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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高考：一个特殊而狂热的年代
1977年冬天，“文革”后第一次高考。那一天如同全國人民的节日，570万考生走进关闭10年之久的高考考场，创下共和国教育史上近30年的最高纪录。参加考试的考生中，或夫妻上阵，或父子同堂，或叔侄舅甥聚首，其悲忧喜乐熔铸成时代的交响曲。1977年的高考，还有一个值得大书一笔的轶事：由于报名参加考试的人数大大超过预想，一时竟然拿不出足够的纸来印刷试卷！最后，中共中央决定，紧急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才使这一问题得以及时解决。这一年全国高校录取新生27.3万人。考生录取率仅为4.7%。
1978年夏天，仅仅过了半年之后，第一届高考震荡的余波还未散去，第二届——1978年的高考又鸣锣开场。结果，77级的学生于1978年春天入学，78级学生则于当年的秋天入学， 这一年除了考生比第一年多一些（高达610万人），录取率略高一些（录取40.2万人，录取率6.5%），其余与上一届没有太大区别，两次招生仅相隔半年。后来，这两届学生因其成功率之高被民间戏称为“金77，银78”，它们合起来被称为“1982届毕业生”。这一年的毕业生，绝对应在中国的教育史上浓墨重彩地大书一笔。
我就是踏着首届高考的余温，在1978年考取了中山大学，成为这些被录取的幸运儿之一，跻身于当时被称作天之骄子那群人中。
1978年9月，我在参军时珍存下来的军装里，找到了套看起来比较新的。然后穿着这套军装、挂着半新不旧的军用挎包，兴高采烈而又竭力做出漫不经心、淡定自若的样子，跨入中山大学的校门，到中文系报到。
我下过乡，当过兵，那身军装当然是名至实归的。这样的军人形象对于当时来自于工农兵的大学生来说，虽不能说是正统，也还是自然的。大学期间，我几乎天天都穿着这样一套旧军装，挂着旧军用挎包。其实脏兮兮的旧军装，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青年们的时髦衣着，崔健唱《一无所有》时就是这种形象。
我的大学：“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
大学生活为我的人生掀开了新的一页。那时候的大学生有很多属于那个时代的特点。我进校时22岁，最小的同学仅16岁，是“文革”后学制缩短（从小学到高中九年）的那种应届毕业生。最大的33岁，我们的班主任当时是38岁。
同班的同学来自五湖四海，个性不一，语言各异，但作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虽有不同的成功之道，但都酷爱读书。当时，读书成了民众发自内心既充满理想主义色彩又有实用价值的时尚追求。而大学校园无疑是这股读书热潮的中心和引擎。当时中山大学最流行的口号是：周恩来少时自勉的名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与当时正时兴的政治口号——“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
那是个刚从极“左”的年代走出来的时代，人们使用的语言中常常带有许多“文革”色彩的很政治化的语言，一位同学的父亲在家乡当中学老师，给他写信时，严肃认真地告诫自己的儿子道：“你要努力学习，为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贡献力量！”信的结尾，还用会议发言一般的语句结束全信：“你要沿着党中央指引的道路奋勇前进！前进！前进！”
班里有个很靓的女生，容貌俊美，身材苗条，走在路上，绝对是回头率很高的人物。那年她已26岁，可心思完全放在学习上，学习废寝忘食，其刻苦程度简直叫人心惊。她的行动路线绝对“四点一线”，教室——图书馆——宿舍——饭堂，任谁都不能使她旁逸斜出。而同宿舍的一个同学，我有时几天未见着面，后来才知道原来他连休息时间都用在学习上了。总是睡得最迟，起得最早。
