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巴蜀内地的众多州县不同，武胜县在历史上曾使用过的定远和武胜两个县名，皆脱胎于宋元战争中蒙古修筑的军事寨堡武胜城。

武胜城的修筑和背景

武胜城修筑于宋元战争时期，与人们通常的认知不同，这座城堡不是宋朝修建，而是蒙军修筑。

历史上巴蜀地方官府依山筑寨始于唐朝末年。其时，李唐失控，天下大乱，四海鼎沸，藩镇割据。时任昌州（治今重庆大足）刺史韦君靖乘乱聚兵，割据昌州。不久，王建率军入蜀，很快平定西川，兵锋直指东川。韦君靖在龙岗山（今重庆市大足县北山）建永昌寨，修筑城墙，建立敌楼，屯储粮食，聚兵数万，以期长期固守，至今仍存留不少遗迹。

不过，真正大规模修筑山城寨堡则在宋元战争时期。南宋立国东南，根据宋金两朝达成的“ 绍兴和议”，双方以淮河到秦岭为界，形成南北对峙之局。但这并不是双方甘心情愿的结局。金朝多次 挥师南征，企图灭掉南宋;南宋也多次组织 北伐，企图收复中原，然而最终谁也没有得 逞。出于国防安全，南宋在今陕南、甘南构 筑起“川陕防线”。这道防线又称“蜀口防 线”，主要由秦岭各关隘和陕南各州府组成，在沔州（今陕西略阳）、兴元（今陕西汉  中）、金州（今陕西安康）设置三大都统司， 负责部署、调度、指挥驻扎在川陕地带的10万宋军。在宋金对峙的 100 多年间，宋军依仗这道防线成功把金军挡在秦岭以北地 区。其间，金军虽几度踏入秦岭以南地区， 但终无法持久占领而北撤关中。

可这道防线在后来的宋蒙战争中却变得不堪一击，无法抵挡蒙军沿蜀道南进的步伐。蒙军在这道防线上制造了一系列重大事变。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春，一股蒙军打着“灭金夏”旗号绕道羌域，突袭宋朝边郡阶州，进围西和州，并在皋兰城击溃宋军。时任四川最高军政长官制置使郑损惊慌失措，下令放弃防线上5 个州郡，退守内地，任凭蒙古骑兵在边境 5 州郡抄掠驰骋，直到七月蒙军才因炎热撤去，这便是“丁亥之变”。宋理宗绍定四年（1231）辛卯 春，蒙古为实现“假道南宋以灭金”的战略意图，由拖雷率领 3 万蒙军闯入宋境大散关，破凤州，屠洋州，攻兴元，再分兵而西， 攻入沔州，撤屋为筏，沿嘉陵江南下，略地至西水县（今南部县境内）而还。此举不仅摧毁了南宋经营百年的“蜀口防线”，而且深入到巴蜀内地，史称“辛卯之变”。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秋，蒙古二太子阔端以汪世显为先锋，再次突破“蜀口防线”，并在大安军（今陕西阳平关）大破曹友闻所部宋军，深入巴蜀腹地。到次年丙申（1236），阔 端所部蒙军直捣成都，在数月之内横扫利州、成都、潼川、夔州四路数十郡，史称“丙申之变”。

在国家危亡的严峻形势下，南宋朝野不得不集思广益，研讨应对之策。在朝廷， 李鸣复、吴昌裔等提出筑城修寨策略，即所谓“既要筑城，又要修寨，有城以御寇，又有寨以保民”。在地方，四川多任军政长官彭大雅、余玠、蒲择之等利用巴蜀多山的地理形势修建山城寨堡。在四川制置司倡导和组织下，巴蜀地区山城寨堡陆续建立起来。据统计，川峡四路先后建有山城寨堡100 多座，其中重要者亦达20 多座，诸如四川制置司（制司）所在地重庆城（今重庆市渝中区），四大都 统司（戎司）先后移驻地阆州之大获城（今苍溪县王渡乡大获 村）、顺庆之青居城（今南充市高坪区青居镇）、合州之钓鱼城

