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雨淋湿的男人
　　到了傍晚，喧嚣了一天的火车站广场才开始慢慢安静下来。其实，也算不得安静，是另一种热闹就要开始了。
　　我和李冉把桌子一张一张地搬了出来。我们每天都要干这个活儿，八张小方桌，梧桐木的，并不沉，但日复一日。黎明的时候把桌子搬回屋里，傍晚再搬出来。确切说，是早上七点赶在城管巡逻车到来之前和下午六点等到城管下班之后。当然，这绝不是说城管只在这个时间段执法，而是说，相对安全——他们随时执法，他们有他们的工作。
　　今天天气闷热，天气预报说要有暴雨。但这并不耽误我们的工作。整整一个下午，我和李冉都在为了晚上的工作做准备。李然手脚利索，借助一把快刀和一个小小的破竹器，一个下午可以把一根长长的竹竿剖解为三千支锋利的竹签。弄好之后，她把它们齐刷刷地摆在竹筒里，像三千支射向命运的利箭，等待着猎物的到来。她戴着厚厚的手套，以防止这利箭一般的竹子扎进她的手掌。但即使如此，她手上还是扎进去许多看不到的竹刺，这也没有办法，我们得生活下去。别忘了，一支竹签就意味着至少一元钱的收入，所以，看在钱的份上，她还是乐此不疲。我们都需要钱。这肯定没错。
　　我负责把羊肉切成肥瘦均匀的肉条，当然还有猪肉。也许，它们还会夹杂在一起，但是绝对没有传言中的老鼠肉、猫肉之类的，因为我们知道，做人要有良心，做生意同样如此，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是容易的。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周日做礼拜的时候，牧师总是循循善诱。除了这些，竹签上还会有鸡翅、鸡心、鱿鱼……但这些都可以到城东的批发市场去批发，很方便。但有一些活儿，需要我们自己来干，比如，煮花生和毛豆;比如，串蝎子。
　　每天下午四点，我的堂弟张力会开着他的破昌河从山里来给我们送货。新鲜的带着泥土味道的鲜花生，水漉漉的散发着秋天气息的毛豆角，最重要的是，还会有活力四射让人望而生畏的山蝎子。远处的那座山，盛产蝎子。一种毒虫。在夜晚的时候，满山都是掀蝎子的人，他们拿着紫外线灯，朝石头堆里一照，鲜活的蝎子就会发出蓝莹莹的光来。他们用一个特制的铁钳子把蝎子夹起来，放到饮料瓶子里。一个晚上，多的时候可以捉一百多只。这常常让我想起中学《语文》课本上学过的《捕蛇者说》来，虽然每年都有被蝎子蛰死的事發生，或者失足掉进悬崖摔死，但捉蝎子的人还是络绎不绝。因为一只活蝎，会以两元的价格被我堂弟收走，第二天送到这个城市的每一个烧烤摊上。烤熟的蝎子，一串五只，可以卖二十元。这个城市的人都爱吃。以毒攻毒。
　　今天来吃烧烤的人不算多，可能是天气的缘故。八张小桌稀稀拉拉坐了十几个人，天气的确太热了，新鲜扎啤也抵不住着炎热的气浪，光了膀子也还是热。
　　他是夜晚十二点之后来的。
　　他一个人。看上去年纪不大，三十出头，却满脸疲惫。这个时间段，跳广场舞和遛狗的都回去了，吃烧烤的也已经不多了，有的已经散场，回家冲澡睡觉;有的转入他们该去的场所，唱歌，洗脚，或者干点其他什么。
　　他从医院方向走过来，穿一件白色汗衫，牛子裤，声音沙哑疲惫。
　　五个羊肉串，一串烤蝎子，两瓶啤酒。他说。
　　好嘞。我站起来，重新用铁钩搂了下炭火。红红的炭火又燃烧起来，像暗夜里新的希望。羊肉在火苗上滋滋啦啦地冒出油来。蝎子还是活的，火苗窜上来的时候，它们挣扎着舞动起来。我喜欢看活物被烤死的景象，这给我一种受虐的惊惧的快感。像我们危险的生活。我有时候想，何止蝎子，我们哪个不是在生活的炭火上烤着？挣扎着？
　　今天上午，我和李冉照常去医院。李冉的父亲动了手术，肺癌。按照我的意见，不必动手术了。可李冉不同意，她怕她以后会后悔。正像那一年，她弟弟尿毒症住院需要肾源。李冉当时正怀着笨笨。那一颗配型成功的肾，她终究没有捐出来——我也不愿同意。后来，李冉几乎得罪了她老家所有人。她父母好几年不搭理她。这件事成了她最大的伤口，当着她的面儿，我从来不能提与肾有关的事儿。肾宝也不行。
