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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期以来，随着“戏剧观”大讨论的深入与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浸染，桂剧的创编呈现出新的面貌。人物塑造方面，剧作注重揭示暗涌在主流历史之下的隐秘的人性史，对几乎定型化的历史人物予以多声部的表达;传统题材整编方面，剧作更倾向于书写游离于正史之外的被忽略、被压抑的边缘声音，在“史诗性”品格之外触摸历史的另一种真实;叙事重心方面，众多剧作家纷纷将个体的生活和命运作为关注重点，并以此表达了对人的本身以及人性、人情的观照与反思。同时，新时期桂剧注重以民间和个人的视角去观望历史，世俗性、偶然性成为情节的重要推动力量。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桂剧;多声部;边缘;人本民本;民间
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呈现出明显的批判性、解构性、颠覆性等后现代主义特征，标志着当代西方学术思想的一次重要转向。中国新时期文坛的诸多探索在一定程度上颇受其影响，比如“重写文学史”的提出、新历史主义小说的葳蕤。尤其是新历史主义小说，以历史重写、人物重置、文化审视、视角转换、叙事探索、语言实验等方面的诸多颠覆震撼着文坛。其宏观与微观、主流与边缘、庙堂与民间、集体与个体的辩证思考深深地影响了同时代和后来的作家们，桂剧作家亦不例外。无论是新编历史剧、创编剧还是实验剧，新时期桂剧都表现出新的精神向度与审美气象，贯注着鲜明的当代意识。
一、以小写的、复数的“历史”取代大写的、单数的“历史”， 在生活的漩流中挖掘更广阔的表现空间
新历史主义宣扬“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认为置身特定场景、拥有特定立场的人们所书写的历史难免会带有个人的局限性、主观性或选择性、规避性，进而会影响后来者对过去的理解与阐释;历史是多维的，充满需要阐述的空白点，应由各种叙述组成。在这种思想理念影响下，新时期桂剧有意越过主流历史，而将目光投向另一种历史细部，探索缺席的、或有意无意被遮蔽的部分，从而揭示暗涌在主流历史之下的隐秘的人性史，对几乎定型化的历史人物予以多声部的表达。《七步吟》就是这样的作品。
关于曹植、曹丕与甄宓的故事，太多的文本倾向于重点书写厚黑学中的“宫斗”角逐，揭示曹丕之绝情与无情，曹植之才情与悲情，渲染亲情在权力场中的惨淡，展示真情在欲望战中的碎裂，于是，几位主角渐渐成为类型化、扁平化人物。1986年推出的《曹植》、1994 年推出的《曹操父子》、1995 年推出的《曹植与甄宓》、1996 年推出的《曹植与甄洛》、2010 年推出的《七步诗》、2011 年推出的《水月洛神》等作品虽然时间跨度较大，涉及众多剧种，人物定位却基本一致。在这样的背景下，新时期桂剧《七步吟》就显得难能可贵。剧作者吕育忠将笔触伸向人性的暗箱，倾力探索其复杂与幽微，将曹丕、曹植、甄逸女塑造为兼具复杂性、多面性、立体性的有血有肉的人物，打破了二元对立式的人物定位，从而使生活在具体历史环境中的人更真实可感。作为一位王者，曹丕既有遮不住的威严霸气、出众的文治武略、超常的胆识胆魄，也有轻率武断、刚愎自用的缺点;作为一位陷入情感漩涡中的人，曹丕有痛苦压抑、失落沮丧的一面，也有妒忌猜疑、阴暗狠毒的一面。在第二场的送别叙旧、第三场的《洛神赋》事件中，曹丕一边试探、威逼、挽留着甄宓，一边由爱生恨、渐萌杀心。作为一位文人，曹植既有横溢的才华与骄傲，所谓“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也有面对复杂局势的优柔寡断与识人方面的朴素单纯;作为政治场域中的人，曹植既有高远的志向，所谓“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也有不得已的迷惑、彷徨、隐忍、警惕。剧作开篇，面对曹操传旨两个儿子之后又作的试探“擅闯宫门者斩”， 曹丕与曹植就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性格。作品深入挖掘情欲、物欲、贪欲、权力欲、嫉妒心等在人物性格逻辑与故事前进方向中的重要作用，将情爱场与权力场中的因爱生隙，因权生恨，写得真切动人。
