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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贷配置是银行的基本功能。具体看，银行能促进信贷资本配置于长期项目、高科技项目和高效益项目。比较看，银行的配置功能优于股票市场而劣于公司债券。金融规制、金融制度等制度因素影响银行经理行为从而也影响银行的信贷资本配置效率。
关键词：信贷资本；配置效率；商业银行；理论综述
中图分类号：F830．33文献标识码：A
Of Oversens Commercial Bank's Credit Capital Allocating Efficiency Theories
MI Yun-shen1,SHENG Jun-feng2
(1.School of Management,Such-China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42,China;
2.School of Management,Zhongsha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China)[GK2!2]
Abstract:
Credit capital allocation is known as the basic function of a bank.Specifically,banks focus the loan on long-term or hi-tech projects.Its allocation function excels at stock market while lower then corportate bonds.Infulenced by the financial institntional elements,bank managers' behavior may also affect its efficiency.
一、商业银行的信贷资本配置功能：单一部门分析
早期文献对银行功能的分析集中于储蓄动员等，但资本配置功能也逐渐为人所重视。Bagehot(1873)在总结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时颇为自豪地说到：英国金融中介调整速度较快，能将资本投向最有利可图的项目，并从无利的项目中撤退；这种功能，是其它国家所不具备的。Lallce Davis and Robert Huttenback(1986)的比较分析发现，与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等相比，英国金融中介更善于甄别有利可图的项目和厂商，并促进了英国19世纪的经济辉煌。20世纪80年代以来，银行的资本配置功能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功能主义主要文献如Merton and Bodie(1995，2000)和Levine，1997))等均把资本配置看成是银行的基本职能之一。
银行优化配置资本的具体表现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促进技术进步。Schumpeter(1912)以及Kingand Levine(1993)均认为，良好的银行通过甄别高技术项目、提供新产品或工艺的企业，并为之提供融资，因而也促进了技术进步。其次是促进长期资本形成。Diamond and Dybvig(1983)的DD模型及其扩展(Bencivenga and Smith，1991;Levine，1991)和Greenwood and Smith(1997)等提供的理论模型均证明，银行能为投资者解决因流动性风险带采的消费冲击，并促进资本从短期项目流向长期项目。第三是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Diamond(1984)and Bybvig(1983)认为，银行的流动性能将个人小额剩余转化成流动性较强的金融工具、将非流动性资产变成流动性资金，然后集中投向收益较高的投资项目。Boyd and Prescott(1986)也认为银行帮企业选择较好的项目。Leland and Pyle(1977)把银行看成是“信息共享联盟”，专业化和规模经济优势使它以低成本地搜寻和甄别“好”项目。此外，银行的贷款审查也具有优化资本配置功能，即它能使经理有效甄别劣质与优质项目(Puri and Prescott，1986)，或迫使经理将信贷资本投向预期利润率较高的优质项目(Diamond，1984；Freixas and Rochet，1997)。
二、商业银行的资本配置功能：比较分析
在资本结构理论等看来，商业银行的资本配置功能优于股票市场但劣于公司债券。
(一)商业银行相对于股票市场的比较优势
这种观点的早期文献见于资本结构理论。优序融资理论的提出者Myers(1984)描述了它们在解决信息不对称方面的功能差异：如果资本市场是半强式有效的，发行新股会被市场认为是经理对投资项目缺乏信心而致，此时股票价格会低估，公司价值相应降低：债务融资能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有利于资本的高效配置。Grossmanand Hart，1982，1985)证明，企业破产时，重组更可能保住经理职务，债务融资能更好约束他；债务作为一种担保机制促使他力工作、减少个人享受、做出更佳的投资决策。债务融资比较优势的作用机制是多样，Jensen(1986)从债务期限结构，Jensen(1986) andHart(1995)从债务还本付息的强制性特征，Harris and Raviv(1990)从债权人财务调查权的信息揭示功能，Stulz(1990)从债务的优先清偿权，Hart and Moore(1995)和Ross(1977)从债务对公司质量的信号揭示等角度得到相似结论：在减少代理成本，促使经理高效使用资本并将之运用高收益项目，进而提高微观资本 配置效率方面，相对股票来说，银行提供的债务融资存在相对优势。但在行业层面上，世行专家Beck and Levine(2002)的文献显示，金融发展有利于资本流向新兴产业部门，但市场导向和银行导向性的金融机制本身并不存在显著差别。