　　二十五万，住院三个月，手术费加营养费，这些还不够。她父母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尿毒症不治去世之后，只剩下两个女儿。但那一个嫁到了外省，除了手术时回来一趟，放下了一万块钱，就再也没来过。她的日子也不容易，两口子都出门打工，还被传销骗去过十几万。她自己也有病，据说是艾滋病。但也不一定。谁知道呢。也许只是借口。
　　我们必须努力烤好肉串。别无选择。别说十二点，通宵的事，也是常有的，只要顾客不走，我们就不能打烊。这是规矩，职业道德，更是我们生活的希望。
　　李冉回来说，护城河里发现了一具尸体。她刚才出去公厕小便，看到护城河边上围着许多人，警车也来了，车上的警灯一闪一闪，像一只只诡异的眼。
　　是个男人，四十多岁。她说。
　　跳河的还是落水的？我问。
　　跳河的吧，手里还紧紧攥着一个照片，是全家福。
　　唉。我在胸前画个十字，阿门。
　　好死不如赖活着，有啥大不了的，这么有勇气去跳河，还没勇气活着。李冉自言自语。
　　天上有了雷声。我和李冉坐在那里看手机。手机上今日头条报道一个跳楼的男人。一个四十岁的男人站在十几层高楼的边沿上，来回游走。他打着电话，声音暴躁。有人在下面喊，跳啊，跳啊，快跳啊。后来，男人真的就跳了下来，像一只黑色的大鸟，从天空俯冲下来。
　　这世界咋了？
　　真是疯了。疯了。
　　凌晨三点。雷声更响了，夹杂着闪电。
　　我和李冉开始往屋里搬桌子。顾客已经没有了，整个广场空荡荡的，除了他。
　　他依然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好像雷声与他无关，即将到来的大雨与他无关。他坐着，背对着我们，像一尊雕塑。桌上的肉串几乎没有吃，一串蝎子倒是吃了。啤酒还有一瓶。他坐在那里发呆。
　　我去让他走吧，马上就要下雨了。李冉说。
　　我制止了她。他又不是不知道要下大雨。在如此深的深夜里，一个男人在那里吃酒，是孤独的。顾客就是上帝。 　　噢，是他？这是个骗子。李冉假装收拾东西，绕过去看了他一下，回来说道。
　　骗子？我问。
　　对，错不了。我见过他好几次了。在车站前门处，他每天白天跪在那里乞讨。
　　乞丐也来喝酒吃肉？真的是这样？我说。不过，假乞丐也多了去了。
　　一点没错。他写了一个牌子，说他女儿得了白血病，在医院垂危，那他为什么拿了乞讨的钱来这里喝酒吃串？绝对是个骗子。她气得胸脯鼓鼓的。我顺手摸了一把，这大概是生活给我的唯一馈赠了。
　　要真是那样的话，得好好教训他一下。我说。但是，我们首先得把事情弄清楚再说。李冉说，一点也错不了，我敢保证。
　　一阵雷声过后，豆大的雨点落下来了。我们还没来得及过去教训他一下，大雨就噼里啪啦落了下来。我和李冉忙乱着收拾桌子，凳子，和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
　　天气预报可算是报准了一次，我说。唯一的一次。
　　回到屋里，空气还是有些闷热。但屋外的空气凉爽起来，我们坐在屋檐下，看雨。很久没有下一场大雨了。广场全部被笼罩在了大雨之中。一幕雨帘，从上垂下来，偌大的广场空荡荡的，只有几只灯箱和路灯，在雨中散发着昏黄的灯。
　　突然，我们看到了他。他竟然依然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刚才一阵忙乱，竟然忘了还有一桌客人，还有一个孤独的顾客。这人是不是有毛病？李冉说，下这么
　　大雨，还坐在那里不动。是不是喝醉了？我说。一共两瓶啤酒还没有喝完，不会是睡
　　着了吧？李冉说。这么大的雨，怎么能睡着？过去看
