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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是藏族、土族、裕固族等民族共同信奉的宗教，是这些民族人民的精神支柱。吐蕃王朝时期是藏传佛教初步形成和发展阶段，也被泛称为藏传佛教“前弘期”（又作“前宏期”），了解吐蕃王朝时期藏传佛教的传播和发展状况，有助于我们认识藏传佛教在藏族人民中得以确立的过程，加深对宗教传播一般规律的理解，对于今天正确地处理民族宗教关系也有重要意义。
一般认为，吐蕃王朝是在公元6世纪末7世纪初，随着松赞干布（汉文史料又作弃苏农赞、器宋弄赞）统一青藏高原，以及创制文字、制定法律、建立等级制度等一系列措施的推行为标志的。从松赞干布至达磨赞普（又作郎达玛），共传9代，历时200余年。达磨赞普死后，其后代因王位之争爆发了“伍约之乱”，持续20余年，残酷的统治和长期的征战引起了吐蕃平民、奴隶大暴动，最终终结了吐蕃王朝的统治1。
在松赞干布时，迎请泥婆罗的赤尊公主和唐朝的文成公主入藏为王妃，两人分别带去了释迦牟尼8岁和12岁的等身佛像，并修建大小昭寺供奉。
此后经芒松芒赞、赤都松赞两位赞普至赤德祖赞（又称赤德祖敦、麦阿葱）。赤德祖赞曾派遣巴·桑希等人赴唐求取佛经，未及返回，赞普去世，年幼的赤松德赞继位，由权臣玛祥仲巴杰掌握朝政。玛祥仲巴杰崇苯抑佛，颁布法令禁止佛教传播，此即吐蕃历史上的第一次禁佛事件。赤松德赞后铲除了玛祥仲巴杰，将同样抵制佛教的达扎路恭流放到边地，派人至印度、唐朝内地求取佛经，并迎请高僧大德入藏传法，著名僧人寂护、莲花生等即于此时进入吐蕃。此后，在赤松德赞等人的努力下，建成了桑耶寺，由寂护和莲花生为其举行开光仪式，此时还出现了藏族最早的出家人，即“初试七人”，又称“初七子”、“七觉士”，佛教在吐蕃广为传播。赤松德赞还组织大量人力、物力进行译经活动，并出现了以九大译师为代表的译师群体。在赤松德赞后期，出现了以摩诃衍那为代表的汉传佛教与印度论师所传佛教之间的冲突，又称为“顿渐之争”，经过三年的论战，汉族和尚离开吐蕃，印僧所传中观派学说受到吐蕃官方的认可。
赤松德赞后即位的牟尼赞普和牟底赞普均早逝，后由赤德松赞（即塞纳勒·江永，有人认为赤德松赞即牟底赞普，还有人认为早逝的是牟尼赞普和牟汝赞普，本文采用较为普遍的说法，即赤德松赞为赤松德赞第三子，牟尼赞普和牟底赞普之弟。）继任赞普，赤德松赞继承了赤松德赞的崇佛政策，并设置了僧相——钵阐布，位居众相之上。其长子藏玛喜爱佛教，出家受戒，被称作“天子藏玛”，后又赤祖德赞（即赤热巴坚）即赞普位。赤祖德赞时期，佛教的传播迎来了新的高峰，他不仅广建寺院、翻译佛经，还确立了七户养僧制。赤祖德赞对佛教的推崇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不仅自己礼敬僧人，对不尊敬僧人的人甚至要处以“抉眼断指”的惩罚。
赤祖德赞的崇佛政策引起了贵族的不满，最终被大臣韦达纳坚等杀害，达磨赞普继位。达磨赞普颁布了灭佛的法令，封闭寺院，毁坏佛寺，焚毁佛经，杀害及流放了大批僧人，役使僧人打猎等，使佛教遭到毁灭性打击，这是吐蕃历史上第二次禁佛运动。达磨赞普也因此被藏族学者尤其是僧人贬称为“朗达磨”，最终达磨赞普被僧人拉隆·多吉贝吉刺杀，藏传佛教的前弘期结束，吐蕃王朝也因争夺赞普位发生持续20年之久的内战，导致奴隶起义的爆发，终结了吐蕃王朝。