处在这样的环境中，我感到自己的脉搏，与这个时代的脉动非常契合地跳动在一起。在食堂排队打饭一般都要花费10多分钟，我就带本书去看。许多同学都是一手拿着饭钵另一只手还拿着书，随着队伍边移动边继续看。晚上熄灯后，仍有不少同学点起小马灯甚至打起手电筒继续学习。
现代高考：读了好大学就是好人生？
我们的年代之特殊在于体悟时常与政治热情纠缠在一起，学生学习的热情与目的、个人的价值取向，都卷入了政治大潮之中。中止推荐上大学，文化与学识重新成为人们崇尚的对象，大学便是人生最好的出路，学习已成为了人人趋之若鹜的理想生活。因此，在我们的读书时代，学习是很纯粹、心无旁骛的生活状态。
现代的学生，在高考扩招，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之后，高考的录取率不断攀升，相比之下更容易获取大学就学资格。高考似乎不再是像大家所说的独木桥。教育本身应该是惠及面最广泛的，应该是“人人享受之，人人拥有之”的根本权利。这一点慢慢得到了基本的实现。
但是，大学生的数量增加了，人们对大学生的评价与人生定位的观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学生学习风气和求学渴望更不如以往。现代高考的目的变成了一种纯粹的社会任务、家庭任务、个人任务。
我个人认为，大学应该是通才教育，而中国大学过于专注专业知识的学习，因此学生和家长普遍认为“上了好大学好专业就是好人生”，这种功利性的高考观、大学观造成学生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难以调和。大学应成为最普遍的公共品，高等教育应该体现社会功能与价值。
对高考的改革，应着眼于放开、透明、公平。做到这些，国家行政部门的有效行政、服务教育的做法应大力提倡之，减少对大学招生的行政干涉，放宽区域名额、专业设置等限制。高考录取的方式可以多样化进行，每个人都可能通过各种方式进行选择就读。培养目标既包括培养社会精英，也包括全民教育，从量、质、就业分工分类，实现多样化文化价值与社会价值、个人价值。社区教育、农村教育、职业培训、社会服务教育等实现“百花齐放”、“遍地开花”，及大学中的“开放、自由”教学氛围，让教育实现自发性的功能，实现“全民公学”，人人有书可读，人人读好书。
1977年冬天，“文革”后第一次高考。那一天如同全國人民的节日，570万考生走进关闭10年之久的高考考场，创下共和国教育史上近30年的最高纪录。参加考试的考生中，或夫妻上阵，或父子同堂，或叔侄舅甥聚首，其悲忧喜乐熔铸成时代的交响曲。1977年的高考，还有一个值得大书一笔的轶事：由于报名参加考试的人数大大超过预想，一时竟然拿不出足够的纸来印刷试卷！最后，中共中央决定，紧急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才使这一问题得以及时解决。这一年全国高校录取新生27.3万人。考生录取率仅为4.7%。
1978年夏天，仅仅过了半年之后，第一届高考震荡的余波还未散去，第二届——1978年的高考又鸣锣开场。结果，77级的学生于1978年春天入学，78级学生则于当年的秋天入学， 这一年除了考生比第一年多一些（高达610万人），录取率略高一些（录取40.2万人，录取率6.5%），其余与上一届没有太大区别，两次招生仅相隔半年。后来，这两届学生因其成功率之高被民间戏称为“金77，银78”，它们合起来被称为“1982届毕业生”。这一年的毕业生，绝对应在中国的教育史上浓墨重彩地大书一笔。
我就是踏着首届高考的余温，在1978年考取了中山大学，成为这些被录取的幸运儿之一，跻身于当时被称作天之骄子那群人中。
1978年9月，我在参军时珍存下来的军装里，找到了套看起来比较新的。然后穿着这套军装、挂着半新不旧的军用挎包，兴高采烈而又竭力做出漫不经心、淡定自若的样子，跨入中山大学的校门，到中文系报到。
我下过乡，当过兵，那身军装当然是名至实归的。这样的军人形象对于当时来自于工农兵的大学生来说，虽不能说是正统，也还是自然的。大学期间，我几乎天天都穿着这样一套旧军装，挂着旧军用挎包。其实脏兮兮的旧军装，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青年们的时髦衣着，崔健唱《一无所有》时就是这种形象。
我的大学：“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