（今重庆市合川区钓鱼城村）、怀安军之云顶城（今金堂县淮口镇云顶村），四路安抚司（帅司）所在地潼川府路之神臂城（今合 江县漕滩乡神臂村）、成都府路之凌云城（今乐山凌云山）、夔州 路之白帝城（今奉节县白帝村），以及蓬州之运山城（今蓬安县河舒镇燕山城）、巴州之得汉城（今通江县永安镇得汉村）、渠州 之礼义城（今渠县礼义村）、隆庆之苦竹隘（今剑阁县剑门关 镇）、遂宁府之蓬溪寨（今蓬溪县会新镇螺埝村）、广安之大良城（今广安市前锋区小井乡大良村）等。

这些山城寨堡确实起到了抵御蒙军的作用，一度造成“宋 无后顾之忧，蒙无东下之路”的局面。但在汪德臣、杨大渊等金宋降将引导下，蒙古很快仿效宋军修城筑寨，推行“以城制城” 战术，作为应对策略。据不完全统计，蒙元在巴蜀地区利用过  的山城寨堡数十座，其大部分是宋军早年修建，被蒙军攻破或  招降后再加利用，如青居城、小宁城（今平昌县荔枝乡小宁村） 等，少部分则是蒙军根據战略位置创建，如广安一带的武胜城、 虎啸城、蟠龙城、张广寨、东安城、三台城等。

武胜城是蒙元在巴蜀地区修筑的影响最大的一座城堡。

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所向披靡的蒙哥大汗顿挫于钓鱼城下。不久，其弟忽必烈、阿里不哥展开了长达 4 年的汗位之争。这时有人建议忽必烈放弃巴蜀，全力攻打阿里 不哥，但廉希宪等谋臣则主张对巴蜀宋军采 取守势，抽调部分精锐北上陕甘。忽必烈采 纳廉希宪等人策略，继续巩固川东的军事基地青居城。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在青居城设立“征南都元帅府”，任命汪惟正和钦 察为都元帅。但青居城并非固若金汤。按元朝人的说法，青居城有两大不安全因素： 一是与其他山城相比，青居山无险可凭，守 御难度很大;二是距宋军基地钓鱼城太近， 容易遭到钓鱼城宋军偷袭。

于是，汪忠臣、汪惟正叔侄奏请忽必烈， 在钓鱼城与青居城之间修建一座新的军事堡垒，既可减轻宋军对青居城蒙军的压力， 又可增加对钓鱼城宋军的逼迫。中统三年（1262），青居城主将汪良臣正式向忽必烈提出修筑武胜城的建策，认为“钓鱼山险绝， 不可攻。奏请就近地筑城曰武胜，以扼其往 来”。可能因当时忽必烈正忙于与阿里不哥 争夺汗位，没有完全采纳这个建议，应只同 意将攻防据点向南推进。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忽必烈汗位完全巩固，并开始了襄阳决战，才同意创建武胜军，行和溪安抚司事，用以防止钓鱼城宋军反扑和牵制巴蜀宋军援救襄阳。至元七年（1270），襄阳决战正酣，忽必烈令汪惟正修筑武胜城。据《元史汪惟正传》“，至元七年，宋人修合州，诏立武胜军以拒之”。这应是在原基础上扩建和加固，达到加强防御和牵制效果。

武胜城的作用和影响

武胜城的作用和影响集中体现在宋元战争之中。从武胜城的地理位置可以发现， 蒙古修筑这座山城，就是在宋蒙川东攻防的 前沿建立的一处军事基地。

这个基地进攻的主要目标是钓鱼城，战略意图在于彻底撕破宋军的山城防御体系。在武胜城周围数十里有大小山城寨堡10 多座，其中最著名是北面顺庆府的青居城、东面广安军的大良城、西面遂宁府的蓬溪寨、南面合州的钓鱼城。此时的大良城和钓鱼城仍为宋军坚守，阻挡着蒙军向南进攻重庆城，向东进攻白帝城。