一.佛教传入吐蕃时间
据史书记载，早在拉托托日年赞（又作拉托托日宁赞）时期，吐蕃就出现了《宝箧经》、《诸佛菩萨名称经》等经文以及一座佛塔。但在不同的文献中，具体内容和来源又有所不同。
在《青史》中，有这样的论述：
“拉妥妥日年赞王在位时，有《枳达嘛呢陀罗尼》及《諸佛菩萨名称经》等从天而降，虔诚供奉，国政和王寿获得增长。这是西藏获得佛教正法的起首。伦巴班智达说：由于当时苯波意乐天空，遂说从天而降。实际是由班智达洛生措（慧心护）及译师里梯生将这些法典带来西藏的。藏王不识经文复不知其义，以此班智达和译师也回印度。这些说法比较为正。”2
对于这些“神秘之物”的来源，还有其他说法，如“《松巴堪布史》说，班哲达洛森措即希瓦措（即所谓寂护或静命，又称波提萨达）”3。“神秘之物”的内容，《汉藏史集》也有不同记载：
“拉托托日年赞在位之时，有一只铜箱子从天空中落到云布拉宫殿顶上，内装《诸佛菩萨名称经》、《宝箧经》，一肘尺高的黄金塔、旃檀嘛呢陀罗尼、《百拜忏悔经》等。”4
而在吞弥·桑布扎从印度学习文字归来以后，松赞干布令其翻译“年波桑哇”，结果：
“吞米取出观看，认出是《宝箧经咒》、《百拜忏悔经》、《十善法经嘛呢陀罗尼咒》。”5
《十善法经嘛呢陀罗尼咒》在前面未曾提及，不知是与前面所列经典重名，亦或是此经书由吞弥·桑布扎自印度带回吐蕃，此处存疑，不做详细讨论。
虽然在《红史》、《西藏王臣记》、《土观宗教源流》等藏族史集中也有记载，但大同小异，不在此一一列举，仅就上述文献，笔者以为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作为“天降神物”的“年波桑哇”并非天降，而是由印度僧人洛生措（即慧心护）和译师里梯生带到吐蕃，献予拉托托日年赞的；
第二，被称作“天降神物”，与吐蕃传统的苯教信仰有关。由于“苯波意乐天空，遂说从天而降”，这不仅说明苯教是吐蕃民众的信仰，拉托托日年赞也信仰苯教，所以没有采纳佛教。至于人们一般认为，由于当时不通语言、没有文字才没有传播佛教的观点似乎不成立。首先，现代的一些学者已经证明，在吞弥·桑布扎创制藏文之前，藏文实际上已经存在，是由东巴文演变而来，只是还不够成熟；其次，洛生措大师与里梯生译师同时赴藏，没有不通吐蕃语言之理。所以，笔者以为，拉托托日年赞是一位苯教徒，才使得当时的吐蕃出现了佛教经典，却没有佛教的传播。
第三，《青史》所谓，“这是西藏获得佛教正法的起首”有误，前已说明，佛教并没有在苯教徒拉托托日年赞时期得到传播，出现的佛经也被当作无人理解的“神秘之物”，所以不能作为吐蕃获得佛法之始。在松赞干布时，创制文字的同时，有意识地引入佛经、翻译佛经，才可以当做“西藏获得佛教正法的起首”。 第四，对于《松巴堪布史》所载，“洛森措”即寂护的观点是错误的，寂护入藏已是赤松德赞时期，与拉托托日年赞相隔长达六代100余年的时间，不可能为同一人。
二.藏传佛教形成时间
一般认为，赤松德赞时，“初试七人”出家受戒，吐蕃有了本族僧人，从而佛、法、僧三宝聚齐，是为藏传佛教的形成标志。但有学者认为，佛教在吐蕃的传播不同于藏传佛教的创建，“佛教在我国藏族地区的传播与藏传佛教（喇嘛教）的形成是先后不同的宗教发展阶段。”“藏传佛教是佛教在藏族地区的特殊流派。之所以特殊，是因为这一流派深深打上了藏族传统文化的印记，还以活佛转世制度为其最显着的特征，所以国内外藏学界又将其俗称‘喇嘛教’。”“藏传佛教形成于诸派纷起的时代。”6无独有偶，陈楠也认为，“至公元12世纪末页，佛教终于在西藏高原上扎下了根，形成了一种西藏化的佛教——即以佛教的教义为基础，杂揉以本教的某些内容而形成的一个新的佛教宗派，这就是人们通称的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7
