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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筹建协会驻日办事处,我奉命三次赴日,历时一年多,整个筹建工作,是向日本各界宣传人才交流工作的过程,为今后的中日人才交流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以下简称协会)成立初期,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中引办)和协会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在民族文化宫办公。1985年协会成立后,中引办主任、协会副主席王逎同志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交给我一项任务,赴日本为协会筹建驻日办事机构。
领导非常重视这次赴日筹建工作,从外交部请来原驻日本札幌总领事、驻马来西亚大使、当时已退休的老外交家陈抗同志,带着我去日本开展工作。我1983年从日本回国,时隔两年,再次赴日,心情确有所不同。以前在日本大阪大学是从事科研,交往的都是学者,这次却要与日本政界接触,深感不安,能否完成任务,心中无数,好在跟随陈抗大使,还颇有些大树下好乘凉的便利。
出发当天,先到外交部位于东城的宿舍,接了陈大使,乘中国民航飞往东京。一出成田空港,乘上大巴直奔吕川,由驻日使馆安排入住吕川王子饭店。由于是使馆介绍,王子饭店就按中国赴日住宿标准——每天8000日元收费,而正常价格每天是两万日元。住宿大楼的后面有风景优美的日本庭院,饭店的交通也十分便利,出门就是品川车站,四通八达。
按照外交部有关规定,在国外设立办事机构,首先要得到驻所在国大使馆同意,外交部才能获准。因此到东京后,我们的第一项任务,是向驻日使馆汇报有关引智工作和协会拟设立驻日机构的事宜。由于有陈抗大使带领,在大使馆处处受到热情接待,大家对老外交家倍加尊敬。当时,驻日使馆由科技处分管人才交流工作,张宇杰同志任科技参赞。他代表驻日使馆表态,提出协会办事机构成立后,要把赴日研修生工作统一管起来,以此为前提,同意协会在日设立办事机构。听完张参赞的讲话,我松了一口气,协会建立驻日机构的第一关,算是通过了。
在日本以什么样的形式设立协会的驻日机构,这是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赴日前,王逎副主席向陈抗大使和我介绍了协会在美国设立办事机构的经验。在美国是以有中美双方人士参加的基金会形式,设立了协会办事处。基金会是美国注册机构,不仅可为人才交流募集资金,如按美国法律,还具有很多有利条件。希望协会驻日机构也能参照这种形式。
为了解日本法律对设立基金会的有关规定,我通过东海大学有贺正教授的安排访问了东海大学法学部。法学教授告诉我们,基金会在日本属财团法人,人才交流是非盈利活动,属公益财团法人。公益财团法人享受免税,所以受到日本政府严格管理,多年来没有批准过新的公益财团法人,更不允许有外国人参加。日本和美国有很大不同,在日本建立由中日双方组成的基金会作为协会驻日办事机构是不可行的。
正为协会驻日办事机构形式问题苦恼时,原日本驻上海领事大和田先生到饭店看我。他曾在日本外务省工作,我便向他求教。得知我们将去外务省谈事后,他便建议去征求外务省的意见,问问对方用什么形式建立驻日机构,日本政府是官僚体系,如得到外务省的支持,其他事就好办多了。
拜会外务省是我们原有行程之一,由陈抗大使亲自出面联系、确定拜会日期。日本外务省门口没有军警持枪站岗,我们几乎没有受到阻拦便进入外务省,直接到达接待处。我们通报姓名后,接待人员查看了当天的接待计划,便把我们领到等候室。数分钟后,进入到外务省次官办公室,陈抗大使向次官介绍YAS交流协会拟设立办事机构一事,这时次官秘书递条子给他,次官随即表示会见时间已到,我们也只好告辞。接着会见田岛局长,他是中国通,以前在中国工作过,也是陈大使的老朋友。他还会唱京剧,和他谈话不像和次官那样拘谨。他告诉我们,设立驻日办事机构的具体事宜由外务省中国课处理。一到中国课,令我感到意外:工作人员的桌子全是旧的铁皮桌,在屋子的一角用屏风隔出一间,放着简易沙发,作为接待室。这和中国外交部日本处完全不同,显得十分寒酸,从另一角度看是廉政,不浪费纳税人的钱。慎田课长接待了我们,我们又介绍了一遍人才交流工作,申述了协会拟在日设立办事机构的理由,并请他们推荐办事机构的形式。
