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东王尽美烈士纪念馆中，陈列着一款巨幅画作，惹人注目。画面右侧，列宁坐在一把木椅上，身体微微前倾，右臂靠在沙发上，似乎正在说着什么。左侧坐着三位年轻人，王尽美位于画面中央，儒雅中透着几分英气，正目不转睛地看着列宁，似乎正在用心倾听列宁讲话。这幅画作由路璋创作，描绘了1922年1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又称远东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列宁接见中国代表时的情景。笔者翻查资料，发现不少介绍、研究王尽美生平事迹的传记、文章，均认为王尽美在列宁接见之列。如陈锡德在《王尽美》中写道：“王尽美同志在共产国际召开的这次代表大会上……见到了全世界工人阶级的伟大的领袖和导师列宁同志。”肇年、伟俊的《王尽美同志战斗的一生》也指出：“在这次大会上，王尽美等同志受到了列宁的亲切接见，聆听了列宁的教诲，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和鼓舞。”有关王尽美的话剧、京剧以及电视剧、连环画等，也均出现了王尽美与列宁握手的场面或解说。到底列宁在远东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是否真的接见过王尽美呢？让我们一起来追寻历史的真实面目吧。
　　
　　源头：王哲回忆
　　
　　关于王尽美出席远东人民代表大会时曾受到列宁接见的说法，源自王尽美同代人王哲的回忆。王哲是山东省黄升乡黄升村人，1919年就读于北京大学，1925年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底赴延安，历任延安大学预科部主任兼图书馆主任、华北联合大学政法学院副院长、辽东军事大学副校长。1949年4月任山东省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教育厅厅长。后改任中共山东分局文教委员会副主任。1956年8月任山东省副省长兼山东医学院院长。他关于王尽美的回忆文章《回忆在国民会议运动期间的王尽美》就是在20世纪50年代留下来的。
　　他在文中提到：“王尽美在苏联听取了共产国际的报告、兄弟党代表的发言，到苏联各地进行了考察，参观了克里姆林宫的列宁办公室，并受到了列宁的亲切接见。”文中还详细描述了列宁办公室的布置和接见时的场景：
　　列宁办公室是一间有两扇窗子的大屋子，靠墙是书架，里面摆着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百科全书、经济方面的书籍和古典文学名著，新书放在较低的一个书架上，有几个架子专门放报纸，有一个桌子专放各种地图，墙上挂着地图和马克思、哈尔士林的像。
　　列宁的书桌差不多是在屋子的中心，桌上放着一盏小台灯，几架电话机，一把用来剪信用的剪刀，一把裁纸刀，和几支削尖了的铅笔。桌子两旁的架子上放着准备查阅的党的文献，参考书籍、报刊。桌前是一把藤做的、朴素的圈椅。
　　列宁的办公桌前面还有一张桌子，周围放着圈椅，这是接待来访者和举行政治局会议用的。屋子的整个气氛简单、朴素。尔后，就在这间屋子里，列宁接见了中国代表团的负责同志，王尽美等同志一进门，列宁便指着桌旁的软垫圈椅请他们坐下，列宁自己却坐在桌旁的一把硬圈椅上，他轻轻地移近王尽美，面带友谊的微笑，开始了亲切的谈话。列宁仔细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后，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它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列宁还指出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要团结其他革命阶级，推进革命事业。
　　王尽美十分尊敬和热爱列宁，他说，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的渊博和机智是非凡的，这次接见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根据王哲文中所述，这段见闻是1924年底王尽美告诉他的。当时，他还正在北京大学读书，就是在积极投入国民会议运动时，他才认识了赴京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总会”的王尽美。会后，他和王尽美、王乐平以及阎容德同赴天津拜会孙中山。期间，他和王尽美在天津一家普通小旅馆中同住一室，“晚上，他和我谈心，给我讲革命道理，常常谈到深夜。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王尽美谈他访苏时的所见所闻”。于是便有了上文的这些描述。显然，王哲这里只是听说，并不是亲眼所见。
　　
　　破解：张国焘回忆
　　
　　对赴苏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经历和观感，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用了整整四个章节来讲述。其中，也详细记述了列宁约见他们的情形。
　　他写道，开会后几天的一个晚上，远东局主任、俄共驻西伯利亚全权代表、苏俄政府西伯利亚区全权代表、西伯利亚军区主席施玛斯基偕同共产国际一位英文翻译爱芬（此人后来任斯大林秘书），邀请张国焘、张秋白和邓培三位中国代表和朝鲜代表金奎植一同去克里姆林宫。到了之后，才知道是应列宁的约见。须臾，列宁就从隔壁的办公室过来接待。列宁出现时的朴实无华、毫无做作让张国焘感到惊讶，让他感觉面对的完全是个普通人，很像中国乡村中的教书先生，绝对看不出是手握大权的革命最高领袖。经过施玛斯基的一番介绍之后，谈话便在轻松的气氛中进行。
　　


　　张秋白首先要列宁对中国革命作一指教。列宁很直率地表示，他对中国的情形知道得很少，只知道孙中山先生是中国的革命领袖，也不了解孙先生在这些年来做了些甚么，因此不能随便表示意见。他转而询问张秋白，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张秋白并未多加说明即作肯定表示：国共两党一定可以很好地合作。列宁旋即以同样的问题问张国焘，并希望了解一些有关中国的情形。张国焘回答，在中国民族和民主的革命中，国共两党应当密切合作，而且可以合作；同时指出在两党合作的进程中可能发生若干困难，不过这些困难相信是可以克服的；并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正在学习着进行各项工作，当努力促进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势力的团结。列宁对张国焘的回答，似乎很满意，并没有继续问下去。接着，张国焘又记述了列宁和朝鲜代表金奎植、远东局主任施玛斯基谈话的情形。