首先，对于谢佐先生的观点，笔者认为以藏传佛教的显着特征作为其形成标志是不可取的。藏传佛教的特征是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演化，与藏族历史发展相结合的产物；而且，对于藏传佛教的最显着的特征，学术界仍存在争论，如俞春荣就认为，政教合一制度是藏传佛教文化的最显着特色。“政教合一制度是寺庙和上层喇嘛与世俗封建主阶级相互勾结，把政权和神权紧密结合起来，形成僧俗农奴主阶级联合专政的形式。政教合一制度是藏传佛教文化的最显着特色。就佛教自身来说，谋求世俗权力的价值取向是其形式的内在原因，这也是藏传佛教区别于其他佛教文化的重要特点。”8赤德松赞时任用僧人作钵阐布掌管政权（即僧相）是政教合一制度的滥觞，这一制度在元代时得到强化，萨迦派受到中央政府册封，但其最终形成则是17世纪后期，格鲁派五世达赖喇嘛受清廷册封，掌管西藏政权，政教合一制度最终形成。如果依俞春荣对藏传佛教最显着特点的界定，即政教合一制度是藏传佛教最终形成的标志，那藏传佛教的形成时间则要延迟至17世纪。
其次，谢佐在其文章中也提到，“藏传佛教的发展过程就是佛教的西藏化。这里所说的西藏化，是指佛教在青藏高原更加地域化、民族化。”9因此，笔者以为，佛教的藏族化过程即是藏传佛教的形成过程，这一过程始于松赞干布时期，吞弥·桑布扎创建藏文后翻译佛经即佛教藏族化过程的开始，但这一时期的藏族化主要是形式上的藏族化。赤松德赞时，莲花生大师入藏，其降伏藏地妖魔的过程即其将佛教与藏族传统文化，尤其是苯教文化相结合的过程，尤其表现为莲花生大师将苯教神祗转化为佛教护法神，这一过程是佛教内容上的藏族化過程。在此阶段，桑耶寺建成，吐蕃有了本地出家受戒的僧人，有了佛、法、僧三宝，便可视作藏传佛教的形成。至于以后出现的活佛转世制度和政教合一制度都不再是佛教本身的特点，而是藏传佛教自身在发展过程中，为了适应历史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笔者以为，藏传佛教早在赤松德赞时已经形成，其标志便是“初试七人”的出家。
三.咒师、密宗与藏传佛教
在俞春荣的论文中，他将重视密宗作为藏传佛教的一大特点，10笔者认为，藏传佛教与密宗之间有更为复杂的关系，尤其是在前弘期。
“到了松赞干布开许依修密宗的和威诸尊的修法后，显见才有许多修学密宗诸尊的人士，此后在麦阿葱（即赤德祖赞）以前，密宗的修士仍是隐秘，而有许多密行。如祈祷观世音菩萨及念诵六字真言，在小王（麦阿葱）以前，盛行于所有藏民中。”“金刚橛是由莲师传授给觉谟及蔗·阿扎惹萨勒，由此传承为各种派系；此法极为盛行。”11
“当法王赤松德赞在位之时，从西方的邬仗那国迎请了莲花生大师，为修建吉祥桑耶寺自成神殿降伏地魔，莲花生大师讲说了八部经典等，这是密法最初传入吐蕃。”12
“总的来说，从朗达玛毁灭佛教后，约经七十余年间，前后藏中是没有一个出家人的。幸而有许多宁玛派的咒师们在各地修行，由这些特殊修士作出吉祥事业；而俗家人众对这些修士敬信，并以衣食等作供养承事。”13