(二)公司债券相对子银行的比较优势
在企业资本结构的微观和金融市场格局的宏观两个层面，在美国等市场经济国家，公司债券市场规模远大于信贷和股票。①[1]”显然，这与公司债券比较优势是分不开的。尽管内在奥妙和机理，尚未为人所熟知，但部分文献做出了尝试性分析。与银行相比，公司债券在规模经济和市场细化方面有优势。Stiglitz and Weiss(1971)指出，基于银行脆弱性危害性的认识，政府往往对贷款利率做出限制；银行自身为避免逆向选择问题，在利率低于一定水平时，也采用信贷配额而非变动利率来出清信贷市场，信贷产品往往是单一、标准化的。这种机制所形成的信贷价格不能充分反映借款者信息，使融资实际成本偏离经风险调整后的成本事使风险高的项目得到相对低的利率(Hankinson，1999)。公司债券价格定价包含了比贷款利率更为复杂的市场内容和相关信息：相对信贷来说，它能通过个性化定价，通过市场细分而在较大程度上按照风险状况来配置资本：高风险的项目对应着高利率，低风险对应着低利率(Hankinson，1999)。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公司债券风险功能及其对资本配置的影响问题更加为人所重视。哈特和穆尔(1995)，卡普里奥和戴米尔古克一孔特(1997)等人提供的文献显示，企业具有使资产期限与负债期限相匹配的倾向。这种情形使主要依赖于银行短期负债的银行将资产主要配置于短期资产；公司债券的发展为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提供了长期资产，优化了资本的跨时期配置：多元化的跨期资本市场降低了宏观风险概率。Nils H.Hakansson(1999)强调，成熟的公司债券市场意味着较少的政府干预、较高的会计透明度、大量专业化金融分析专家、受尊重的信用评级机构、熟练的信用分析专家、对公司重组等重大信息的高效而准确传递的渠道，所有这些，构成一种巨大的市场力量。这种力量促进资本的高效使用和优化配置，并能即时发现和化解金融风险，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概率；相反，过渡依赖信贷则导致政府对信贷资源配置的过分干预。裙带资本主义使大量信贷被配置于政府所偏好的企业和部门，导致资本的低效使用和大量坏帐，而政府也有意识隐藏金融风险的相关信息，直到金融危机暴发。Nils H．Hakansson还以亚洲金融危机作为案例来证明公司债券在化解金融风险，提高资本配置的宏观效率之功能。Sapsford(1997)的研究显示：就信贷与GFP之比指标看，在1995年，日本是美国的三倍，马来西亚和泰国是美国的两倍。这种过渡依赖信贷的融资格局导致的资本低效配置既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它也扩大危机本身的损失和危害程度。与相同期限的银行信贷相比，公司债券的流动性是较高的，当一国不幸发生金融危机时，这种流动性有利于降低金融危机的损害程度。美国1987年10月19日的股灾之所以没有引发全面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债券市场(包括公司债券)吸收了从股票市场撒出的巨额资金(Bengt Holmstorm and Jean Jean Tirole,1998)。
三、金融规制与银行的信贷资本配置
金融脆弱性等因素使银行频频破产。破产的负外部性使监管成为必要(Bergeretal，1995)，为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等目标，相对其它金融组织，金融当局对银行施加更多金融规制(Santos，2001)。金融规制的实践未必能实现其目标，相反它可能降低银行的资本配置效率。当局不合适的风险监控体系(Llewellyn，2002)、规制本身产生规制规律如TGTF等、规制者对风险的忍耐和犹豫不决、规制对市场纪律的改变(Gonzalez，2000：Levine，2002)等，都加剧了银行经理的机会主义行为，使贷款数量高于最优水平，银行承担过高的信用风险水平。比如，就资本充足度规制而言，Koehn(1980)、Rochet(1992)、Furlong(1989)、Keeley(1990)和Pyle(1991)等提供的静态模型和Koehn(1980)、Kim(1988)和Blum(1999)等发展的动态模型均持表明，这一规制减少了预期利润，盈利压力刺激经理为增加额外收入而冒险。再如，最后贷款人政策对银行的拯救使高风险银行倾向于“为起死回生下赌注”的冒险风险管理策略，政府救助分担了其信用风险成本，恶化激发了经理的机会主义行为(克瑞格，1997)o又如，存款保险分担了银行部分代理成本，恶化了商业银行的道德风险(Kane，1989；Berlinetal，1991；Demirguc—Kunt，1998；Allen，1998)，刺激经理将信贷投向高风险项目(Dewatripoint，1994；Boot，1998)。一项综合研究选取六个规制变量即存款保险、当局是否每年对大银行进行现场稽核、是否对失职监事施加法律惩罚飞是否允许银行开展境外业务，有无最低资本金比例要求，银行监事是否有法律义务向当局报告管理者的不合理行为，对新兴市场经济(EME)的实证分析显示，各规制能约束经理的过度风险激励(Christophe，2004）。Powell(2000)对阿根廷和Barth et a1(2001)对美国的研究也发现类似证据。
四、金融制度环境与银行的信贷资本配置
比规制更本质的制度环境。资本作为一种希缺要素所内含的高额租金诱惑也使有关各方对其配置施加影响，在如何发挥银行的资本配置功能的金融发展战略方面，存在较大分歧。金融抑制、金融约束与金融自由化等金融制度环境对银行的资本配置功能发挥影响甚大。
