、自动售货机以及碳酸饮料、汉堡包、炸鸡腿和披萨等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和公共设施，也都借助了世博会这一重要舞台，获得启示，获得成果。世博会集中展示着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同时推动着人类文明的现代化进程。
一个半世纪以来，无论人类社会发生着怎样的变化，历届世博会都有着一个不变的灵魂，就是开阔世人的眼界，启迪人们的心智，为人类留下宝贵的精神和物质遗产。如若说以前的世博会都是通过一项项科技发明、一件件文明创意体现着她的灵魂，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上海世博会则是全方位从精神和理性的高度，体现着自己的灵魂。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只有上升到精神和理性的高度时，才能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才能永久传承。上海世博会“充分展示了丰富多彩的当代文明成就，汇集了人类探索城市发展的共同智慧，创造了多项世博会的新纪录，谱写了世界博览史的辉煌篇章。”
上海世博会是在全球性经济危机中，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第一次在大城市的中心区成功举办的世博盛会。在184天中，上海世博会累计接待参观者7308.4万人次；接待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贵宾101批；园内设休息座凳11万个座位；饮水点117处共1854个直饮龙头；设置1.1万个厕位；高温季节向游客发放1800万把清凉扇；新闻中心共接待了18.6万人次的中外记者；园区志愿者共79965名，提供4.6亿人次的服务……这一系列令人惊叹的数字，充分显示着东道主中国的强大、富有、热情和文明。
而闭幕式上温总理的讲话，更为以上的显示越加重重地抹上了一笔，向世人充分显现着今日中国的敢于承担、能够承担、不畏威强、坦然走自主创新强国之路的大国形象。同时，对全中国人民明确指出在上海世博精彩转身之后应该想什么，应该做怎么。温总理说，上海世博会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一次向世界学习的良好机会。“一日观世博，胜读十年书。”走进世博的场馆，不仅饱览了各国的美丽景观和奇珍异宝，也领略了各国的灿烂文化和风土人情，这种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受和震撼是电视和书本都无法比拟的。世博会也是各国综合国力的展示，在这里，既看到了别人的长处，又发现了自己的差距。只有海纳百川、博采众长，才能跻身于世界先进之林；只有站在巨人的肩上，才能看得更远。世博会的成功举办，更加坚定了中国推进改革开放的信心和决心，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和开放兼容的道路，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的优秀文明成果，深化同各国的互利合作，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针对伴随“城市化”而来的人口膨胀、交通拥挤、环境污染、资源紧缺、城市贫困、文化冲突等全球性难题，《上海宣言》形成共识，人类对美好生活的理解与追求引领城市发展。我们高度认同，必须重新审视城市化过程中人、城市与地球家园的关系。我们一致认为，通过创新来建设和谐城市，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解决之道。
《上海宣言》达成一致，和谐城市，应该是建立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之上的合理有序、自我更新、充满活力的城市生命体；和谐城市，应该是生态环境友好、经济集约高效、社会公平和睦的城市综合体。我们相信，这样的和谐城市是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有效途径。
《上海宣言》提出倡议：创造面向未来的生态文明，追求包容协调的增长方式，坚持科技创新的发展道路，建设智能便捷的信息社会，培育开放共享的多元文化，构筑亲睦友善的宜居社区，促进均衡协调的城乡关系。
《上海宣言》呼吁，认真总结上海世博会展览展示、论坛和城市最佳实践区的思想成果，汇集各国城市发展的宝贵经验和人类探索城市发展的共同智慧，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推广，与广大民众共同交流，为城市管理者提供城市建设和管理经验。
“城市化”促逼中国的政治体制加快改革
