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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卑未敢忘忧国”,中华民族爱国之士的千古绝唱。
二十年前,湘地公开出版了一部“文革”时期“上书”集,用的书名,就是这句广为流传的名句。是书,刊录了当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二十九位公民上书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的二十一封信。虽然内中有些文字在“文革”中早有耳闻,也有览读,但是,一次捧读二十一份上书的沉重感,确实异乎寻常。二十年白驹过隙,当年读此书的感觉并未消散。最近重读,脑海深处难以泯灭的感觉再次浮现。
忧国之难
余习广先生将这二十九位公民的上书编成集子,冠以“位卑未敢忘忧国”,想必他并非认为位卑忧国唯有“上书”。但是,在中国,自古以来,杰出的位卑忧国者往往“上书”,这是不争的事实。战国时的韩非见韩国日益衰弱,“数以书谏韩王”。秦相李斯在身陷囹圄之际,忧赵高乱政,王朝危机,上书二世皇帝。汉贾谊遭毁谤谪居长沙,仍不忘忧国,屡次上书匡建汉制。秦汉以降,代有其人。及至近代,康有为公车上书,孙中山上书李鸿章,都是彪炳史册的忧国之举。然而,这类位卑忧国者欲用上书的方式献国策上达天听,其艰其难,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历史上,李斯被囚,上书秦二世,信落到赵高手里,赵高说:“囚安得上书。”既然囚犯不得上书,李斯想上达天听的行动只能归零。近代,因积极主张变法而闻名天下的康有为,前后七次上书。他虽在著名的“公车上书”后,考中进士,被授工部主事,也只是冷曹科长。以这种身份没有向皇帝直接奏事的权利,要上书,只能找门路,请有奏事权的官员“呈请代奏”。他的第五次上书,先找的是工部满尚书,被拒;转求梁启超的妻兄李端帮忙,才得以呈书光绪帝。可见这种忧国上书的困难。
20世纪是中国天翻地覆的世纪。帝制终结,共和兴起。1949年新中国成立。有意思的是神州虽已改朝换代,但位卑者看重用上书的方式表达忧国的观念似乎没大变。要不然就编不出这本《位卑未敢忘忧国》。值得注意的还有一点没大变,那就是伴随忧国上书的难。《位卑未敢忘忧国》中收刊了一篇上书文章《献国策》。作者叫李天德,四川雅安人。写这篇文章时是个带帽右派,身份足够卑微。这篇《献国策》写于1975年。文章对“文化大革命”、国家领导终身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当时最敏感的一系列国家方针、政策,展开了尖锐批评,并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治国政见。这年8月,李天德卖了仅有的蚊帐、箱子、铝锅等全部家当,凑了路费,千里迢迢从四川到北京,要给中共中央、朱德委员长上书《献国策》。他还想仿效古人拦轿上书,到新华门去拦红旗轿车,见当时的副总理邓小平上呈《献国策》。结果,所有这些行动均告失败,他被捕入狱。那份《献国策》最终也没能上呈到中央,更没有送到朱德、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手里。笔者仅就《位卑未敢忘忧国》中的上书情况作粗略统计,二十一份上书中,只有七份呈达收件人。其中被采纳的仅三例(周培源、张天民、李应霖);上书遭批判的两例(王若冰、刘冰等人);没有下文的两例(彭德怀、章士钊)。面对这种情状,想忧国上书之难,用得着叶永烈叹李天德上书的一句话:“九死一生献国策”。
忧国之险
位卑者用上书表达忧国的凶险,史书记载俯拾可得。隋炀帝要游江都,榆林太守董纯、建节尉任宗分别上书谏止,炀帝大怒,一个下狱而死,一个被杖而毙。唐德宗时浙西布衣崔善真代表当地百姓到长安上书,揭发宫市、进奉等弊政和浙西观察使李的罪恶。由于李经常有给皇帝进奉财物,深得皇帝宠信。结果,崔善真上书不仅没得到朝廷支持,反被当作罪犯拘押送回浙西,让李处理。李闻讯早早命人挖了一个坑,等到崔善真押回,当天就把他连刑具一起活埋。洪武九年(1376年),刑部主事茹太素应诏上书陈述时务,指出朝廷官员多迂腐俗吏,贤能人才遭排斥等问题。仅仅因为上书文字达一万七千多字,朱元璋嫌长,就把茹太素叫来一顿训斥,处以杖刑,险几乎丢命。