“首先翻译了汉地佛经，印度佛典中之密宗三续部，（其内容）耽于酒肉，此不适于吐蕃，故不译。但说一切有部、分别说一切有部，因（其内容）阐明因果，知此适于吐蕃，遂译之。”14
“佛教虽然已无有，若干佛事尚有之，具发髻者阿罗汉，此等法规有人修，密咒亦有修行者，上述所修诸经典，诵经均学苯教声。”15
在几部藏族史籍中，对于这段历史的记载多次出现了“咒师”一词，“咒师”、“咒术”则多与密教相连，笔者择出以上几条材料进行分析。
第一，《青史》所载密宗是否为藏传佛教的密宗？如《青史》所载，则早在松赞干布时期，西藏就已出现密宗及其修士；《王统记》中描述的“咒师”也是指密宗信徒，所以在松赞干布于所修神殿殿柱上画作为密宗标志的金刚橛时，他们会感到喜悦。但矛盾的是，松赞干布时，密宗并没有传入吐蕃。如《汉藏史集》所说，赤松德赞时迎请莲花生入藏，才有了密宗的传播。所以，此“密宗”是否为彼“密宗”？
第二，密宗与佛教的关系，具体地说，是与达磨赞普所灭的“佛教”的关系问题。如后五则材料所见：在达磨赞普灭佛后，佛教并没有真正灭绝，甚至是保留了大部分经典，而对此作出重大贡献的密宗为什么在这场佛教浩劫中得以保持？密宗僧人甚至多达五百人之众？笔者以为，达磨赞普所灭之佛教，并非是“一切佛法”，而是原来受到吐蕃王室支持的佛教教派，尤其是经历“佛苯之争”、“顿渐之争”而得以流传的以寂护为代表的中观派，而密宗与此派有分歧，甚至受到敌视16，如赤热巴坚曾规定：“除根本说一切有部的佛典之外，凡未经指定者不得翻译，密咒经典不得翻译。”17密宗却也因此在佛教的浩劫中免遭灭顶之灾。或许，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对达磨赞普灭佛的原因展开新的思考。
第三，通过以上史料，我们可以发现，在达磨赞普灭佛时，对吐蕃佛教的信仰已经开始了从上层贵族向下层普通民众的传播过程，所以在达磨灭佛后仍能受到“俗家人众”的供奉和敬仰。这也说明藏传佛教在其发展过程中虽经历了数次禁佛运动的阻挠，却并不曾真正断绝，它的传播过程是连续的。
一般认为，吐蕃王朝是在公元6世纪末7世纪初，随着松赞干布（汉文史料又作弃苏农赞、器宋弄赞）统一青藏高原，以及创制文字、制定法律、建立等级制度等一系列措施的推行为标志的。从松赞干布至达磨赞普（又作郎达玛），共传9代，历时200余年。达磨赞普死后，其后代因王位之争爆发了“伍约之乱”，持续20余年，残酷的统治和长期的征战引起了吐蕃平民、奴隶大暴动，最终终结了吐蕃王朝的统治1。
在松赞干布时，迎请泥婆罗的赤尊公主和唐朝的文成公主入藏为王妃，两人分别带去了释迦牟尼8岁和12岁的等身佛像，并修建大小昭寺供奉。
此后经芒松芒赞、赤都松赞两位赞普至赤德祖赞（又称赤德祖敦、麦阿葱）。赤德祖赞曾派遣巴·桑希等人赴唐求取佛经，未及返回，赞普去世，年幼的赤松德赞继位，由权臣玛祥仲巴杰掌握朝政。玛祥仲巴杰崇苯抑佛，颁布法令禁止佛教传播，此即吐蕃历史上的第一次禁佛事件。赤松德赞后铲除了玛祥仲巴杰，将同样抵制佛教的达扎路恭流放到边地，派人至印度、唐朝内地求取佛经，并迎请高僧大德入藏传法，著名僧人寂护、莲花生等即于此时进入吐蕃。此后，在赤松德赞等人的努力下，建成了桑耶寺，由寂护和莲花生为其举行开光仪式，此时还出现了藏族最早的出家人，即“初试七人”，又称“初七子”、“七觉士”，佛教在吐蕃广为传播。赤松德赞还组织大量人力、物力进行译经活动，并出现了以九大译师为代表的译师群体。在赤松德赞后期，出现了以摩诃衍那为代表的汉传佛教与印度论师所传佛教之间的冲突，又称为“顿渐之争”，经过三年的论战，汉族和尚离开吐蕃，印僧所传中观派学说受到吐蕃官方的认可。