具有普罗米斯修式情感的激进主义者如马克思和列宁等，主张实现金融管制。“二战”后，计划经济国家采取了金融管制政策，而发展中国家普遍实行了金融抑制。Coldsmth(1969)、McKinnon(1973)、Shaw(1973)、Mathieson(1979)和Greenwood and Jovanovich(1990)等金融发展或新金融发展领域的学者们试图说服人们，发展中国家需要吸取金融压制的严重教训，通过金融发展或自由化政策来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促进增长。8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按此药方改革了金融体系，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但一些国家或地区如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在金融自由化之后爆发了金融危机。Kapur(1976)和Matheson(1980)首先指出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局限性。麦金农(1991)本人也在反思，他发现，难以依靠金融机构的自我约束来实现信贷资本的高效配置。新凯恩斯主义者(Hell-manmn，Murdock，Stiglitz(1997)则乘机提出了“金融约束”(financial restraint)理论。按此理论，发展中国家资本配置领域存在较多租金，为实现租金合理分配，政府可根据其产业政策，甚至是补贴改革成本等政治经济需要，运用信贷配额、差异性利率等对这些部门的租金提供专署保护(patent protection)。简言之，政府应该通过金融约束来提高资本配置的宏观效率。
五、制度安排、制度装置与信贷资本配置
(一)制度安排
由制度环境影响乃至决定制度安排，信贷领域也是如此。首先是产权制度。激进主义和市场失灵弥补论者都主张国家对信贷市场的干预。在各种干预菜单中，国有产权最为直接。对俄罗斯这样的后发国家来说信贷市场失灵情况使得为实现跨越式发展而安排国有银行是必要(Gerschenkron，1962)，因为政府可通过国有银行将储蓄投向于战略部门，满足大规模工业化的融资需要。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对此有共鸣，比Lewis(1950)就声称，金融的国家控制和银行国家所有利于经济发展。Myrdal(1968)也对亚洲地区广泛存在的国有银行现象表示理解。但不同的理论对产权的功能存在差异性认识。发展理论认为，国有银行是政府最变量的干预储蓄配置之工具，借助于国有银行可控制金融资源，有助于金融资源流向战略部门而非私人部门。俄罗斯(Gerschenkron，1962)和新兴市场经济(Krishnan，2000)基于此理而安排了国有银行制度。发展观点隐含的前提是，政治家知道哪些是战略部门，利他的政府和银行共同将资源配置于这些部门，这些部门也高效使用希缺具有政府补贴性质的金融资源。这种假设一一遭到了政治理论的批评。作为政府的施惠或(施恩)机器(patronage machines)政府通过它可获得政治租金：国有银行支持那些经济低效但政治合适的项目(Micco，2006)；为政府偏好的国有部门提供融资，也可为赤子融资。其次，与其银行对克服市场失灵感兴趣，还不如说更喜欢追求政治目标，它也不太可能花费成本去甄别并对真正的战略部门提供信贷，它更喜欢为劳动力密集型行业提供融资(La Porta，Lopez-de—SilanesandShleifer，2001)。第三，国有银行也许真的将信贷资本投向了战略部门融资，但绩效未必符合政府的理想模型。为回答这些争论，一些文献进行了实证分析，这些分析的结构大都支持政治理论的观点：国有银行导致信贷资本配置的政治化，企业对官员的贿赂、银行和企业的预算软约束的降低了信贷资本的使用效率(Kornai，1979；Shleifery，1994)；国有银行垄断对市场力量的破坏、对私人部门的信贷歧视等也不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和长期增长(Megginson et al，1994；Lopez-de-Silanes，1997；Levine，1999；Verbrugge et：al，1999；Frydman et al.1999；La Porta and Lopez-de-Silanes，1999;Caprio，2000)。其次是债权人利益保护制度由严格的债权人利益保护制度有利于提高信贷资本的配置效率。司法体系固然重要，但它的可实施性更为关键。EME的债权人保护条款比英美国家更为完善，但契约可实施性却远差于后者(La Porta，et al，1998)；在EME内部，英美法律渊源的地方债权人利益保护较好，信贷配置效率较高：大陆发渊源的地方则较差，信贷资本配置效率相对较低(La Porta et al，1997，1998;Barth et al，2001；Godlewski，2004)。此外，亚洲国家的行政干预(DemingU-Kunt，1989)和不完善的破产程序(Hussain，1999)等，也限制了信贷资本的配置效率。
(二)制度装置
商业银行内部的制度设计，如治理结构、内控机制和激励机制等，也对经理行为从而也对信贷资本配置产生影响。相对于非金融部门，商业银行资产的模糊性使内部人和外部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更为突出，代理冲突问题也更为严重(Prowse，1995：Caprio，2002；Gonzalez，2000；Godlewski，2004)o经理作为代理者既然无需为其决策承担完全成本，有限责任使他做出超越股东目标的信贷决策，使银行承担过度信用风险(Godlewski，2004)。为缓解代理冲突引发的信用风险问题需要安排激励兼容机制。詹森(1993看好银行经理薪水与绩效挂钩的做法，而Aag.et.al(2001)和John.et.al(2001)更喜欢股票期权。Houstom and James(1995)对美国的研究给予佐证了股权的激励效应。但是，经理的股权比重要适当，经理持大股反而增加银行信用风险(Ronpf and Jeall，1996；Anderson and Frase，1997)；而外部人(如股东)持大股则会降低信用风险(Saunder et al，1990)。