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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知识分子的话语权与社会结构的变迁高度相关，纵观西方社会文明史，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对社会变迁的影响可分为三个时期：在18世纪之前的前现代社会，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中复兴的知识分子独立的话语权，协助资产阶级打破了封建社会的金字塔型社会等级结构，推动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18世纪至20世纪60年代，知识分子开始由自为的革命的话语旗手转化为自觉的社会良知的话语捍卫者，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向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的转型；20世纪60年代以来，虽然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话语有失落的危险，但他们依然承担着防止中产阶级社会异化的作用，是社会和谐发展必不可少的一环。
关键词：话语权；话语批判；传统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
中国分类号：D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0)06－0005－06
知识分子(intellectual)一词最早出现于19世纪的俄国与波兰，成型于19世纪后期的西欧，辉煌于20世纪至今。那么，什么是知识分子?学界的定义十分广泛，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般来说，知识分子指的是关心他个人身处的社会及时代的批判者与代言人。尽管知识分子具有共同的精神气质，但在不同的社会类型、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他们不仅被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呈现出迥异的话语性格，而且其由此形成话语权特性也反过来深深地影响着西方社会结构的转型与变迁。
一、早期知识分子的话语权与前现代社会的演化
虽然知识分子是一个现代的概念，作为一个自明的社会群体产生于现代，却渊源于前现代社会。帕森斯认为，知识分子的产生同两个因素休戚相关：一是文字的出现；二是哲学的突破。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古代东方知识分子与以古希腊、古罗马为源头的古代西方知识分子是其中最典型的两类。
与萌生于小农社会依循“学而优则仕”的学统、秉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不同，蓄发于商业发达环境的古希腊知识分子的纯粹知识型学统、独立性人格以及古罗马法治传统的影响，使得知识人不仅保持了相对于政治的独立，而且形成了有别于古代中国的“自律”式的“他律”式约束政治的路径。至中古时期，教育被教会垄断，知识人被整合进宗教系统，但由于教会与国家的对立性质，以教士阶层面目出现的知识人却被赋予了社会良知维护者的角色。然而，中世纪的西欧毕竟是极其黑暗的，知识人被纳入宗教体制，成为神学的婢女，尽管他们的教宗及主教掌握着基督教世界的话语权，但异质于基督教教义的话语与话语团体是绝对不容许的，从13世纪始，天主教会针对异端运动而逐步建立起宗教裁判所，残酷镇压异端与新教派别，知识人的相对独立的话语权失落了。
尽管中世纪的西方异常黑暗，知识人也委身于宗教之下，但知识人的独立性传统并没有被湮灭。11世纪，城市兴起并逐渐成为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这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原有的隶属于教会的神学院已经不能满足需求。同时，西欧各国以意大利为发源地，对罗马法进行广泛研究，一个新的、非教会的世俗法学家派别出现了。在多种因素的互动下，大学在意大利出现，并纷纷在西欧各国城市内建立起来，第一所大学——意大利北部的波伦亚大学，就是从主要研究《查土丁尼民法大全》为代表的罗马法开始的，自治大学的知识分子迅速与新兴的市民阶层结合在一起。恩格斯说，“无论国王或市民，都从成长着的法学家等级中找到了强大的支持。随着罗马法被重新发现，教士即封建时代的法律顾问和非宗教界的法学家之间确立了分工。不言而喻，这批新的法学家实质上属于市民等级；而且，他们本身所学的、所教的和所应用的法律，按其性质来说实质上也是反封建的，在某些方面还是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获得了宗教、政治以外新的立足点，他们的话语权又开始萌发。
“一般地说，最初登上社会舞台的中产分子，是兼具传统遗产和现代价值观念的知识分子。”从15、16世纪起，欧洲开始了以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为标志的文化与思想革命，通过文艺复兴运动，知识分子从“神道”回归“人道”，逐步从宗教手中夺取了人文话语权；通过宗教改革，资产阶级找到了精神动力与合法性话语证明，“确实无疑的是新教徒，不管是作为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不管是作为多数还是少数，都表现出一种特别善于发扬经济理性主义的倾向；而这种经济理性主义在天主教徒身上……却从未表现到这样的程度”。为了反对封建制度以及诸侯割据，知识分子与市民阶级同王权结盟建立了民族国家，但壮大起来的市民阶级与觉醒的知识分子组成的第三等级已经成为社会上颇具影响力的力量，他们对专制王权的统治日益不满。18世纪，在已经掌握社会变革话语权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鼓舞下，英、法、美等国相继爆发了资产阶革命，原有的金字塔型社会等级结构被打破，大资产阶级成为上层阶级，工人、农民成为下层阶级，而知识分子与市民阶级共同构成了初期的中产阶级。但是由于知识尚未完全分化，出身于知识群体的专业技术人才还不多，此时的市民阶级还主要是中小业主。
二、知识分子的话语权与现代社会的转型
