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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大量的剩余农村劳动力,往往来自于经济增长欠快的地区。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创业经济的崛起。农民工返乡创业,成为创业活动的重要主体,无疑为创业经济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本文结合学者们的研究,分析总结了创业活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针对中国创业经济发展面临的两大挑战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创业经济;创业环境;农民工;创业文化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0)07-0041-04
一、创业经济的内涵与特征
人类工业经济发展由19世纪的工场手工业经济过渡到20世纪的大公司经济,而工场手工业经济主要是以工场手工业这种原始形态的企业组织作为支撑的经济形态;大公司经济主要是以大公司大企业这种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组织作为支撑的经济形态。然而, 美国管理学家德鲁克(Peter F.Drucker)于1985年在对美国经济发展进行观察研究时发现,现代经济发展的支撑力量已经不再是曾经为民众熟悉的500强,在市值最大的顶尖级公司中,有许多是一二十年前不出名的中小创业型企业。数量众多的创业型企业日益成为现代经济的动力之源,德鲁克把这种工业经济发展的新的形态称之为“创业型经济(Entrepreneurial Economy )”①。创业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形态,其特点表现为“三多”:
一是创业活动多。在创业经济勃兴的美国,目前创业企业已占全部企业总数的98%,创造了占90%以上的新增工作岗位,整个国家95%以上的财富是由年轻创业者创造的。在荷兰,创业比率(业主与劳动力之比)在1984年为8.1%,1998年上升到了10.4%;比利时的这一比率从1981年的10%上升到了1995年的12%左右;新西兰从1979年的9%上升到了1999年的14%。英国小型制造企业的雇佣份额从1979年的30.1%上升到了1986年的39.9%;意大利北部从1981年的44.3%上升到了1987年的55.2%,南部从61.4%上升到了68.4%②。与此同时,世界许多大型公司纷纷通过在公司内部创建相对独立的新兴企业即“公司内创业”或通过再创业,以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实现持续成长。“公司内创业”和“公司再创业”的兴起进一步促进了创业经济的发展。
二是创新型创业多。传统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资本、劳动和科技,创业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的不是传统资本、劳动,甚至不是科技研发,而是企业家的创意、创新与创业活动。创业经济不仅创新率高,而且创造发明与技术专利等创新成果的推广与市场化应用的速度也很快,创新型创业在促进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三是创业型中小企业多。虽然“公司内创业”和“公司再创业”推动了创业经济的发展,但创业经济的企业载体更多表现为中小企业。目前,美国创业企业已占全部企业总数的98%,而中小企业又占创业企业总数的98%。有关研究表明,目前中国中小创业企业这一比例更高。很多国家和地区出台了促进创业和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受惠于两种优惠政策的累加影响,创业型中小企业焕发了活力。
关于创业活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国外很多学者做了深入的研究。拜格雷夫(Bygrave)通过实证研究指出,美国经济取得成功的秘密是其拥有一种创新与创业的文化,创业精神与创业活动是美国经济最重要的战略优势③。David B.和Roy Thurik等分析论证了创业型经济正在美国以外的一些发达经济体出现的背景与事实④;美国百森商学院和英国伦敦商学院发起了全球创业观察项目(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简称GEM),经过几年的持续研究和统计检验,他们发现,衡量一国(或地区)创业活动活跃程度的TEA(全员创业活动)指数与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⑤。这说明,虽然创业活动并不是国家经济增长的全部原因,但一国(或地区)的创业活动的确能促进经济的增长。Audretsch等从基础力量、外部环境、企业运营和政府政策等四个方面对管理型经济与创业型经济进行了比较⑥。Audretsch 和Thurik(2004)对OECD国家的实证统计分析表明,那些小企业数量较多的国家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和较低的失业率,而小企业数量较少的国家则增长率较低、失业率较高⑦。Anders Lundsortm和Lois Stevenson等对一些发达经济体的创业政策进行了系统的理论与案例研究,论证了创业型经济的影响因素,提出了提高创业水平的五个维度,强调了创业精神与创业活动是美国经济最重要的战略优势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曾使很多国家经济遭受重创,然而经济衰退之后的失业大潮带来了“创业蜂拥期”,这为许多国家在金融危机后迅速复苏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也为下一轮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中国从改革开放到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创新创业活动日益活跃,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高, 创新创业的政策环境不断优化,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创业时代”。中国创业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是创业活动踊跃化。目前,中国创业活动踊跃、创业热潮强劲。早在2002年,中国的创业指数(即百名劳动力中参与创业的人数)就达到12.3人,高于美国的11.66人,远远高于日本的1.8人,属于创业活跃型的国家⑨。2007年,中国的创业指数在整个参加全球创业观察的42个国家中排在第六名。