在拜会的当天,外务省没有立即答复,表示待研究后由中国课答复我们。几天后,陈抗大使出面,在东京著名的中华料理店“维新号”宴请田岛局长、慎田课长。席间,慎田课长代表外务省表示,同意协会在日设立办事机构,建谈以协会驻日本办事处的形式并指定日中经济协会为驻日担保法人。至此,外务省这一关又算是通过了。
外务省指定日中经济协会作为协会驻日办的担保法人后,我们便前往青山大厦,拜会了冈崎嘉平太会长。他长期从事日中友好活动,为日中邦交正常化做出了贡献,还曾多次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他热情接待了我们,表示日中经协将全力支持协会驻日办的筹建工作。日中经协的办公室在大厦的高层,从宽大的玻璃窗望去,便是日本皇太子的住处。冈崎会长爱好书法,带我看了郭沫若先生寄给他的墨宝。此时,他已80多岁高龄,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老者。他后来访华时,我到北京机场贵宾室接他,以示对他的感谢。
日中经协是通产省系统的社团法人,由他们出具邀请函,为协会驻日工作人员办理工作签证,法务省都能批准。25年来,驻日办更换常驻人员,签证都能及时得到签发,特别是冈崎会长的秘书——中浞光男先生担任日中经协事务局负责人后,更是从多方面帮助了驻日办的工作。
回国前夕,日本众议员李香兰(山口淑子)来看望陈抗大使。上个世纪40年代集歌星、影星于一体,一曲《夜来香》唱遍中日的李香兰有着传奇的一生。见到她本人,比我想象的要年轻得多。她正在撰写回忆录,征求陈大使的意见。陈大使提出“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不怕得罪人”的原则。此书已于1990年由日本新潮社出版,书名为《李香兰——我的前半生》。我是2007年在日本购得,这已经是第九次印刷了。李香兰传奇的一生,被编成轻歌剧,由日本宝塚剧团搬上舞台,我在北京保利大厦剧场观看过演出。该剧目在日本作为剧团的保留节目,年年公演。
为了给驻日办选址,再次赴日已经是1986年的事了。领导要求办事处夜间必须有人,以保证联系,此为选址原则。按日本国情,办事处均设在交通方便的写字楼内,在一层挂出办事处的名称,但写字楼内不能住人。为此,决定先租一套公寓,办公、住宿合在一起。由于日本又规定居民住房不可以作为办公室用,这样办事处就不能挂出协会驻日办的牌子,一直延续至今,令许多来访者感到不便。
外国人在日本租房子也需要有保人,我们又向野村证券中国室箊岛庆明先生请求帮助,由野村不动产出面看了几处房子。最后,按照首任驻日代表的要求,为便于向使馆请示,住处要离使馆近;日本是多地震国,不愿意住高层,根据这些原则在目黑区租了一套位于三楼的公寓,租金每月30万日元。交费时才知道,还要另付两个月的礼金和两个月的押金,礼金是不退的,押金在搬走时根据房屋有无损坏进行扣除,实际上一般也不退。这一下就多收了4个月房钱。房子租好后,首任驻日代表开始工作,我则回到北京,在中引办专家组工作。
首任驻日代表任期原定为一年,后因特殊原因提前回国了。第二任总代表是从外交部借调的即将退休的原驻日公使丁民同志,但他一时又不能马上赴日,我便第三次被派往日本,接替工作,并等待丁民总代表来东京。好在是轻车熟路,我将驻日办的工作延续下来,不致影响工作。
驻日办虽已成立并已开展工作,但未举行过任何公开仪式。在丁民总代表到任后,协会领导决定由中引办副主任、协会副秘书长武永兴同志陪同协会副主席王维澄同志,专程来东京,主持庆祝驻日办成立的招待会,随行的还有协会分管日本工作的陈忆渝女士。
1987年3月14日,在东京著名的新大谷饭店,协会驻日办举行了盛大招待会,庆祝办事处正式成立。协会副主席王维澄出席并讲话,日本政界、财界等各界人士,包括二阶堂进、伊东正义、冈崎嘉平太等300多人到会祝贺。据在日的中国朋友告诉我,这是中国驻日机构成立举行的招待会中,规模最大、中日双方出席人员规格最高的。此时,驻日办的工作人员也最多,有丁民同志、宋慎泰同志、刘节文女士和我。
现在回想起来,为筹建驻日办,我奉命三次赴日,历时一年多。整个筹建工作,也是向日本各界宣传人才交流工作的过程,为今后的中日人才交流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就我爪人而言,从老外交家陈抗大使、丁民公使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们把宝贵的外事工作经验传授给我,把在日本各界的朋友介绍给我,使我终生受益匪浅。