这个基地防守的主要目标也是钓鱼城，战略意图在于完全压制宋军利用水军优势对嘉陵江、渠江流域元军山城寨堡的袭击。当时钓鱼城宋军不时利用水上优势，向渠江东岸的礼义城、大良城提供补给，致使蒙古对礼义城屡攻不下，在大良城则数易其手。宋军还偷袭元军在渠江流域重要据点虎啸城（今广安市前锋区护安寨）、张广寨（华蓥市双河镇境）、东安城（华蓥市永安镇境）等，甚至元军围攻重庆时钓鱼城宋军仍然奇袭青居城，俘获守将刘才。创建武胜城正是为压缩钓鱼城宋军的活动空间，围堵钓鱼城宋军的四面出击。

当时青居城汪氏与大获城杨氏、运山城张氏、大良城蒲氏合称“四帅府”，由于青居城地 近合州钓鱼城，并将前沿基地南推到武胜城， 对钓鱼城宋军主力形成强力牵制，其他三帅府 方可在川东地区大展拳脚，攻城略地，屡建功 勋。元人姚燧在《便宜副总帅汪忠让公（忠臣） 神道碑》中翔实记述了汪氏屯守武胜城的功 劳，从表彰汪氏的角度分析和揭示了武胜城在 青居城和钓鱼城之间的特殊作用和战略影响：

第一，蒙军在嘉陵江武胜段“夹嘉陵江东西”而城，江东为武胜城，江西武德城，用以控 扼嘉陵江水道，压缩了钓鱼城宋军在嘉陵江流 域的活动范围，避免了沿江蒙古据点频繁被袭。第二，蒙军严防死守武胜城，“昼则出逻设伏，常待进战;夜则画地分守，传警鼓柝，篝火 照城达曙，以防窃入”，从而遏止了钓鱼城宋军 对青居城以南地区的攻掠。第三，武胜城牵制 着在蜀宋军援救襄阳，确保元军在“襄阳之役” 的胜利。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下令“大军见围襄阳，各道宜进兵以牵制之”。驻守武胜城的汪惟正随  即自武胜出兵攻掠忠州（今忠县）、涪州（今重庆市涪陵区）， 据当时战报，这次出击取得俘获宋方县令、主薄各1 人，破寨7 座，活捉守将6 员，降户1600 有奇，俘虏500 人的战绩。第四，限制川东各城堡宋军相互救援，有力配合了投降蒙古的杨大渊、张大悦、蒲元圭三帅府在东川地区攻城略地“，拔敌栅垒，掠敌府库，刘其人民，逞志于忠、涪、夔、黔、万、施、云安之间”。第五，协同川西元军攻下宋军大本营重庆城。宋元战争即将结束时，武胜城转入大规模进攻，时任都元帅  汪良臣与彭天祥调集武胜城、青居城和其他三帅府所部主 力，置钓鱼城而不顾，顺嘉陵江而下，参与围攻重庆城。重  庆城被破，南宋名将制置使张钰被捕，都统赵安投降。元军  自重庆溯嘉陵江而上，与顺江而下的武胜城元军，共逼钓鱼  城，其守将王立不得不投诚谈判。历时50 年的宋元战争随即结束。

武胜城的历史和现状
　　武胜城的历史并没有因为宋元战争的结束而结束，在由元而明的数百年间，武胜城一直作为定远州和定远县的治所而存留着。

宋元战争结束后，地方军政机构随即由军事向民政转化。武胜军不再“ 行和溪安抚司事”，并改名为定远州，曾经的军事城堡武胜城 也随之成为定远州州城，武胜亦改名“定远”，这是元朝对武胜城在宋元战争中所起作用的肯定， 也是对武胜城在战后恢复社会经济秩序的期望。至元二十四年（1287），降級为县，仍以定远为名，隶属合州。从宋元战争结束到1914 年回改定远为武胜的700 多年里，一直沿用着“定远”这个名字。