二是创业主体多元化。中国创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创业主体呈现多元化特征。根据创业动机,我们可以把创业活动划分为创新型创业和就业型(即自雇式就业)创业。创新型创业主体主要有海归留学人员、原国有企业里的一些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大公司里创新团队的“公司内创业”,他们通过创业,使自己的创新成果得到顺利转化,获取创新价值;就业型创业的创业主体主要有下岗失业人员、大学毕业生、返乡农民等,他们通过创业实现自雇式就业。
三是创业成效显著化。中国创业企业目前已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逐步成为繁荣经济、增加就业、推动创新、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自2000年以来,国民经济年均增长9.5%,而规模以上中小工业企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8%。创业企业的GDP贡献率达60%,上交的税收约占全国总税收的50%。中小创业企业的进出口总额占全国商品进出口总额的2/3以上,一批有实力的创业企业已经实施国际化战略。在中国劳动力就业市场化的今天,创业已成为扩大就业的主渠道,创业提供了75%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吸纳了80%的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和相当大一部分农民工。创业企业完成了中国65%的发明专利、75%以上的企业技术创新、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逐步成为技术创新的生力军⑩。创业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发展催生了大量新兴产业,已成为现代服务业、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的主体。在2007年新创业的社会服务业领域中,信息咨询服务业4.07万户,计算机应用服务业2.22万户,远远超过传统服务业的开业数量{11}。
二、中国返乡农民工创业的现实意义
首先,返乡农民工创业开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新模式。长期以来,“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推进现代化进程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中的突出制约因素,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都只是单向的农民由农村向城市转移,而现在许多农民工返乡创业,农民工返乡创业,促进了农民的充分就业,开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新模式。
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国外最早的理论成果是刘易斯无限供给劳动力转移模型{12}。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一边是以传统生产方式进行的、劳动生产率极低的农业部门;一边是以现代方式进行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较高的工业部门。传统部门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劳动力供给的弹性是无限的,因此工业部门只要支付略高于农村维持生计收入水平的工资,就会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应。在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社会里,经济的发展表现为一个现代部门不断扩张和传统部门逐渐缩小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通过收入分配向利润倾斜所导致的现代部门迅速的资本积累以及现代工业部门从传统部门吸收劳力和经济剩余来实现的。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的开创性贡献在于通过对二元经济结构的描述,推论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提出了一整套内容广泛的对内对外经济改革建议。然而,在刘易斯的理论模型中,传统农业部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处于完全被动的状态,忽视了农业自身的发展在二元经济中的作用。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为发展中国家指出了一条工业化的道路,加速了农村劳动力要素从农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但是,当与转移来的农村劳动力要素相结合的城市资本供给出现告急,或者说,城市资本聚集的速度小于劳动力要素向城市转移的速度时,就会产生像中国的“农民工边缘化”现象,大量农民工被迫返乡,重新加入“隐蔽性失业”大军。
费景汉与拉尼斯针对刘易斯模型忽视农村发展的缺陷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的三阶段模型{13}。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将二元经济中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零的阶段,该阶段的劳动力转移不会受到阻碍,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因为农业的劳动产出并不会随着农业劳动力数量的减少而减少;第二阶段是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大于零但小于不变制度工资的阶段,在此阶段,如果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那么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农业产出水平将会下降,因而可能发生粮食短缺,并引起粮食价格上涨,粮食价格上涨导致工业部门工资水平上升,最终引起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转移过程缓减甚至停滞;第三阶段是农业边际生产率大于不变制度工资的阶段,此时由于农业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等于或大于城市工业部门,工业部门要吸引农业劳动力就必须提高本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使其至少等于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在这一阶段,随着整个经济——包括劳动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经济发展将由二元的劳力剩余型经济转化为一元的资本主义经济。