大学生活为我的人生掀开了新的一页。那时候的大学生有很多属于那个时代的特点。我进校时22岁，最小的同学仅16岁，是“文革”后学制缩短（从小学到高中九年）的那种应届毕业生。最大的33岁，我们的班主任当时是38岁。
同班的同学来自五湖四海，个性不一，语言各异，但作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虽有不同的成功之道，但都酷爱读书。当时，读书成了民众发自内心既充满理想主义色彩又有实用价值的时尚追求。而大学校园无疑是这股读书热潮的中心和引擎。当时中山大学最流行的口号是：周恩来少时自勉的名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与当时正时兴的政治口号——“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
那是个刚从极“左”的年代走出来的时代，人们使用的语言中常常带有许多“文革”色彩的很政治化的语言，一位同学的父亲在家乡当中学老师，给他写信时，严肃认真地告诫自己的儿子道：“你要努力学习，为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贡献力量！”信的结尾，还用会议发言一般的语句结束全信：“你要沿着党中央指引的道路奋勇前进！前进！前进！”
班里有个很靓的女生，容貌俊美，身材苗条，走在路上，绝对是回头率很高的人物。那年她已26岁，可心思完全放在学习上，学习废寝忘食，其刻苦程度简直叫人心惊。她的行动路线绝对“四点一线”，教室——图书馆——宿舍——饭堂，任谁都不能使她旁逸斜出。而同宿舍的一个同学，我有时几天未见着面，后来才知道原来他连休息时间都用在学习上了。总是睡得最迟，起得最早。
处在这样的环境中，我感到自己的脉搏，与这个时代的脉动非常契合地跳动在一起。在食堂排队打饭一般都要花费10多分钟，我就带本书去看。许多同学都是一手拿着饭钵另一只手还拿着书，随着队伍边移动边继续看。晚上熄灯后，仍有不少同学点起小马灯甚至打起手电筒继续学习。
现代高考：读了好大学就是好人生？
我们的年代之特殊在于体悟时常与政治热情纠缠在一起，学生学习的热情与目的、个人的价值取向，都卷入了政治大潮之中。中止推荐上大学，文化与学识重新成为人们崇尚的对象，大学便是人生最好的出路，学习已成为了人人趋之若鹜的理想生活。因此，在我们的读书时代，学习是很纯粹、心无旁骛的生活状态。
现代的学生，在高考扩招，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之后，高考的录取率不断攀升，相比之下更容易获取大学就学资格。高考似乎不再是像大家所说的独木桥。教育本身应该是惠及面最广泛的，应该是“人人享受之，人人拥有之”的根本权利。这一点慢慢得到了基本的实现。
但是，大学生的数量增加了，人们对大学生的评价与人生定位的观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学生学习风气和求学渴望更不如以往。现代高考的目的变成了一种纯粹的社会任务、家庭任务、个人任务。
我个人认为，大学应该是通才教育，而中国大学过于专注专业知识的学习，因此学生和家长普遍认为“上了好大学好专业就是好人生”，这种功利性的高考观、大学观造成学生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难以调和。大学应成为最普遍的公共品，高等教育应该体现社会功能与价值。
对高考的改革，应着眼于放开、透明、公平。做到这些，国家行政部门的有效行政、服务教育的做法应大力提倡之，减少对大学招生的行政干涉，放宽区域名额、专业设置等限制。高考录取的方式可以多样化进行，每个人都可能通过各种方式进行选择就读。培养目标既包括培养社会精英，也包括全民教育，从量、质、就业分工分类，实现多样化文化价值与社会价值、个人价值。社区教育、农村教育、职业培训、社会服务教育等实现“百花齐放”、“遍地开花”，及大学中的“开放、自由”教学氛围，让教育实现自发性的功能，实现“全民公学”，人人有书可读，人人读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