类似故事不胜枚举。若从君主专制社会的政治文化角度看,本来这种社会就把“位卑者言高”视为罪,那么,出现这种上书获祸的事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值得思考的是天地翻覆神州共和之后,此类事仍有发生。在《位卑未敢忘忧国》一书,位居上书者榜首的是当年湖南新化的一位高中生。此人叫萧瑞怡,在1968年5～6月先后三次写《上毛泽东书》时,年仅20岁。萧瑞怡虽然年纪小小,但在《上毛泽东书》中提出的问题,即很有见地。比如,他对当时公社制度的批评及“改革土地制度”的要求;他对阶级斗争不断,提出“消除人为阶级斗争”的看法;他对个人崇拜的批判及对“桎梏人的思想,产生专制独裁”原因的分析等等,都很出色。1968年他投寄出上书后,为躲避抓捕,在八百里洞庭躲躲藏藏流浪历时两年。1970年被捕,被定为“反革命罪”,险遭极刑。后被监督改造整整八年,吃尽批斗、游街示众之苦。从《位卑未敢忘忧国》中二十九名上书者的遭遇看,其中十一人被定为“现行反革命”或“反革命集团成员”;七人被批判或批判后下放改造。可见,位卑上书忧国之险。
自然,我们应该注意到《位卑未敢忘忧国》所反应的情况,有其特殊的“文革”背景。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这类事也不只是“文革”特有的现象。“文革”前,新中国成立后,共和国的头号惊天上书案——“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起因就是胡风上书三十万言,对国家的文艺政策提出不同意见引发的。1959年发生的彭德怀忧国忧民上书事件,结果演变为一场对党对国家对上书者本人的大悲剧。类似的还有其他。自然,我们仍应注意到,这一切发生在建国初法制不健全或党的生活不正常的背景之下。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文革”后这样的事情仍有发生。
位卑如何能忧国
在一些人看来,这不是问题。他们认为,作为“忧”的器官,人皆有之,“如何能忧国”,实在取决于每个人自己想不想忧国。至于如何忧,是像辛弃疾等古人那样把酒吟诗作词,“栏杆拍遍”的忧法,还是像宋人陈东率领太学生伏阙上书哭谏的忧法,似乎都不是问题。这是一种看法,是从对个人审视的视角对“位卑如何能忧国”的回答。应该肯定,这种看法对于提升个人修养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必须看到“位卑未敢忘忧国”,从其初始提出就不只是一个个人修养的私性问题。它的“忧国”指向是社会的、国家的公性问题。说白了,君主专制时代的士人喊出“位卑未敢忘忧国”,既有对士人的爱国节操指向,更有士人吊诡地诉求参与政治的渴望。只不过,后者深藏在“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旗帜之下而己。由此可知,“忧国”从来不是甚至可说主要不是只诉求对个人的爱国节操的修养,而是诉求政治参与。这一点,在君主专制时代,由于中国古代等级森严的礼制所限,士人只能抑制主要的政治参与渴望,凸显次要的忧国修养或以不计个人得失的忧国上书,体现对君主的忠诚和节操。时至今日的共和制时代,倡导“位卑未敢忘忧国”,就不能仅仅是对个人爱国节操修养的要求,而是公民对政治参与权的享有。从后者的角度看,今天的“位卑未敢忘忧国”,更多的是社会、国家层面的政治参与问题。因为,社会没有理由既要公民爱国忧国,又让公民遭难历险付出沉重的代价。换句话说,社会既然要“位卑未敢忘忧国”,就有责任同时解决位卑如何能忧国的问题。
位卑如何能忧国?在古代,一方面由于君主专制,“朕即国家”,并不希望臣民干预国政。臣民忧国得以君主为中心。君主要你忧让你忧,你就上上书发表发表看法;君主不要你忧你乱忧瞎,忧就可能被视为犯上,即使在肚子里忧也可能作为“腹诽”治罪。所以,君主不必考虑位卑如何能忧国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古代社会沟通的渠道、媒介所限,除了上书之外,没有别的可行的方式向高层传达忧国思想、建议等信息。这是上书成为位卑者忧国主要方式的原因。时至今日,神州共和,媒体昌盛,科技发达,解决位卑如何能忧国的问题,首选的方式不应是上书。那种用上书的方式表达忧国之心之议的,虽然其心也诚,但是,将忧国解难的希望诉托于某个上面的“圣明”或清官的做法,其本身就有悖于共和国的理念和原则。
