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66年初，应越南有关方面的请求，我国派出一个电影代表团，深入到越南南方，协助民族解放军拍摄一部反映他们斗争和生活的彩色纪录片。我有幸作为代表团的一员，在越南南方的民族解放斗争中，有过一段难以忘怀的经历。
从“胡志明小路”进入越南南方
1966年初，我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新闻记录片室任电影摄影师，被单位派往贵州水城地区黔昆铁路施工现场采访和报道。1月5日中午，突然转来一封加急电报，厂里要我立即返回北京，有紧急任务。
我当日乘车赶回北京，厂长陈播告诉我，准备派我去越南南方执行一项特殊任务。这项任务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不仅急迫，而且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布置的。
原来，自1965年越南战争急剧扩大后，为配合军事行动，美国在国际上大造舆论。因此，加强舆论宣传，及时、准确、客观地向全世界报道南越人民抗美救国斗争情况，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越南范文同总理向周恩来总理提出请求，要中国派一个电影代表团，深入到越南南方，协助民族解放军拍摄一部反映他们斗争和生活的彩色纪录片。当时，越南还没有彩色纪录片生产技术。
美国扩大侵越战争，中国不能不管。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决定支援越南抗美救国。中越两国在1965年下半年陆续达成了一系列协议，根据这些协议，中国开始秘密向越南北方派出支援部队。但向南方派遣军事人员则涉及复杂的国际问题，因为根据1954年签订的日内瓦协议，军事人员不得越过17度停火线。
因此，中国政府对越南的这项请求非常谨慎，先派遣一个中国新闻代表团，在越南北方接受了一段时间的训练，然后经过越南和老挝边界的“胡志明小路”，长途跋涉，辗转三个多月，历尽艰辛才到达南方解放区。由于条件限制和有的同志生病等种种原因，小分队最终没有能够深入到南方前线，拍摄到解放军部队与敌直接斗争的场面，派去的摄影人员只好部分地撤回国内。
为了不使这项任务半途而废，履行中国政府的承诺，周恩来总理知道有关情况后，亲自指示：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派人，总参负责组织实施，作为一项特殊政治任务，坚决完成。
陈播厂长根据总理的指示，决定由导演黄宝善、摄影师杨喜云、向前和我共四个人组成中国电影代表团，继续完成这项任务。陈播对我们说，由于任务紧急，谈话后要立即准备。至于到越南后的具体任务，由总部与越南南方总政治局联系。厂长还特别提到，总参张爱萍首长指示说，越南南方处于战争一线，条件艰苦，因此去的人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和物资准备，能在国内解决的尽量解决，不要给越南增添麻烦。
任务来得突然，容不得有太多的考虑。我们每个人带一台瑞士产的16毫米宝莱克斯摄影机，几箱东德产的爱克发彩色胶片。每人定做两身黑色的确良便服和一套蓝灰色制服。考虑到越南南方天气热，每人还带了两条短裤。除此之外，我们拿着有关单位开具的介绍信，到总后勤部特制了四个背囊，领取了一些新研制的防毒及防疟疾的药品。从空军领了几顶尼龙降落伞，改制成四条吊床。
走之前，厂里安排我们到京西宾馆住了一个星期。那时，京西宾馆建成不久，条件较好。我们在那里集中学习了有关政策，研究如何完成这次特殊任务，顺便补充一下营养。
当时，去越南南方的通道有限，主要是“胡志明小路”。所谓“胡志明小路”，是沿越老和越柬边界，为向南方运送物资，由人们踏出来的无数条林间小道，它的主要路段本来在越老边境一带，但是随着越战的不断扩大，到1966年时，这条著名的“小路”已经延伸到柬埔寨边境。考虑到前面的分队所遇到的困难，为及早开展工作，组织上决定我们从柬埔寨边境直接进入越南南方。
因此，我们坐中国民航飞机先到广州，然后改乘柬埔寨航班，越过越南北方的上空，经3个小时的飞行，到达柬埔寨首都金边的波成东机场。当时，中柬两国已经建立友好关系，中国在金边设有外交机构。
从金边往东不到100公里就是越柬边境。越南战争爆发后，柬埔寨迫于外界压力，与越南断绝了联系，但是以西哈努克为首的柬埔寨政府，仍然暗中同情和支持越南，与越南民族解放军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经过中国使馆沟通，柬埔寨方面答应派专人送我们。
1966年2月23日早晨，两位身穿绿色卡叽军装的柬埔寨军人，来到我们的住地。他们将要送我们去边界。相互寒喧介绍后，我们四人分乘两辆吉普车，由他们两个人开车向东疾驰。到湄公河边后，柬埔寨方面安排我们换乘轮渡过河。按照任务分工，我们四人要分成两个小组。一个小组到越南南方靠近17度线的中部地区，一个小组到西贡（今胡志明市）一带。我们四人在过了湄公河后就分手，一路向东北，我们这一组继续向东。
在傍晚时分，我们到达柬越边境的一条河边，停下来休息。河的对岸是越南的西宁省，民族解放军在那里开辟了根据地，稍作休息后，送我们的柬埔寨军官便朝对岸很响亮地击掌，一连几下。我正纳闷，不一会儿，对岸便摇出一条木船，隐隐约约地看到一个人站在船上划桨。船慢慢地向我们这里移动。