赤松德赞后即位的牟尼赞普和牟底赞普均早逝，后由赤德松赞（即塞纳勒·江永，有人认为赤德松赞即牟底赞普，还有人认为早逝的是牟尼赞普和牟汝赞普，本文采用较为普遍的说法，即赤德松赞为赤松德赞第三子，牟尼赞普和牟底赞普之弟。）继任赞普，赤德松赞继承了赤松德赞的崇佛政策，并设置了僧相——钵阐布，位居众相之上。其长子藏玛喜爱佛教，出家受戒，被称作“天子藏玛”，后又赤祖德赞（即赤热巴坚）即赞普位。赤祖德赞时期，佛教的传播迎来了新的高峰，他不仅广建寺院、翻译佛经，还确立了七户养僧制。赤祖德赞对佛教的推崇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不仅自己礼敬僧人，对不尊敬僧人的人甚至要处以“抉眼断指”的惩罚。
赤祖德赞的崇佛政策引起了贵族的不满，最终被大臣韦达纳坚等杀害，达磨赞普继位。达磨赞普颁布了灭佛的法令，封闭寺院，毁坏佛寺，焚毁佛经，杀害及流放了大批僧人，役使僧人打猎等，使佛教遭到毁灭性打击，这是吐蕃历史上第二次禁佛运动。达磨赞普也因此被藏族学者尤其是僧人贬称为“朗达磨”，最终达磨赞普被僧人拉隆·多吉贝吉刺杀，藏传佛教的前弘期结束，吐蕃王朝也因争夺赞普位发生持续20年之久的内战，导致奴隶起义的爆发，终结了吐蕃王朝。
一.佛教传入吐蕃时间
据史书记载，早在拉托托日年赞（又作拉托托日宁赞）时期，吐蕃就出现了《宝箧经》、《诸佛菩萨名称经》等经文以及一座佛塔。但在不同的文献中，具体内容和来源又有所不同。
在《青史》中，有这样的论述：
“拉妥妥日年赞王在位时，有《枳达嘛呢陀罗尼》及《諸佛菩萨名称经》等从天而降，虔诚供奉，国政和王寿获得增长。这是西藏获得佛教正法的起首。伦巴班智达说：由于当时苯波意乐天空，遂说从天而降。实际是由班智达洛生措（慧心护）及译师里梯生将这些法典带来西藏的。藏王不识经文复不知其义，以此班智达和译师也回印度。这些说法比较为正。”2
对于这些“神秘之物”的来源，还有其他说法，如“《松巴堪布史》说，班哲达洛森措即希瓦措（即所谓寂护或静命，又称波提萨达）”3。“神秘之物”的内容，《汉藏史集》也有不同记载：
“拉托托日年赞在位之时，有一只铜箱子从天空中落到云布拉宫殿顶上，内装《诸佛菩萨名称经》、《宝箧经》，一肘尺高的黄金塔、旃檀嘛呢陀罗尼、《百拜忏悔经》等。”4
而在吞弥·桑布扎从印度学习文字归来以后，松赞干布令其翻译“年波桑哇”，结果：
“吞米取出观看，认出是《宝箧经咒》、《百拜忏悔经》、《十善法经嘛呢陀罗尼咒》。”5
《十善法经嘛呢陀罗尼咒》在前面未曾提及，不知是与前面所列经典重名，亦或是此经书由吞弥·桑布扎自印度带回吐蕃，此处存疑，不做详细讨论。
虽然在《红史》、《西藏王臣记》、《土观宗教源流》等藏族史集中也有记载，但大同小异，不在此一一列举，仅就上述文献，笔者以为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作为“天降神物”的“年波桑哇”并非天降，而是由印度僧人洛生措（即慧心护）和译师里梯生带到吐蕃，献予拉托托日年赞的；
第二，被称作“天降神物”，与吐蕃传统的苯教信仰有关。由于“苯波意乐天空，遂说从天而降”，这不仅说明苯教是吐蕃民众的信仰，拉托托日年赞也信仰苯教，所以没有采纳佛教。至于人们一般认为，由于当时不通语言、没有文字才没有传播佛教的观点似乎不成立。首先，现代的一些学者已经证明，在吞弥·桑布扎创制藏文之前，藏文实际上已经存在，是由东巴文演变而来，只是还不够成熟；其次，洛生措大师与里梯生译师同时赴藏，没有不通吐蕃语言之理。所以，笔者以为，拉托托日年赞是一位苯教徒，才使得当时的吐蕃出现了佛教经典，却没有佛教的传播。