为了承办上海世博会，中国人民争取了8年。为了跟上世界步伐，中国人民奋斗了30年。改革开放的核心目标，就是让中国更富强，让广大人民的生活更美好。当前，中国快速地富起来了，快速地进入了城市化和工业化时代。同时，发达国家百余年来逐渐遇到的“城市化”必然发生的考验与难题，也极其快速地一股脑堆在了中国执政者与百姓的面前。应接不暇之程度，令人联想起一位“老三届”的形容，“少年时没的吃，饿成肝炎。眼下吃嘛有嘛，又得脂肪肝了。”当前在我们中国“城市化”中显现出来的“消化不良”，多属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问题。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协调，已经对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推进城市化进程，形成很大的制约作用。五中全会提出“十二五”将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这就是要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中央的决策是正确的，是从众多实际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
回顾近年来“城市化”进程中爆发出的一系列不和谐声音，无一不掺加着体制的弊端。这些弊端，在一定范围内将中央的精神唱走了调，在一定程度上将本是为民的好事变成了罪恶，使“城市化”进程中一些固有的名词总与令人胆战心惊的现象相伴。
例如，“旧城改造”及“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总相伴着随意拆建。
近年来，全国所有的城镇，尤其是大中型城市，无一不是随处可见涂着白圈的“拆”字，到处可见吊车耸立，工地遍布。笔者去年曾怀着十年前美好的回忆来到春城昆明，却见几乎全城的地面一下子全部掀起，到处乌烟瘴气，满眼坑坑洼洼。也曾奢望，“不破不立”，很快也会像发达国家那样“城市中见不到露天黄土”。而事实却是，永远不可再见的是许多文物古迹，永不停息的是拆了建建了拆。据说，全国在“旧城改造”名目下，已经无可挽回地毁掉了3万多处古迹。这些躲过战火轰炸躲过自然灾害的宝贵遗产，却躲不过官僚的红头文件、躲不过被利益驱使的罪恶铲车。拆了旧城才有空间建新的，在拆拆建建之中，决策者可以快速地获得政绩，经商者可以快速地攫取财富，手段高超者则可以政绩与财富兼得。
随之而来的是争先恐后地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但，什么才是“国际化大都市”？仍然是浮于形式的理解，仍然要与“政绩”和“聚财”挂钩。于是，东西南北，千城一面，大广场，大高楼。最糟糕的是，“一个将军一个令”，随着领导层的不断变换，新城的规划也在不断变化。于是，频频出现刚建不久的大楼被炸掉、刚通行的公路改绿地等劳命伤财的怪事。
再加上多头管理及监管无力，挥霍掉的又岂止是资源。笔者家门前一条便道就总不得消停，埋电缆的刚刨开填上，安水管的又来刨开填上，接下来管天然气的、管电话线的……你走他来，络绎不绝。刨开创了GDP，填上又创了GDP。在暂短的平整期，又反复地铺瓷砖。先是铺上鲜亮的大块瓷砖，不想落上浮土尤其是遇上雨雪，竟然滑得使路人不敢落步，老人们宁可在行车道上躲避着来往车辆，也不敢走上必会滑倒的便道。好在不知是体恤民情还是找到市场，鲜亮的瓷砖不久就被铲掉了。接下来，大块转、小块砖、正方的、长方的、仿古的、多色的……又是永不停息的铲了贴贴了铲。铲了创了GDP，贴上又创了GDP。
不正确的政绩考核标准，不科学的GDP统计方式，“人制”代替法治的社会机制，正是造成随意拆建的推手。五中全会公报对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的提法，显著变化之一是“国民生产总值”或者“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GDP”相关字眼首次没有出现。可真英明呀！
在上海世博会上，展示的是中国的战国铜车马、沙拉的雅典纳神像、法国印象派大师的传世之座、丹麦的小美人鱼、塞舌尔的亚达伯拉象。就连美国也展现的是朴实的百姓生活。由此可见，“千城一面”绝不是“国际化大都市”的实质，每个城市的形成都是在自己特有的时代背景下，带有自己的特点而成立、而延续。他们各自的特色在他们自己的“后花园”。我们有幸挖开“汉墓群”、“三星堆”等等众多古迹，能够得到祖先留下的智慧与财富，设想一下，我们的后代，能从我们留下的痕迹里挖出什么？大概只能挖出无穷的建筑垃圾。发达国家的城市能百年不变样，我们的城市却总是“日新月异”。
例如，缓解城市交通堵塞以及节能减排总相伴着加大等级差异转嫁平民百姓。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随着人民大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交通堵塞了，临城高速不通了。京都变成了“京堵”，周边高速成为了“停车场”。许多高人纷纷支招，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难题没见解决，“干群矛盾”却见加大。早已实行“限号”的北京，车辆却见增不见减。京城的主体是国家、市级机关以及国有企事业单位，为了不影响用车，“只得”再多买车，本来拥有一辆车的待遇，结果变成拥有两辆车。能够被限行的只限于少量的私家车。
于是那些高人又出招了：“加大车牌税”、“狂涨油价”、“控制私家车进城”、“增加存车费”……招招是公车不怕、私车愤怒的道术。
“公车改制”的呼声已久，却只闻风声响不见雨点来，大概是运动员及裁判员集一身的缘故吧。