　　看，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我说。李冉拿了一把伞，递给我。他在哭，你看。李冉拉住了我。果然，昏暗的灯光下，凌晨四点钟，
　　他，坐了四个小时一动未动的男人，肩膀抽动，头伏在桌面上，哭声夹杂着雨水飘了过来。大雨伴着雷电，闪烁着狰狞的面目。他任凭雨水如注，抽抽搭搭地哭着。
　　让他哭会吧。我坐下来。
　　李冉也坐下来，蜷缩在椅子上，头倚靠在我的肩膀上。他一定遇到了什么事儿，一定是个什么难过的坎儿。她说。
　　我重新点燃一支烟，又打开了一瓶啤酒。屋檐下的雨被风吹着刮了进来，打在我脸上，雨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红红的烟头熄灭了。
　　李冉想过去给他送一把伞，我制止了她。我知道，一个想淋雨的男人，是不要一把傘的，再大的伞也挡不住狂风暴雨。
　　过了一会儿，那个男人缓缓站了起来。他慢慢举起双手，对着电闪雷鸣的天空，把双手举过了头顶，然后号啕大哭起来。
　　我紧紧地搂着李冉，她肥硕的胸挤压着我，让我有种溺水的感觉。但女人的胸脯真是好东西，除了让我喘不动气，还让我觉得有一股温热让我冲动。我已经好久没和她亲热了，我决定，马上我们就做一次，哪怕是躺在利箭一般的竹签上，趁着雨还没有停下，趁着我们还活着。
　　第二天上午，我和李冉从医院出来，顺道去看了一下笨笨。城北希望路 6号，特殊学校宽阔的教室里，笨笨一个人坐在窗前看着外面蜿蜒而过的火车一动不动。
　　傍晚的时候，雨过天晴，空气凉爽。我和李冉继续把小方桌搬出来。霓虹闪烁，炭火通红，新的夜晚正在到来，吃烧烤的人也正在涌上来。这个晚上，我和李冉都有些心神不定，我们不时地朝医院方向瞟一眼，似乎期待着再看到那个孤独的身影。
　　十二点过后，从那个方向来了两个男人。他们步履沉重，眼神疲惫。他们要了十串活蝎，一扎啤酒。他们一边喝着酒，一边谈论着这个城市发生的事儿。一个说，可惜了，好乖的，才八岁。另一个叹口气，说，可惜不配型。哎，你说会不会是拐卖来的？另一个喝口酒，说，谁知道呢。不说这个了，你看，这蝎子这么毒，咋就这么好吃呢？
　　烧烤炉忽然“哔啵”一声，蓦地冒起了一个小火头，我的手一抖，竹签上挣扎的蝎子一下子蛰住了我，瞬间，一股电流般钻心的疼痛像闪电一样袭击了我，我大叫一声，眼泪瞬间滚滚而落。
　　被台风吹走的男人
　　老方出事之后，整条街都哗然了。
　　以前的时候，他每天晚饭后都到火车站广场来散步，有时候，身后还会跟着一只猫。那猫是黑色的，通体黝黑，唯有一双眼珠发黄，像黑夜里的两盏灯。据说那猫与方老师形影不离，还会跳舞。方老师是不屑于跳广场舞的，偶尔只跳交谊舞。方老师跳舞的时候，那猫就蹲在不远处看，是一个忠实的观众，有时候，那猫也会伴随着轻柔的华尔兹，伸腰，弓背，扭身，仰颈，跳一曲。
　　他是重点中学退休的生物老师，据说已经退休了十多年，但看上去也就是六十多岁的样子。方老师戴着眼镜，斯斯文文，大家给他打招呼，喊他“方老师好”。他常常报以微笑并且点头回礼，有时候，他戴着礼帽，还会摘下帽子来，站住微微弯腰还礼。大家都觉得方老师是有修养的人，在我们这条街，住的人很杂，方老师是很明显与这群人不同的知识分子。这条街是一条老街，楼房也都有三十多年的楼龄了，很多人都买了新房子搬了出去，旧房子就租给了外地人或乡下人。开饭店的，卖小吃的，做烧烤的等等。据说方老师在本地最高档小区普陀小区也有一套，还是复式的，但他偏偏还是住在这里。人们说起这件事，方老师总是笑，说，在这里住了几十年，住习惯了。再问，方老师就说，这条街烟火气重，热闹，买啥也方便，那个小区太冷。大家就都羡慕，说，方老师就是方老师，看人家，啥境界，放着高档楼房不住，非要和我们挤在一起。方老师就有些不好意思，欠欠身走远了。