武胜城遗址坐落在今武胜县旧县乡场及其场后山坡上。根据地形地貌可分为沿江台地、台上缓坡、山顶平地三个部分，由嘉陵江边向武胜山顶延伸。这种地形在战争时期便于观察和防守，但到和平时代对治理民事则很不方便，于是衙署、民居等十分自然地由山上向山下转移。明洪武四年（1371），明军完成对巴蜀地区的占领，恢复设置定远县，此时的县治已明确“在河东十里武胜山下”的嘉陵江边。以江边台地为县城，虽然方便物资运转和人员出入，但一直面临水患危害。“江水坏庐”成为定远官府无法解决的问题，多任知县曾提出迁徙县城。明嘉靖三十年（1551），知县胡濂在定远官绅支持下终于把县城迁至庙儿坝，即今武胜县中心镇。一度辉煌、繁华的武胜城从此逐渐被废弃。

时至今日，武胜城仍然存留着不少历史遗 迹，主要包括衙署、城墙、城门、哨所、题刻、塘堰  等。据之，可加以还原当年武胜城的大致轮廓。

衙署最初创建在武胜县旧县乡黄桷坪，地处第二级“台上缓坡”上部，背靠悬崖。悬崖上 面即为第三级“山顶平地”，悬崖上有题刻和岩 墓。这里现已是粮田，至今仍称“大堂坝”。或 因迷信“大堂坝”风水，民国时有陈姓人家葬墓 于田间。至迟在明朝初年，定远县的大堂便由 “大堂坝”下迁至第一级“沿江台地”上，清嘉庆《定远县志》明确记载，明朝的定远县城“在河东十里武胜山下”。

城墙的修筑与宋军完全一致，即借助悬崖，补筑沟缺。由于自宋元战争结束后这一带一直为官署或民居，不间断的生产和生活，使城墙遭到不同程度损毁。现存城墙为四段：天生寨段、大堂坝至五挑谷段、水坝段、电塔段，其中前两段原本连接在一起，即两端直接嘉陵江，围绕沿江台地、台上缓坡一周，其内是武胜城军事基地核心区。近代修路上山，挖断了天生寨与大堂坝的连接段，遂呈现为两段。

哨所，后世称作天生寨，又名老鸹寨， 位于“台上缓坡”西侧，地处“沿江台地”东侧崖壁之上。此处地势起伏较大，形成南北条状山体，东西宽约100 米，南北长约700  米。天生寨位于山体北端最高处，海拔约 262 米。天生寨东、西、北三侧均为崖壁，近南侧仅有一条道路与大堂坝相通，与江对岸的武德城，共同控扼嘉陵江。寨上视野开阔，寨西面及北面可望嘉陵江;寨东面可望大堂坝及山顶平地区域。天生寨略呈方形，东西宽约80 米，南北长约100 米，寨内地形较为平坦，在武胜城中是最好的观察哨所，也是最险峻的堡垒。和平时期这里被改作教学场所，并以宋代当地名人安丙的谥号为名曰“忠定书院”，动乱时期又被改作避乱场所，名曰“天生寨”。

题刻，在“大堂坝”后方天然崖壁上。不过这些碑刻都不是当年蒙元驻军留下的。现存四方，其中两方为题刻，另两方为墓碑记。第一幅“普泽”，隶书，阴刻，二字由左至右，字径105 厘米。第二幅“威灵”，楷书，位于“普泽”题刻下方，字径20厘米。第三幅《重修墓碑记》，碑宽约167厘米、高约115 厘米、底部进深4.5 厘米。

额上横向楷书“重修墓碑记”，碑左右两侧楷书对联：“生成山水多情趣”“□□□冠有□□”。墓碑为陈氏清末子孙为其入蜀始祖重修墓碑时所刻。第四幅《山□水秀》，碑上方为圆拱形，碑宽120 厘米、高167 米，底部进深14 厘米。碑文大多风化无法识读，仅知其为陈氏在清 乾隆十八年（1753）刊刻。

綜合上所述，武胜城是宋元战争时期蒙军修建最早、影响最大的山城，是蒙元东川都帅府青居城向南推进的前沿基地，其作用集中体现在进逼钓鱼城，牵制巴蜀宋军，在蒙元争夺川东、围攻重庆、攻克襄阳等重大军事行动中都起着十分突出作用。进入和平时期，武胜城变成了成定远州和定远县治所，成为元明在这一区域的政治文化中心，至今历史遗迹存留，是文旅融合的珍贵资源。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