18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一方面，原始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开始激化，残酷的劳资关系使得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另一方面，工业的需要促进了教育的发展与知识的专业化，知识分子及知识群体出身的专业技术人才数量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虽然这时他们还主要是职业性的、知识性的，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自我意识与群体意识已经从蛰伏状态开始苏醒。亨廷顿认为：“在现代化中国家，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存在是一个普遍现象”。马克思恩格斯就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是革命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结果，它的主要任务是用科学理论武装工人，知识分子本身并不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甚至根本不成为一个问题，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马克思的学说中找不到系统的知识分子理论。但马克思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则充分体现了他的知识分子的情怀，他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而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是总体工人的一部分。他希望知识分子在革命中与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希望你们的努力将使大学生愈益意识到，正是应该从他们的行列中产生出这样一种脑力劳动无产阶级，他们负有使命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巨大作用”。可见，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提出知识分子的概念，但已经明确指出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以及在革命中的作用。
知识分子一词的原型指的是疏离于主流社会、具有强烈的话语批判精神、密切关注国家与社会命运的知识群体，然而，这种知识群体与今天语言中的知识分子是有差别的。因为它还仅仅是用来形容当时社会上一类职业的特定名词，且这时 的知识群体还没有形成独立的社会团体和自我意识。与19世纪俄国与波兰相类似的是，此时西欧的科学家、教师、作家、记者也仅仅被认为是一种职业，一种文化阶层。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他们曾是市民阶级的代言人，但革命胜利后，新生的资本主义社会便不再需要批判力量了。“在没有文化的阶层和不再需要它的市民阶级之间，文化阶层感觉自己完完全全地孤立了。意识到这一点，我们说的‘知识分子’这一社会形象才从先前植根于市民阶级的文化阶层中诞生出来”。在1894年法国发生的“德雷福斯事件”中，职业“文化阶层”开始以批判的眼光观察社会、用高尚的准则判断是非、关心他们身处的社会，至此，知识分子开始以一种清晰的自我意识在社会上寻找自己的历史位置和思想标志。知识分子的话语权获得了主动的自觉。
虽然19世纪后期西欧知识分子作为自为群体已经走上了历史舞台，但他们并没有扮演起“革命知识分子”的话语角色，而是成为促进中产阶级社会成长的话语力量。这是因为：
第一，19世纪70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西方逐渐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有别于资本主义社会初期对工人阶级赤裸裸的残酷剥削，资产阶级开始转化剥削手法。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写道：“本书所描写的情况，至少就英国而言，现在在很多方面都已经成为过去。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虽然通行的教科书里没有明确提出)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与工人阶级处境的改善相应的就是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自从半年前我写了这些话以来，英国工人运动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今后他们对第三个政党即工人政党不能置之不理了。1924年，英国工党上台执政验证了恩格斯的断言，它采取了一些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的社会福利改革措施，如国家补贴住房建设、扩大对老人和残废者的补助等。因此，在阶级关系总体缓和的形势下，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话语批判和道德话语批判转向更具建设性的技术话语批判。
第二，“最早出现的中产阶级分子是最具革命性的；但随着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它逐渐地趋于保守。”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过渡到垄断阶段，许多小企业被大型的垄断组织取代，而随着采用股份公司形式的垄断组织在各行各业的扩张和股权的分散，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日益分离，企业的管理权从早期的所有者手中迅速转移到壮大起来的从事行政、管理、销售、财会等多属知识分子出身的白领专业技术人员手中。经济的发展需要使得知识分子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多的知识群体转化为技术专家。同时，自由竞争时期的守夜人政府一去不复返，政府的职能迅速扩大，而现代国家的发展及功能的分化与扩展，把知识分子日益纳入国家体制，造就大批文职公务人员。凡此种种变化，使得知识分子的队伍越来越少，而知识群体的转化群体——白领阶层越来越多，早期资本主义时期葫芦型的社会分层结构开始随着白领阶层的崛起向橄榄型转化。