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以下简称协会)成立初期,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中引办)和协会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在民族文化宫办公。1985年协会成立后,中引办主任、协会副主席王逎同志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交给我一项任务,赴日本为协会筹建驻日办事机构。
领导非常重视这次赴日筹建工作,从外交部请来原驻日本札幌总领事、驻马来西亚大使、当时已退休的老外交家陈抗同志,带着我去日本开展工作。我1983年从日本回国,时隔两年,再次赴日,心情确有所不同。以前在日本大阪大学是从事科研,交往的都是学者,这次却要与日本政界接触,深感不安,能否完成任务,心中无数,好在跟随陈抗大使,还颇有些大树下好乘凉的便利。
出发当天,先到外交部位于东城的宿舍,接了陈大使,乘中国民航飞往东京。一出成田空港,乘上大巴直奔吕川,由驻日使馆安排入住吕川王子饭店。由于是使馆介绍,王子饭店就按中国赴日住宿标准——每天8000日元收费,而正常价格每天是两万日元。住宿大楼的后面有风景优美的日本庭院,饭店的交通也十分便利,出门就是品川车站,四通八达。
按照外交部有关规定,在国外设立办事机构,首先要得到驻所在国大使馆同意,外交部才能获准。因此到东京后,我们的第一项任务,是向驻日使馆汇报有关引智工作和协会拟设立驻日机构的事宜。由于有陈抗大使带领,在大使馆处处受到热情接待,大家对老外交家倍加尊敬。当时,驻日使馆由科技处分管人才交流工作,张宇杰同志任科技参赞。他代表驻日使馆表态,提出协会办事机构成立后,要把赴日研修生工作统一管起来,以此为前提,同意协会在日设立办事机构。听完张参赞的讲话,我松了一口气,协会建立驻日机构的第一关,算是通过了。
在日本以什么样的形式设立协会的驻日机构,这是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赴日前,王逎副主席向陈抗大使和我介绍了协会在美国设立办事机构的经验。在美国是以有中美双方人士参加的基金会形式,设立了协会办事处。基金会是美国注册机构,不仅可为人才交流募集资金,如按美国法律,还具有很多有利条件。希望协会驻日机构也能参照这种形式。
为了解日本法律对设立基金会的有关规定,我通过东海大学有贺正教授的安排访问了东海大学法学部。法学教授告诉我们,基金会在日本属财团法人,人才交流是非盈利活动,属公益财团法人。公益财团法人享受免税,所以受到日本政府严格管理,多年来没有批准过新的公益财团法人,更不允许有外国人参加。日本和美国有很大不同,在日本建立由中日双方组成的基金会作为协会驻日办事机构是不可行的。
正为协会驻日办事机构形式问题苦恼时,原日本驻上海领事大和田先生到饭店看我。他曾在日本外务省工作,我便向他求教。得知我们将去外务省谈事后,他便建议去征求外务省的意见,问问对方用什么形式建立驻日机构,日本政府是官僚体系,如得到外务省的支持,其他事就好办多了。
拜会外务省是我们原有行程之一,由陈抗大使亲自出面联系、确定拜会日期。日本外务省门口没有军警持枪站岗,我们几乎没有受到阻拦便进入外务省,直接到达接待处。我们通报姓名后,接待人员查看了当天的接待计划,便把我们领到等候室。数分钟后,进入到外务省次官办公室,陈抗大使向次官介绍YAS交流协会拟设立办事机构一事,这时次官秘书递条子给他,次官随即表示会见时间已到,我们也只好告辞。接着会见田岛局长,他是中国通,以前在中国工作过,也是陈大使的老朋友。他还会唱京剧,和他谈话不像和次官那样拘谨。他告诉我们,设立驻日办事机构的具体事宜由外务省中国课处理。一到中国课,令我感到意外:工作人员的桌子全是旧的铁皮桌,在屋子的一角用屏风隔出一间,放着简易沙发,作为接待室。这和中国外交部日本处完全不同,显得十分寒酸,从另一角度看是廉政,不浪费纳税人的钱。慎田课长接待了我们,我们又介绍了一遍人才交流工作,申述了协会拟在日设立办事机构的理由,并请他们推荐办事机构的形式。
在拜会的当天,外务省没有立即答复,表示待研究后由中国课答复我们。几天后,陈抗大使出面,在东京著名的中华料理店“维新号”宴请田岛局长、慎田课长。席间,慎田课长代表外务省表示,同意协会在日设立办事机构,建谈以协会驻日本办事处的形式并指定日中经济协会为驻日担保法人。至此,外务省这一关又算是通过了。