位卑如何能忧国?说到底是一个国家的公民能否有效政治表达的问题。政治表达,是一种政治参与。以现代政治参与的眼光看,公民政治表达不是公民(用“上书”等方式)与高层官员之间的政治沟通。而是公民与国家、政府之间的沟通。这种沟通诉求的不是党政官员的认同(如,对“上书”的批示之类),而是诉求社会、国家、政府的认同。从这个角度思考“位卑如何能忧国”,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讨论:一是位卑忧国未进入诉求社会认同的层面,只是有点忧国情怀,书斋雅室写点忧国诗文、日记,茶余饭后谈点时政感慨,酒过三巡愤然抨击当下弊政,等等。对于此类忧国,只需社会宽容,不以言论问罪即可。二是位卑忧国欲进入诉求社会认同的层面,想通过忧国之思之议影响国家、政府的决策,匡正有害国家、社会的弊政败策。欲解决这类位卑如何能忧国,则需要在政治制度、社会机制上做文章,提供少付成本的忧国方便。一个国家的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能让公民实现包括忧国在内的、平等的、有序的政治表达,是判定该国制度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尺度。最优的公民政治表达制度,既能让公民广泛表达,又是符合现代法治的,所谓广泛,不是大量“上书”、信访或经专门设计、组织的群众讨论,而是公民个人意见能自由、平等、充分地表达。这种表达是诉之于众的,不是只诉求上达庙堂天听。因为公民的忧国是对全体公民、国家、社会的关心,不是对庙堂天听的负责。因此他与全体公民均有权通过社会的大众媒介、非政府组织、互联网络、法定的制度渠道或在其所在的社区,表达自己的忧国之思之议。法律保护不违背宪法的表达不被任何组织或个人侵夺。
位卑如何能忧国?除公民应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胸怀之外,首要的还是在于国家通过政治现代化,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提供政治参与的制度空间,确保忧国之思之议的言路畅通。
(作者单位:黑龙江社会科学院)
二十年前,湘地公开出版了一部“文革”时期“上书”集,用的书名,就是这句广为流传的名句。是书,刊录了当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二十九位公民上书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的二十一封信。虽然内中有些文字在“文革”中早有耳闻,也有览读,但是,一次捧读二十一份上书的沉重感,确实异乎寻常。二十年白驹过隙,当年读此书的感觉并未消散。最近重读,脑海深处难以泯灭的感觉再次浮现。
忧国之难
余习广先生将这二十九位公民的上书编成集子,冠以“位卑未敢忘忧国”,想必他并非认为位卑忧国唯有“上书”。但是,在中国,自古以来,杰出的位卑忧国者往往“上书”,这是不争的事实。战国时的韩非见韩国日益衰弱,“数以书谏韩王”。秦相李斯在身陷囹圄之际,忧赵高乱政,王朝危机,上书二世皇帝。汉贾谊遭毁谤谪居长沙,仍不忘忧国,屡次上书匡建汉制。秦汉以降,代有其人。及至近代,康有为公车上书,孙中山上书李鸿章,都是彪炳史册的忧国之举。然而,这类位卑忧国者欲用上书的方式献国策上达天听,其艰其难,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历史上,李斯被囚,上书秦二世,信落到赵高手里,赵高说:“囚安得上书。”既然囚犯不得上书,李斯想上达天听的行动只能归零。近代,因积极主张变法而闻名天下的康有为,前后七次上书。他虽在著名的“公车上书”后,考中进士,被授工部主事,也只是冷曹科长。以这种身份没有向皇帝直接奏事的权利,要上书,只能找门路,请有奏事权的官员“呈请代奏”。他的第五次上书,先找的是工部满尚书,被拒;转求梁启超的妻兄李端帮忙,才得以呈书光绪帝。可见这种忧国上书的困难。