第三，东欧的知识群体与西欧的知识分子是沿着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的。19世纪三四十年代，处于沙皇专制下的俄罗斯还是落后的农业国，这时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既面对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罪恶，又深感本国资本主义的粗劣，很自然地产生了对资产阶级的厌恶和对资本主义的鄙弃；同时，出于对农奴制社会不合理性和罪孽的忏悔，发展出一种崇敬和信仰人民的平民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思潮，其实质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社会主义。“文化对他们来说是不需要的和道德上不能容忍的贵族习气；他们不能珍视它由此构成的任何客观价值。”因此，俄国哲学家弗兰克认为，“反文化倾向”或者“平民化崇拜”，是民粹主义的重要特征。民粹主义在俄罗斯发展迅速，“据统计，到十月革命前夕，属于民粹主义的政党共有16个。甚至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些早期活动家，包括普列汉诺夫在内，都曾来自民粹派阵营，再加上俄罗斯的工人阶级多出身农民与破产的手工业者，这样一股强大的政治思潮对新生的苏联知识分子政策来说影响深远。在苏联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上，从总体上来看，并没有处理好文化和知识分子问题。这使得前苏联的知识分子逐渐被改造、有机化了，他们不仅失去了体制外的立足点与独立人格，也失去了体制外知识分子应有的话语权与社会担当。由于西欧近代的社会运动、社会变革以及社会思潮都与知识分子紧密相关，这使得西欧知识分子的历史形成、思维风格、精神面貌以及社会作用都与东欧的“知识群体”有着明显的区别。在近现代西欧，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深入人心，知识分子始终是社会变革积极正面作用的推手，并获得了社会的普遍认同与尊重，这一点是极为关键的。18世纪末期，受教育的公众扩展到了从事工商业的小资产阶级。同时，他们的参与经历、社会变革的经验教训以及西欧社会的现状也使得他们的社会认同度较高，社会批判态度温和，执着于演进理性、工具理性而非建构理性、革命理性，来对社会制度进行技术话语批判，以期改善社会。
第四，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功不可没。美国人在建设新大陆的同时，也形成了拼搏进取、积极向上和注重实效的美国精神。然而绝对主义的影响并未消除，终于在强调国家统一与人类自由至上的北方与强调州权至上的南方之间爆发的内战中达到顶峰。战后，美国学界对内战的反思，“梅南德在书中(《哲学俱乐部——美国观念的故事》)指出，内战使人们看到了绝对主义思考的危害，而实用主义的出现就是要打破绝对主义的观点，它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阻止人们在信仰的驱使下走向暴力”。这成为实用主义哲学产生的重要基础，进而升华和提炼为独特的美国文化——实用主义哲学。杜威是实用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提出了“工具主义”真理观，他认为，思想观念和理论只不过是人们为达到某种目的而设计的工具，“它们是工具，和工具一样，它们的价值不在于它们本身，而在于它们所能造就的结果中显现出来的功效”。随着一战后美国成为新生的资本主义强国，实用主义思想开始影响世界，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尤为深刻，在英国就出现了以席勒为代表的实用主义运动。这也是知识分子由颠覆性的话语批判转向建设性的技术话语批判的重要因由。
由此可见，经过两次现代化的推动，知识分子群体在现代社会发生了明显的分化，知识分子开始由自为的革命的话语旗手转化为自觉的社会良知的话语捍卫者，葛兰西把这种分化前后的知识分子分别称为传统知识分子与有机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通常指的是独立、自治的、超越于一切社会利益和集团之上，代表着社会一般的普遍真理、正义与理想的知识分子；而有机知识分子则指的是与阶级一起创造出来的，与一定的社会体制或利益集团存在有机的思想联系，并自觉地代表着某一个阶级，作为阶级或阶层的代言人出现的知识分子。这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出现，恰恰反映了现代 社会的特点。在18－19世纪中期的现代社会前期，在知识尚未完全分化的条件下，社会严重分化了，社会各阶层矛盾尖锐，弱小的中产阶层还不能够起到调节社会矛盾的作用，葫芦型社会结构尚待进一步演化，这时秉持真理与革命的宏大叙事，代表某一阶级的、有全盘改造社会理念的有机知识分子出现了，他们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严厉的意识形态与历史的批判。至20世纪初的现代社会中期，社会阶层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这时深受文艺复兴以来“人道”思想的影响，超越于一切社会利益和集团之上，代表着社会一般的普遍真理、正义与理想的知识分子大量涌现出来，他们满怀激情地对社会的弊端加以道德话语批判。20世纪20－60年代，知识分子及出身于知识群体的专业技术人才逐渐占据壮大的中产阶级的主体，社会阶层问的矛盾平缓了，有机知识分子明显减少了。而随着知识日益专业化，传统型知识分子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由于远离了革命的时代，作为怀抱着真理与革命的阶级代言人的有机知识分子逐渐放弃了真理与革命的话语，转而成为本阶层利益代言人；并且随着阶层利益博弈机制的完善，知识分子的有机化愈益突显，有机知识分子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三、公共知识分子的话语权与后现代社会“异化”