“公交车道”只在临近站台才能专用；环路进口、出口处车辆反复交错；远比欧美宽的路却远比人家堵；军车警车横冲直撞的特权；对红灯的无视……全民的法制观念需要加强，公路布局需要科学实际，来不得半点主观、浮躁。管理现代化城市交通，需要现代化的社会体制。
例如，“农民进城”总相伴着“绑架农民”。
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通常指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的过程。城市化程度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每年中央都把“一号文件”定位于指导农业农村工作，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是推进城镇化的总纲领。“城镇化”是中国特色的城市化。一号文件强调，2010年的农业农村工作，要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把改善农村民生作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内容，把扩大农村需求作为拉动内需的关键举措，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任务，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推进城镇化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文件指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农村宅基地和村庄整理所节约的土地首先要补充耕地，调剂为建设用地的，在县域内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使用，纳入年度土地利用计划，主要用于产业集聚发展，方便农民就近转移就业。
中央一号文件的精神是正确的，是顺应世界潮流的。但是，城镇化历程，农民进城，需要由农民自愿和自由地选择，不应是强制性地推进。事实却偏偏是，由于机制的弊端、由于习惯发号施令，地方政府纷纷出台“宅基地换住房、承包地换社会保障”、“对退出宅基地每亩补助几十万元”等五花八门的政策，使农民们产生不少“硬伤”，大有被“绑架”的感觉。硬逼着农民离开祖屋住进楼房，农具没处放，畜禽不能养，生计被打乱。失去土地的农民，进城后生活成本大大提高，没有相应的谋生手段，难以生存。同时，城镇中“土著族”的工作岗位与社会福利也受到极大地冲击，深感危机。与“施恩者”的初衷相反，竟然出现农民根本不愿“农转非”以及公务员固守农村户口等现象。他们从征地的官员与商人做法中，看到了高昂的土地溢价。征得农民土地的“成效”是，地方政府手中又有土地“资源了”，又可以创造新的GDP了，更甭说土地收入中还会有一部分，能够“培养”出贪官与奸商。其中缘由仍然是土地使用与监管体制存在弊端。
“城市化”要求民众培养“城市心态”
影响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因素，有体制问题，有执政者的能力问题，也有民众百姓的素质问题。随着农民地位的提高，人们几乎不能再提“小农意识”。可“小农意识”又确实很普遍，它带来的效应，严重干扰着城市化的进展。
“电器下乡”中，销售人员早已有了经验：村长喜欢什么牌子，几乎全村都会买这个牌子。攀比从众就是“小农意识”的表现之一。
你建高楼，我就要建更高的楼，你建广场，我就要建更大的广场。执政者也免不了“小农意识”。
不谈“权钱结合”的腐败，单单看表面现象，“一朝权在手”，对下喝三喝四，盛气临人；对上低三下四，唯命必从。将违反法规、搞特殊当成本事大、靠山硬。
在城市化的一切事项中，都可以有特例，只要有“大人物”发话。所以，“公（攻）关”成了企业中必设的岗位。只顾眼前的利益，只顾自己的利益，习惯搞些“自由主义”的小动作，正属“小农意识”的习俗。
城市化要求讲卫生、讲环保、讲礼貌、讲遵纪守法。这是最起码的城市心态。对城市公民，要加强社会公德教育。对进城的农民也要加强城市公德教育。在日本，即使收垃圾的工人，都要穿戴整洁。看看我们，即使在北京上海的街头，都随时可见衣衫不整的民工，扛着铁锨大喊大叫，或是一身泥土在公交车上挤来挤去。
人们随手采摘绿化带的花草、故意损坏街头的座椅，肮脏的公厕、杂乱的街道……即使全国人都进了城，也不能算实现城市化。
所以说，城市化的过程，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社会体制改革的过程、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也是全国人民思想道德大提高的过程。
上海世博会期间，世界各国充分展示城市文明成果，交流城市建设经验，传播先进城市发展理念，探讨新的、更好的人类居住、生活、工作模式，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留下一份丰厚的精神遗产。上海世博会是送到中国人民身边的“大课堂”和“活教材”，它使我们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学习如何培养“城市心态”，加快祖国城市化进程，更好地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