但经理持小股也有它的弊端。金融管制的逐渐放松使传统业务萎缩(Kaufman and More，1994;Edward and Mishhkin，1995;Sschmidt et al，1999)的银行为寻找新的利润来源而广泛进入表外业务和衍生金融工具等新领域，或为高风险的借款者融资(Santomero and Troster，1998)o业务创新却使EME遭遇代理信用风险：银行业衰退投资机会较少，如果持小股，“坏”银行经理倾向于将信贷投向较高风险的借款人以保留职位和获取较高收益(Godlewski，2004)。在激励机制债务，良好的治理结构能迫使经理将信贷资本投向于效率较高的项目。亚洲国家(Barth et al，2001；La Portaet al，1997，1998)包括EME(Klapper，2002；1LSV，1997，1998，2000)，虚弱的制度环境降低了治理结构对经理的约束力，信贷资本的配置效率也受到不利影响。美国的一些银行也存在这些问题(Gorton and Rosen，1995)。
六、市墙自发制度与信贷资本配置
一些市场因素如免费午餐一样，能对经理施加约束并有利于信贷资本的高效配置。这些因素主要是市场纪律和市场力量。首先，银行组织的越来越复杂使金融当局对市场纪律的约束作用寄与厚望(Federal Reserve Staff Study，1999。债务工具如次级债务或无保险存款的还本付息压力能缓解经理机会主义行为。此外，股票市场变量对企业未来的违约率提供了更多信息(Kraiher andLopez，2004)，公开交易的银行股票价值又反映了市场对银行财务状况的最近评价(Greenspan，2001)。银行股票的公开交易减少了经理的信息优势并可缓解代理冲突问题，迫使银行经理高效配置信贷资本(Timothy，2003)。市场纪律有效性取决于银行的股东或债权人是否有监督银行风险的激励机制；此种的缺乏会减少公开交易的约束效应(Tarazi，2004)，甚至使银行承担更多风险(Kwan，2004；Bliss，2002)。其次是市场力量。标准新古典框架下，竞争性市场对应着更低的贷款利率和更多的贷款数量(Pagano，1993)。机理是：信贷市场竞争程度越高，银行行为更谨慎(Barth et al，2001)、企业提供的信息质量也越高(Danthine et al，1999)。“看不见的手”能减少经理道德风险，导致更有效的资本配置(Boot and Thakor 2000)。经验证明表明，竞争使德国的企业更容易获得贷款，即竞争增加了均衡下的贷款数量(Fischer，2000)；银行的市场优势力量则提高贷款利率导致信贷配给，减少均衡下的贷款数量(Caminal and Matutes，1997；Manove et a1．1998；Stiglitz and Weiss，1981)。过犹不及，过度竞争使银行接受坏风险，信贷合约不能充分揭示风险(Alex，2001;Keeley，1990)。Hellmann et al(2000)、Covitz(1999)，Cordell(2002)的理论模型均表明，过度竞争产生过度的信用风险。Rajan(1995)还认为，竞争性贷款市场导致了借款人信息搜寻方面的搭便车现象(Gambera，2000)，不利于银行对借款人进行高成本的筛选和监督。搭便车的结果是使竞争对手以更优惠条件提供贷款(Galetovic，2000；Cetorelli，1997)。竞争性信贷市场使借贷双方难以维持长期关系，这种情况可能影响经济福利(Mayer，198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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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R.Levine,1997,"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views and agenda",Jour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7(June),pp.668-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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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信贷资本；配置效率；商业银行；理论综述
中图分类号：F830．33文献标识码：A
Of Oversens Commercial Bank's Credit Capital Allocating Efficiency Theories
MI Yun-shen1,SHENG Jun-feng2
(1.School of Management,Such-China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42,China;
2.School of Management,Zhongsha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China)[GK2!2]
Abstract:
Credit capital allocation is known as the basic function of a bank.Specifically,banks focus the loan on long-term or hi-tech projects.Its allocation function excels at stock market while lower then corportate bonds.Infulenced by the financial institntional elements,bank managers' behavior may also affect its efficiency.