20世纪60年代，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西方国家的国家体制、经济体制和知识体制获得了空前的扩张，知识分子进一步被专业化、体制化、有机化，以知识分子及其出身的专业技术人才、文职公务员等为主体构成了社会的中产阶级，橄榄型的中产阶级社会逐渐成型，中产阶级开始塑造社会的主流价值。早期那些相对不受控制的文化活动，倾向于高度组织化，知识分子的作用急剧下降了。科塞甚至认为：“官僚化的美国大众社会：知识分子成了过时之物。”随着西方社会由现代社会过渡到后工业社会，知识分子群体进一步分化了。知识的专业化、社会的多元化使得传统型知识分子转化为专业知识分子。鲍曼由此认为，整个社会的知识场被分解为一个个彼此分割的共同体，知识分子已经不能像在现代社会中那样在整个知识系统内扮演普遍有效的立法者，而只能在本共同体内才能扮演立法者，在本共同体外只能成为解释本共同体的知识为其他共同体理解的阐释者，并且由于不是共同体的知识范式、文化传统的差别，它们的价值理念甚至是完全对立的。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商业媒体的繁荣，大量的知识分子加入媒体行业，使得追求真理、正义的自治的、独立的知识分子转化为以迎合大众口味以及浓重的商业色彩为特征的媒体知识分子。阶层利益博弈制度的完善也使得有机知识分子放弃了革命和真理的话语，日益被整合进结构中来，或者沦为阶层或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或者进入政府成为技术官僚。知识分子正在退化，知识不再是他们探索真理的武器，而是交易的资本，他们失去了使命感，变成了追名逐利的庸人。“知识分子的天职是保持独立的人格，做社会的良心和监督者，而现实中知识分子为了个人的利益，大都投靠于政治集团或商业集团，对既定的社会秩序丧失了批判的锋芒。”既然那种把自己放在人、人类、民族、人民、无产阶级、生物或其他类似存在的位置上的思想家，那种针对每个个人发言的知识分子消失了，因此，利奥塔才说知识分子死了。
后现代社会是价值多元的社会，是橄榄型的中产阶级社会，同时又是“散众社会”、消费社会。繁华的消费社会在满足了公众的欲望、把古典的公众规训成“快乐的机器人”的同时，但却只能让他们越来越缩进他们各自的狭小工作与亲密空间，越来越感觉空虚、无力，而权力却越来越集中于科层制中、知识分子也被整合进结构中，失去了批判功能，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与自由的信念淡漠了。而伴随着革命的激情岁月的远逝，意识形态与历史的批判也沉寂了。“最早宣扬‘意识形态终结’的学者之一丹尼尔·贝尔，曾经赞扬过知识分子的退位以及专业分工学者的登堂。但对米尔斯而言，这个转变恰恰是一个可悲的退化；知识分子不再能够把自身当作发掘公共议题、增进公共讨论的一种催化力量，不敢‘想大’、不敢‘抓大’，从而只能在学术的狭窄分工内相互抓背。”但普遍知识分子的消亡，并不意味着普遍知识分子的道德批判与技术批判作用可以缺失。一般来说，社会道德通常包括价值与规范两个向度，在价值向度上，价值的本质是自由选择和自由决定，不同共同体的价值可以是不可化约的、相对的，犹如“诸神之争”的局面；然而，在规范向度上，社会正义、公平等道德理念却是共同的，绝对的。而维护社会公正、批判现存秩序的不足却是任何社会都需要的，普遍知识分子是“自由飘浮的”，他们恰恰因此获得了某种优势，疏离帮助他们逃脱了特定职业及利益对眼界的局限。因此，缺失了普遍知识分子话语批判作用的中产阶级社会也是不完美的。
公共领域的重心就在于有话语批判功能的公共舆论，而具有公共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的形成中无疑起着重要作用。18世纪，正是知识分子的前身以及现代知识分子作用的公共领域的形成和发展，中产阶级占主体的、民主的市民社会才能得以形成与健康成长，因此，公共领域的存在是中产阶级社会健全发展的关键。但进入后现代社会，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消失了，知识分子又重新融入到了社会之中。公共领域处于逐渐瓦解状态，后现代社会就是“经济的和行政管理的合理性的形式，渗入转变为货币和权力媒体的行动领域”的社会，由于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对生活世界的侵蚀，私人经济生活的自主性被市场消费欲求所控制，公民政治生活的自主性被转变为对政府权力的消极盲从，因此，主体间交往明显受制于货币与权力媒介的控制，以语言为媒介的沟通与共识为利益交换所操纵，行为者本人也丧失了目的性而沦为工具性手段。这种“生活世界从属于物质再生产的体系强制，并从而媒体化”的情形，就是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这样，社会整合的方向由自下而上转化为自上而下，国家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不再源于生活世界，而是源于制度系统本身，失去了政治实践话语的现代民主已经难以承担守护实践生活的责任，而逐渐沦为技术官僚专职统治的形式，生活世界只是为其提供形式上的公众同意罢了，这就是资本主义合法性的危机。米尔斯在《权力精英》中甚至认为美国社会的权力结构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由一个相对民主的环境逐步由各利益集团相互竞争的社会变异为一个权力小集团主导国家政策的“权力精英社会”。虽然中产阶级社会的框架仍存在，但两极分化严重，已经是异化了的中产阶级社会了。
要解决资本主义合法性的危机，就必须重建知识分子的话语批判功能。然而在知识分子普遍专业化的后现代社会，他们是难以成为体制之外“自由飘浮”的普遍知识分子的，并且专注于意识形态批判与全盘改造社会的普遍知识分子在社会阶层关系比较合理、元话语已经消解的后现代社会也不可能被接受。那么，在知识专业化的时代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才能发挥社会批判功能呢?福柯认为特殊知识分子可以承担此任务，因为他们并不预言、承诺某种社会目标，只是从自己所处的特殊位置，通过专业分析的方式，揭示所谓的真理与权力的不可分割，拆解社会隐蔽的权力关系，他们只关心此时此刻，关心解构权力本身。普遍型知识分子来自名人——法学家，并且在作家身上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因为作家掌握着所有人都能从中认识，自已的意义和价值。而特殊型知识分子则来自另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物，此种人物是专家——学者，他们从专业出发关心社会。米尔斯则把学院化的、专业化的知识分子比作工匠，把这些外在于科层制而从事知识生产的知识分子称作知识分子工匠，希望知识分子工匠能够承担起知识分子的公共责任。
综上所析，普遍知识分子和特殊知识分子都是处于不同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承担着公共领域的意见领袖的任务，影响着不同时期社会的阶层结构以及阶层话语权的变化。即，在社会分层悬殊的现代社会中，建构性、理性的、自由飘浮的有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话语批判异常强烈，往往主导着社会话语权的走向，他们是颠覆性变革者的同盟，是社会变革的推手；在社会分层趋于合理的现代社会成长过程中，独立的、演进理性的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话语批判比较激烈，执掌着道德批判的社会话语权，他们是建设性中产阶层的同盟，是中产阶级社会形成的动力。在中产阶级的后现代社会中，专业化、体制化、有机化、商业化、媒体化的浪潮异化了知识分子，而消费社会、科层制的风气则异化了中产阶级，公共知识分子失去了立足点，与中产阶层、强势精英阶层的同盟联系瓦解了，公共知识分子的“牛虻”式话语逐渐被排挤出社会主流话语权。在后现代社会，虽然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话语有失落的危险，但他们依然承担着防止中产阶级社会异化，阻止强势精英集团对话语权的垄断的作用。不过，这时的批判不再是颠覆性的意识形态批判与乌托邦式的道德批判，而更多的是建设性的技术批判。
