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你们记住我的话，随着时间推移，中国交建的价值将会越来越高。”
《英才》：从资本市场上看，中国交建在同行业中市值并不是最高的，净利润却是很高，这是为什么？
刘起涛：2006年，中国交建登陆H股，成为央企中第一家整体上市的企业。作为第一家吃螃蟹的公司，因为没有经验，估值当时并不高。
“十一五”时期，外部市场环境比较好，大部分企业增长速度都很快。但是，到了“十二五”外部市场开始变化，特别是“十八大”以后，政府进行了去平台、去负债的调整，国有企业也随之站在了市场的最前沿。这时候，及时调整的企业就显现出了优势。中国交建就是调整得比较早的央企之一。从“十一五”以后，“十二五”开始，我们就主动调整，从战略和体系上全面升级，实现组织建设，形成了集团利益共同体和生命共同体。所以盈利也比较好。
而且现在的资本市场，估值方法还是传统的估值方法，我们被列在建筑板块中，但中国交建从承包商到发展商到运营商再到投资商，业务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我们的资产结构、业务结构、商业模式，特别是海外业务，都有别于其他的建筑企业。
《英才》：数据显示，中国交建海外投资的盈利相对较高，同样的项目，海外的利润比国内利润更丰厚吗？ 未来中国交建是否会加大海外业务投资？
刘起涛：现在海外业务收入占中国交建总收入的20%，为中国交建的总利润贡献接近30%。所以，未来我们会加快加大海外业务的拓展，实现国内国外五五比例。
“一带一路”战略也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机会。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应该站在全球的高度，看中国如何去发展。未来的中国企业，就是要实现共建、共赢、共享，跟第三世界国家，或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形成产业互补，需求互补，比较优势。而且从我们实践过程当中，发现这些国家政府和民间的需求非常巨大，当然这种需求也来自于中国快速发展。
《英才》：目前，中国交建在海外最经典的项目是什么？海外投资是不是比国内投资更具风险？
刘起涛：中国交建正在斯里兰卡投资建一座城市。当地政府给政策，我们利用产业优势投资，在那里新造一片地发展。原来那里叫港口城，现在改名叫金融城，当完成所有基础设施之后，我们会跟当地政府一起招商，共同建设商业，金融、酒店、服务业等。未来，“金融城”将成为一个非常发达的地区，是斯里兰卡商业中心、金融中心，并会为斯里兰卡带来10万人以上的就业机会。对斯里兰卡来说，这是利国利民的项目，对中国交建来说，也会从中获得收益。
市场的风险无处不在，国内国外都一样。有些国家的政局可能很动荡，不如国内稳定，法律也不健全。还会突发一些不确定性因素，比如说疾病、恐怖组织等变化造成的政府换届等。关键是企业要对风险的甄别、识别能力，以及对自己的清醒认知。
中国交建走出去的时间比较长，是“一带一路”中最有经验的企业之一。而且中国交建内部组织体系比较完善。内部的效率也比较高。在同行业中，有四五项产业能力，中国交建的水平都是世界第一，可以说，中国交建已经是极具竞争力的全球化公司。比如建这座“金融城”。虽然最初项目概念是我们自己的，但从评估论证到规划设计，并不是中国交建内部人去做，都请的世界上知名的专家，用全球视野来规划。
另外，也不要觉得发达国家高不可攀，不好进。我认为哪个市场都有机会。比如，可以先买一家公司，然后改造升级，通过这个公司进入西方市场，然后再通过战略引领，财务支撑、管控，实现全球化战略。
《英才》：从承包建设商到投资商，和专业投资机构比，中国交建有什么优势？
刘起涛：我们做投资，可能比单纯的投资机构，会更有优势。因为我们站在市场的最前端，会更敏锐的发现很多投资机会，这些投资机会又都是我们产业链可以控制的，专业投资机构没办法比。第一，我们在行业中摸爬滚打多年，判断更准。第二，我们能控制成本，包括工期。如果在产业投资过程中，出现不可控因素，再好的机会，最后也不可能赚钱。
《英才》：中国交建的大部分投资都是基础设施投资，这些项目的投资回报率会不会比较低？未来，在中国交建擅长领域的优质投资会不会越来越少？