在刘易斯模型和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中,劳动者从农村迁入城市的唯一原因是城乡收入差距,只要城市的工资水平高于农业部门,农民就愿意迁移到城市谋求新的职业。这个观点其实包含了城市能够实现充分就业这样一种假定。但这显然与现实不符,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在这种背景下,托达罗提出了“预期收入”模型,该模型解释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加剧了城市失业问题,其出路在于扩大农村中的就业机会,以缩小城乡之间就业的不平衡{14}。可以说,托达罗模型为中国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中国在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实践中,不只是引导农民单向的往城市转移,还鼓励进城农民返乡创业,从而使农民工在流动的过程中,实现“农村—城市”双向流动,并且使农民工在转移的过程中由被动到主动,由失业到创业。
其次,返乡农民工创业促进了城乡统筹发展。国外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费景汉与拉尼斯模型、托达罗模型旨在探讨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问题,目的在于打破城乡分割,实现协调发展。虽然这些理论受研究视角的局限而存在一些与中国国情不相符合的问题,但对中国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仍具有指导作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理念,引起了学界政界的热烈讨论。陈希玉认为,城乡统筹就是要改变和摈弃过去的重城市、轻农村,“城乡分治”的传统观念和做法,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清除城乡之间的樊篱,破除城乡“二元结构”{15}。张宏宇认为城乡统筹应该考虑到农村公共品的供给、资源的有效利用、工业化农业化和城市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劳动力流动与产业转移之间的关系{16}。根据学者们的观点,我们认为城乡统筹,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打破相对发达的城市与相对落后的农村之间相互分割的壁垒,逐步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促使生产力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合理布局,以求城乡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近几年,政府在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加大了对广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既促进了城乡物质、能量、信息的流通和交换,又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同时,很多地方政府,如山东、湖南等通过建立农民工创业园,促使这些创业企业集群发展,农民工创业园的发展,不但使创业企业获得了集群经济效应,而且促进了城镇化的发展,城镇化水平的提升正是衡量城乡统筹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刘荣增、齐建文对豫鲁苏城乡统筹度进行了比较研究,通过对共生界面(包括区域城镇体系(节点)、铁路网、公路网、邮路网和城乡电话网等)、经济关联水平、社会关联水平和城乡协调水平等四个指标数据的分析,得出结论,江苏城乡统筹水平最高,山东次之,河南城乡统筹水平与江苏、山东相比差距很大。中国中西部地区完全可以通过促进返乡农民工创业,推动城镇化建设,提升城乡统筹发展水平。
三、中国创业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政策建议
中国创业经济发展面临的两大挑战:一是创业经济发展区域失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业活跃程度存在明显的区域差距。中国创业活动活跃的地区是东南沿海这些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也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创业活动欠活跃的地区,是中部经济增长欠快的地区;创业活动不活跃的地区,是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如北京目前每万人已拥有创业企业106.71家,而西部有的城市每万人拥有创业企业不到10家。二是创业环境欠佳。根据GEM模型,创业环境条件包括金融支持、政府政策、政府项目、教育和培训、研究开发转移、商业环境和专业基础设施、进入壁垒、实体基础设施的可得性和文化及社会规范等九个要素。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的创业环境正在逐步改善,但目前中国创业环境依然欠佳。在42个GEM国家中,2007年中国创业指数排名第6名,但创业环境指数排名第16名,且与2006年相比,排名略有下降。(1)创业资金短缺,创业融资艰难。目前,中国的融资渠道、融资方式和金融支持力度还不能完全适应创业融资个性化、多样性的需求特征,创业资本几乎全部来源于私人权益资本,创业投融资机制尚未形成。融资难也一直是阻碍创业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科技型中小创业企业普遍是无形资产多,可供抵押的实物资产少,资产专用性也很强,因而很难得到银行信贷的支持,融资担保公司为了回避风险也常常把他们拒之门外。(2)缺乏一个良好的创业平台。目前,中国很多地方出现了各种类型的创业园或创业孵化器,有政府投资的,有民营的(如长沙的橡树园),它们为创业企业的成长提供了较好的条件。但总的来说,很多创业园或创业孵化器还停留在物业管理公司层面上,没有建立起完善的服务体系,没有各种专用的公用技术服务平台、投融资服务平台、研究开发服务平台、科技交易服务平台、电子信息服务平台等,因而导致服务功能不健全;创业园运行模式单一,即以政府经营为主,市场化程度低,体制机制不灵活、不健全。这些导致了成果转化率低、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滞后,高新技术成果不能尽快转化为终端产品,并占领市场等等;很多地方没有建立专门的为返乡农民工创业服务的创业园。(3)对创业企业的法律保护力度不够。法律保护方面最大的问题是对创新型创业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够。创新型创业本质在于创新,企业成长也依赖创新,而创新成果具有外部性特征,容易被仿冒侵权。