《七步吟》努力突破历史“贬丕赞植”的定论，对人物进行再表述，“从狭窄的政治史观摆脱出来，把历史题材扩展到人性的广阔领域，并能深入到历史生活的底蕴——人的内心生活”①，从而呈现出人物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多面性。
二、以边缘话语质疑中心话语，消解历史的崇高与构成，在“史诗性”品格之外触摸历史的另一种真实
与正史相对，新历史主义更倾向于书写游离于正史之外的被忽略、被压抑的边缘声音，使得历史剧在惯有的大事件、大英雄、大气魄、大境界等悲壮崇高基调之外更接“地气”。在它看来，“任何一部历史文本都无一例外地受到话语虚构性和权力性的编码，因而需要通过多元化来体现历史的真相”②。新时期桂剧《大儒还乡》《泥马泪》《秦英小将》等作品带有明显的新历史主义印痕。它们或取自歷史题材或取自神话传说，却渗透着浓郁的现代理念，潜藏着深远的济世情怀，对历史的再解读与对现实的新思考熔铸一体。
《大儒还乡》（编剧齐致翔、杨戈平、王志梧）位居“2005-2006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剧目”，剧作家描述了乾隆时期东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陈宏谋的故事。作为贤臣硕儒，陈宏谋一生政绩辉煌，史料记载中几乎看不到污点。一直以来，他都是作为清官、名臣、学者、大儒形象传世的。剧作家抛开主流叙事，从缝隙中取材铺展，展示出主流意识形态的弊端与裂隙。陈宏谋的生前好友、诗人袁枚在《陈榕门先生遗书（传五）》中偶然提及“有买南丝充秦绸秦绢以为眉者”，这一细部成为故事的引爆点。陈宏谋力推的“南桑北引”工程，曾经被视为一大政绩，怎奈却是典型的面子工程、造假工程、豆腐渣工程，背后隐藏着盘根错节的利益链。其学生佟三秦认为“南桑北引”工程为劳民伤财之举，极力阻止桑蚕政策实施，终被皇帝赐酒毒死，并满门抄斩。剧作以佟三秦之女桑娘刺杀陈宏谋未遂为引子，揭示桑蚕政策的虚假。此剧创新之处在于：（一）生动地展现了人物之丰富性、多面性、复杂性，清官陷入造假工程，是时代使然，也是人性使然，假政绩背后的关系复杂错综;（二）淋漓尽致地描摹了人物内心的痛苦撕扯，在悉心为民与明哲保身、探究真相与随波逐流、推倒丰碑与唯上不唯实的博弈中，挖掘政绩的真正内涵;（三）以当代旨趣审视历史中的人与事，“以新的历史意识耕耘历史生活土壤，启迪今人”③，特别是“人心需要疗救，假政必须戳穿”的理念非常契合当下的民意;（四）开放式结局，陈宏谋在返乡途中离开人世，桑蚕政策何去何从没有定数，打破了读者既有的阅读期待。 《秦英小将》改编自桂剧传统戏《乾坤带》。改编者一改《乾坤带》秦英的配角式人设，将出身皇门的他打造得棱角分明。结尾方面，旧剧沿袭了一家团圆皆大欢喜的模式化设计，该编剧却在情感与理智、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漩涡中铺展情节，为民伸冤、巧取敌情、杀贼立功的他，等来的不是加官进爵，而是银屏公主和兵部大人的沉重囚车。剧作突破了以往同类剧目主旨单一的模式。
在中心话语的周边，边缘话语旁逸斜出，却携带着别样的真实。新历史观影响下的新时期桂剧对传统题材进行了整编和解构，让观众看到了历史的多维。
三、关注个体的生活和命运，更注重从人性、人情角度去理解人物并探照人心，加深对历史与现实关系的思考