刘起涛：基础设施投资其实是资源的一次性占有，需求也是巨大的。至少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人是做不完的。简单来说，一个国家和地区，不先把基础设施搞上去，还谈何发展？
我们中国有句俗话：要想富，先修路。比如，贵州县县通高速的工程，就是中国交建投资与贵州政府合作的，通完高速之后，沿途服务业，旅游业全跟上来了。贵州的GDP增长一跃成为全国前列。这就是多方共赢的一次性资源占有，因为不可能在同一个地方，再多修几条高速路，对我们来说，投资回报率自然也会很高。
《英才》：中国交建是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试点企业，如何理解国有企业的金融创新？
刘起涛：金融创新平台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任务，但不完全是为了简单的降负债率。我们设置金融创新平台，就是想通过中国交建这样一个载体，把社会的金融成本吸引进来。中国交建虽然是产业的龙头，但如果完全靠自有积累的资金，发展会很受限。社会上有大把的资金，东投西投不知道往哪儿投，或者投了也不一定成功。我们希望通过金融创新平台，把一部分利润分给大家，为产业服务，让更多资本跟我们一起赚钱。
但所有金融创新一定是受制于整个金融监管体系，特别是国有企业不是说想做啥就做啥。所以我们也只是在金融监管体系下，通过跟产融结合带来一些成本的降低，助推中国交建发展。
现在也远远没有达到我们的理想状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交建在“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期间，通过战略和产业结构调整，积蓄了很多能量，可能“十四五”期间，会是中国交建能量大释放的时期，那时候我已经退休了。但你们记住我的话，随着时间推移，中国交建的价值将会越来越高。
当然如何嫁接资本逻辑，实现企业从管资产到管资本的转变，依然是包括中国交建在内的大型央企今后探索的方向。作为国资改革试点中第二批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企业，刘起涛坦言，中国交建“改革在路上”。
海外优先
《英才》：从资本市场上看，中国交建在同行业中市值并不是最高的，净利润却是很高，这是为什么？
刘起涛：2006年，中国交建登陆H股，成为央企中第一家整体上市的企业。作为第一家吃螃蟹的公司，因为没有经验，估值当时并不高。
“十一五”时期，外部市场环境比较好，大部分企业增长速度都很快。但是，到了“十二五”外部市场开始变化，特别是“十八大”以后，政府进行了去平台、去负债的调整，国有企业也随之站在了市场的最前沿。这时候，及时调整的企业就显现出了优势。中国交建就是调整得比较早的央企之一。从“十一五”以后，“十二五”开始，我们就主动调整，从战略和体系上全面升级，实现组织建设，形成了集团利益共同体和生命共同体。所以盈利也比较好。
而且现在的资本市场，估值方法还是传统的估值方法，我们被列在建筑板块中，但中国交建从承包商到发展商到运营商再到投资商，业务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我们的资产结构、业务结构、商业模式，特别是海外业务，都有别于其他的建筑企业。
《英才》：数据显示，中国交建海外投资的盈利相对较高，同样的项目，海外的利润比国内利润更丰厚吗？ 未来中国交建是否会加大海外业务投资？
刘起涛：现在海外业务收入占中国交建总收入的20%，为中国交建的总利润贡献接近30%。所以，未来我们会加快加大海外业务的拓展，实现国内国外五五比例。
“一带一路”战略也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机会。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应该站在全球的高度，看中国如何去发展。未来的中国企业，就是要实现共建、共赢、共享，跟第三世界国家，或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形成产业互补，需求互补，比较优势。而且从我们实践过程当中，发现这些国家政府和民间的需求非常巨大，当然这种需求也来自于中国快速发展。
《英才》：目前，中国交建在海外最经典的项目是什么？海外投资是不是比国内投资更具风险？