　　有几次，方老师也到我这里坐坐。走累了，或者跳舞跳累了，他就过来，找一张桌坐下来。我招呼李冉给方老师冲茶，方老师就抱拳作揖，说，自备，自备。他举起手里的水杯，透明的玻璃杯永远都干干净净的，里面泡着鲜红的枸杞。一般人出门遛弯，都带着富光塑料杯，方老师从来都是带着玻璃杯。他不用塑料杯。那种提起来很方便的富光杯，似乎是民工专用的，我们就都知道，方老师这人讲究。
　　有一次，方老师还来吃过一次烧烤。那是一个闷热的夜晚，方老师从外面回来，坐到了小桌前。李冉正准备过去冲水，没想到方老师说，要吃肉串。我们很惊讶，没想到像方老师这样年纪和这样讲究的人，也会坐在露天烧烤摊上吃烧烤。方老师吃的很少，只烤了三个肉串，又烤了一串馒头，和一串蒜瓣，要了一杯鲜啤酒，坐在那里慢慢地喝。那一晚，他看上去很有些疲惫，坐了很久，大约快十一点，他才离开。这让我觉得方老师那一次很反常，似乎有些什么心事。 　　对于方老师住在这里不愿意离开，我们还有另外的猜测。那就是，方老师重情念旧，方老师的老伴刘老师就是在这座房子里去世的。三年之前，一个下雪天，方老师的老伴，也是某中学的老师，只不过教地理。傍晚刚开始下雪的时候，方老师说，她还喊他一块看雪，高兴得像个小孩子，俩人还打算第二天早上一起下楼堆个雪人，但是，第二天早上，方老师做好早饭，去她房间里喊她起床，结果，就发现她已经死了。方老师说这话的时候，停顿了一下，但语气还是冷静的。我们也才知道，方老师和老伴不在一个房间睡觉。知识分子，果然就不一样。这么大的房子，三室一厅，一人一间卧室。不像我们，一家好几口挤在一张大床上。
　　但是方老师和老伴的感情很深，这条街上的人都有目共睹。因为那时候，每天散步，两个人总是形影不离。有时候，过马路，还会手牵着手。当然，那时候，方老师还没有喂养那只流浪猫。方老师也不跳舞，只是和老伴围着广场转圈，累了就坐下歇一会。
　　我们就都知道，方老师不愿意搬离这条老街，可能是因为他的老伴刘老师。方老师和刘老师，是这条街上的模范夫妻，不仅如此，还是这条街上的一个标杆。那是因为，方老师书香门第，培养了两个好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方正，北京大学毕业，现在美国工作;女儿方远，清华大学毕业，现在北京工作。一个家庭，俩孩子，都考上了名牌大学，还不是标杆？小时候，那俩孩子在这条街长大的，老街坊都夸方老师这俩孩子懂事，教育得好。有人说，方老师要是有第三个孩子，不知道该考哪个大学？怎么说呢，反正，方老师两口子，是这条街所有夫妻的模范，方老师俩孩子，是这条街所有孩子的榜样。
　　怎么说呢，方老师这一辈子，活出滋味来了。
　　后来，谁也没想到方老师会出那样的事。
　　打死也不会相信。
　　方老师的孩子都在外地工作，又都是人中龙凤，所以，孩子们都忙。这是自然的，别说是在美国，在北京，就在这条街上讨生活的，除了方老师，谁不是忙忙碌碌，疲于奔命？但方老师是个闲人，因为他退休了。不仅因为他退休了，还因为他老伴死了。这个家里，就剩下了方老师一个人。
　　白天大家在忙着的时候，方老师闲着;晚上，大家在忙着的时候，方老师还闲着。人要是老是闲着，就容易孤单。方老师是个孤单的人。慢慢的，大家都看出来了。有人见方老师有时候出去，在海边一坐就是一整天，痴痴呆呆的。也有人在公交车上遇见过方老师，他坐在公交车上，一坐就是半天，公交车到站，他下车，接着上车投币，再接着坐。他总是坐在靠窗的位置，呆呆地看着这个小城市。有去过方老师家里的，收废品的老焦，说方老师家里养了很多花，一盆一盆，又一盆。方老师家里除了喂了一只猫，据说还喂了几只老鼠，那猫和老鼠成了朋友，从来不打架。方老师没事就逗着猫和老鼠玩儿。老焦说话有水分，大家都不信，但老焦言之凿凿，大家也就都半信半疑了。也有邻居反映，方老师家里的电视永远开着，从来没关过，只要方老师在家，方老师客厅里的灯每个夜晚也都亮着，从来没关过。这得花多少钱呀？大家都很心疼。但方老师有钱。方老师是高级教师退休，据说还是专家，享受政府津贴，一个月接近八千元呢。他的两个孩子，不经常回来，其实是很少回来，一年也就那么一两次，尤其是儿子，两年有时候也不回来一次。孩子们不回来，就给他汇钱孝顺他。方老师不要，不要他们也给他汇钱，他们虽然没时间，钱还是都有的是，给他汇来钱他们或许就觉得心安一些。开始的时候是汇款单，后来，就是转账给他。方老师也不再反抗，就都收着。