传统戏剧习惯于将人物两极对立化，在此背景下，封建礼教之施害者常常被妖魔化处理，与受害者处于完全对抗的境地。新历史主义尤为关注个体的生活和命运，更注重从人性、人情角度去理解人。在此影响下的新时期桂剧亦是如此。比如参加 1984 年广西第一届剧展的《玉蜻蜓》，改编前，张雅云被塑造为骄养成性、气势汹汹、性情暴躁的正妻，用尽手段拆散丈夫与恋人，力图将王秀姑赶尽杀绝;改编后，作品对出身高贵的她也投去同情的一瞥，先失夫后失子对一个旧时代女性而言是极大的悲哀。同是“三搜法华庵”，新时期桂剧却更注重以当代视野审视历史场景中的人物，给予人物以更丰富的理解。剧作中，张雅云一边是骄蛮，一边是痛苦，一边是富足，一边是凄清，生活遭际造成了她的复杂性格。封建礼教给了她婚姻却不给她爱情，受害者与维护者的双重性让这个人物血肉丰满。
传统戏剧在人物塑造方面趋向于帝王将相、英雄豪杰，而新时期桂剧更关注底层人，注重将目光投向普通家庭、普通人物，将平凡的个体拉进了历史的舞台，叙写其生存境遇与精神诉求，探察历史的细部与生活的本色。《血丝玉镯》（1987）讲述了一个古代家庭因赌博而最终家破人亡的故事。作品不落窠臼的地方在人物塑造方面，主人公张三并不是十恶不赦、欲壑难填的人物，而是狡猾中不失天真，凶狠中掺杂良善;在情节设置方面，失散多年的亲人最终相遇，等待他们的并不是久别重逢的欣喜与慰藉，而是戏剧化生活中的尴尬与残忍。赌输很容易家破人亡，即使赌赢也没有好果子吃——张三赢来的老婆不是别人，而是自幼被卖出去的亲妹妹。阴差阳错下的人伦悲剧让此剧更富批判的锋芒。
《深宫棋怨》《女县令》《狮醒》《曹操与杨修》《南唐遗事》《新亭泪》等，都是特别注重将当代意识灌注剧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泥马泪》（韦壮凡、符震海、郭玉景、王超等1986年创编）。该剧颠覆了《说岳全传》“泥马显灵渡康王”这一神话故事的意旨。故事本在宣扬皇权天授，浸透着浓厚的封建思想与迷信意识，曾使许多被蒙昧者深信不疑。《泥马泪》围绕李马与泥马做足文章，让人看到阴差阳错背后的权力之手。剧作中，李马背康王渡淤泥河而中箭，鲜血染红庙前的泥马，让人误以为泥马显灵。康王遂将错就错，宣扬皇位“神授”。唯恐消息泄露，一众知情人或被割舌或被杀害。作品围绕“造神”事件贯通古今，反思民族劣根，剖析精神土壤，揭示愚昧之源，富有深远的意境、厚重的质感。作品展演于“文革”后不久的20世纪80年代，饱蘸当代意识，颇有现实针对性。新时期桂剧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反思现实问题，加深对历史与现实关系的思考。周礼先的《三次求关》情节荒诞，反讽色彩很浓——女主角三次请求公安局将她关起，竟是为了躲避“司令”的逼婚和骚扰，从而揭示“文革”派斗带给人们的精神之殇。《妈妈的眼泪》以孩子的角度思考“文革”，提出这样的悖论——多读书真的就能赢来幸福生活吗？妈妈苦劝儿子小宝要努力读书，小宝却认为正因为爸爸读书多才被迫害致死。
与以往的桂剧相比，新时期桂剧完成了从宏观向微观的叙事转变，众多剧作家纷纷将个体的生活和命运作为关注重点，并以此表达了对人的本身以及人性、人情的观照与反思，人本、民本的观念更深地渗透到剧作之中。国家的、民族的发展演变史固然可以铺展跌宕起伏的剧情，每个人的生活史未尝不能打开另一面窗户，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思考。
四、以民间和个人的视角去观望历史，世俗性、偶然性成为情节的重要推动力量
新历史主义作品热衷于以民间性、个人化视角观照历史、塑造人物，将人物的命运际遇、历史的风云走向置于偶然性的漩涡之中。《瑶妃传奇》《血丝玉镯》等作品皆承载着剧作家的新历史主义倾向。