第三，《青史》所谓，“这是西藏获得佛教正法的起首”有误，前已说明，佛教并没有在苯教徒拉托托日年赞时期得到传播，出现的佛经也被当作无人理解的“神秘之物”，所以不能作为吐蕃获得佛法之始。在松赞干布时，创制文字的同时，有意识地引入佛经、翻译佛经，才可以当做“西藏获得佛教正法的起首”。 第四，对于《松巴堪布史》所载，“洛森措”即寂护的观点是错误的，寂护入藏已是赤松德赞时期，与拉托托日年赞相隔长达六代100余年的时间，不可能为同一人。
二.藏传佛教形成时间
一般认为，赤松德赞时，“初试七人”出家受戒，吐蕃有了本族僧人，从而佛、法、僧三宝聚齐，是为藏传佛教的形成标志。但有学者认为，佛教在吐蕃的传播不同于藏传佛教的创建，“佛教在我国藏族地区的传播与藏传佛教（喇嘛教）的形成是先后不同的宗教发展阶段。”“藏传佛教是佛教在藏族地区的特殊流派。之所以特殊，是因为这一流派深深打上了藏族传统文化的印记，还以活佛转世制度为其最显着的特征，所以国内外藏学界又将其俗称‘喇嘛教’。”“藏传佛教形成于诸派纷起的时代。”6无独有偶，陈楠也认为，“至公元12世纪末页，佛教终于在西藏高原上扎下了根，形成了一种西藏化的佛教——即以佛教的教义为基础，杂揉以本教的某些内容而形成的一个新的佛教宗派，这就是人们通称的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7
首先，对于谢佐先生的观点，笔者认为以藏传佛教的显着特征作为其形成标志是不可取的。藏传佛教的特征是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演化，与藏族历史发展相结合的产物；而且，对于藏传佛教的最显着的特征，学术界仍存在争论，如俞春荣就认为，政教合一制度是藏传佛教文化的最显着特色。“政教合一制度是寺庙和上层喇嘛与世俗封建主阶级相互勾结，把政权和神权紧密结合起来，形成僧俗农奴主阶级联合专政的形式。政教合一制度是藏传佛教文化的最显着特色。就佛教自身来说，谋求世俗权力的价值取向是其形式的内在原因，这也是藏传佛教区别于其他佛教文化的重要特点。”8赤德松赞时任用僧人作钵阐布掌管政权（即僧相）是政教合一制度的滥觞，这一制度在元代时得到强化，萨迦派受到中央政府册封，但其最终形成则是17世纪后期，格鲁派五世达赖喇嘛受清廷册封，掌管西藏政权，政教合一制度最终形成。如果依俞春荣对藏传佛教最显着特点的界定，即政教合一制度是藏传佛教最终形成的标志，那藏传佛教的形成时间则要延迟至17世纪。
其次，谢佐在其文章中也提到，“藏传佛教的发展过程就是佛教的西藏化。这里所说的西藏化，是指佛教在青藏高原更加地域化、民族化。”9因此，笔者以为，佛教的藏族化过程即是藏传佛教的形成过程，这一过程始于松赞干布时期，吞弥·桑布扎创建藏文后翻译佛经即佛教藏族化过程的开始，但这一时期的藏族化主要是形式上的藏族化。赤松德赞时，莲花生大师入藏，其降伏藏地妖魔的过程即其将佛教与藏族传统文化，尤其是苯教文化相结合的过程，尤其表现为莲花生大师将苯教神祗转化为佛教护法神，这一过程是佛教内容上的藏族化過程。在此阶段，桑耶寺建成，吐蕃有了本地出家受戒的僧人，有了佛、法、僧三宝，便可视作藏传佛教的形成。至于以后出现的活佛转世制度和政教合一制度都不再是佛教本身的特点，而是藏传佛教自身在发展过程中，为了适应历史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笔者以为，藏传佛教早在赤松德赞时已经形成，其标志便是“初试七人”的出家。