如果不对创新型创业企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话,就会挫伤这些企业的创新积极性,严重制约了创业企业的成长,同时,也会使一些欲进行创新型创业的创业者望而生畏,重创创业经济的发展。(4)创业教育和培训严重滞后。创业教育和培训是传授创业与创新基本技能、树立创业意识、提高创业激情、培育创业精神和创业文化,缓解就业压力的重要途径。随着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施和就业压力的突显,创业教育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创业教育和培训事业相当落后,对于蓬勃发展的创业经济来说,创业教育和培训严重滞后。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形成正规化的学校教育和社会化的职业技能培训相结合的立体化、系统化的创业教育培训体系,大学的创业教育与商业、管理教育尤其落后;政府提供的劳动力职业教育与培训、继续教育和短期创业培训还不能满足各层次创业者的实际需要。(5)创新创业文化缺失。为创新的经济形态,创业经济要在一个适宜的文化环境中才能顺利发展。创业经济的发展需要一种勇于冒风险的创业文化,这种文化的精髓就是敢于凭借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通过建立生产新产品、引进新工艺、开发新资源和采用新组织形式的企业,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创业经济的发展需要“以人为本”的文化氛围。在创新型创业过程中,创业者具有开创新产品和新生产方式的创造欲,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敢于冒风险、勇于开拓,并兼有对科学技术的前瞻力和对市场的敏感嗅觉。这些人才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以人为本”的创新文化环境中孕育出来的。面临中国创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促进创业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要有新思维:
一是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创业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针对目前中国创业经济发展的区域差距问题,国家的创业优惠政策应向中西部倾斜,尤其是要把创业优惠政策落实在“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实施中。此外,要重点扶持中西部返乡农民工的创业活动,如资助各地建立专业性的返乡农民工创业园,既为创业农民提供了创业便利,又为创业企业降低创业成本。
二是极力优化创业环境,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完善创业投融资机制。风险投资机构、担保公司、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等组建创业企业投融资平台,为创业企业提供便利的融资服务。(2)搭建良好的创业平台。创业园或创业孵化器要建立起完善的服务体系,为创业企业提供各种专用的公用技术服务平台、投融资服务平台、研究开发服务平台、科技交易服务平台、电子信息服务平台等。(3)加大对创业企业的法律保护力度,尤其是加大对创新型创业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以激发创业热情,同时激发创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促进创业企业快速成长。(4)大力兴办创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形成正规化的学校教育和社会化的职业技能培训相结合的立体化、系统化的创业教育培训体系,以满足各层次创业者的实际需要,推动创业经济蓬勃发展。(5)大力弘扬创新创业文化。创新创业文化,顾名思义就是有利于人们创新创业的社会文化和企业文化。创新创业文化能够通过创造、激励、渗透、整合、导向与规范等机制影响创新的制度安排。我国在通过自主创新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过程中,必须重塑创新创业文化,培育创新创业精神。创新创业文化重塑的内容主要包括:弘扬创业文化,克服“官本位”意识,树立浓厚的创业意识;弘扬创新文化,克服墨守成规的陋习,形成勇于创新,追求卓越,鼓励冒险,宽容失败,尊重人才,激励创造的开放价值观;弘扬合作文化,超越传统竞争思维,实现以合作创新创业的共赢目标{17}。
注释:
① [美]彼得·德鲁克:《创新与创业精神》,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② 郑风田、傅晋华:《创业型经济的兴起与中国创业政策面临的挑战》,《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7年第6期。
③ Bygrave,W. Building an entrepreneurial economy:lesson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Business Strategy Review,1988,9(2): p11-18.
④ Audretseh,D B and Thurik. Capitalisn and democracy in the 21st century:from the managed to the entropreneurial economy.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es 2000,10: p17-34.
⑤ 邱琼、高建:《创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动态综述》,《外国经济与管理》2004年第1期。
⑥ Audretseh,D B and Thurik. What’s new about the new economy?Sources of growth in the managed and entropreneurial economies.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2001,10(l): p267-315.
⑦ Audretseh,D B and Thurik. A model of the entrepreneuri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ourial Education,2004,2(2): p143-166.
⑧ Anders Lundstorm and Lois Stevenson. Entropreneurship policy: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Springer,2005: pl-35.
