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灾害、战争频发，粮食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饿死人的现象屡屡发生。
“民以食为天”，历代统治者都视粮食安全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而清朝统治者对此更为重视。
乾隆田间调研 奖励“优秀农民”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后，尽管忙于杀伐征战，但对粮食生产、开垦屯田仍极其关心，经常带着大臣和将领们视察农耕。这为清朝统治者做了榜样。
清朝定都北京后，每年春天，皇帝都会象征性地去先农坛，在他的“一亩三分地”上操作农具，演示耕作。
乾隆帝不仅经常深入田间做调研，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奖励经验丰富、勤劳致富的老农。
清朝赵慎畛的《榆巢杂识》记载，乾隆二年（1737年），清廷制定了三项表彰农民的政策：
一是拟定十条标准评选“优秀农民”，当时叫“上农”，只要符合其中八条，就可评为“上农”；官府再从“上农”中挑选“老成谨厚之人”，专门担任农业教导，指导各县的农业生产，相当于分管农业技术的副局长；
二是每年播种时节，“或有籽粒缺乏、工本艰难”的贫困之家，地方官府要积极帮助解决困难，从官府粮库里借出种子给农民，不能误了农时；
三是每年秋季丰收后，各个州县必须查找属地中耕作勤劳、经验丰富、种粮产量高的农民作为“典型”汇报上级，而后，在全国通报奖励，奖品有美酒、金钱，并敲锣打鼓地抬着这些“农业生产先进个人”巡游街市，场面风光荣耀。
这些措施在清朝被长期执行。可见，清政府的“三农”工作，也有可圈可点之处。
确保粮食安全，漕运为重中之重
漕运制度之所以成为我国古代各项制度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经济制度之一，是因为对粮食安全的重视。清承明制，用漕运将粮食由南方运往北京，以供首都粮食需求。
顺治二年（1645年），户部规定每年征收漕粮四百万石。山东和河南，漕粮外还征收小麦和黑豆；江苏的苏、松、常三府，太仓一州，浙江的嘉、湖两府，每年要上缴糯米给内务府，以供给皇宫和百官的禄米之用，称为“白粮”，并由专船运送。
这既是“经济任务”，更是“政治任务”。假如粮食分量不足、霉坏，就要惩治经办、押运的官员。
差事办得好，运达指定的仓库，相关单位检验合格，“出具粮米无亏印结”，就有可能得到皇帝的召见，提拔重用。这套提拔奖励措施，延续到晚清。然而，这也给清朝官场人事腐败提供了便利，“各省大吏往往藉漕运保举私人”。
孟森《清史讲义》说，由于运河经常淤堵，清政府很伤脑筋。道光四年（1824年），“南河黄水骤涨……河道浅阻，输挽维艰”。漕军的粮船40帮，一百万石粮食无法运送京城，一时人心浮动，让道光帝大为光火，处分了两个总督，并要求研究新的运粮方案，确保京城的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
因此，当时的“改革派”不顾众多保守势力、利益集团的反对，将漕粮运输，由河运改为海运，确保了北方粮食的安全。这被认为是道光朝一个十分成功的改革。
荒歉年景，无息出借官粮给百姓
《榆巢杂识》载，清廷规定：青黄不接的时候，缺粮的农民可以到地方官府的粮仓里借粮，秋收后，再还粮食给官府，每借一石粮食，要另外多支付一斗，相当于10%的利息。
乾隆上台后，励精图治，颁布了新规：“若值歉收之年，所有借领仓谷，至秋后还仓时，止应完纳正谷，不应令其加息。”次年春天，乾隆再次发旨：“歉收之岁，无论常平、社仓谷石，概免加息。”
收成不好的年景，农民可以无息借官粮维持生计。减免10%的粮食利息，对歉收的贫寒百姓来说，是能救人命的。所以，此被称为善政。饥荒之年，乾隆政府还提倡各省“互帮互助”。
当官的把自己的辖地维持好就万事大吉，省与省之间，更是畛域分明。而乾隆帝要求，各省必须对荒歉的邻省给予“对口支援”，假如“邻省歉收告籴，本地方官禁止米粮出境者”，该省从知府、道台到巡抚的各级官员，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
可见，当时的中央政府对于粮食安全是高度重视、“全盘考虑”的。但到了晚清，粮食地方保护主义重新抬头。
重视粮食储备 严厉打击舞弊者
清廷很重视粮仓管理和粮食运转。乾隆二年（1737年），大学士嵇曾筠报告说，许多地方官员春天出借粮食后，“年底尚无仓收申送”，“既不敷来岁出粜，仓储空缺，亦且缓急无资”。粮库储备不足，构成了粮食安全隐患。
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规定填补粮库的粮食，必须在“本年十一月内买足”，否则，追究粮库官员及其上司的责任，“春间出粜，秋成买补，定限昭然”。
清代对粮库的营私舞弊行为，处罚极严。乾隆年间，陕甘总督勒尔谨、甘肃布政使王亶望虚报粮仓储备，为应付朝廷检查，在仓口深处铺上木板或掺糠土充粮，然后在上面铺上数尺厚的粮食，蒙混过朝廷派遣来的调查人员。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王亶望因收监粮有功、管理粮仓得法而升任浙江巡抚。“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勒尔谨、王亶望一伙捐监冒赈、贪污粮款上千万两银子的营私舞弊案全部暴露。
涉案者包括总督勒尔谨（正二品）、布政使王亶望和王廷赞（从二品）、兰州知府蒋全迪（从四品）等100多位官员。案发后，勒尔谨被令自尽，王亶望、蒋全迪立即处斩，王廷赞被判为绞监候，是当时轰动全国的大案。