一、商业银行的信贷资本配置功能：单一部门分析
早期文献对银行功能的分析集中于储蓄动员等，但资本配置功能也逐渐为人所重视。Bagehot(1873)在总结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时颇为自豪地说到：英国金融中介调整速度较快，能将资本投向最有利可图的项目，并从无利的项目中撤退；这种功能，是其它国家所不具备的。Lallce Davis and Robert Huttenback(1986)的比较分析发现，与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等相比，英国金融中介更善于甄别有利可图的项目和厂商，并促进了英国19世纪的经济辉煌。20世纪80年代以来，银行的资本配置功能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功能主义主要文献如Merton and Bodie(1995，2000)和Levine，1997))等均把资本配置看成是银行的基本职能之一。
银行优化配置资本的具体表现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促进技术进步。Schumpeter(1912)以及Kingand Levine(1993)均认为，良好的银行通过甄别高技术项目、提供新产品或工艺的企业，并为之提供融资，因而也促进了技术进步。其次是促进长期资本形成。Diamond and Dybvig(1983)的DD模型及其扩展(Bencivenga and Smith，1991;Levine，1991)和Greenwood and Smith(1997)等提供的理论模型均证明，银行能为投资者解决因流动性风险带采的消费冲击，并促进资本从短期项目流向长期项目。第三是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Diamond(1984)and Bybvig(1983)认为，银行的流动性能将个人小额剩余转化成流动性较强的金融工具、将非流动性资产变成流动性资金，然后集中投向收益较高的投资项目。Boyd and Prescott(1986)也认为银行帮企业选择较好的项目。Leland and Pyle(1977)把银行看成是“信息共享联盟”，专业化和规模经济优势使它以低成本地搜寻和甄别“好”项目。此外，银行的贷款审查也具有优化资本配置功能，即它能使经理有效甄别劣质与优质项目(Puri and Prescott，1986)，或迫使经理将信贷资本投向预期利润率较高的优质项目(Diamond，1984；Freixas and Rochet，1997)。
二、商业银行的资本配置功能：比较分析
在资本结构理论等看来，商业银行的资本配置功能优于股票市场但劣于公司债券。
(一)商业银行相对于股票市场的比较优势
这种观点的早期文献见于资本结构理论。优序融资理论的提出者Myers(1984)描述了它们在解决信息不对称方面的功能差异：如果资本市场是半强式有效的，发行新股会被市场认为是经理对投资项目缺乏信心而致，此时股票价格会低估，公司价值相应降低：债务融资能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有利于资本的高效配置。Grossmanand Hart，1982，1985)证明，企业破产时，重组更可能保住经理职务，债务融资能更好约束他；债务作为一种担保机制促使他力工作、减少个人享受、做出更佳的投资决策。债务融资比较优势的作用机制是多样，Jensen(1986)从债务期限结构，Jensen(1986) andHart(1995)从债务还本付息的强制性特征，Harris and Raviv(1990)从债权人财务调查权的信息揭示功能，Stulz(1990)从债务的优先清偿权，Hart and Moore(1995)和Ross(1977)从债务对公司质量的信号揭示等角度得到相似结论：在减少代理成本，促使经理高效使用资本并将之运用高收益项目，进而提高微观资本 配置效率方面，相对股票来说，银行提供的债务融资存在相对优势。但在行业层面上，世行专家Beck and Levine(2002)的文献显示，金融发展有利于资本流向新兴产业部门，但市场导向和银行导向性的金融机制本身并不存在显著差别。
(二)公司债券相对子银行的比较优势