⑨ 姜彦福、高健、程源、邱琼:《全球创业观察2002年中国报告》,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页。
⑩ 陈乃醒、傅贤治:《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报告(2006—2007)》,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
{11} 张茉楠:《面向创业型经济的政策设计与管理模式研究》,《科学学研究》2007年第12期。
{12} 刘易斯:《二元经济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44页。
{13} 费景汉、拉尼斯:《劳力剩余经济的发展》,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67-171页。
{14} 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4-141页。
{15} 陈希玉:《城乡统筹: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方针》,《山东农业》2005年第5期。
{16} 张红宇:《城乡统筹的阶段性与经验启示——江苏、上海的调查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05年第10期。
{17} 李允尧:《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自主创新的认识》,《人民日报》2010年6月4日。
作者简介:李允尧,男,1964年生,湖南邵阳人,经济学博士,湖南商学院副教授,湖南长沙,410205。
(责任编辑 陈孝兵)
关键词:创业经济;创业环境;农民工;创业文化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0)07-0041-04
一、创业经济的内涵与特征
人类工业经济发展由19世纪的工场手工业经济过渡到20世纪的大公司经济,而工场手工业经济主要是以工场手工业这种原始形态的企业组织作为支撑的经济形态;大公司经济主要是以大公司大企业这种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组织作为支撑的经济形态。然而, 美国管理学家德鲁克(Peter F.Drucker)于1985年在对美国经济发展进行观察研究时发现,现代经济发展的支撑力量已经不再是曾经为民众熟悉的500强,在市值最大的顶尖级公司中,有许多是一二十年前不出名的中小创业型企业。数量众多的创业型企业日益成为现代经济的动力之源,德鲁克把这种工业经济发展的新的形态称之为“创业型经济(Entrepreneurial Economy )”①。创业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形态,其特点表现为“三多”:
一是创业活动多。在创业经济勃兴的美国,目前创业企业已占全部企业总数的98%,创造了占90%以上的新增工作岗位,整个国家95%以上的财富是由年轻创业者创造的。在荷兰,创业比率(业主与劳动力之比)在1984年为8.1%,1998年上升到了10.4%;比利时的这一比率从1981年的10%上升到了1995年的12%左右;新西兰从1979年的9%上升到了1999年的14%。英国小型制造企业的雇佣份额从1979年的30.1%上升到了1986年的39.9%;意大利北部从1981年的44.3%上升到了1987年的55.2%,南部从61.4%上升到了68.4%②。与此同时,世界许多大型公司纷纷通过在公司内部创建相对独立的新兴企业即“公司内创业”或通过再创业,以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实现持续成长。“公司内创业”和“公司再创业”的兴起进一步促进了创业经济的发展。
二是创新型创业多。传统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资本、劳动和科技,创业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的不是传统资本、劳动,甚至不是科技研发,而是企业家的创意、创新与创业活动。创业经济不仅创新率高,而且创造发明与技术专利等创新成果的推广与市场化应用的速度也很快,创新型创业在促进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三是创业型中小企业多。虽然“公司内创业”和“公司再创业”推动了创业经济的发展,但创业经济的企业载体更多表现为中小企业。目前,美国创业企业已占全部企业总数的98%,而中小企业又占创业企业总数的98%。有关研究表明,目前中国中小创业企业这一比例更高。很多国家和地区出台了促进创业和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受惠于两种优惠政策的累加影响,创业型中小企业焕发了活力。
关于创业活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国外很多学者做了深入的研究。拜格雷夫(Bygrave)通过实证研究指出,美国经济取得成功的秘密是其拥有一种创新与创业的文化,创业精神与创业活动是美国经济最重要的战略优势③。David B.和Roy Thurik等分析论证了创业型经济正在美国以外的一些发达经济体出现的背景与事实④;美国百森商学院和英国伦敦商学院发起了全球创业观察项目(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简称GEM),经过几年的持续研究和统计检验,他们发现,衡量一国(或地区)创业活动活跃程度的TEA(全员创业活动)指数与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⑤。这说明,虽然创业活动并不是国家经济增长的全部原因,但一国(或地区)的创业活动的确能促进经济的增长。Audretsch等从基础力量、外部环境、企业运营和政府政策等四个方面对管理型经济与创业型经济进行了比较⑥。Audretsch 和Thurik(2004)对OECD国家的实证统计分析表明,那些小企业数量较多的国家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和较低的失业率,而小企业数量较少的国家则增长率较低、失业率较高⑦。Anders Lundsortm和Lois Stevenson等对一些发达经济体的创业政策进行了系统的理论与案例研究,论证了创业型经济的影响因素,提出了提高创业水平的五个维度,强调了创业精神与创业活动是美国经济最重要的战略优势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曾使很多国家经济遭受重创,然而经济衰退之后的失业大潮带来了“创业蜂拥期”,这为许多国家在金融危机后迅速复苏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也为下一轮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中国从改革开放到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创新创业活动日益活跃,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高, 创新创业的政策环境不断优化,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创业时代”。中国创业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是创业活动踊跃化。目前,中国创业活动踊跃、创业热潮强劲。早在2002年,中国的创业指数(即百名劳动力中参与创业的人数)就达到12.3人,高于美国的11.66人,远远高于日本的1.8人,属于创业活跃型的国家⑨。2007年,中国的创业指数在整个参加全球创业观察的42个国家中排在第六名。