外务省指定日中经济协会作为协会驻日办的担保法人后,我们便前往青山大厦,拜会了冈崎嘉平太会长。他长期从事日中友好活动,为日中邦交正常化做出了贡献,还曾多次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他热情接待了我们,表示日中经协将全力支持协会驻日办的筹建工作。日中经协的办公室在大厦的高层,从宽大的玻璃窗望去,便是日本皇太子的住处。冈崎会长爱好书法,带我看了郭沫若先生寄给他的墨宝。此时,他已80多岁高龄,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老者。他后来访华时,我到北京机场贵宾室接他,以示对他的感谢。
日中经协是通产省系统的社团法人,由他们出具邀请函,为协会驻日工作人员办理工作签证,法务省都能批准。25年来,驻日办更换常驻人员,签证都能及时得到签发,特别是冈崎会长的秘书——中浞光男先生担任日中经协事务局负责人后,更是从多方面帮助了驻日办的工作。
回国前夕,日本众议员李香兰(山口淑子)来看望陈抗大使。上个世纪40年代集歌星、影星于一体,一曲《夜来香》唱遍中日的李香兰有着传奇的一生。见到她本人,比我想象的要年轻得多。她正在撰写回忆录,征求陈大使的意见。陈大使提出“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不怕得罪人”的原则。此书已于1990年由日本新潮社出版,书名为《李香兰——我的前半生》。我是2007年在日本购得,这已经是第九次印刷了。李香兰传奇的一生,被编成轻歌剧,由日本宝塚剧团搬上舞台,我在北京保利大厦剧场观看过演出。该剧目在日本作为剧团的保留节目,年年公演。
为了给驻日办选址,再次赴日已经是1986年的事了。领导要求办事处夜间必须有人,以保证联系,此为选址原则。按日本国情,办事处均设在交通方便的写字楼内,在一层挂出办事处的名称,但写字楼内不能住人。为此,决定先租一套公寓,办公、住宿合在一起。由于日本又规定居民住房不可以作为办公室用,这样办事处就不能挂出协会驻日办的牌子,一直延续至今,令许多来访者感到不便。
外国人在日本租房子也需要有保人,我们又向野村证券中国室箊岛庆明先生请求帮助,由野村不动产出面看了几处房子。最后,按照首任驻日代表的要求,为便于向使馆请示,住处要离使馆近;日本是多地震国,不愿意住高层,根据这些原则在目黑区租了一套位于三楼的公寓,租金每月30万日元。交费时才知道,还要另付两个月的礼金和两个月的押金,礼金是不退的,押金在搬走时根据房屋有无损坏进行扣除,实际上一般也不退。这一下就多收了4个月房钱。房子租好后,首任驻日代表开始工作,我则回到北京,在中引办专家组工作。
首任驻日代表任期原定为一年,后因特殊原因提前回国了。第二任总代表是从外交部借调的即将退休的原驻日公使丁民同志,但他一时又不能马上赴日,我便第三次被派往日本,接替工作,并等待丁民总代表来东京。好在是轻车熟路,我将驻日办的工作延续下来,不致影响工作。
驻日办虽已成立并已开展工作,但未举行过任何公开仪式。在丁民总代表到任后,协会领导决定由中引办副主任、协会副秘书长武永兴同志陪同协会副主席王维澄同志,专程来东京,主持庆祝驻日办成立的招待会,随行的还有协会分管日本工作的陈忆渝女士。
1987年3月14日,在东京著名的新大谷饭店,协会驻日办举行了盛大招待会,庆祝办事处正式成立。协会副主席王维澄出席并讲话,日本政界、财界等各界人士,包括二阶堂进、伊东正义、冈崎嘉平太等300多人到会祝贺。据在日的中国朋友告诉我,这是中国驻日机构成立举行的招待会中,规模最大、中日双方出席人员规格最高的。此时,驻日办的工作人员也最多,有丁民同志、宋慎泰同志、刘节文女士和我。
现在回想起来,为筹建驻日办,我奉命三次赴日,历时一年多。整个筹建工作,也是向日本各界宣传人才交流工作的过程,为今后的中日人才交流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就我爪人而言,从老外交家陈抗大使、丁民公使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们把宝贵的外事工作经验传授给我,把在日本各界的朋友介绍给我,使我终生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