在企业资本结构的微观和金融市场格局的宏观两个层面，在美国等市场经济国家，公司债券市场规模远大于信贷和股票。①[1]”显然，这与公司债券比较优势是分不开的。尽管内在奥妙和机理，尚未为人所熟知，但部分文献做出了尝试性分析。与银行相比，公司债券在规模经济和市场细化方面有优势。Stiglitz and Weiss(1971)指出，基于银行脆弱性危害性的认识，政府往往对贷款利率做出限制；银行自身为避免逆向选择问题，在利率低于一定水平时，也采用信贷配额而非变动利率来出清信贷市场，信贷产品往往是单一、标准化的。这种机制所形成的信贷价格不能充分反映借款者信息，使融资实际成本偏离经风险调整后的成本事使风险高的项目得到相对低的利率(Hankinson，1999)。公司债券价格定价包含了比贷款利率更为复杂的市场内容和相关信息：相对信贷来说，它能通过个性化定价，通过市场细分而在较大程度上按照风险状况来配置资本：高风险的项目对应着高利率，低风险对应着低利率(Hankinson，1999)。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公司债券风险功能及其对资本配置的影响问题更加为人所重视。哈特和穆尔(1995)，卡普里奥和戴米尔古克一孔特(1997)等人提供的文献显示，企业具有使资产期限与负债期限相匹配的倾向。这种情形使主要依赖于银行短期负债的银行将资产主要配置于短期资产；公司债券的发展为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提供了长期资产，优化了资本的跨时期配置：多元化的跨期资本市场降低了宏观风险概率。Nils H.Hakansson(1999)强调，成熟的公司债券市场意味着较少的政府干预、较高的会计透明度、大量专业化金融分析专家、受尊重的信用评级机构、熟练的信用分析专家、对公司重组等重大信息的高效而准确传递的渠道，所有这些，构成一种巨大的市场力量。这种力量促进资本的高效使用和优化配置，并能即时发现和化解金融风险，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概率；相反，过渡依赖信贷则导致政府对信贷资源配置的过分干预。裙带资本主义使大量信贷被配置于政府所偏好的企业和部门，导致资本的低效使用和大量坏帐，而政府也有意识隐藏金融风险的相关信息，直到金融危机暴发。Nils H．Hakansson还以亚洲金融危机作为案例来证明公司债券在化解金融风险，提高资本配置的宏观效率之功能。Sapsford(1997)的研究显示：就信贷与GFP之比指标看，在1995年，日本是美国的三倍，马来西亚和泰国是美国的两倍。这种过渡依赖信贷的融资格局导致的资本低效配置既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它也扩大危机本身的损失和危害程度。与相同期限的银行信贷相比，公司债券的流动性是较高的，当一国不幸发生金融危机时，这种流动性有利于降低金融危机的损害程度。美国1987年10月19日的股灾之所以没有引发全面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债券市场(包括公司债券)吸收了从股票市场撒出的巨额资金(Bengt Holmstorm and Jean Jean Tirole,1998)。
三、金融规制与银行的信贷资本配置
金融脆弱性等因素使银行频频破产。破产的负外部性使监管成为必要(Bergeretal，1995)，为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等目标，相对其它金融组织，金融当局对银行施加更多金融规制(Santos，2001)。金融规制的实践未必能实现其目标，相反它可能降低银行的资本配置效率。当局不合适的风险监控体系(Llewellyn，2002)、规制本身产生规制规律如TGTF等、规制者对风险的忍耐和犹豫不决、规制对市场纪律的改变(Gonzalez，2000：Levine，2002)等，都加剧了银行经理的机会主义行为，使贷款数量高于最优水平，银行承担过高的信用风险水平。比如，就资本充足度规制而言，Koehn(1980)、Rochet(1992)、Furlong(1989)、Keeley(1990)和Pyle(1991)等提供的静态模型和Koehn(1980)、Kim(1988)和Blum(1999)等发展的动态模型均持表明，这一规制减少了预期利润，盈利压力刺激经理为增加额外收入而冒险。再如，最后贷款人政策对银行的拯救使高风险银行倾向于“为起死回生下赌注”的冒险风险管理策略，政府救助分担了其信用风险成本，恶化激发了经理的机会主义行为(克瑞格，1997)o又如，存款保险分担了银行部分代理成本，恶化了商业银行的道德风险(Kane，1989；Berlinetal，1991；Demirguc—Kunt，1998；Allen，1998)，刺激经理将信贷投向高风险项目(Dewatripoint，1994；Boot，1998)。一项综合研究选取六个规制变量即存款保险、当局是否每年对大银行进行现场稽核、是否对失职监事施加法律惩罚飞是否允许银行开展境外业务，有无最低资本金比例要求，银行监事是否有法律义务向当局报告管理者的不合理行为，对新兴市场经济(EME)的实证分析显示，各规制能约束经理的过度风险激励(Christophe，2004）。Powell(2000)对阿根廷和Barth et a1(2001)对美国的研究也发现类似证据。
四、金融制度环境与银行的信贷资本配置
比规制更本质的制度环境。资本作为一种希缺要素所内含的高额租金诱惑也使有关各方对其配置施加影响，在如何发挥银行的资本配置功能的金融发展战略方面，存在较大分歧。金融抑制、金融约束与金融自由化等金融制度环境对银行的资本配置功能发挥影响甚大。