刘起涛：中国交建正在斯里兰卡投资建一座城市。当地政府给政策，我们利用产业优势投资，在那里新造一片地发展。原来那里叫港口城，现在改名叫金融城，当完成所有基础设施之后，我们会跟当地政府一起招商，共同建设商业，金融、酒店、服务业等。未来，“金融城”将成为一个非常发达的地区，是斯里兰卡商业中心、金融中心，并会为斯里兰卡带来10万人以上的就业机会。对斯里兰卡来说，这是利国利民的项目，对中国交建来说，也会从中获得收益。
市场的风险无处不在，国内国外都一样。有些国家的政局可能很动荡，不如国内稳定，法律也不健全。还会突发一些不确定性因素，比如说疾病、恐怖组织等变化造成的政府换届等。关键是企业要对风险的甄别、识别能力，以及对自己的清醒认知。
中国交建走出去的时间比较长，是“一带一路”中最有经验的企业之一。而且中国交建内部组织体系比较完善。内部的效率也比较高。在同行业中，有四五项产业能力，中国交建的水平都是世界第一，可以说，中国交建已经是极具竞争力的全球化公司。比如建这座“金融城”。虽然最初项目概念是我们自己的，但从评估论证到规划设计，并不是中国交建内部人去做，都请的世界上知名的专家，用全球视野来规划。
另外，也不要觉得发达国家高不可攀，不好进。我认为哪个市场都有机会。比如，可以先买一家公司，然后改造升级，通过这个公司进入西方市场，然后再通过战略引领，财务支撑、管控，实现全球化战略。
做投资商更有优势
《英才》：从承包建设商到投资商，和专业投资机构比，中国交建有什么优势？
刘起涛：我们做投资，可能比单纯的投资机构，会更有优势。因为我们站在市场的最前端，会更敏锐的发现很多投资机会，这些投资机会又都是我们产业链可以控制的，专业投资机构没办法比。第一，我们在行业中摸爬滚打多年，判断更准。第二，我们能控制成本，包括工期。如果在产业投资过程中，出现不可控因素，再好的机会，最后也不可能赚钱。
《英才》：中国交建的大部分投资都是基础设施投资，这些项目的投资回报率会不会比较低？未来，在中国交建擅长领域的优质投资会不会越来越少？
刘起涛：基础设施投资其实是资源的一次性占有，需求也是巨大的。至少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人是做不完的。简单来说，一个国家和地区，不先把基础设施搞上去，还谈何发展？
我们中国有句俗话：要想富，先修路。比如，贵州县县通高速的工程，就是中国交建投资与贵州政府合作的，通完高速之后，沿途服务业，旅游业全跟上来了。贵州的GDP增长一跃成为全国前列。这就是多方共赢的一次性资源占有，因为不可能在同一个地方，再多修几条高速路，对我们来说，投资回报率自然也会很高。
国资改革与金融创新
《英才》：中国交建是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试点企业，如何理解国有企业的金融创新？
刘起涛：金融创新平台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任务，但不完全是为了简单的降负债率。我们设置金融创新平台，就是想通过中国交建这样一个载体，把社会的金融成本吸引进来。中国交建虽然是产业的龙头，但如果完全靠自有积累的资金，发展会很受限。社会上有大把的资金，东投西投不知道往哪儿投，或者投了也不一定成功。我们希望通过金融创新平台，把一部分利润分给大家，为产业服务，让更多资本跟我们一起赚钱。
但所有金融创新一定是受制于整个金融监管体系，特别是国有企业不是说想做啥就做啥。所以我们也只是在金融监管体系下，通过跟产融结合带来一些成本的降低，助推中国交建发展。
现在也远远没有达到我们的理想状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交建在“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期间，通过战略和产业结构调整，积蓄了很多能量，可能“十四五”期间，会是中国交建能量大释放的时期，那时候我已经退休了。但你们记住我的话，随着时间推移，中国交建的价值将会越来越高。
当然如何嫁接资本逻辑，实现企业从管资产到管资本的转变，依然是包括中国交建在内的大型央企今后探索的方向。作为国资改革试点中第二批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企业，刘起涛坦言，中国交建“改革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