《瑶妃传奇》（杨波、杨国兴1991年编写）中的朱见深（明宪宗）和纪山莲（瑶妃）被作者进行了世俗化的想象与书写，与传统戏曲呈现的帝妃明显不同。诸多历史剧或者传统戏曲中，宫廷世界多为神秘威严、阶级分明、庭院深深，帝妃形象多为高贵、腹黑、含蓄、玩弄权术。《瑶妃传奇》在依据历史资料基础上进行了现代演绎，打破了脸谱化的定式。此剧中，明宪宗朱见深既有皇家男子严肃、冷酷的气魄，也有普通男子柔肠百结、左右为难、失落怅惘的情绪。面对祖训与民意、愛情与天下的矛盾，他也有犹豫郁结，所谓“皇家也有皇家难，富贵里面藏心酸”。这样的皇帝角色十分鲜活。宪宗之母太后的塑造也是可圈可点，与诸多太后的尊贵、厚黑、掌控欲不同，她更趋向于婆婆角色。尤其是瑶妃，作者倾力最多的不是程式化的争风吃醋、花容月貌、后宫斗争，而是其山野风味与淳朴特色。她不伪装，背着长鼓走进皇宫;她不屈从，在皇宫中也极力追求平等;她有大情怀，真心同情太监、宫女;她个性刚烈，为了反对太监“净身”制度不惜得罪皇权……作为新时期桂剧，《瑶妃传奇》将笔触探向游离于正史之外的野史。作品中，作为核心情节的不是战争的宏大场面、历史的风云际会、英雄的干云之气、正义的荡气回肠，而是人性的复杂多维、个人的历史局限、命运的无力扭转。这一份低徊，虽然不够宏大，却在微观中暗蕴深刻。
叙事立场的民间化，舞台语汇的解构性，从显性政治学到潜在存在论的转变，推陈出新与赋写新编，为剧坛带来了新气象。
作者简介：鹿义霞，女，文学博士，讲师，广西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
本文系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 （项目编号：17FZW003）阶段性研究成果，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2批面上资助项目 （项目编号：2017M623293XB）阶段性研究成果，桂学研究院2018年度课题（项目编号：2018KT02）阶段性成果。
①谭霈生：《中国当代历史剧与史剧观》（中），载《戏剧》1995年第1期。
②罗琼：《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严歌苓小说》，湖南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论文。
③吴乾浩：《当代戏曲发展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102页。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桂剧;多声部;边缘;人本民本;民间
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呈现出明显的批判性、解构性、颠覆性等后现代主义特征，标志着当代西方学术思想的一次重要转向。中国新时期文坛的诸多探索在一定程度上颇受其影响，比如“重写文学史”的提出、新历史主义小说的葳蕤。尤其是新历史主义小说，以历史重写、人物重置、文化审视、视角转换、叙事探索、语言实验等方面的诸多颠覆震撼着文坛。其宏观与微观、主流与边缘、庙堂与民间、集体与个体的辩证思考深深地影响了同时代和后来的作家们，桂剧作家亦不例外。无论是新编历史剧、创编剧还是实验剧，新时期桂剧都表现出新的精神向度与审美气象，贯注着鲜明的当代意识。
一、以小写的、复数的“历史”取代大写的、单数的“历史”， 在生活的漩流中挖掘更广阔的表现空间
新历史主义宣扬“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认为置身特定场景、拥有特定立场的人们所书写的历史难免会带有个人的局限性、主观性或选择性、规避性，进而会影响后来者对过去的理解与阐释;历史是多维的，充满需要阐述的空白点，应由各种叙述组成。在这种思想理念影响下，新时期桂剧有意越过主流历史，而将目光投向另一种历史细部，探索缺席的、或有意无意被遮蔽的部分，从而揭示暗涌在主流历史之下的隐秘的人性史，对几乎定型化的历史人物予以多声部的表达。《七步吟》就是这样的作品。