具有普罗米斯修式情感的激进主义者如马克思和列宁等，主张实现金融管制。“二战”后，计划经济国家采取了金融管制政策，而发展中国家普遍实行了金融抑制。Coldsmth(1969)、McKinnon(1973)、Shaw(1973)、Mathieson(1979)和Greenwood and Jovanovich(1990)等金融发展或新金融发展领域的学者们试图说服人们，发展中国家需要吸取金融压制的严重教训，通过金融发展或自由化政策来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促进增长。8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按此药方改革了金融体系，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但一些国家或地区如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在金融自由化之后爆发了金融危机。Kapur(1976)和Matheson(1980)首先指出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局限性。麦金农(1991)本人也在反思，他发现，难以依靠金融机构的自我约束来实现信贷资本的高效配置。新凯恩斯主义者(Hell-manmn，Murdock，Stiglitz(1997)则乘机提出了“金融约束”(financial restraint)理论。按此理论，发展中国家资本配置领域存在较多租金，为实现租金合理分配，政府可根据其产业政策，甚至是补贴改革成本等政治经济需要，运用信贷配额、差异性利率等对这些部门的租金提供专署保护(patent protection)。简言之，政府应该通过金融约束来提高资本配置的宏观效率。
五、制度安排、制度装置与信贷资本配置
(一)制度安排
由制度环境影响乃至决定制度安排，信贷领域也是如此。首先是产权制度。激进主义和市场失灵弥补论者都主张国家对信贷市场的干预。在各种干预菜单中，国有产权最为直接。对俄罗斯这样的后发国家来说信贷市场失灵情况使得为实现跨越式发展而安排国有银行是必要(Gerschenkron，1962)，因为政府可通过国有银行将储蓄投向于战略部门，满足大规模工业化的融资需要。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对此有共鸣，比Lewis(1950)就声称，金融的国家控制和银行国家所有利于经济发展。Myrdal(1968)也对亚洲地区广泛存在的国有银行现象表示理解。但不同的理论对产权的功能存在差异性认识。发展理论认为，国有银行是政府最变量的干预储蓄配置之工具，借助于国有银行可控制金融资源，有助于金融资源流向战略部门而非私人部门。俄罗斯(Gerschenkron，1962)和新兴市场经济(Krishnan，2000)基于此理而安排了国有银行制度。发展观点隐含的前提是，政治家知道哪些是战略部门，利他的政府和银行共同将资源配置于这些部门，这些部门也高效使用希缺具有政府补贴性质的金融资源。这种假设一一遭到了政治理论的批评。作为政府的施惠或(施恩)机器(patronage machines)政府通过它可获得政治租金：国有银行支持那些经济低效但政治合适的项目(Micco，2006)；为政府偏好的国有部门提供融资，也可为赤子融资。其次，与其银行对克服市场失灵感兴趣，还不如说更喜欢追求政治目标，它也不太可能花费成本去甄别并对真正的战略部门提供信贷，它更喜欢为劳动力密集型行业提供融资(La Porta，Lopez-de—SilanesandShleifer，2001)。第三，国有银行也许真的将信贷资本投向了战略部门融资，但绩效未必符合政府的理想模型。为回答这些争论，一些文献进行了实证分析，这些分析的结构大都支持政治理论的观点：国有银行导致信贷资本配置的政治化，企业对官员的贿赂、银行和企业的预算软约束的降低了信贷资本的使用效率(Kornai，1979；Shleifery，1994)；国有银行垄断对市场力量的破坏、对私人部门的信贷歧视等也不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和长期增长(Megginson et al，1994；Lopez-de-Silanes，1997；Levine，1999；Verbrugge et：al，1999；Frydman et al.1999；La Porta and Lopez-de-Silanes，1999;Caprio，2000)。其次是债权人利益保护制度由严格的债权人利益保护制度有利于提高信贷资本的配置效率。司法体系固然重要，但它的可实施性更为关键。EME的债权人保护条款比英美国家更为完善，但契约可实施性却远差于后者(La Porta，et al，1998)；在EME内部，英美法律渊源的地方债权人利益保护较好，信贷配置效率较高：大陆发渊源的地方则较差，信贷资本配置效率相对较低(La Porta et al，1997，1998;Barth et al，2001；Godlewski，2004)。此外，亚洲国家的行政干预(DemingU-Kunt，1989)和不完善的破产程序(Hussain，1999)等，也限制了信贷资本的配置效率。