“民以食为天”，历代统治者都视粮食安全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而清朝统治者对此更为重视。
乾隆田间调研 奖励“优秀农民”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后，尽管忙于杀伐征战，但对粮食生产、开垦屯田仍极其关心，经常带着大臣和将领们视察农耕。这为清朝统治者做了榜样。
清朝定都北京后，每年春天，皇帝都会象征性地去先农坛，在他的“一亩三分地”上操作农具，演示耕作。
乾隆帝不仅经常深入田间做调研，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奖励经验丰富、勤劳致富的老农。
清朝赵慎畛的《榆巢杂识》记载，乾隆二年（1737年），清廷制定了三项表彰农民的政策：
一是拟定十条标准评选“优秀农民”，当时叫“上农”，只要符合其中八条，就可评为“上农”；官府再从“上农”中挑选“老成谨厚之人”，专门担任农业教导，指导各县的农业生产，相当于分管农业技术的副局长；
二是每年播种时节，“或有籽粒缺乏、工本艰难”的贫困之家，地方官府要积极帮助解决困难，从官府粮库里借出种子给农民，不能误了农时；
三是每年秋季丰收后，各个州县必须查找属地中耕作勤劳、经验丰富、种粮产量高的农民作为“典型”汇报上级，而后，在全国通报奖励，奖品有美酒、金钱，并敲锣打鼓地抬着这些“农业生产先进个人”巡游街市，场面风光荣耀。
这些措施在清朝被长期执行。可见，清政府的“三农”工作，也有可圈可点之处。
确保粮食安全，漕运为重中之重
漕运制度之所以成为我国古代各项制度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经济制度之一，是因为对粮食安全的重视。清承明制，用漕运将粮食由南方运往北京，以供首都粮食需求。
顺治二年（1645年），户部规定每年征收漕粮四百万石。山东和河南，漕粮外还征收小麦和黑豆；江苏的苏、松、常三府，太仓一州，浙江的嘉、湖两府，每年要上缴糯米给内务府，以供给皇宫和百官的禄米之用，称为“白粮”，并由专船运送。
这既是“经济任务”，更是“政治任务”。假如粮食分量不足、霉坏，就要惩治经办、押运的官员。
差事办得好，运达指定的仓库，相关单位检验合格，“出具粮米无亏印结”，就有可能得到皇帝的召见，提拔重用。这套提拔奖励措施，延续到晚清。然而，这也给清朝官场人事腐败提供了便利，“各省大吏往往藉漕运保举私人”。
孟森《清史讲义》说，由于运河经常淤堵，清政府很伤脑筋。道光四年（1824年），“南河黄水骤涨……河道浅阻，输挽维艰”。漕军的粮船40帮，一百万石粮食无法运送京城，一时人心浮动，让道光帝大为光火，处分了两个总督，并要求研究新的运粮方案，确保京城的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
因此，当时的“改革派”不顾众多保守势力、利益集团的反对，将漕粮运输，由河运改为海运，确保了北方粮食的安全。这被认为是道光朝一个十分成功的改革。
荒歉年景，无息出借官粮给百姓
《榆巢杂识》载，清廷规定：青黄不接的时候，缺粮的农民可以到地方官府的粮仓里借粮，秋收后，再还粮食给官府，每借一石粮食，要另外多支付一斗，相当于10%的利息。
乾隆上台后，励精图治，颁布了新规：“若值歉收之年，所有借领仓谷，至秋后还仓时，止应完纳正谷，不应令其加息。”次年春天，乾隆再次发旨：“歉收之岁，无论常平、社仓谷石，概免加息。”
收成不好的年景，农民可以无息借官粮维持生计。减免10%的粮食利息，对歉收的贫寒百姓来说，是能救人命的。所以，此被称为善政。饥荒之年，乾隆政府还提倡各省“互帮互助”。
当官的把自己的辖地维持好就万事大吉，省与省之间，更是畛域分明。而乾隆帝要求，各省必须对荒歉的邻省给予“对口支援”，假如“邻省歉收告籴，本地方官禁止米粮出境者”，该省从知府、道台到巡抚的各级官员，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
可见，当时的中央政府对于粮食安全是高度重视、“全盘考虑”的。但到了晚清，粮食地方保护主义重新抬头。
重视粮食储备 严厉打击舞弊者
清廷很重视粮仓管理和粮食运转。乾隆二年（1737年），大学士嵇曾筠报告说，许多地方官员春天出借粮食后，“年底尚无仓收申送”，“既不敷来岁出粜，仓储空缺，亦且缓急无资”。粮库储备不足，构成了粮食安全隐患。
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规定填补粮库的粮食，必须在“本年十一月内买足”，否则，追究粮库官员及其上司的责任，“春间出粜，秋成买补，定限昭然”。
清代对粮库的营私舞弊行为，处罚极严。乾隆年间，陕甘总督勒尔谨、甘肃布政使王亶望虚报粮仓储备，为应付朝廷检查，在仓口深处铺上木板或掺糠土充粮，然后在上面铺上数尺厚的粮食，蒙混过朝廷派遣来的调查人员。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王亶望因收监粮有功、管理粮仓得法而升任浙江巡抚。“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勒尔谨、王亶望一伙捐监冒赈、贪污粮款上千万两银子的营私舞弊案全部暴露。
涉案者包括总督勒尔谨（正二品）、布政使王亶望和王廷赞（从二品）、兰州知府蒋全迪（从四品）等100多位官员。案发后，勒尔谨被令自尽，王亶望、蒋全迪立即处斩，王廷赞被判为绞监候，是当时轰动全国的大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