20世纪是中国天翻地覆的世纪。帝制终结,共和兴起。1949年新中国成立。有意思的是神州虽已改朝换代,但位卑者看重用上书的方式表达忧国的观念似乎没大变。要不然就编不出这本《位卑未敢忘忧国》。值得注意的还有一点没大变,那就是伴随忧国上书的难。《位卑未敢忘忧国》中收刊了一篇上书文章《献国策》。作者叫李天德,四川雅安人。写这篇文章时是个带帽右派,身份足够卑微。这篇《献国策》写于1975年。文章对“文化大革命”、国家领导终身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当时最敏感的一系列国家方针、政策,展开了尖锐批评,并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治国政见。这年8月,李天德卖了仅有的蚊帐、箱子、铝锅等全部家当,凑了路费,千里迢迢从四川到北京,要给中共中央、朱德委员长上书《献国策》。他还想仿效古人拦轿上书,到新华门去拦红旗轿车,见当时的副总理邓小平上呈《献国策》。结果,所有这些行动均告失败,他被捕入狱。那份《献国策》最终也没能上呈到中央,更没有送到朱德、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手里。笔者仅就《位卑未敢忘忧国》中的上书情况作粗略统计,二十一份上书中,只有七份呈达收件人。其中被采纳的仅三例(周培源、张天民、李应霖);上书遭批判的两例(王若冰、刘冰等人);没有下文的两例(彭德怀、章士钊)。面对这种情状,想忧国上书之难,用得着叶永烈叹李天德上书的一句话:“九死一生献国策”。
忧国之险
位卑者用上书表达忧国的凶险,史书记载俯拾可得。隋炀帝要游江都,榆林太守董纯、建节尉任宗分别上书谏止,炀帝大怒,一个下狱而死,一个被杖而毙。唐德宗时浙西布衣崔善真代表当地百姓到长安上书,揭发宫市、进奉等弊政和浙西观察使李的罪恶。由于李经常有给皇帝进奉财物,深得皇帝宠信。结果,崔善真上书不仅没得到朝廷支持,反被当作罪犯拘押送回浙西,让李处理。李闻讯早早命人挖了一个坑,等到崔善真押回,当天就把他连刑具一起活埋。洪武九年(1376年),刑部主事茹太素应诏上书陈述时务,指出朝廷官员多迂腐俗吏,贤能人才遭排斥等问题。仅仅因为上书文字达一万七千多字,朱元璋嫌长,就把茹太素叫来一顿训斥,处以杖刑,险几乎丢命。类似故事不胜枚举。若从君主专制社会的政治文化角度看,本来这种社会就把“位卑者言高”视为罪,那么,出现这种上书获祸的事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值得思考的是天地翻覆神州共和之后,此类事仍有发生。在《位卑未敢忘忧国》一书,位居上书者榜首的是当年湖南新化的一位高中生。此人叫萧瑞怡,在1968年5～6月先后三次写《上毛泽东书》时,年仅20岁。萧瑞怡虽然年纪小小,但在《上毛泽东书》中提出的问题,即很有见地。比如,他对当时公社制度的批评及“改革土地制度”的要求;他对阶级斗争不断,提出“消除人为阶级斗争”的看法;他对个人崇拜的批判及对“桎梏人的思想,产生专制独裁”原因的分析等等,都很出色。1968年他投寄出上书后,为躲避抓捕,在八百里洞庭躲躲藏藏流浪历时两年。1970年被捕,被定为“反革命罪”,险遭极刑。后被监督改造整整八年,吃尽批斗、游街示众之苦。从《位卑未敢忘忧国》中二十九名上书者的遭遇看,其中十一人被定为“现行反革命”或“反革命集团成员”;七人被批判或批判后下放改造。可见,位卑上书忧国之险。
自然,我们应该注意到《位卑未敢忘忧国》所反应的情况,有其特殊的“文革”背景。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这类事也不只是“文革”特有的现象。“文革”前,新中国成立后,共和国的头号惊天上书案——“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起因就是胡风上书三十万言,对国家的文艺政策提出不同意见引发的。1959年发生的彭德怀忧国忧民上书事件,结果演变为一场对党对国家对上书者本人的大悲剧。类似的还有其他。自然,我们仍应注意到,这一切发生在建国初法制不健全或党的生活不正常的背景之下。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文革”后这样的事情仍有发生。
位卑如何能忧国