十多分钟后，船靠了岸。我们将行李和器材从车上搬到船上，与送行的柬埔寨军官道谢告别后，船开始慢慢地划动，朝越南方向驶去。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整个河面寂静无声，只有船桨不停地划动，发出哗哗的响声。朝对面望去，刚才还清晰可见的郁郁葱葱的丛林，也变得黑蒙蒙一片了。
在黑暗中，我们上了岸，踏上了“胡志明小路”。越南方面好像早有准备，一位身穿黑色军服，一言不发的小伙子出面接待我们，带我们走了一段路后，停下来宿营，还为我们杀了一只鸡做晚餐。饭后，他又为我们准备了睡觉用的吊床。这是我第一次睡吊床，躺在上面摇摇晃晃，不时听到远方传来炮弹的爆炸声。我很久没有睡着，倒并不感到紧张，只是觉得一切都不习惯。不知过了多久才入睡。
第二天一早，一阵鸟的叫声突然把我吵醒。我睁开眼睛，首先看到的是灰蒙蒙的树，这才感到在露天中过了一夜。不一会儿，远远近近都传来鸟的叫声，汇成一片，大家纷纷醒来。此后半年多的时间，我就这样在丛林中露宿。早饭后，越南民族解放军总政治局派人与我们取得联系。这次，他们专门派了翻译，因此交流起来很方便。总政治局的同志首先欢迎我们到南方来，并询问我们是否是军人。当我们回答是军人后，他们马上说，这样就可以放心地安排我们到部队去了。随后，我们谈了工作设想，民族解放军总政治局的同志答应将根据我们的要求尽力安排。
这次会见后，民族解放军总政治局开始具体落实我们的行动。这样，我们又等了几天。在这段时间，越南同志为我们作了下一步行动的必要准备。为了便于在南方工作，和民解官兵融为一体，他们为我们每人做了两套民族解放军战士穿的黑色军装，一套便装。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民族解放军的服装应该是很正规的了，配有肩牌，上衣掖在裤子里，很利索，便于行军作战。便装就不一样了，是越南民族服装，在越语中称为三婆服，上衣没有领子，下襟十分宽大，裤腿很肥，穿在身上非常凉爽，适合越南的炎热天气。
越南同志还给我们配备了他们使用的背囊。这种背囊因陋就简，用美国空投的面袋做成。面袋上面画着两只相握的手，一只袖子上是美国国旗，另一只袖子是南越国旗。每人还配发了一个深绿色的吊床和一顶方形的小蚊帐，鞋子也换成和他们一样的用轮胎做底有橡胶带的“抗战鞋”。经过这麽一番改装后，我们都成了地道的南方民族解放军战士了。
我们从国内带来的东西，包括制式背包、服装、雨衣、药品，以及暂时拿不了的胶片等物品，装在一起，用树枝穿起来，吊放在坑中埋藏起来。只留下一把56式手枪，以备自卫。
一周以后，也就是2月30日。根据越南民族解放军总政治局的安排，我们前往D战区。D战区在西贡的北面，它距美国建在越南的几个大型军事基地较远，安全性较好。因此，民族解放军总部机关多在这一带活动。据越南同志说，近期民族解放军将在D战区召开一次重要军事会议，届时，许多领导人都参加。这是一次难得的拍摄机会。越南同志想得很周到，为了保证路途安全，专门派12名战士护送我们。
在D战区受到民族解放阵线主席阮友寿的接见
美国扶持吴庭艳集团建立伪政权后不久，越南人民就掀起大规模的反抗运动。在这种形势下，1960年12月20日，南越一些有影响的社会人物发起并成立了民族解放阵线，次年2月越南南方反美武装组成了民族解放军。为加强南方的斗争，胡志明领导的北方也适时向南方派遣大批军事干部。到1966年，民族解放军的主要军事干部不少人是越南北方来的。
我们在丛林中连续行军四天多，才到达目的地。3月6日，我们参加了越南民族解放阵线召开庆祝武装力量建立五周年的授旗授勋大会。会议场地设在一片比较开阔的树林中。会场前面，用浅绿色的塑料布拉起一面墙幕，上面写有越文，意思是：认清形势，贯彻任务，加强决心，在任何情况下战胜美国强盗。帷幕前是一排用树条做成的桌子，上面摆放着极少见的茶具。一见便知，这是总部领导人的席位。下面是十多排同样用树条做成的凳子。在会场的后面，同样悬挂着一幅用越语写成的横幅，意思是：以自己的力量为主，坚持持久战。同时掌握时机，在短时间内，争取决定性的胜利。反对依赖、犹豫、怕持久、怕恶劣。
参加会议的大概有100多人，民族解放阵线及民族解放军领导人大多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包括民族解放阵线主席阮友寿、民族解放军的女副总司令阮氏定等很有名的人物。阮友寿本来是一位很有声望的律师，因同情革命，遭受政治迫害。1962年民族解放阵线成立时，他正被南越政府关押在监狱中。但是民族解放阵线仍然在他缺席的情况下推选他为主席。后来，经过民族解放军的积极营救，阮友寿主席得以出狱。阮氏定1961年访问过中国，曾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会议开始后，全体起立，由扩音机里奏起非常雄壮的歌曲。我猜想，大概是民族解放军的军歌吧。会议的主持者还特别介绍了我们，越南同志立即用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
大会正式开始后，各个单位的代表发言。我由于语言不通，只是不停地从各个角度对大会进行拍摄。
会议休息中间，阮友寿主席走到我们跟前。他与我们一一握手后热情地说，欢迎你们到南方来，并说他本人及其他领导人都向部队作了交代，要尽力协助我们工作。
在给会议摄影过程中，阮主席坐在前排，从近处看，他精神焕发，比我们看到的照片显得略微胖一些。我对他说，他比我们从照片上见到的更健康。阮主席立即笑着说，拍照片时，他的身体并不是太好，是记者给拍健康了。听后大家都笑了起来，谈话的气氛也显得轻松。
阮主席还谈到会议的一些情况。正在他说话期间，不远处突然传来炸弹的爆炸声。翻译马上对我们说，敌人不见得发现什么目标，有时是盲目射击。对这种情况，南方军民早就司空见惯，毫不在乎了。