三.咒师、密宗与藏传佛教
在俞春荣的论文中，他将重视密宗作为藏传佛教的一大特点，10笔者认为，藏传佛教与密宗之间有更为复杂的关系，尤其是在前弘期。
“到了松赞干布开许依修密宗的和威诸尊的修法后，显见才有许多修学密宗诸尊的人士，此后在麦阿葱（即赤德祖赞）以前，密宗的修士仍是隐秘，而有许多密行。如祈祷观世音菩萨及念诵六字真言，在小王（麦阿葱）以前，盛行于所有藏民中。”“金刚橛是由莲师传授给觉谟及蔗·阿扎惹萨勒，由此传承为各种派系；此法极为盛行。”11
“当法王赤松德赞在位之时，从西方的邬仗那国迎请了莲花生大师，为修建吉祥桑耶寺自成神殿降伏地魔，莲花生大师讲说了八部经典等，这是密法最初传入吐蕃。”12
“总的来说，从朗达玛毁灭佛教后，约经七十余年间，前后藏中是没有一个出家人的。幸而有许多宁玛派的咒师们在各地修行，由这些特殊修士作出吉祥事业；而俗家人众对这些修士敬信，并以衣食等作供养承事。”13
“首先翻译了汉地佛经，印度佛典中之密宗三续部，（其内容）耽于酒肉，此不适于吐蕃，故不译。但说一切有部、分别说一切有部，因（其内容）阐明因果，知此适于吐蕃，遂译之。”14
“佛教虽然已无有，若干佛事尚有之，具发髻者阿罗汉，此等法规有人修，密咒亦有修行者，上述所修诸经典，诵经均学苯教声。”15
在几部藏族史籍中，对于这段历史的记载多次出现了“咒师”一词，“咒师”、“咒术”则多与密教相连，笔者择出以上几条材料进行分析。
第一，《青史》所载密宗是否为藏传佛教的密宗？如《青史》所载，则早在松赞干布时期，西藏就已出现密宗及其修士；《王统记》中描述的“咒师”也是指密宗信徒，所以在松赞干布于所修神殿殿柱上画作为密宗标志的金刚橛时，他们会感到喜悦。但矛盾的是，松赞干布时，密宗并没有传入吐蕃。如《汉藏史集》所说，赤松德赞时迎请莲花生入藏，才有了密宗的传播。所以，此“密宗”是否为彼“密宗”？
第二，密宗与佛教的关系，具体地说，是与达磨赞普所灭的“佛教”的关系问题。如后五则材料所见：在达磨赞普灭佛后，佛教并没有真正灭绝，甚至是保留了大部分经典，而对此作出重大贡献的密宗为什么在这场佛教浩劫中得以保持？密宗僧人甚至多达五百人之众？笔者以为，达磨赞普所灭之佛教，并非是“一切佛法”，而是原来受到吐蕃王室支持的佛教教派，尤其是经历“佛苯之争”、“顿渐之争”而得以流传的以寂护为代表的中观派，而密宗与此派有分歧，甚至受到敌视16，如赤热巴坚曾规定：“除根本说一切有部的佛典之外，凡未经指定者不得翻译，密咒经典不得翻译。”17密宗却也因此在佛教的浩劫中免遭灭顶之灾。或许，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对达磨赞普灭佛的原因展开新的思考。
第三，通过以上史料，我们可以发现，在达磨赞普灭佛时，对吐蕃佛教的信仰已经开始了从上层贵族向下层普通民众的传播过程，所以在达磨灭佛后仍能受到“俗家人众”的供奉和敬仰。这也说明藏传佛教在其发展过程中虽经历了数次禁佛运动的阻挠，却并不曾真正断绝，它的传播过程是连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