在一些人看来,这不是问题。他们认为,作为“忧”的器官,人皆有之,“如何能忧国”,实在取决于每个人自己想不想忧国。至于如何忧,是像辛弃疾等古人那样把酒吟诗作词,“栏杆拍遍”的忧法,还是像宋人陈东率领太学生伏阙上书哭谏的忧法,似乎都不是问题。这是一种看法,是从对个人审视的视角对“位卑如何能忧国”的回答。应该肯定,这种看法对于提升个人修养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必须看到“位卑未敢忘忧国”,从其初始提出就不只是一个个人修养的私性问题。它的“忧国”指向是社会的、国家的公性问题。说白了,君主专制时代的士人喊出“位卑未敢忘忧国”,既有对士人的爱国节操指向,更有士人吊诡地诉求参与政治的渴望。只不过,后者深藏在“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旗帜之下而己。由此可知,“忧国”从来不是甚至可说主要不是只诉求对个人的爱国节操的修养,而是诉求政治参与。这一点,在君主专制时代,由于中国古代等级森严的礼制所限,士人只能抑制主要的政治参与渴望,凸显次要的忧国修养或以不计个人得失的忧国上书,体现对君主的忠诚和节操。时至今日的共和制时代,倡导“位卑未敢忘忧国”,就不能仅仅是对个人爱国节操修养的要求,而是公民对政治参与权的享有。从后者的角度看,今天的“位卑未敢忘忧国”,更多的是社会、国家层面的政治参与问题。因为,社会没有理由既要公民爱国忧国,又让公民遭难历险付出沉重的代价。换句话说,社会既然要“位卑未敢忘忧国”,就有责任同时解决位卑如何能忧国的问题。
位卑如何能忧国?在古代,一方面由于君主专制,“朕即国家”,并不希望臣民干预国政。臣民忧国得以君主为中心。君主要你忧让你忧,你就上上书发表发表看法;君主不要你忧你乱忧瞎,忧就可能被视为犯上,即使在肚子里忧也可能作为“腹诽”治罪。所以,君主不必考虑位卑如何能忧国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古代社会沟通的渠道、媒介所限,除了上书之外,没有别的可行的方式向高层传达忧国思想、建议等信息。这是上书成为位卑者忧国主要方式的原因。时至今日,神州共和,媒体昌盛,科技发达,解决位卑如何能忧国的问题,首选的方式不应是上书。那种用上书的方式表达忧国之心之议的,虽然其心也诚,但是,将忧国解难的希望诉托于某个上面的“圣明”或清官的做法,其本身就有悖于共和国的理念和原则。
位卑如何能忧国?说到底是一个国家的公民能否有效政治表达的问题。政治表达,是一种政治参与。以现代政治参与的眼光看,公民政治表达不是公民(用“上书”等方式)与高层官员之间的政治沟通。而是公民与国家、政府之间的沟通。这种沟通诉求的不是党政官员的认同(如,对“上书”的批示之类),而是诉求社会、国家、政府的认同。从这个角度思考“位卑如何能忧国”,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讨论:一是位卑忧国未进入诉求社会认同的层面,只是有点忧国情怀,书斋雅室写点忧国诗文、日记,茶余饭后谈点时政感慨,酒过三巡愤然抨击当下弊政,等等。对于此类忧国,只需社会宽容,不以言论问罪即可。二是位卑忧国欲进入诉求社会认同的层面,想通过忧国之思之议影响国家、政府的决策,匡正有害国家、社会的弊政败策。欲解决这类位卑如何能忧国,则需要在政治制度、社会机制上做文章,提供少付成本的忧国方便。一个国家的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能让公民实现包括忧国在内的、平等的、有序的政治表达,是判定该国制度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尺度。最优的公民政治表达制度,既能让公民广泛表达,又是符合现代法治的,所谓广泛,不是大量“上书”、信访或经专门设计、组织的群众讨论,而是公民个人意见能自由、平等、充分地表达。这种表达是诉之于众的,不是只诉求上达庙堂天听。因为公民的忧国是对全体公民、国家、社会的关心,不是对庙堂天听的负责。因此他与全体公民均有权通过社会的大众媒介、非政府组织、互联网络、法定的制度渠道或在其所在的社区,表达自己的忧国之思之议。法律保护不违背宪法的表达不被任何组织或个人侵夺。
位卑如何能忧国?除公民应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胸怀之外,首要的还是在于国家通过政治现代化,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提供政治参与的制度空间,确保忧国之思之议的言路畅通。
(作者单位:黑龙江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