稍微停了一下，阮主席又继续他的谈话。他亲切地询问我们对南方的生活是否习惯，对这样艰苦的环境能否吃得消。他说，越南现在的条件很差，到前线就会更差。如果我们有困难和要求，可以随时通过翻译向他们提出来。他要我们在这里与在家里一样。
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总政治局电影队为大会放映了中国电影《椰林怒火》。《椰林怒火》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新拍摄的彩色舞台艺术片，影片以歌舞的形式反映了越南南方艰苦卓绝的抗美救国斗争，所以深受越南同志的喜爱。据说在春节期间，民族解放军把《椰林怒火》影片送到离西贡几公里的地方放映，不仅当地群众看，连南越伪军也偷偷地跑来看。
看完《椰林怒火》后，也就是9点左右，我们正要休息，突然接到通知，阮友寿主席找我们谈话。当时，天很黑，我们跟随越南同志走了十多分钟，来到阮友寿主席住地。阮主席本来在C战区，为参加这次会议来到D战区。为了保证他的安全，警卫部队专门护送。我们在阮主席住地附近，看见周围停放着许多自行车，都是警卫部队用的，在丛林中算是比较先进的交通工具了。
阮主席住地是用树枝临时搭建的屋子，里面只有一套树枝做的桌子和凳子，旁边挂着一付吊床，设备十分简陋。由于天黑，点了一盏油灯照明。陪同阮主席接见我们的有总政治局副主任、首都警卫师师长以及E战区政委等领导同志。他一见到我们就说，他也是刚刚看完《椰林怒火》，他已经看过三遍，加上今晚，就是第四遍了。影片拍得很好，真实地反映了南方的斗争。接着，阮主席告诉我们，明晚还要召开大会，主要是庆祝民族解放军成立五周年，并对作战有功的部队授旗授勋，希望我们能够拍摄。
我们立即表示，一定要拍摄。
首都警卫师师长接着说：你们这次的机会很好，看到了真实的会议。过去，为了安全，往往发一条消息说召开什么会议，其实并没有开会。如前些时说庆祝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五周年的会议就是这样。你们不了解情况，也许会批评我们说：“开这么重要的会为什么不通知我们？”说得大家都笑了。
他说完后，阮友寿主席又介绍了南方的形势。他说，民族解放阵线和民族解放军要争取完全的胜利，绝不会半途而废，一定实现南方的人民民主革命，统一祖国。民族解放军的斗争现在还很艰难。美军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又不断增兵。越南的国家很小，人口也少，和中国有差别。但是民族解放阵线是代表人民的，进行的是人民战争。多年的斗争证明，人民战争是无敌的。同时，南方的斗争并不是孤立的，有北方和兄弟国家的支援，特别是中国的大力支援，相信越南人民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民族解放军要以南方的森林为依托，与平原斗争和城市斗争紧密配合，与美军打一场持久战。
说到这里，其他的越南同志纷纷插话。总政治局副主任说，最近报来在古芝歼灭敌人两个连，可是查不出是哪个单位打的。
首都警卫师师长说，我们的部队和敌人遭遇了，把敌人消灭后也不报告，这样的事经常发生。部队太多了，指挥部也指挥不了啦。这就是人民战争。
E战区政委也说，美军怕打仗，指挥部指挥不动。我们的游击队到处找敌人打，指挥部也指挥不了。
会见的形式虽然很简单，但是气氛却很活跃，给我的印象很深。阮主席的接见大概有两个小时左右。我们回到住地，虽然时间已经很晚了，但是同志们的兴趣仍然很高，三三两两地围坐在一起说话。
为了庆祝会议召开，文工团组织了几次演出。一天下午，翻译告诉我们，文工团的同志想来我们这儿，但又怕影响我们的工作，问可不可以来。我们说欢迎他们来。当天晚上吃过晚饭后，由文工团长带领十来个女演员来到我们驻地，进行联欢。据团长介绍，文工团全团有80多人，平时分成几个分队到前线为部队演出，遇有特殊的情况，就集中起来演出。由于条件限制，文工团只有吉他等一些简单的乐器。从团长到团员看上去都很年轻，最年轻的团员仅有16岁。团长也就30岁出头，他的名字翻译成中文叫阮春洪。演出主要就是唱歌，几个看上去精神而且漂亮的女战士，非常大方地唱了几支越语歌曲。
文工团唱完后，一起鼓掌让我们唱歌。面对她们的盛情邀请，实在无法推辞，我们两个人就唱了一支《游击队员之歌》，大概因为歌曲表现的情景与他们现在的经历十分相似，我们唱完后，阮春洪要求我把歌词给他写下来。
会议结束不几天，我们准备到部队去。在我们临走的前一天，不知道文工团怎么知道了，阮春洪团长带领10多名团员赶来给我们送行。这次除了唱歌外，还表演了越南民族舞蹈。
通过两次接触，我与阮春洪团长已经相当熟悉了。阮春洪很有才气，文工团给我们演唱的《缝衣歌》，就是他谱的曲子。这支歌是歌颂南方军民关系的，曲调非常优美，在南方解放区广为流传，几乎人人会唱。在由春洪吉他伴奏，16岁的女演员竹林为我们演唱时，我给他们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我回到国内冲洗放大后，通过使馆给春洪寄了一张，作为对他们的答谢。我与阮春洪分别后，以为不会见到他了。没想到，时隔一年多，也就是1967年9月，阮春洪率领越南民族解放军文工团访华，在人民大会堂演出。那时我已经回国近一年。正好单位派我拍摄这次演出。记得是在演出之前，我正抱着摄影机在舞台前等待拍摄，恰好阮春洪团长陪同中央首长在前排就座，他一眼看到了我，便不顾一切地冲出来，大喊着我的名字，与我拥抱在一起。台下的观众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全把目光投向我们。
