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第二届任期的到来，标志着美国权力政治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老派左翼人士对“统治者”的定义多集中于大型企业、银行、能源公司和农业综合企业等，奥巴马时代的权力结构则代表了一种重大转变。
　　科技寡头变身政治玩家
　　过去，政治斗争大部分是围绕该如何分配基本的生产型经济所创造的战利品所展开的；劳动者、投资人和管理层皆认同经济增长、制造业和资源榨取的理念。
　　然而，今时今日的强权国家，几乎完全来自于物质经济之外，其中许多甚至超脱于市场体系。丹尼尔·贝尔在其1973年的著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首先将这种超脱定义为“专业人员和技术阶层的崭露头角”——他笔下的这种全新的“权力的神职”，将最终推翻基于土地、企业和金融资产的传统社会阶层划分。
　　四十年后，这一转变的轮廓已经明晰。与奥巴马的“社会主义”倾向保守宣言相反的是，这届政府对诸如娱乐、新闻媒体以及技术行业的软件领域——尤其是社交媒体——等资本主义元素感觉十分自在。区别在于，这些公司的财富并不是来自于土地和本地制造商，而是来自于对想法、概念和图像的操纵。
　　苹果、谷歌、Facebook、亚马逊和微软等公司远远不是“世界的工人”，而更像是当今时代的强盗贵族。通过他们自己的独创性、获取资本的能力，以及（通常而言）在利润丰厚市场的寡头地位，这些公司享受着近代经济史上最大的财富积累之一，即便是在利润普遍下降、贫困率上升且美国人收入不平等的大环境下。
　　去年，科技寡头们摇身一变，俨然成为了主要的政治玩家。微软、谷歌及其员工是总统奥巴马最大的私营行业捐赠者。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还为总统及其所领导的民主党提供了一套独一无二的数码工具，帮助其在一群向来不明就里且兴趣匮乏的投票者——特别是年轻人——之中发掘潜在支持者。
　　新知识分子阶层受益更大
　　奥巴马第二届任期的一个更大受益人将是——行政阶级，这群人天生就游离于市场体系之外。我把这群人称为“新知识分子”，他们主要活跃在学术界和联邦机构之中，在过去半个世纪中，这群人的数量和特权均得到增长。即便是在艰难时世，高级专业人士也享有终身职位，也常常会幸免于裁员措施。
　　2007年年末至2009年年中期间，收入超过15万美元的美国联邦雇员人数实现了翻番——尽管整体经济陷入了深度衰退之中。私营行业以及各州政府的雇用率出现下降，然而联邦要职人员的薪资却大幅上涨，以至于华盛顿特区取代纽约一跃成为美国最富有的地区。
　　作为著名的芝加哥大学前教授、公共部门工会的长期盟友，贝拉克·奥巴马的政治形象与上述新阶级无甚区别。新阶级对奥巴马的支持显得至关重要，特别是曾经的“对冲基金候选人”决定对倒霉的罗姆尼发起一场极为有效的阶级战争。
　　财阀们减少了对奥巴马的支持，尽管这群人在奥巴马的治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不过他利用从规模日渐扩大的政府中受益的官僚制度弥补了这部分失去的支持。
　　事实上，奥巴马竞选资金的八大来源中，知识分子阶级占据了五个席位（加州大学、联邦雇员、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学术界对奥巴马的支持惊人的步调一致：常春藤联盟的捐赠中，高达96%的比例是捐给奥巴马的——这令人不禁想起苏维埃俄国，而不是一个合理运作的多元化学术界。
　　亲小企业的中产阶级更像局外人
　　那么，是谁在新秩序中输了呢？当然是那些不时髦的公司——石油企业、农业综合企业、城郊房屋建筑商——它们面临着监管机构和主流媒体为之“创造”的更为艰难的日子。然而最大的输家却可能是亲小企业的中产阶级。对于奥巴马的第二任期，民士街（Main Street）而非华尔街怀有最为沉重的悲观主义，这一点并不让人意外。
　　小企业主、城郊业主、家庭农户或技艺娴熟的建筑学技工，天生就不适合在华盛顿玩这种内行人的游戏。在大选前被小心翼翼地伺候着，大选一结束，他们所担忧的问题就会立刻被弃之不顾。在改头换面的新政治秩序中，他们发现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像一个局外人。
　　（文章选自《福布斯》网站 译者：Cather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