[责任编辑：刘琼莲]
关键词：话语权；话语批判；传统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
中国分类号：D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0)06－0005－06
知识分子(intellectual)一词最早出现于19世纪的俄国与波兰，成型于19世纪后期的西欧，辉煌于20世纪至今。那么，什么是知识分子?学界的定义十分广泛，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般来说，知识分子指的是关心他个人身处的社会及时代的批判者与代言人。尽管知识分子具有共同的精神气质，但在不同的社会类型、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他们不仅被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呈现出迥异的话语性格，而且其由此形成话语权特性也反过来深深地影响着西方社会结构的转型与变迁。
一、早期知识分子的话语权与前现代社会的演化
虽然知识分子是一个现代的概念，作为一个自明的社会群体产生于现代，却渊源于前现代社会。帕森斯认为，知识分子的产生同两个因素休戚相关：一是文字的出现；二是哲学的突破。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古代东方知识分子与以古希腊、古罗马为源头的古代西方知识分子是其中最典型的两类。
与萌生于小农社会依循“学而优则仕”的学统、秉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不同，蓄发于商业发达环境的古希腊知识分子的纯粹知识型学统、独立性人格以及古罗马法治传统的影响，使得知识人不仅保持了相对于政治的独立，而且形成了有别于古代中国的“自律”式的“他律”式约束政治的路径。至中古时期，教育被教会垄断，知识人被整合进宗教系统，但由于教会与国家的对立性质，以教士阶层面目出现的知识人却被赋予了社会良知维护者的角色。然而，中世纪的西欧毕竟是极其黑暗的，知识人被纳入宗教体制，成为神学的婢女，尽管他们的教宗及主教掌握着基督教世界的话语权，但异质于基督教教义的话语与话语团体是绝对不容许的，从13世纪始，天主教会针对异端运动而逐步建立起宗教裁判所，残酷镇压异端与新教派别，知识人的相对独立的话语权失落了。
尽管中世纪的西方异常黑暗，知识人也委身于宗教之下，但知识人的独立性传统并没有被湮灭。11世纪，城市兴起并逐渐成为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这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原有的隶属于教会的神学院已经不能满足需求。同时，西欧各国以意大利为发源地，对罗马法进行广泛研究，一个新的、非教会的世俗法学家派别出现了。在多种因素的互动下，大学在意大利出现，并纷纷在西欧各国城市内建立起来，第一所大学——意大利北部的波伦亚大学，就是从主要研究《查土丁尼民法大全》为代表的罗马法开始的，自治大学的知识分子迅速与新兴的市民阶层结合在一起。恩格斯说，“无论国王或市民，都从成长着的法学家等级中找到了强大的支持。随着罗马法被重新发现，教士即封建时代的法律顾问和非宗教界的法学家之间确立了分工。不言而喻，这批新的法学家实质上属于市民等级；而且，他们本身所学的、所教的和所应用的法律，按其性质来说实质上也是反封建的，在某些方面还是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获得了宗教、政治以外新的立足点，他们的话语权又开始萌发。
“一般地说，最初登上社会舞台的中产分子，是兼具传统遗产和现代价值观念的知识分子。”从15、16世纪起，欧洲开始了以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为标志的文化与思想革命，通过文艺复兴运动，知识分子从“神道”回归“人道”，逐步从宗教手中夺取了人文话语权；通过宗教改革，资产阶级找到了精神动力与合法性话语证明，“确实无疑的是新教徒，不管是作为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不管是作为多数还是少数，都表现出一种特别善于发扬经济理性主义的倾向；而这种经济理性主义在天主教徒身上……却从未表现到这样的程度”。为了反对封建制度以及诸侯割据，知识分子与市民阶级同王权结盟建立了民族国家，但壮大起来的市民阶级与觉醒的知识分子组成的第三等级已经成为社会上颇具影响力的力量，他们对专制王权的统治日益不满。18世纪，在已经掌握社会变革话语权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鼓舞下，英、法、美等国相继爆发了资产阶革命，原有的金字塔型社会等级结构被打破，大资产阶级成为上层阶级，工人、农民成为下层阶级，而知识分子与市民阶级共同构成了初期的中产阶级。但是由于知识尚未完全分化，出身于知识群体的专业技术人才还不多，此时的市民阶级还主要是中小业主。
二、知识分子的话语权与现代社会的转型
18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一方面，原始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开始激化，残酷的劳资关系使得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另一方面，工业的需要促进了教育的发展与知识的专业化，知识分子及知识群体出身的专业技术人才数量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虽然这时他们还主要是职业性的、知识性的，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自我意识与群体意识已经从蛰伏状态开始苏醒。亨廷顿认为：“在现代化中国家，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存在是一个普遍现象”。