他们不知道，我与阮春洪在越南南方曾有一段难忘的交往。我寄给春洪的照片，他一直带在身边。在北京演出期间，他曾从上衣口袋里取出笔记本翻开给我看，在扉页上夹的就是这张照片。他把这张照片作为我们在南方友谊的珍贵纪念。阮春洪回国前，我与到过越南南方的同志一起到北京火车站为他们送行，并和他合影留念。
只要他们的手沾上鲜血，他们的脚就会陷进泥潭
阮友寿主席接见我们不久，3月中旬左右，我被安排到首都警卫师采访，越南同志称其代号为九工地。首都警卫师是组建于越南南方、装备精良、很能战斗的正规部队，它的任务主要是在西贡河一带打击敌人，保卫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领导机关的安全。考虑到拍摄任务必须尽可能地接近前线，师领导安排我到第一团。一团是首都警卫师三个团之一，编制1600多人，武器装备与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相似，基本上是轻武器，没有重型武器，着黑色军装。
在首都警卫师一团，我的行动主要由团政委负责，团里的同志都习惯地称他六兄。六兄的家在越南北方，他早年参加了胡志明领导的抗法斗争，负过伤，肺部留有一块弹片，被送到中国南宁的303医院。正当他在医院准备动手术取出弹片时，越南南方爆发了战争，他奉命赶回越南。所以他虽然个子很高，但明显看出消瘦、憔悴，时常咳嗽，经常看见护士给他打针。部队不是行军就是打仗，情况相当危险，我每次要拍摄时，都要经过政委同意和安排。
越南南方没有春夏秋冬四季之分，只有雨季和旱季。雨季一般从5月到10月中旬，时间长达5个多月。从4月开始不断下雨，雨越下越多，直到大雨滂沱。6月以后就不再有晴天了，一直到9月，才稍微缓解一些。除了严酷的自然环境以外，到1965年底，在只有10多万平方公里的越南南方，驻扎着近20万美军，以及50多万南越伪军。到越南南方之前，我同多数人一样，对民族解放军怎样在丛林中生活和战斗充满了疑问。
面对强大的敌人，民族解放军采取了相当灵活的斗争手段。他们利用丛林作掩护，每天不停地行军，躲避敌人的轰炸。首都警卫师一团主要围绕西贡河一带行动。我刚到一团时，每天随部队不停地行军，在丛林中绕来绕去，兜圈子，有一种被动应付的感觉。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才感到情况并不是自己想像的那样简单。民族解放军经过长期的斗争，创造出了一套在特殊环境下斗争的经验。什么时间出发，什么时间休息，什么时间宿营，甚至是什么时间经过哪一个地段，都是精心安排的，绝不盲目。为了做到这一点，民族解放军每一个成建制的部队，都专门抽调对敌情、地形十分熟悉的人组成侦察部队。首都警卫师一团就组建有专门的侦察连队。
为了方便行军作战，民族解放军每个人配备一个背囊，里面装着衣服和生活用品。此外，每个人在腰带上挂着油灯、吊床、和包饭的饭包，可随时取用。部队的饭食很简单，基本是米饭。大米一部分通过“胡志明小路”运来，一部分是从解放区征收，还有一部分是从柬埔寨买来。我在一团期间，没有遇到缺少粮食的情况。而在首都警卫师三团的我的战友，就碰到了缺粮，整整吃了三天稀饭。
部队一般是早上天不亮时做饭，吃完后用饭包带上一顿。休息时用勺子挖着吃。晚上天黑后再做一次。白天不能动烟火，敌机容易发现。
由于部队不断行军作战，没有固定生产基地，副食很少，甚至没有。我刚到一团还是旱季时节，大概交通方便，能够不时吃上一些从柬埔寨运来的咸鱼。等雨季时，咸鱼供应就停止了。
为解决副食缺乏，民族解放军有时发放一定数量的食盐和胡椒。南方多雨，食盐容易融化结块。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战士们把食盐放在罐头盒里，做饭时，把它推入火中烧成灰色。同时，把胡椒放在铁锹上烤焦，然后捻成粉末，与烤过的食盐搅拌在一起，制成了胡椒盐。他们管这种东西称作“梅刁”。“梅”在越语中是食盐，“刁”是胡椒。做好的胡椒盐分给战士们，每人用塑料包好，系在腰带上。吃饭时往米饭里撒上一些，成为难得的佐料。但这种佐料一般也只够几天用，其余大部分时间就是吃饭团。我在一团四个多月，基本上没有见到油盐等。
因为行军作战频繁，部队没有固定营地，往往根据情况随时宿营。到宿营地后，把吊床一挂就休息睡觉。遇到紧急情况，收起来就走。我到越南南方后，整天都睡在露天中。旱季时露天宿营还凑合，到了雨季就艰苦多了。本来行军中就湿了衣服，睡觉时只有一块两米多长的塑料布做的小帐篷，吊床常被雨水弄湿，因此，成天都是湿淋淋的，又潮又冷。
由于条件艰苦，蚊子特多，虽然采取了许多措施，民族解放军的非战斗减员仍很严重，特别是雨季，不少人染上疟疾，呕吐、全身发冷。但大家仍然坚持行军作战。
相反，美军不仅武器装备精良，而且后勤供应充足。从缴获的美军物品中，我曾见过美军配给的精致的吊床、蚊帐，装满了各种物品的背包。有一次，政委给我带来几个缴获的美军罐头，有面包罐头、牛肉罐头、啤酒罐头、蔬菜罐头、桔子酱罐头和牛奶罐头。据说每顿饭一个美国兵有六七个罐头。
但是，美军在越南的日子并不好过，可谓如履薄冰。美军不敢离开军事基地太远。因为害怕河水有毒，喝水都是用直升飞机远来的。美军士兵在越南根本不洗衣服，衣服脏了，就用直升飞机送走。天气热时有时洗不上澡，美军就把衣服扒掉，只剩件短裤。遇到民族解放军袭击，来不及穿衣服就被打死了，狼狈情况可见一班。
民族解放军就是用这种游击方法，与强大的敌人玩起了捉迷藏的战争游戏，使美无所适从，到处挨打。我在越南南方期间，军中曾传颂一首战地诗歌，叫作《南方的泥土》，诗的作者叫春免。诗中形象地写道：