二是创业主体多元化。中国创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创业主体呈现多元化特征。根据创业动机,我们可以把创业活动划分为创新型创业和就业型(即自雇式就业)创业。创新型创业主体主要有海归留学人员、原国有企业里的一些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大公司里创新团队的“公司内创业”,他们通过创业,使自己的创新成果得到顺利转化,获取创新价值;就业型创业的创业主体主要有下岗失业人员、大学毕业生、返乡农民等,他们通过创业实现自雇式就业。
三是创业成效显著化。中国创业企业目前已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逐步成为繁荣经济、增加就业、推动创新、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自2000年以来,国民经济年均增长9.5%,而规模以上中小工业企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8%。创业企业的GDP贡献率达60%,上交的税收约占全国总税收的50%。中小创业企业的进出口总额占全国商品进出口总额的2/3以上,一批有实力的创业企业已经实施国际化战略。在中国劳动力就业市场化的今天,创业已成为扩大就业的主渠道,创业提供了75%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吸纳了80%的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和相当大一部分农民工。创业企业完成了中国65%的发明专利、75%以上的企业技术创新、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逐步成为技术创新的生力军⑩。创业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发展催生了大量新兴产业,已成为现代服务业、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的主体。在2007年新创业的社会服务业领域中,信息咨询服务业4.07万户,计算机应用服务业2.22万户,远远超过传统服务业的开业数量{11}。
二、中国返乡农民工创业的现实意义
首先,返乡农民工创业开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新模式。长期以来,“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推进现代化进程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中的突出制约因素,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都只是单向的农民由农村向城市转移,而现在许多农民工返乡创业,农民工返乡创业,促进了农民的充分就业,开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新模式。
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国外最早的理论成果是刘易斯无限供给劳动力转移模型{12}。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一边是以传统生产方式进行的、劳动生产率极低的农业部门;一边是以现代方式进行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较高的工业部门。传统部门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劳动力供给的弹性是无限的,因此工业部门只要支付略高于农村维持生计收入水平的工资,就会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应。在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社会里,经济的发展表现为一个现代部门不断扩张和传统部门逐渐缩小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通过收入分配向利润倾斜所导致的现代部门迅速的资本积累以及现代工业部门从传统部门吸收劳力和经济剩余来实现的。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的开创性贡献在于通过对二元经济结构的描述,推论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提出了一整套内容广泛的对内对外经济改革建议。然而,在刘易斯的理论模型中,传统农业部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处于完全被动的状态,忽视了农业自身的发展在二元经济中的作用。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为发展中国家指出了一条工业化的道路,加速了农村劳动力要素从农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但是,当与转移来的农村劳动力要素相结合的城市资本供给出现告急,或者说,城市资本聚集的速度小于劳动力要素向城市转移的速度时,就会产生像中国的“农民工边缘化”现象,大量农民工被迫返乡,重新加入“隐蔽性失业”大军。
费景汉与拉尼斯针对刘易斯模型忽视农村发展的缺陷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的三阶段模型{13}。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将二元经济中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零的阶段,该阶段的劳动力转移不会受到阻碍,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因为农业的劳动产出并不会随着农业劳动力数量的减少而减少;第二阶段是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大于零但小于不变制度工资的阶段,在此阶段,如果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那么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农业产出水平将会下降,因而可能发生粮食短缺,并引起粮食价格上涨,粮食价格上涨导致工业部门工资水平上升,最终引起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转移过程缓减甚至停滞;第三阶段是农业边际生产率大于不变制度工资的阶段,此时由于农业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等于或大于城市工业部门,工业部门要吸引农业劳动力就必须提高本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使其至少等于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在这一阶段,随着整个经济——包括劳动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经济发展将由二元的劳力剩余型经济转化为一元的资本主义经济。