　　怎么说呢，反正是，方老师，不缺钱，有钱。但是，方老师虽然有钱，方老师身边没有人。方老师还是显得孤孤单单的。老街上的老街坊，说起话来，尤其是过年过节，或者有个头疼脑热的时候，就开始有些不一样。他们还是羡慕方老师，但是也开始可怜方老师。他们觉得孩子学习太好，太优秀，走得太远，也不是个好事。比如老秦，一个儿子在街口修自行车，另一个儿子在那一个街口卖快餐。出息是没大出息，但是逢年过节，一大家子就都能在一起吃个饭。两个小孙子天天在老秦家，老秦乐得每天合不上嘴。日子紧巴点儿，但是人气有，热闹。大家拿方老师和老秦比，最后，都摇摇头，啥也说不出来了。
　　方老师既然这么孤单，有人劝他再找个老伴。新时代，方老师又不是老脑筋，找个伴儿，说说话，省得孤独。方老师据说也找过几个，但是不是这里不合适，就是那里不合适。方老师有洁癖，一般人还看不上。年轻点儿，干净点儿的倒也有一个，但是人家要求登記结婚，方老师百年后财产和房产都归她，方老师考虑半天，没同意。也有一个舞伴，两个人挺对眼的，但是女方的孩子不愿意。有一次，女的跟着方老师去他家里吃晚饭，好像是七夕节，那女方的儿子竟然问讯骂上门来，他甚至揪住方老师的衣领，要打方老师。最后，还是方老师花了一万块钱给了那儿子，那儿子才拽着他妈扬长而去。
　　方老师就很灰心。
　　后来，方老师就不找了。方老师喜欢小孩子，见了街上谁家的小孩子，他总爱给他们说话，摸他们的头。方老师包里还总放着巧克力或者高档的小糖果，小孩子喊他“方爷爷”，他总是掏出来给他们吃。他掏的很随意，但几乎每次都有，后来，大家就都猜测方老师其实是有准备的，他故意准备了那些好吃的，来接近小孩子。
　　大家觉得，方老师其实也很可怜。
　　放了假，孩子们疯玩，捣蛋，调皮，不做作业。大人就气得牙疼。有一年暑假，几个家长嫌孩子们淘气，商量了一下，就去找方老师。方老师是重点中学的高级教师，又是生物学领域的专家，又有修养，又这么平易近人，让他给孩子们上上课，多好？他们央求方老师替他们管管孩子。没想到方老师一口就答应了。方老师，还专门腾空了一间大卧室，放了几张小桌凳，还弄了一块小黑板，方老师重新开始教孩子们。有时候，是教写字，他写字写得好;有时候，讲故事;有时候，玩游戏。孩子们，都很喜欢方老师。中午的时候，方老师有时候还留他们吃饭，请他们喝饮料。结果是，从那之后，每逢寒暑假，甚至后来，每逢周末，都有孩子到方老师家去，找方老师去教育。方老师似乎也快乐起来，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 　　街坊们给方老师钱，方老师是不要的。方老师说，他是义务的免费的，不要钱。但家长总过意不去，到后来，就给方老师送点水果呀、菜呀、扛扛煤气呀什么的，方老师也不好太固执，也就不拒绝，大家觉得，方老师又快乐起来了。
　　直到方老师出了那个丑闻，大家如触蛇蝎，一下子惊呆了。
　　那件事就是方老师招嫖，出了事故，住了院，還被派出所民警做了审讯。这消息比原子弹炸了日本广岛、长崎还要有影响力。下面的事儿，据说是在派出所上班的阿力看了口供传出来的，不知道真假。