敌人越凶残，
他们将遭到更大的灾难。
只要他们的手沾上鲜血，他的脚就会陷进泥潭。
……
(责任编辑：瑶 池)
从“胡志明小路”进入越南南方
1966年初，我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新闻记录片室任电影摄影师，被单位派往贵州水城地区黔昆铁路施工现场采访和报道。1月5日中午，突然转来一封加急电报，厂里要我立即返回北京，有紧急任务。
我当日乘车赶回北京，厂长陈播告诉我，准备派我去越南南方执行一项特殊任务。这项任务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不仅急迫，而且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布置的。
原来，自1965年越南战争急剧扩大后，为配合军事行动，美国在国际上大造舆论。因此，加强舆论宣传，及时、准确、客观地向全世界报道南越人民抗美救国斗争情况，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越南范文同总理向周恩来总理提出请求，要中国派一个电影代表团，深入到越南南方，协助民族解放军拍摄一部反映他们斗争和生活的彩色纪录片。当时，越南还没有彩色纪录片生产技术。
美国扩大侵越战争，中国不能不管。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决定支援越南抗美救国。中越两国在1965年下半年陆续达成了一系列协议，根据这些协议，中国开始秘密向越南北方派出支援部队。但向南方派遣军事人员则涉及复杂的国际问题，因为根据1954年签订的日内瓦协议，军事人员不得越过17度停火线。
因此，中国政府对越南的这项请求非常谨慎，先派遣一个中国新闻代表团，在越南北方接受了一段时间的训练，然后经过越南和老挝边界的“胡志明小路”，长途跋涉，辗转三个多月，历尽艰辛才到达南方解放区。由于条件限制和有的同志生病等种种原因，小分队最终没有能够深入到南方前线，拍摄到解放军部队与敌直接斗争的场面，派去的摄影人员只好部分地撤回国内。
为了不使这项任务半途而废，履行中国政府的承诺，周恩来总理知道有关情况后，亲自指示：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派人，总参负责组织实施，作为一项特殊政治任务，坚决完成。
陈播厂长根据总理的指示，决定由导演黄宝善、摄影师杨喜云、向前和我共四个人组成中国电影代表团，继续完成这项任务。陈播对我们说，由于任务紧急，谈话后要立即准备。至于到越南后的具体任务，由总部与越南南方总政治局联系。厂长还特别提到，总参张爱萍首长指示说，越南南方处于战争一线，条件艰苦，因此去的人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和物资准备，能在国内解决的尽量解决，不要给越南增添麻烦。
任务来得突然，容不得有太多的考虑。我们每个人带一台瑞士产的16毫米宝莱克斯摄影机，几箱东德产的爱克发彩色胶片。每人定做两身黑色的确良便服和一套蓝灰色制服。考虑到越南南方天气热，每人还带了两条短裤。除此之外，我们拿着有关单位开具的介绍信，到总后勤部特制了四个背囊，领取了一些新研制的防毒及防疟疾的药品。从空军领了几顶尼龙降落伞，改制成四条吊床。
走之前，厂里安排我们到京西宾馆住了一个星期。那时，京西宾馆建成不久，条件较好。我们在那里集中学习了有关政策，研究如何完成这次特殊任务，顺便补充一下营养。
当时，去越南南方的通道有限，主要是“胡志明小路”。所谓“胡志明小路”，是沿越老和越柬边界，为向南方运送物资，由人们踏出来的无数条林间小道，它的主要路段本来在越老边境一带，但是随着越战的不断扩大，到1966年时，这条著名的“小路”已经延伸到柬埔寨边境。考虑到前面的分队所遇到的困难，为及早开展工作，组织上决定我们从柬埔寨边境直接进入越南南方。
因此，我们坐中国民航飞机先到广州，然后改乘柬埔寨航班，越过越南北方的上空，经3个小时的飞行，到达柬埔寨首都金边的波成东机场。当时，中柬两国已经建立友好关系，中国在金边设有外交机构。
从金边往东不到100公里就是越柬边境。越南战争爆发后，柬埔寨迫于外界压力，与越南断绝了联系，但是以西哈努克为首的柬埔寨政府，仍然暗中同情和支持越南，与越南民族解放军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经过中国使馆沟通，柬埔寨方面答应派专人送我们。
1966年2月23日早晨，两位身穿绿色卡叽军装的柬埔寨军人，来到我们的住地。他们将要送我们去边界。相互寒喧介绍后，我们四人分乘两辆吉普车，由他们两个人开车向东疾驰。到湄公河边后，柬埔寨方面安排我们换乘轮渡过河。按照任务分工，我们四人要分成两个小组。一个小组到越南南方靠近17度线的中部地区，一个小组到西贡（今胡志明市）一带。我们四人在过了湄公河后就分手，一路向东北，我们这一组继续向东。
在傍晚时分，我们到达柬越边境的一条河边，停下来休息。河的对岸是越南的西宁省，民族解放军在那里开辟了根据地，稍作休息后，送我们的柬埔寨军官便朝对岸很响亮地击掌，一连几下。我正纳闷，不一会儿，对岸便摇出一条木船，隐隐约约地看到一个人站在船上划桨。船慢慢地向我们这里移动。
十多分钟后，船靠了岸。我们将行李和器材从车上搬到船上，与送行的柬埔寨军官道谢告别后，船开始慢慢地划动，朝越南方向驶去。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整个河面寂静无声，只有船桨不停地划动，发出哗哗的响声。朝对面望去，刚才还清晰可见的郁郁葱葱的丛林，也变得黑蒙蒙一片了。