关于曹植、曹丕与甄宓的故事，太多的文本倾向于重点书写厚黑学中的“宫斗”角逐，揭示曹丕之绝情与无情，曹植之才情与悲情，渲染亲情在权力场中的惨淡，展示真情在欲望战中的碎裂，于是，几位主角渐渐成为类型化、扁平化人物。1986年推出的《曹植》、1994 年推出的《曹操父子》、1995 年推出的《曹植与甄宓》、1996 年推出的《曹植与甄洛》、2010 年推出的《七步诗》、2011 年推出的《水月洛神》等作品虽然时间跨度较大，涉及众多剧种，人物定位却基本一致。在这样的背景下，新时期桂剧《七步吟》就显得难能可贵。剧作者吕育忠将笔触伸向人性的暗箱，倾力探索其复杂与幽微，将曹丕、曹植、甄逸女塑造为兼具复杂性、多面性、立体性的有血有肉的人物，打破了二元对立式的人物定位，从而使生活在具体历史环境中的人更真实可感。作为一位王者，曹丕既有遮不住的威严霸气、出众的文治武略、超常的胆识胆魄，也有轻率武断、刚愎自用的缺点;作为一位陷入情感漩涡中的人，曹丕有痛苦压抑、失落沮丧的一面，也有妒忌猜疑、阴暗狠毒的一面。在第二场的送别叙旧、第三场的《洛神赋》事件中，曹丕一边试探、威逼、挽留着甄宓，一边由爱生恨、渐萌杀心。作为一位文人，曹植既有横溢的才华与骄傲，所谓“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也有面对复杂局势的优柔寡断与识人方面的朴素单纯;作为政治场域中的人，曹植既有高远的志向，所谓“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也有不得已的迷惑、彷徨、隐忍、警惕。剧作开篇，面对曹操传旨两个儿子之后又作的试探“擅闯宫门者斩”， 曹丕与曹植就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性格。作品深入挖掘情欲、物欲、贪欲、权力欲、嫉妒心等在人物性格逻辑与故事前进方向中的重要作用，将情爱场与权力场中的因爱生隙，因权生恨，写得真切动人。
《七步吟》努力突破历史“贬丕赞植”的定论，对人物进行再表述，“从狭窄的政治史观摆脱出来，把历史题材扩展到人性的广阔领域，并能深入到历史生活的底蕴——人的内心生活”①，从而呈现出人物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多面性。
二、以边缘话语质疑中心话语，消解历史的崇高与构成，在“史诗性”品格之外触摸历史的另一种真实
与正史相对，新历史主义更倾向于书写游离于正史之外的被忽略、被压抑的边缘声音，使得历史剧在惯有的大事件、大英雄、大气魄、大境界等悲壮崇高基调之外更接“地气”。在它看来，“任何一部历史文本都无一例外地受到话语虚构性和权力性的编码，因而需要通过多元化来体现历史的真相”②。新时期桂剧《大儒还乡》《泥马泪》《秦英小将》等作品带有明显的新历史主义印痕。它们或取自歷史题材或取自神话传说，却渗透着浓郁的现代理念，潜藏着深远的济世情怀，对历史的再解读与对现实的新思考熔铸一体。
《大儒还乡》（编剧齐致翔、杨戈平、王志梧）位居“2005-2006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剧目”，剧作家描述了乾隆时期东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陈宏谋的故事。作为贤臣硕儒，陈宏谋一生政绩辉煌，史料记载中几乎看不到污点。一直以来，他都是作为清官、名臣、学者、大儒形象传世的。剧作家抛开主流叙事，从缝隙中取材铺展，展示出主流意识形态的弊端与裂隙。陈宏谋的生前好友、诗人袁枚在《陈榕门先生遗书（传五）》中偶然提及“有买南丝充秦绸秦绢以为眉者”，这一细部成为故事的引爆点。陈宏谋力推的“南桑北引”工程，曾经被视为一大政绩，怎奈却是典型的面子工程、造假工程、豆腐渣工程，背后隐藏着盘根错节的利益链。