在刘易斯模型和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中,劳动者从农村迁入城市的唯一原因是城乡收入差距,只要城市的工资水平高于农业部门,农民就愿意迁移到城市谋求新的职业。这个观点其实包含了城市能够实现充分就业这样一种假定。但这显然与现实不符,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在这种背景下,托达罗提出了“预期收入”模型,该模型解释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加剧了城市失业问题,其出路在于扩大农村中的就业机会,以缩小城乡之间就业的不平衡{14}。可以说,托达罗模型为中国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中国在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实践中,不只是引导农民单向的往城市转移,还鼓励进城农民返乡创业,从而使农民工在流动的过程中,实现“农村—城市”双向流动,并且使农民工在转移的过程中由被动到主动,由失业到创业。
其次,返乡农民工创业促进了城乡统筹发展。国外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费景汉与拉尼斯模型、托达罗模型旨在探讨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问题,目的在于打破城乡分割,实现协调发展。虽然这些理论受研究视角的局限而存在一些与中国国情不相符合的问题,但对中国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仍具有指导作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理念,引起了学界政界的热烈讨论。陈希玉认为,城乡统筹就是要改变和摈弃过去的重城市、轻农村,“城乡分治”的传统观念和做法,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清除城乡之间的樊篱,破除城乡“二元结构”{15}。张宏宇认为城乡统筹应该考虑到农村公共品的供给、资源的有效利用、工业化农业化和城市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劳动力流动与产业转移之间的关系{16}。根据学者们的观点,我们认为城乡统筹,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打破相对发达的城市与相对落后的农村之间相互分割的壁垒,逐步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促使生产力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合理布局,以求城乡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近几年,政府在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加大了对广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既促进了城乡物质、能量、信息的流通和交换,又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同时,很多地方政府,如山东、湖南等通过建立农民工创业园,促使这些创业企业集群发展,农民工创业园的发展,不但使创业企业获得了集群经济效应,而且促进了城镇化的发展,城镇化水平的提升正是衡量城乡统筹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刘荣增、齐建文对豫鲁苏城乡统筹度进行了比较研究,通过对共生界面(包括区域城镇体系(节点)、铁路网、公路网、邮路网和城乡电话网等)、经济关联水平、社会关联水平和城乡协调水平等四个指标数据的分析,得出结论,江苏城乡统筹水平最高,山东次之,河南城乡统筹水平与江苏、山东相比差距很大。中国中西部地区完全可以通过促进返乡农民工创业,推动城镇化建设,提升城乡统筹发展水平。
三、中国创业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政策建议
中国创业经济发展面临的两大挑战:一是创业经济发展区域失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业活跃程度存在明显的区域差距。中国创业活动活跃的地区是东南沿海这些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也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创业活动欠活跃的地区,是中部经济增长欠快的地区;创业活动不活跃的地区,是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如北京目前每万人已拥有创业企业106.71家,而西部有的城市每万人拥有创业企业不到10家。二是创业环境欠佳。根据GEM模型,创业环境条件包括金融支持、政府政策、政府项目、教育和培训、研究开发转移、商业环境和专业基础设施、进入壁垒、实体基础设施的可得性和文化及社会规范等九个要素。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的创业环境正在逐步改善,但目前中国创业环境依然欠佳。在42个GEM国家中,2007年中国创业指数排名第6名,但创业环境指数排名第16名,且与2006年相比,排名略有下降。(1)创业资金短缺,创业融资艰难。目前,中国的融资渠道、融资方式和金融支持力度还不能完全适应创业融资个性化、多样性的需求特征,创业资本几乎全部来源于私人权益资本,创业投融资机制尚未形成。融资难也一直是阻碍创业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科技型中小创业企业普遍是无形资产多,可供抵押的实物资产少,资产专用性也很强,因而很难得到银行信贷的支持,融资担保公司为了回避风险也常常把他们拒之门外。(2)缺乏一个良好的创业平台。目前,中国很多地方出现了各种类型的创业园或创业孵化器,有政府投资的,有民营的(如长沙的橡树园),它们为创业企业的成长提供了较好的条件。但总的来说,很多创业园或创业孵化器还停留在物业管理公司层面上,没有建立起完善的服务体系,没有各种专用的公用技术服务平台、投融资服务平台、研究开发服务平台、科技交易服务平台、电子信息服务平台等,因而导致服务功能不健全;创业园运行模式单一,即以政府经营为主,市场化程度低,体制机制不灵活、不健全。这些导致了成果转化率低、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滞后,高新技术成果不能尽快转化为终端产品,并占领市场等等;很多地方没有建立专门的为返乡农民工创业服务的创业园。(3)对创业企业的法律保护力度不够。法律保护方面最大的问题是对创新型创业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够。创新型创业本质在于创新,企业成长也依赖创新,而创新成果具有外部性特征,容易被仿冒侵权。如果不对创新型创业企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话,就会挫伤这些企业的创新积极性,严重制约了创业企业的成长,同时,也会使一些欲进行创新型创业的创业者望而生畏,重创创业经济的发展。(4)创业教育和培训严重滞后。创业教育和培训是传授创业与创新基本技能、树立创业意识、提高创业激情、培育创业精神和创业文化,缓解就业压力的重要途径。随着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施和就业压力的突显,创业教育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创业教育和培训事业相当落后,对于蓬勃发展的创业经济来说,创业教育和培训严重滞后。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形成正规化的学校教育和社会化的职业技能培训相结合的立体化、系统化的创业教育培训体系,大学的创业教育与商业、管理教育尤其落后;政府提供的劳动力职业教育与培训、继续教育和短期创业培训还不能满足各层次创业者的实际需要。