在黑暗中，我们上了岸，踏上了“胡志明小路”。越南方面好像早有准备，一位身穿黑色军服，一言不发的小伙子出面接待我们，带我们走了一段路后，停下来宿营，还为我们杀了一只鸡做晚餐。饭后，他又为我们准备了睡觉用的吊床。这是我第一次睡吊床，躺在上面摇摇晃晃，不时听到远方传来炮弹的爆炸声。我很久没有睡着，倒并不感到紧张，只是觉得一切都不习惯。不知过了多久才入睡。
第二天一早，一阵鸟的叫声突然把我吵醒。我睁开眼睛，首先看到的是灰蒙蒙的树，这才感到在露天中过了一夜。不一会儿，远远近近都传来鸟的叫声，汇成一片，大家纷纷醒来。此后半年多的时间，我就这样在丛林中露宿。早饭后，越南民族解放军总政治局派人与我们取得联系。这次，他们专门派了翻译，因此交流起来很方便。总政治局的同志首先欢迎我们到南方来，并询问我们是否是军人。当我们回答是军人后，他们马上说，这样就可以放心地安排我们到部队去了。随后，我们谈了工作设想，民族解放军总政治局的同志答应将根据我们的要求尽力安排。
这次会见后，民族解放军总政治局开始具体落实我们的行动。这样，我们又等了几天。在这段时间，越南同志为我们作了下一步行动的必要准备。为了便于在南方工作，和民解官兵融为一体，他们为我们每人做了两套民族解放军战士穿的黑色军装，一套便装。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民族解放军的服装应该是很正规的了，配有肩牌，上衣掖在裤子里，很利索，便于行军作战。便装就不一样了，是越南民族服装，在越语中称为三婆服，上衣没有领子，下襟十分宽大，裤腿很肥，穿在身上非常凉爽，适合越南的炎热天气。
越南同志还给我们配备了他们使用的背囊。这种背囊因陋就简，用美国空投的面袋做成。面袋上面画着两只相握的手，一只袖子上是美国国旗，另一只袖子是南越国旗。每人还配发了一个深绿色的吊床和一顶方形的小蚊帐，鞋子也换成和他们一样的用轮胎做底有橡胶带的“抗战鞋”。经过这麽一番改装后，我们都成了地道的南方民族解放军战士了。
我们从国内带来的东西，包括制式背包、服装、雨衣、药品，以及暂时拿不了的胶片等物品，装在一起，用树枝穿起来，吊放在坑中埋藏起来。只留下一把56式手枪，以备自卫。
一周以后，也就是2月30日。根据越南民族解放军总政治局的安排，我们前往D战区。D战区在西贡的北面，它距美国建在越南的几个大型军事基地较远，安全性较好。因此，民族解放军总部机关多在这一带活动。据越南同志说，近期民族解放军将在D战区召开一次重要军事会议，届时，许多领导人都参加。这是一次难得的拍摄机会。越南同志想得很周到，为了保证路途安全，专门派12名战士护送我们。
在D战区受到民族解放阵线主席阮友寿的接见
美国扶持吴庭艳集团建立伪政权后不久，越南人民就掀起大规模的反抗运动。在这种形势下，1960年12月20日，南越一些有影响的社会人物发起并成立了民族解放阵线，次年2月越南南方反美武装组成了民族解放军。为加强南方的斗争，胡志明领导的北方也适时向南方派遣大批军事干部。到1966年，民族解放军的主要军事干部不少人是越南北方来的。
我们在丛林中连续行军四天多，才到达目的地。3月6日，我们参加了越南民族解放阵线召开庆祝武装力量建立五周年的授旗授勋大会。会议场地设在一片比较开阔的树林中。会场前面，用浅绿色的塑料布拉起一面墙幕，上面写有越文，意思是：认清形势，贯彻任务，加强决心，在任何情况下战胜美国强盗。帷幕前是一排用树条做成的桌子，上面摆放着极少见的茶具。一见便知，这是总部领导人的席位。下面是十多排同样用树条做成的凳子。在会场的后面，同样悬挂着一幅用越语写成的横幅，意思是：以自己的力量为主，坚持持久战。同时掌握时机，在短时间内，争取决定性的胜利。反对依赖、犹豫、怕持久、怕恶劣。
参加会议的大概有100多人，民族解放阵线及民族解放军领导人大多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包括民族解放阵线主席阮友寿、民族解放军的女副总司令阮氏定等很有名的人物。阮友寿本来是一位很有声望的律师，因同情革命，遭受政治迫害。1962年民族解放阵线成立时，他正被南越政府关押在监狱中。但是民族解放阵线仍然在他缺席的情况下推选他为主席。后来，经过民族解放军的积极营救，阮友寿主席得以出狱。阮氏定1961年访问过中国，曾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会议开始后，全体起立，由扩音机里奏起非常雄壮的歌曲。我猜想，大概是民族解放军的军歌吧。会议的主持者还特别介绍了我们，越南同志立即用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
大会正式开始后，各个单位的代表发言。我由于语言不通，只是不停地从各个角度对大会进行拍摄。
会议休息中间，阮友寿主席走到我们跟前。他与我们一一握手后热情地说，欢迎你们到南方来，并说他本人及其他领导人都向部队作了交代，要尽力协助我们工作。
在给会议摄影过程中，阮主席坐在前排，从近处看，他精神焕发，比我们看到的照片显得略微胖一些。我对他说，他比我们从照片上见到的更健康。阮主席立即笑着说，拍照片时，他的身体并不是太好，是记者给拍健康了。听后大家都笑了起来，谈话的气氛也显得轻松。
阮主席还谈到会议的一些情况。正在他说话期间，不远处突然传来炸弹的爆炸声。翻译马上对我们说，敌人不见得发现什么目标，有时是盲目射击。对这种情况，南方军民早就司空见惯，毫不在乎了。
稍微停了一下，阮主席又继续他的谈话。他亲切地询问我们对南方的生活是否习惯，对这样艰苦的环境能否吃得消。他说，越南现在的条件很差，到前线就会更差。如果我们有困难和要求，可以随时通过翻译向他们提出来。他要我们在这里与在家里一样。