其学生佟三秦认为“南桑北引”工程为劳民伤财之举，极力阻止桑蚕政策实施，终被皇帝赐酒毒死，并满门抄斩。剧作以佟三秦之女桑娘刺杀陈宏谋未遂为引子，揭示桑蚕政策的虚假。此剧创新之处在于：（一）生动地展现了人物之丰富性、多面性、复杂性，清官陷入造假工程，是时代使然，也是人性使然，假政绩背后的关系复杂错综;（二）淋漓尽致地描摹了人物内心的痛苦撕扯，在悉心为民与明哲保身、探究真相与随波逐流、推倒丰碑与唯上不唯实的博弈中，挖掘政绩的真正内涵;（三）以当代旨趣审视历史中的人与事，“以新的历史意识耕耘历史生活土壤，启迪今人”③，特别是“人心需要疗救，假政必须戳穿”的理念非常契合当下的民意;（四）开放式结局，陈宏谋在返乡途中离开人世，桑蚕政策何去何从没有定数，打破了读者既有的阅读期待。 《秦英小将》改编自桂剧传统戏《乾坤带》。改编者一改《乾坤带》秦英的配角式人设，将出身皇门的他打造得棱角分明。结尾方面，旧剧沿袭了一家团圆皆大欢喜的模式化设计，该编剧却在情感与理智、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漩涡中铺展情节，为民伸冤、巧取敌情、杀贼立功的他，等来的不是加官进爵，而是银屏公主和兵部大人的沉重囚车。剧作突破了以往同类剧目主旨单一的模式。
在中心话语的周边，边缘话语旁逸斜出，却携带着别样的真实。新历史观影响下的新时期桂剧对传统题材进行了整编和解构，让观众看到了历史的多维。
三、关注个体的生活和命运，更注重从人性、人情角度去理解人物并探照人心，加深对历史与现实关系的思考
传统戏剧习惯于将人物两极对立化，在此背景下，封建礼教之施害者常常被妖魔化处理，与受害者处于完全对抗的境地。新历史主义尤为关注个体的生活和命运，更注重从人性、人情角度去理解人。在此影响下的新时期桂剧亦是如此。比如参加 1984 年广西第一届剧展的《玉蜻蜓》，改编前，张雅云被塑造为骄养成性、气势汹汹、性情暴躁的正妻，用尽手段拆散丈夫与恋人，力图将王秀姑赶尽杀绝;改编后，作品对出身高贵的她也投去同情的一瞥，先失夫后失子对一个旧时代女性而言是极大的悲哀。同是“三搜法华庵”，新时期桂剧却更注重以当代视野审视历史场景中的人物，给予人物以更丰富的理解。剧作中，张雅云一边是骄蛮，一边是痛苦，一边是富足，一边是凄清，生活遭际造成了她的复杂性格。封建礼教给了她婚姻却不给她爱情，受害者与维护者的双重性让这个人物血肉丰满。
传统戏剧在人物塑造方面趋向于帝王将相、英雄豪杰，而新时期桂剧更关注底层人，注重将目光投向普通家庭、普通人物，将平凡的个体拉进了历史的舞台，叙写其生存境遇与精神诉求，探察历史的细部与生活的本色。《血丝玉镯》（1987）讲述了一个古代家庭因赌博而最终家破人亡的故事。作品不落窠臼的地方在人物塑造方面，主人公张三并不是十恶不赦、欲壑难填的人物，而是狡猾中不失天真，凶狠中掺杂良善;在情节设置方面，失散多年的亲人最终相遇，等待他们的并不是久别重逢的欣喜与慰藉，而是戏剧化生活中的尴尬与残忍。赌输很容易家破人亡，即使赌赢也没有好果子吃——张三赢来的老婆不是别人，而是自幼被卖出去的亲妹妹。阴差阳错下的人伦悲剧让此剧更富批判的锋芒。
《深宫棋怨》《女县令》《狮醒》《曹操与杨修》《南唐遗事》《新亭泪》等，都是特别注重将当代意识灌注剧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泥马泪》（韦壮凡、符震海、郭玉景、王超等1986年创编）。该剧颠覆了《说岳全传》“泥马显灵渡康王”这一神话故事的意旨。故事本在宣扬皇权天授，浸透着浓厚的封建思想与迷信意识，曾使许多被蒙昧者深信不疑。《泥马泪》围绕李马与泥马做足文章，让人看到阴差阳错背后的权力之手。剧作中，李马背康王渡淤泥河而中箭，鲜血染红庙前的泥马，让人误以为泥马显灵。康王遂将错就错，宣扬皇位“神授”。唯恐消息泄露，一众知情人或被割舌或被杀害。作品围绕“造神”事件贯通古今，反思民族劣根，剖析精神土壤，揭示愚昧之源，富有深远的意境、厚重的质感。