马克思恩格斯就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是革命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结果，它的主要任务是用科学理论武装工人，知识分子本身并不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甚至根本不成为一个问题，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马克思的学说中找不到系统的知识分子理论。但马克思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则充分体现了他的知识分子的情怀，他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而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是总体工人的一部分。他希望知识分子在革命中与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希望你们的努力将使大学生愈益意识到，正是应该从他们的行列中产生出这样一种脑力劳动无产阶级，他们负有使命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巨大作用”。可见，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提出知识分子的概念，但已经明确指出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以及在革命中的作用。
知识分子一词的原型指的是疏离于主流社会、具有强烈的话语批判精神、密切关注国家与社会命运的知识群体，然而，这种知识群体与今天语言中的知识分子是有差别的。因为它还仅仅是用来形容当时社会上一类职业的特定名词，且这时 的知识群体还没有形成独立的社会团体和自我意识。与19世纪俄国与波兰相类似的是，此时西欧的科学家、教师、作家、记者也仅仅被认为是一种职业，一种文化阶层。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他们曾是市民阶级的代言人，但革命胜利后，新生的资本主义社会便不再需要批判力量了。“在没有文化的阶层和不再需要它的市民阶级之间，文化阶层感觉自己完完全全地孤立了。意识到这一点，我们说的‘知识分子’这一社会形象才从先前植根于市民阶级的文化阶层中诞生出来”。在1894年法国发生的“德雷福斯事件”中，职业“文化阶层”开始以批判的眼光观察社会、用高尚的准则判断是非、关心他们身处的社会，至此，知识分子开始以一种清晰的自我意识在社会上寻找自己的历史位置和思想标志。知识分子的话语权获得了主动的自觉。
虽然19世纪后期西欧知识分子作为自为群体已经走上了历史舞台，但他们并没有扮演起“革命知识分子”的话语角色，而是成为促进中产阶级社会成长的话语力量。这是因为：
第一，19世纪70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西方逐渐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有别于资本主义社会初期对工人阶级赤裸裸的残酷剥削，资产阶级开始转化剥削手法。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写道：“本书所描写的情况，至少就英国而言，现在在很多方面都已经成为过去。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虽然通行的教科书里没有明确提出)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与工人阶级处境的改善相应的就是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自从半年前我写了这些话以来，英国工人运动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今后他们对第三个政党即工人政党不能置之不理了。1924年，英国工党上台执政验证了恩格斯的断言，它采取了一些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的社会福利改革措施，如国家补贴住房建设、扩大对老人和残废者的补助等。因此，在阶级关系总体缓和的形势下，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话语批判和道德话语批判转向更具建设性的技术话语批判。
第二，“最早出现的中产阶级分子是最具革命性的；但随着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它逐渐地趋于保守。”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过渡到垄断阶段，许多小企业被大型的垄断组织取代，而随着采用股份公司形式的垄断组织在各行各业的扩张和股权的分散，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日益分离，企业的管理权从早期的所有者手中迅速转移到壮大起来的从事行政、管理、销售、财会等多属知识分子出身的白领专业技术人员手中。经济的发展需要使得知识分子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多的知识群体转化为技术专家。同时，自由竞争时期的守夜人政府一去不复返，政府的职能迅速扩大，而现代国家的发展及功能的分化与扩展，把知识分子日益纳入国家体制，造就大批文职公务人员。凡此种种变化，使得知识分子的队伍越来越少，而知识群体的转化群体——白领阶层越来越多，早期资本主义时期葫芦型的社会分层结构开始随着白领阶层的崛起向橄榄型转化。
第三，东欧的知识群体与西欧的知识分子是沿着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的。19世纪三四十年代，处于沙皇专制下的俄罗斯还是落后的农业国，这时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既面对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罪恶，又深感本国资本主义的粗劣，很自然地产生了对资产阶级的厌恶和对资本主义的鄙弃；同时，出于对农奴制社会不合理性和罪孽的忏悔，发展出一种崇敬和信仰人民的平民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思潮，其实质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社会主义。“文化对他们来说是不需要的和道德上不能容忍的贵族习气；他们不能珍视它由此构成的任何客观价值。”因此，俄国哲学家弗兰克认为，“反文化倾向”或者“平民化崇拜”，是民粹主义的重要特征。