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总政治局电影队为大会放映了中国电影《椰林怒火》。《椰林怒火》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新拍摄的彩色舞台艺术片，影片以歌舞的形式反映了越南南方艰苦卓绝的抗美救国斗争，所以深受越南同志的喜爱。据说在春节期间，民族解放军把《椰林怒火》影片送到离西贡几公里的地方放映，不仅当地群众看，连南越伪军也偷偷地跑来看。
看完《椰林怒火》后，也就是9点左右，我们正要休息，突然接到通知，阮友寿主席找我们谈话。当时，天很黑，我们跟随越南同志走了十多分钟，来到阮友寿主席住地。阮主席本来在C战区，为参加这次会议来到D战区。为了保证他的安全，警卫部队专门护送。我们在阮主席住地附近，看见周围停放着许多自行车，都是警卫部队用的，在丛林中算是比较先进的交通工具了。
阮主席住地是用树枝临时搭建的屋子，里面只有一套树枝做的桌子和凳子，旁边挂着一付吊床，设备十分简陋。由于天黑，点了一盏油灯照明。陪同阮主席接见我们的有总政治局副主任、首都警卫师师长以及E战区政委等领导同志。他一见到我们就说，他也是刚刚看完《椰林怒火》，他已经看过三遍，加上今晚，就是第四遍了。影片拍得很好，真实地反映了南方的斗争。接着，阮主席告诉我们，明晚还要召开大会，主要是庆祝民族解放军成立五周年，并对作战有功的部队授旗授勋，希望我们能够拍摄。
我们立即表示，一定要拍摄。
首都警卫师师长接着说：你们这次的机会很好，看到了真实的会议。过去，为了安全，往往发一条消息说召开什么会议，其实并没有开会。如前些时说庆祝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五周年的会议就是这样。你们不了解情况，也许会批评我们说：“开这么重要的会为什么不通知我们？”说得大家都笑了。
他说完后，阮友寿主席又介绍了南方的形势。他说，民族解放阵线和民族解放军要争取完全的胜利，绝不会半途而废，一定实现南方的人民民主革命，统一祖国。民族解放军的斗争现在还很艰难。美军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又不断增兵。越南的国家很小，人口也少，和中国有差别。但是民族解放阵线是代表人民的，进行的是人民战争。多年的斗争证明，人民战争是无敌的。同时，南方的斗争并不是孤立的，有北方和兄弟国家的支援，特别是中国的大力支援，相信越南人民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民族解放军要以南方的森林为依托，与平原斗争和城市斗争紧密配合，与美军打一场持久战。
说到这里，其他的越南同志纷纷插话。总政治局副主任说，最近报来在古芝歼灭敌人两个连，可是查不出是哪个单位打的。
首都警卫师师长说，我们的部队和敌人遭遇了，把敌人消灭后也不报告，这样的事经常发生。部队太多了，指挥部也指挥不了啦。这就是人民战争。
E战区政委也说，美军怕打仗，指挥部指挥不动。我们的游击队到处找敌人打，指挥部也指挥不了。
会见的形式虽然很简单，但是气氛却很活跃，给我的印象很深。阮主席的接见大概有两个小时左右。我们回到住地，虽然时间已经很晚了，但是同志们的兴趣仍然很高，三三两两地围坐在一起说话。
为了庆祝会议召开，文工团组织了几次演出。一天下午，翻译告诉我们，文工团的同志想来我们这儿，但又怕影响我们的工作，问可不可以来。我们说欢迎他们来。当天晚上吃过晚饭后，由文工团长带领十来个女演员来到我们驻地，进行联欢。据团长介绍，文工团全团有80多人，平时分成几个分队到前线为部队演出，遇有特殊的情况，就集中起来演出。由于条件限制，文工团只有吉他等一些简单的乐器。从团长到团员看上去都很年轻，最年轻的团员仅有16岁。团长也就30岁出头，他的名字翻译成中文叫阮春洪。演出主要就是唱歌，几个看上去精神而且漂亮的女战士，非常大方地唱了几支越语歌曲。
文工团唱完后，一起鼓掌让我们唱歌。面对她们的盛情邀请，实在无法推辞，我们两个人就唱了一支《游击队员之歌》，大概因为歌曲表现的情景与他们现在的经历十分相似，我们唱完后，阮春洪要求我把歌词给他写下来。
会议结束不几天，我们准备到部队去。在我们临走的前一天，不知道文工团怎么知道了，阮春洪团长带领10多名团员赶来给我们送行。这次除了唱歌外，还表演了越南民族舞蹈。
通过两次接触，我与阮春洪团长已经相当熟悉了。阮春洪很有才气，文工团给我们演唱的《缝衣歌》，就是他谱的曲子。这支歌是歌颂南方军民关系的，曲调非常优美，在南方解放区广为流传，几乎人人会唱。在由春洪吉他伴奏，16岁的女演员竹林为我们演唱时，我给他们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我回到国内冲洗放大后，通过使馆给春洪寄了一张，作为对他们的答谢。我与阮春洪分别后，以为不会见到他了。没想到，时隔一年多，也就是1967年9月，阮春洪率领越南民族解放军文工团访华，在人民大会堂演出。那时我已经回国近一年。正好单位派我拍摄这次演出。记得是在演出之前，我正抱着摄影机在舞台前等待拍摄，恰好阮春洪团长陪同中央首长在前排就座，他一眼看到了我，便不顾一切地冲出来，大喊着我的名字，与我拥抱在一起。台下的观众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全把目光投向我们。