　　告辞时，列宁亲切地双手握住邓培的手，用英语向张国焘说：“铁路工人运动是很重要的。在俄国革命中，铁路工人起过重大的作用；在未来的中国革命中，他们也一定会起同样的或者更重大的作用。请你将我的意思说给他听。”邓培听了张国焘的翻译后张口大笑，点头不已，作为对列宁盛意的回答。列宁受到感染，也露出乐不可支的笑容。
　　这次谈话大约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因为翻译的费时，谈话的内容很简单，但晤谈时那种友爱亲切的气氛，尤其是列宁的神态和一些细节处理给张国焘留下了深刻印象。张国焘细致描绘列宁在谈话时，总是倾斜着头向发言者靠近，眼睛里充满自信的光芒，全神贯注，一个字也不肯轻易放过。如果爱芬的翻译有一个字不甚恰当，他也会和气地加以点明；如果张国焘他们说话的意思不够清楚，他也要问个明白。
　　《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七辑刊登的一组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档案资料显示，目前发现的36张代表团成员调查表（中国代表团人数为37人）和23张委任状证明，张国焘回忆自己是“中共的惟一代表”是不错的，因为只有他以中国共产党代表身份出席。而且他当时确实出任中国代表团团长。他回忆中提到的爪哇代表与上述资料披露的该代表调查表情况也基本相符。这说明张对于此次会议的回忆是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1920年7月至8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确定了在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该与所在国资产阶级民主派暂时合作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的基本思想。从苏方安排接见人员的立场角度考虑，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领导人列宁自然关注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及其政党的合作问题，张国焘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代表团团长，张秋白作为国民党代表，自然应该在列。而且晤谈中列宁询问张国焘和张秋白的同一问题印证了列宁对国共两党合作的关注。邓培是当时中国铁路工人运动的佼佼者、领导者，作为无产阶级的当然代表，在接见之列也合乎情理。而王尽美当时只是作为山东报界的代表，在代表团成员中应该说是不出众的。
　　


　　再来分析一下接见晤谈时的情形。张国焘的回忆，包括对列宁第一印象的描绘、对谈话内容的记述、列宁谈话时的神态和细节，其反应和关注视角符合小人物第一次见到景仰的革命领袖时的逻辑情境。而王哲的回忆却更多地关注列宁办公室的布置，更像是参观时留下的印象。对列宁个人形象以及谈话内容的记述却非常笼统，至于会谈中间的细节问题，更没有提到。
　　
　　他证：罗章龙回忆
　　
　　对于这次会议的情况，罗章龙在《椿园载记》中也专辟了一个章节“东方民族大会”作为记载。关于接见的情况，罗章龙的记述是这样的：“这次会议自始至终是由第三国际主持的。当时列宁身体抱恙，没有经常出席会议。但在会议期间，列宁接见了中国代表，其中包括两名工人代表，一位就是唐山的邓培。中国工人代表见到了列宁是很荣幸的。列宁在谈话中表达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关怀，鼓励中国工人阶级不断前进。邓培回国后向我详述了列宁接见时这一难忘的情景。”
　　根据罗章龙的记述来看，除了邓培外，还有一名中国工人代表，根据《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七辑刊登的代表调查表，中国代表团中另外8位工人代表，分别是：王光辉、王寒烬、王福源、欧阳笛渔、倪忧天、梁鹏万、许赤光和赵子俊。而王尽美在“社会的位置”一栏填写的是“学界”，“职业”一栏是“山东劳动报记者”，显然王尽美不是以工人代表身份出席大会。
　　罗章龙和王尽美有着深厚的朋友情谊。他们早在五四前后就已认识，此后二人不断往来济南和北京之间，共同研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奔波于多条铁路和工厂之间，调查工人疾苦，开展工会活动，组织党团，领导罢工，互为声援。1922年10月后还曾经一起指导北方工人运动。晚年罗章龙在回忆录中曾多次忆及王尽美的事迹，也专门写文进行纪念，还经常和后辈提起王尽美如何深入山海关工人中成立京奉铁路工会，如何指挥开滦五矿大罢工取得胜利，“二七”罢工失败后如何不避艰险，继续指挥罢工、组织善后救援工作等。美国溪流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罗章龙回忆录》题图显示，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期间，罗章龙同王尽美同住一室，此时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王尽美刚从苏联返回上海。因此，依照罗章龙和王尽美的关系，如果王尽美受到列宁的接见，罗章龙是有很大机会知道的，在回忆中也不会不提及。
　　另外，笔者还请教了国际共运研究专家李玉贞教授，但遗憾的是，她在查找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档案资料中，并未见到关于列宁接见中国代表的记载。
　　
　　结论：王尽美并未受到列宁接见
　　
　　根据上面的分析，笔者推断，王尽美和王哲谈及的很可能是他们参观克里姆林宫列宁办公室时的情形。一方面，根据常识，谈话时容易出现意会错误的情况；另一方面，王哲的回忆是在建国后，已经事隔多年，且不排除受意识形态影响的因素。从史料学的角度看，张国焘的回忆是亲身经历，而且其回忆和现在发现的档案资料也多处相合。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笔者以为张的回忆是可信的。也就是说，在远东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列宁接见过王尽美”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理应给予纠正。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