　　那天，据说是方老师的生日，七十岁大寿。儿子汇来了三千美元，回不来了。女儿本来要回来的，后来，因为有个紧急业务要谈，出差了，转来了三千元人民币，回不来了。儿子和女儿都在电话里祝老父亲生日快乐，又都说，想花钱就花，想咋花咋花，别心疼钱。海参鲍鱼去吃个好的。方老师不想出去吃，就去市场买了食材回来自己做。鸡鱼肉都有了，还差个蛋糕，方老师并不爱吃，但没有蛋糕，好像没有过生日似的。他就出去买蛋糕。就是订蛋糕的时候，他无意走到了花街上。那是本地很有名的一条街，窄窄的巷道，两边全是一家挨着一家的洗头房、按摩店、歌厅。方老师走进去，就想去按摩一下。其实，后来我们知道，方老师经常去按摩店，这并不是第一次。他在一家按摩房，认识了一个女人，说是女人是因为她年龄不小了，估计得三十岁了，但姿色还是不错的，只不过，结了婚，又离了婚，家里有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这都是这女子告诉他的。她对方老师似乎格外热心，服务也周到，特别贴心，方老师躺在那里的时候，她趴在他身上给他胸推过，方老师很激动。方老师后来经常去，去了就找她。她叫阿美。后来，方老师问她的一些情况，她就告诉了他她的遭遇——男人赌博，还常打她，有一次差点掐死她，不得不离婚，为了养儿子，出来干这个——方老师也很同情。每次都多给她一百块钱小费。
　　这一次过生日，方老师想让她和他一起过。正好店里不忙，她给姐妹打了个招呼，跟着方老师走了。当然，方老师先回家，把地址发给她，她半个小时后上楼，直接推门，进屋。那时候，方老师已经做好了一桌饭菜，开了一瓶红酒。他们先坐下来吃饭，她给他唱了生日歌，方老师还掉了泪。后来，饭没怎么吃，方老师坐过来，搂住她，拥着她站起来，一边伸手进去，一边去亲她的嘴。她没让他亲，扭了头，把脖子和腮送给他亲。
　　事情转折发生在躺下的那一刻，方老师躺下的时候，无意中瞥了一眼墙上的镜框，看见了刘老师在对着他笑。那个相片是方老师和刘老师结婚三十年补拍的，一直挂在床上方的墙上，方老师一时大意，忘了摘下来了。
　　方老师像针扎了的皮球，一下子泄气了。后来，据阿美口述，他们摘下照片，重新来过，都费了很大的劲，什么法儿都用了，还是不行。突然，方老师捂着胸口，在床上疼得抽搐起来，她才知道，他有心脏病。阿美害怕了，先打了 120，看着他躺着没了动静，又慌乱中拨打了110。
　　方老师住院之后，派出所在病房里做了笔录，方老师闭着眼，扭着头，羞愧欲死。方老师的女儿赶回来，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又气又羞，甩下一叠钱给对门的老张，央求老张帮他找了护工，又赶飞机走了，自此，再没有回来。可老方还躺在医院里，这一次犯病，电击了两次才救回来，还查出来，原来老方肺上还长了东西，已经晚期了。
　　后来的一个晚上，天气预报有台风，大家都关门闭户，缩在自己家里喝酒看电视，外面街上发生的事一点也不知道。到了半夜，台风果然来了，大风夹着暴雨，海面上的浪有十几米高，整个城市被暴雨冲刷，那暴雨倾盆而下，像是要洗刷这肮脏的天空和大地，暴雨下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天晴了，天空变得湛蓝湛蓝的，人们都不记得什么时候有过这么漂亮的天空，甚至有人激动得湿了眼睛。只不过许多大树、电线杆都被台风刮倒了，据说还有一辆汽车，也给刮到了海里，市政雇人满街在打扫垃圾，处理故障。
　　大家走出家门，聚到街上来，呼吸新鲜空气。这时，有人说，医院里昨天失踪了一个人，正是方老师。据说报警之后，公安已经找了一个晚上，但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大家都幸灾乐祸，说，以前听说过龙抓人的事儿，昨天那道闪电，分明就是一条巨龙，闪在了医院上方。该不是昨天晚上打雷让龙把坏人抓走了？也有人说，昨天刮台风，台风刮得那么大，一定是台风把他刮走了。后来又有人说，有人看到他儿子昨晚回来了，他儿子从医院里把他偷走了，接到美国治病去了。反正，那个人没有了，不见了。像空气一样，消失了，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