他们不知道，我与阮春洪在越南南方曾有一段难忘的交往。我寄给春洪的照片，他一直带在身边。在北京演出期间，他曾从上衣口袋里取出笔记本翻开给我看，在扉页上夹的就是这张照片。他把这张照片作为我们在南方友谊的珍贵纪念。阮春洪回国前，我与到过越南南方的同志一起到北京火车站为他们送行，并和他合影留念。
只要他们的手沾上鲜血，他们的脚就会陷进泥潭
阮友寿主席接见我们不久，3月中旬左右，我被安排到首都警卫师采访，越南同志称其代号为九工地。首都警卫师是组建于越南南方、装备精良、很能战斗的正规部队，它的任务主要是在西贡河一带打击敌人，保卫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领导机关的安全。考虑到拍摄任务必须尽可能地接近前线，师领导安排我到第一团。一团是首都警卫师三个团之一，编制1600多人，武器装备与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相似，基本上是轻武器，没有重型武器，着黑色军装。
在首都警卫师一团，我的行动主要由团政委负责，团里的同志都习惯地称他六兄。六兄的家在越南北方，他早年参加了胡志明领导的抗法斗争，负过伤，肺部留有一块弹片，被送到中国南宁的303医院。正当他在医院准备动手术取出弹片时，越南南方爆发了战争，他奉命赶回越南。所以他虽然个子很高，但明显看出消瘦、憔悴，时常咳嗽，经常看见护士给他打针。部队不是行军就是打仗，情况相当危险，我每次要拍摄时，都要经过政委同意和安排。
越南南方没有春夏秋冬四季之分，只有雨季和旱季。雨季一般从5月到10月中旬，时间长达5个多月。从4月开始不断下雨，雨越下越多，直到大雨滂沱。6月以后就不再有晴天了，一直到9月，才稍微缓解一些。除了严酷的自然环境以外，到1965年底，在只有10多万平方公里的越南南方，驻扎着近20万美军，以及50多万南越伪军。到越南南方之前，我同多数人一样，对民族解放军怎样在丛林中生活和战斗充满了疑问。
面对强大的敌人，民族解放军采取了相当灵活的斗争手段。他们利用丛林作掩护，每天不停地行军，躲避敌人的轰炸。首都警卫师一团主要围绕西贡河一带行动。我刚到一团时，每天随部队不停地行军，在丛林中绕来绕去，兜圈子，有一种被动应付的感觉。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才感到情况并不是自己想像的那样简单。民族解放军经过长期的斗争，创造出了一套在特殊环境下斗争的经验。什么时间出发，什么时间休息，什么时间宿营，甚至是什么时间经过哪一个地段，都是精心安排的，绝不盲目。为了做到这一点，民族解放军每一个成建制的部队，都专门抽调对敌情、地形十分熟悉的人组成侦察部队。首都警卫师一团就组建有专门的侦察连队。
为了方便行军作战，民族解放军每个人配备一个背囊，里面装着衣服和生活用品。此外，每个人在腰带上挂着油灯、吊床、和包饭的饭包，可随时取用。部队的饭食很简单，基本是米饭。大米一部分通过“胡志明小路”运来，一部分是从解放区征收，还有一部分是从柬埔寨买来。我在一团期间，没有遇到缺少粮食的情况。而在首都警卫师三团的我的战友，就碰到了缺粮，整整吃了三天稀饭。
部队一般是早上天不亮时做饭，吃完后用饭包带上一顿。休息时用勺子挖着吃。晚上天黑后再做一次。白天不能动烟火，敌机容易发现。
由于部队不断行军作战，没有固定生产基地，副食很少，甚至没有。我刚到一团还是旱季时节，大概交通方便，能够不时吃上一些从柬埔寨运来的咸鱼。等雨季时，咸鱼供应就停止了。
为解决副食缺乏，民族解放军有时发放一定数量的食盐和胡椒。南方多雨，食盐容易融化结块。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战士们把食盐放在罐头盒里，做饭时，把它推入火中烧成灰色。同时，把胡椒放在铁锹上烤焦，然后捻成粉末，与烤过的食盐搅拌在一起，制成了胡椒盐。他们管这种东西称作“梅刁”。“梅”在越语中是食盐，“刁”是胡椒。做好的胡椒盐分给战士们，每人用塑料包好，系在腰带上。吃饭时往米饭里撒上一些，成为难得的佐料。但这种佐料一般也只够几天用，其余大部分时间就是吃饭团。我在一团四个多月，基本上没有见到油盐等。
因为行军作战频繁，部队没有固定营地，往往根据情况随时宿营。到宿营地后，把吊床一挂就休息睡觉。遇到紧急情况，收起来就走。我到越南南方后，整天都睡在露天中。旱季时露天宿营还凑合，到了雨季就艰苦多了。本来行军中就湿了衣服，睡觉时只有一块两米多长的塑料布做的小帐篷，吊床常被雨水弄湿，因此，成天都是湿淋淋的，又潮又冷。
由于条件艰苦，蚊子特多，虽然采取了许多措施，民族解放军的非战斗减员仍很严重，特别是雨季，不少人染上疟疾，呕吐、全身发冷。但大家仍然坚持行军作战。
相反，美军不仅武器装备精良，而且后勤供应充足。从缴获的美军物品中，我曾见过美军配给的精致的吊床、蚊帐，装满了各种物品的背包。有一次，政委给我带来几个缴获的美军罐头，有面包罐头、牛肉罐头、啤酒罐头、蔬菜罐头、桔子酱罐头和牛奶罐头。据说每顿饭一个美国兵有六七个罐头。
但是，美军在越南的日子并不好过，可谓如履薄冰。美军不敢离开军事基地太远。因为害怕河水有毒，喝水都是用直升飞机远来的。美军士兵在越南根本不洗衣服，衣服脏了，就用直升飞机送走。天气热时有时洗不上澡，美军就把衣服扒掉，只剩件短裤。遇到民族解放军袭击，来不及穿衣服就被打死了，狼狈情况可见一班。
民族解放军就是用这种游击方法，与强大的敌人玩起了捉迷藏的战争游戏，使美无所适从，到处挨打。我在越南南方期间，军中曾传颂一首战地诗歌，叫作《南方的泥土》，诗的作者叫春免。诗中形象地写道：
敌人越凶残，
他们将遭到更大的灾难。
只要他们的手沾上鲜血，他的脚就会陷进泥潭。
……
(责任编辑：瑶 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