(二)制度装置
商业银行内部的制度设计，如治理结构、内控机制和激励机制等，也对经理行为从而也对信贷资本配置产生影响。相对于非金融部门，商业银行资产的模糊性使内部人和外部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更为突出，代理冲突问题也更为严重(Prowse，1995：Caprio，2002；Gonzalez，2000；Godlewski，2004)o经理作为代理者既然无需为其决策承担完全成本，有限责任使他做出超越股东目标的信贷决策，使银行承担过度信用风险(Godlewski，2004)。为缓解代理冲突引发的信用风险问题需要安排激励兼容机制。詹森(1993看好银行经理薪水与绩效挂钩的做法，而Aag.et.al(2001)和John.et.al(2001)更喜欢股票期权。Houstom and James(1995)对美国的研究给予佐证了股权的激励效应。但是，经理的股权比重要适当，经理持大股反而增加银行信用风险(Ronpf and Jeall，1996；Anderson and Frase，1997)；而外部人(如股东)持大股则会降低信用风险(Saunder et al，1990)。但经理持小股也有它的弊端。金融管制的逐渐放松使传统业务萎缩(Kaufman and More，1994;Edward and Mishhkin，1995;Sschmidt et al，1999)的银行为寻找新的利润来源而广泛进入表外业务和衍生金融工具等新领域，或为高风险的借款者融资(Santomero and Troster，1998)o业务创新却使EME遭遇代理信用风险：银行业衰退投资机会较少，如果持小股，“坏”银行经理倾向于将信贷投向较高风险的借款人以保留职位和获取较高收益(Godlewski，2004)。在激励机制债务，良好的治理结构能迫使经理将信贷资本投向于效率较高的项目。亚洲国家(Barth et al，2001；La Portaet al，1997，1998)包括EME(Klapper，2002；1LSV，1997，1998，2000)，虚弱的制度环境降低了治理结构对经理的约束力，信贷资本的配置效率也受到不利影响。美国的一些银行也存在这些问题(Gorton and Rosen，1995)。
六、市墙自发制度与信贷资本配置
一些市场因素如免费午餐一样，能对经理施加约束并有利于信贷资本的高效配置。这些因素主要是市场纪律和市场力量。首先，银行组织的越来越复杂使金融当局对市场纪律的约束作用寄与厚望(Federal Reserve Staff Study，1999。债务工具如次级债务或无保险存款的还本付息压力能缓解经理机会主义行为。此外，股票市场变量对企业未来的违约率提供了更多信息(Kraiher andLopez，2004)，公开交易的银行股票价值又反映了市场对银行财务状况的最近评价(Greenspan，2001)。银行股票的公开交易减少了经理的信息优势并可缓解代理冲突问题，迫使银行经理高效配置信贷资本(Timothy，2003)。市场纪律有效性取决于银行的股东或债权人是否有监督银行风险的激励机制；此种的缺乏会减少公开交易的约束效应(Tarazi，2004)，甚至使银行承担更多风险(Kwan，2004；Bliss，2002)。其次是市场力量。标准新古典框架下，竞争性市场对应着更低的贷款利率和更多的贷款数量(Pagano，1993)。机理是：信贷市场竞争程度越高，银行行为更谨慎(Barth et al，2001)、企业提供的信息质量也越高(Danthine et al，1999)。“看不见的手”能减少经理道德风险，导致更有效的资本配置(Boot and Thakor 2000)。经验证明表明，竞争使德国的企业更容易获得贷款，即竞争增加了均衡下的贷款数量(Fischer，2000)；银行的市场优势力量则提高贷款利率导致信贷配给，减少均衡下的贷款数量(Caminal and Matutes，1997；Manove et a1．1998；Stiglitz and Weiss，1981)。过犹不及，过度竞争使银行接受坏风险，信贷合约不能充分揭示风险(Alex，2001;Keeley，1990)。Hellmann et al(2000)、Covitz(1999)，Cordell(2002)的理论模型均表明，过度竞争产生过度的信用风险。Rajan(1995)还认为，竞争性贷款市场导致了借款人信息搜寻方面的搭便车现象(Gambera，2000)，不利于银行对借款人进行高成本的筛选和监督。搭便车的结果是使竞争对手以更优惠条件提供贷款(Galetovic，2000；Cetorelli，1997)。竞争性信贷市场使借贷双方难以维持长期关系，这种情况可能影响经济福利(Mayer，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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