民粹主义在俄罗斯发展迅速，“据统计，到十月革命前夕，属于民粹主义的政党共有16个。甚至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些早期活动家，包括普列汉诺夫在内，都曾来自民粹派阵营，再加上俄罗斯的工人阶级多出身农民与破产的手工业者，这样一股强大的政治思潮对新生的苏联知识分子政策来说影响深远。在苏联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上，从总体上来看，并没有处理好文化和知识分子问题。这使得前苏联的知识分子逐渐被改造、有机化了，他们不仅失去了体制外的立足点与独立人格，也失去了体制外知识分子应有的话语权与社会担当。由于西欧近代的社会运动、社会变革以及社会思潮都与知识分子紧密相关，这使得西欧知识分子的历史形成、思维风格、精神面貌以及社会作用都与东欧的“知识群体”有着明显的区别。在近现代西欧，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深入人心，知识分子始终是社会变革积极正面作用的推手，并获得了社会的普遍认同与尊重，这一点是极为关键的。18世纪末期，受教育的公众扩展到了从事工商业的小资产阶级。同时，他们的参与经历、社会变革的经验教训以及西欧社会的现状也使得他们的社会认同度较高，社会批判态度温和，执着于演进理性、工具理性而非建构理性、革命理性，来对社会制度进行技术话语批判，以期改善社会。
第四，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功不可没。美国人在建设新大陆的同时，也形成了拼搏进取、积极向上和注重实效的美国精神。然而绝对主义的影响并未消除，终于在强调国家统一与人类自由至上的北方与强调州权至上的南方之间爆发的内战中达到顶峰。战后，美国学界对内战的反思，“梅南德在书中(《哲学俱乐部——美国观念的故事》)指出，内战使人们看到了绝对主义思考的危害，而实用主义的出现就是要打破绝对主义的观点，它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阻止人们在信仰的驱使下走向暴力”。这成为实用主义哲学产生的重要基础，进而升华和提炼为独特的美国文化——实用主义哲学。杜威是实用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提出了“工具主义”真理观，他认为，思想观念和理论只不过是人们为达到某种目的而设计的工具，“它们是工具，和工具一样，它们的价值不在于它们本身，而在于它们所能造就的结果中显现出来的功效”。随着一战后美国成为新生的资本主义强国，实用主义思想开始影响世界，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尤为深刻，在英国就出现了以席勒为代表的实用主义运动。这也是知识分子由颠覆性的话语批判转向建设性的技术话语批判的重要因由。
由此可见，经过两次现代化的推动，知识分子群体在现代社会发生了明显的分化，知识分子开始由自为的革命的话语旗手转化为自觉的社会良知的话语捍卫者，葛兰西把这种分化前后的知识分子分别称为传统知识分子与有机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通常指的是独立、自治的、超越于一切社会利益和集团之上，代表着社会一般的普遍真理、正义与理想的知识分子；而有机知识分子则指的是与阶级一起创造出来的，与一定的社会体制或利益集团存在有机的思想联系，并自觉地代表着某一个阶级，作为阶级或阶层的代言人出现的知识分子。这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出现，恰恰反映了现代 社会的特点。在18－19世纪中期的现代社会前期，在知识尚未完全分化的条件下，社会严重分化了，社会各阶层矛盾尖锐，弱小的中产阶层还不能够起到调节社会矛盾的作用，葫芦型社会结构尚待进一步演化，这时秉持真理与革命的宏大叙事，代表某一阶级的、有全盘改造社会理念的有机知识分子出现了，他们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严厉的意识形态与历史的批判。至20世纪初的现代社会中期，社会阶层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这时深受文艺复兴以来“人道”思想的影响，超越于一切社会利益和集团之上，代表着社会一般的普遍真理、正义与理想的知识分子大量涌现出来，他们满怀激情地对社会的弊端加以道德话语批判。20世纪20－60年代，知识分子及出身于知识群体的专业技术人才逐渐占据壮大的中产阶级的主体，社会阶层问的矛盾平缓了，有机知识分子明显减少了。而随着知识日益专业化，传统型知识分子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由于远离了革命的时代，作为怀抱着真理与革命的阶级代言人的有机知识分子逐渐放弃了真理与革命的话语，转而成为本阶层利益代言人；并且随着阶层利益博弈机制的完善，知识分子的有机化愈益突显，有机知识分子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三、公共知识分子的话语权与后现代社会“异化”
20世纪60年代，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西方国家的国家体制、经济体制和知识体制获得了空前的扩张，知识分子进一步被专业化、体制化、有机化，以知识分子及其出身的专业技术人才、文职公务员等为主体构成了社会的中产阶级，橄榄型的中产阶级社会逐渐成型，中产阶级开始塑造社会的主流价值。早期那些相对不受控制的文化活动，倾向于高度组织化，知识分子的作用急剧下降了。科塞甚至认为：“官僚化的美国大众社会：知识分子成了过时之物。”随着西方社会由现代社会过渡到后工业社会，知识分子群体进一步分化了。知识的专业化、社会的多元化使得传统型知识分子转化为专业知识分子。鲍曼由此认为，整个社会的知识场被分解为一个个彼此分割的共同体，知识分子已经不能像在现代社会中那样在整个知识系统内扮演普遍有效的立法者，而只能在本共同体内才能扮演立法者，在本共同体外只能成为解释本共同体的知识为其他共同体理解的阐释者，并且由于不是共同体的知识范式、文化传统的差别，它们的价值理念甚至是完全对立的。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商业媒体的繁荣，大量的知识分子加入媒体行业，使得追求真理、正义的自治的、独立的知识分子转化为以迎合大众口味以及浓重的商业色彩为特征的媒体知识分子。阶层利益博弈制度的完善也使得有机知识分子放弃了革命和真理的话语，日益被整合进结构中来，或者沦为阶层或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或者进入政府成为技术官僚。知识分子正在退化，知识不再是他们探索真理的武器，而是交易的资本，他们失去了使命感，变成了追名逐利的庸人。“知识分子的天职是保持独立的人格，做社会的良心和监督者，而现实中知识分子为了个人的利益，大都投靠于政治集团或商业集团，对既定的社会秩序丧失了批判的锋芒。”既然那种把自己放在人、人类、民族、人民、无产阶级、生物或其他类似存在的位置上的思想家，那种针对每个个人发言的知识分子消失了，因此，利奥塔才说知识分子死了。