作品展演于“文革”后不久的20世纪80年代，饱蘸当代意识，颇有现实针对性。新时期桂剧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反思现实问题，加深对历史与现实关系的思考。周礼先的《三次求关》情节荒诞，反讽色彩很浓——女主角三次请求公安局将她关起，竟是为了躲避“司令”的逼婚和骚扰，从而揭示“文革”派斗带给人们的精神之殇。《妈妈的眼泪》以孩子的角度思考“文革”，提出这样的悖论——多读书真的就能赢来幸福生活吗？妈妈苦劝儿子小宝要努力读书，小宝却认为正因为爸爸读书多才被迫害致死。
与以往的桂剧相比，新时期桂剧完成了从宏观向微观的叙事转变，众多剧作家纷纷将个体的生活和命运作为关注重点，并以此表达了对人的本身以及人性、人情的观照与反思，人本、民本的观念更深地渗透到剧作之中。国家的、民族的发展演变史固然可以铺展跌宕起伏的剧情，每个人的生活史未尝不能打开另一面窗户，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思考。
四、以民间和个人的视角去观望历史，世俗性、偶然性成为情节的重要推动力量
新历史主义作品热衷于以民间性、个人化视角观照历史、塑造人物，将人物的命运际遇、历史的风云走向置于偶然性的漩涡之中。《瑶妃传奇》《血丝玉镯》等作品皆承载着剧作家的新历史主义倾向。
《瑶妃传奇》（杨波、杨国兴1991年编写）中的朱见深（明宪宗）和纪山莲（瑶妃）被作者进行了世俗化的想象与书写，与传统戏曲呈现的帝妃明显不同。诸多历史剧或者传统戏曲中，宫廷世界多为神秘威严、阶级分明、庭院深深，帝妃形象多为高贵、腹黑、含蓄、玩弄权术。《瑶妃传奇》在依据历史资料基础上进行了现代演绎，打破了脸谱化的定式。此剧中，明宪宗朱见深既有皇家男子严肃、冷酷的气魄，也有普通男子柔肠百结、左右为难、失落怅惘的情绪。面对祖训与民意、愛情与天下的矛盾，他也有犹豫郁结，所谓“皇家也有皇家难，富贵里面藏心酸”。这样的皇帝角色十分鲜活。宪宗之母太后的塑造也是可圈可点，与诸多太后的尊贵、厚黑、掌控欲不同，她更趋向于婆婆角色。尤其是瑶妃，作者倾力最多的不是程式化的争风吃醋、花容月貌、后宫斗争，而是其山野风味与淳朴特色。她不伪装，背着长鼓走进皇宫;她不屈从，在皇宫中也极力追求平等;她有大情怀，真心同情太监、宫女;她个性刚烈，为了反对太监“净身”制度不惜得罪皇权……作为新时期桂剧，《瑶妃传奇》将笔触探向游离于正史之外的野史。作品中，作为核心情节的不是战争的宏大场面、历史的风云际会、英雄的干云之气、正义的荡气回肠，而是人性的复杂多维、个人的历史局限、命运的无力扭转。这一份低徊，虽然不够宏大，却在微观中暗蕴深刻。
叙事立场的民间化，舞台语汇的解构性，从显性政治学到潜在存在论的转变，推陈出新与赋写新编，为剧坛带来了新气象。
作者简介：鹿义霞，女，文学博士，讲师，广西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
本文系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 （项目编号：17FZW003）阶段性研究成果，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2批面上资助项目 （项目编号：2017M623293XB）阶段性研究成果，桂学研究院2018年度课题（项目编号：2018KT02）阶段性成果。
①谭霈生：《中国当代历史剧与史剧观》（中），载《戏剧》1995年第1期。
②罗琼：《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严歌苓小说》，湖南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论文。
③吴乾浩：《当代戏曲发展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