后现代社会是价值多元的社会，是橄榄型的中产阶级社会，同时又是“散众社会”、消费社会。繁华的消费社会在满足了公众的欲望、把古典的公众规训成“快乐的机器人”的同时，但却只能让他们越来越缩进他们各自的狭小工作与亲密空间，越来越感觉空虚、无力，而权力却越来越集中于科层制中、知识分子也被整合进结构中，失去了批判功能，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与自由的信念淡漠了。而伴随着革命的激情岁月的远逝，意识形态与历史的批判也沉寂了。“最早宣扬‘意识形态终结’的学者之一丹尼尔·贝尔，曾经赞扬过知识分子的退位以及专业分工学者的登堂。但对米尔斯而言，这个转变恰恰是一个可悲的退化；知识分子不再能够把自身当作发掘公共议题、增进公共讨论的一种催化力量，不敢‘想大’、不敢‘抓大’，从而只能在学术的狭窄分工内相互抓背。”但普遍知识分子的消亡，并不意味着普遍知识分子的道德批判与技术批判作用可以缺失。一般来说，社会道德通常包括价值与规范两个向度，在价值向度上，价值的本质是自由选择和自由决定，不同共同体的价值可以是不可化约的、相对的，犹如“诸神之争”的局面；然而，在规范向度上，社会正义、公平等道德理念却是共同的，绝对的。而维护社会公正、批判现存秩序的不足却是任何社会都需要的，普遍知识分子是“自由飘浮的”，他们恰恰因此获得了某种优势，疏离帮助他们逃脱了特定职业及利益对眼界的局限。因此，缺失了普遍知识分子话语批判作用的中产阶级社会也是不完美的。
公共领域的重心就在于有话语批判功能的公共舆论，而具有公共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的形成中无疑起着重要作用。18世纪，正是知识分子的前身以及现代知识分子作用的公共领域的形成和发展，中产阶级占主体的、民主的市民社会才能得以形成与健康成长，因此，公共领域的存在是中产阶级社会健全发展的关键。但进入后现代社会，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消失了，知识分子又重新融入到了社会之中。公共领域处于逐渐瓦解状态，后现代社会就是“经济的和行政管理的合理性的形式，渗入转变为货币和权力媒体的行动领域”的社会，由于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对生活世界的侵蚀，私人经济生活的自主性被市场消费欲求所控制，公民政治生活的自主性被转变为对政府权力的消极盲从，因此，主体间交往明显受制于货币与权力媒介的控制，以语言为媒介的沟通与共识为利益交换所操纵，行为者本人也丧失了目的性而沦为工具性手段。这种“生活世界从属于物质再生产的体系强制，并从而媒体化”的情形，就是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这样，社会整合的方向由自下而上转化为自上而下，国家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不再源于生活世界，而是源于制度系统本身，失去了政治实践话语的现代民主已经难以承担守护实践生活的责任，而逐渐沦为技术官僚专职统治的形式，生活世界只是为其提供形式上的公众同意罢了，这就是资本主义合法性的危机。米尔斯在《权力精英》中甚至认为美国社会的权力结构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由一个相对民主的环境逐步由各利益集团相互竞争的社会变异为一个权力小集团主导国家政策的“权力精英社会”。虽然中产阶级社会的框架仍存在，但两极分化严重，已经是异化了的中产阶级社会了。
要解决资本主义合法性的危机，就必须重建知识分子的话语批判功能。然而在知识分子普遍专业化的后现代社会，他们是难以成为体制之外“自由飘浮”的普遍知识分子的，并且专注于意识形态批判与全盘改造社会的普遍知识分子在社会阶层关系比较合理、元话语已经消解的后现代社会也不可能被接受。那么，在知识专业化的时代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才能发挥社会批判功能呢?福柯认为特殊知识分子可以承担此任务，因为他们并不预言、承诺某种社会目标，只是从自己所处的特殊位置，通过专业分析的方式，揭示所谓的真理与权力的不可分割，拆解社会隐蔽的权力关系，他们只关心此时此刻，关心解构权力本身。普遍型知识分子来自名人——法学家，并且在作家身上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因为作家掌握着所有人都能从中认识，自已的意义和价值。而特殊型知识分子则来自另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物，此种人物是专家——学者，他们从专业出发关心社会。米尔斯则把学院化的、专业化的知识分子比作工匠，把这些外在于科层制而从事知识生产的知识分子称作知识分子工匠，希望知识分子工匠能够承担起知识分子的公共责任。
综上所析，普遍知识分子和特殊知识分子都是处于不同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承担着公共领域的意见领袖的任务，影响着不同时期社会的阶层结构以及阶层话语权的变化。即，在社会分层悬殊的现代社会中，建构性、理性的、自由飘浮的有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话语批判异常强烈，往往主导着社会话语权的走向，他们是颠覆性变革者的同盟，是社会变革的推手；在社会分层趋于合理的现代社会成长过程中，独立的、演进理性的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话语批判比较激烈，执掌着道德批判的社会话语权，他们是建设性中产阶层的同盟，是中产阶级社会形成的动力。在中产阶级的后现代社会中，专业化、体制化、有机化、商业化、媒体化的浪潮异化了知识分子，而消费社会、科层制的风气则异化了中产阶级，公共知识分子失去了立足点，与中产阶层、强势精英阶层的同盟联系瓦解了，公共知识分子的“牛虻”式话语逐渐被排挤出社会主流话语权。在后现代社会，虽然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话语有失落的危险，但他们依然承担着防止中产阶级社会异化，阻止强势精英集团对话语权的垄断的作用。不过，这时的批判不再是颠覆性的意识形态批判与乌托邦式的道德批判，而更多的是建设性的技术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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