(5)创新创业文化缺失。为创新的经济形态,创业经济要在一个适宜的文化环境中才能顺利发展。创业经济的发展需要一种勇于冒风险的创业文化,这种文化的精髓就是敢于凭借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通过建立生产新产品、引进新工艺、开发新资源和采用新组织形式的企业,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创业经济的发展需要“以人为本”的文化氛围。在创新型创业过程中,创业者具有开创新产品和新生产方式的创造欲,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敢于冒风险、勇于开拓,并兼有对科学技术的前瞻力和对市场的敏感嗅觉。这些人才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以人为本”的创新文化环境中孕育出来的。面临中国创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促进创业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要有新思维:
一是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创业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针对目前中国创业经济发展的区域差距问题,国家的创业优惠政策应向中西部倾斜,尤其是要把创业优惠政策落实在“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实施中。此外,要重点扶持中西部返乡农民工的创业活动,如资助各地建立专业性的返乡农民工创业园,既为创业农民提供了创业便利,又为创业企业降低创业成本。
二是极力优化创业环境,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完善创业投融资机制。风险投资机构、担保公司、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等组建创业企业投融资平台,为创业企业提供便利的融资服务。(2)搭建良好的创业平台。创业园或创业孵化器要建立起完善的服务体系,为创业企业提供各种专用的公用技术服务平台、投融资服务平台、研究开发服务平台、科技交易服务平台、电子信息服务平台等。(3)加大对创业企业的法律保护力度,尤其是加大对创新型创业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以激发创业热情,同时激发创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促进创业企业快速成长。(4)大力兴办创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形成正规化的学校教育和社会化的职业技能培训相结合的立体化、系统化的创业教育培训体系,以满足各层次创业者的实际需要,推动创业经济蓬勃发展。(5)大力弘扬创新创业文化。创新创业文化,顾名思义就是有利于人们创新创业的社会文化和企业文化。创新创业文化能够通过创造、激励、渗透、整合、导向与规范等机制影响创新的制度安排。我国在通过自主创新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过程中,必须重塑创新创业文化,培育创新创业精神。创新创业文化重塑的内容主要包括:弘扬创业文化,克服“官本位”意识,树立浓厚的创业意识;弘扬创新文化,克服墨守成规的陋习,形成勇于创新,追求卓越,鼓励冒险,宽容失败,尊重人才,激励创造的开放价值观;弘扬合作文化,超越传统竞争思维,实现以合作创新创业的共赢目标{17}。
注释:
① [美]彼得·德鲁克:《创新与创业精神》,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② 郑风田、傅晋华:《创业型经济的兴起与中国创业政策面临的挑战》,《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7年第6期。
③ Bygrave,W. Building an entrepreneurial economy:lesson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Business Strategy Review,1988,9(2): p11-18.
④ Audretseh,D B and Thurik. Capitalisn and democracy in the 21st century:from the managed to the entropreneurial economy.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es 2000,10: p17-34.
⑤ 邱琼、高建:《创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动态综述》,《外国经济与管理》2004年第1期。
⑥ Audretseh,D B and Thurik. What’s new about the new economy?Sources of growth in the managed and entropreneurial economies.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2001,10(l): p267-315.
⑦ Audretseh,D B and Thurik. A model of the entrepreneuri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ourial Education,2004,2(2): p143-166.
⑧ Anders Lundstorm and Lois Stevenson. Entropreneurship policy: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Springer,2005: pl-35.
⑨ 姜彦福、高健、程源、邱琼:《全球创业观察2002年中国报告》,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页。
⑩ 陈乃醒、傅贤治:《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报告(2006—2007)》,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
{11} 张茉楠:《面向创业型经济的政策设计与管理模式研究》,《科学学研究》2007年第12期。
{12} 刘易斯:《二元经济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44页。
{13} 费景汉、拉尼斯:《劳力剩余经济的发展》,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67-171页。
{14} 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4-141页。
{15} 陈希玉:《城乡统筹: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方针》,《山东农业》2005年第5期。
{16} 张红宇:《城乡统筹的阶段性与经验启示——江苏、上海的调查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05年第10期。
{17} 李允尧:《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自主创新的认识》,《人民日报》2010年6月4日。
作者简介:李允尧,男,1964年生,湖南邵阳人,经济学博士,湖南商学院副教授,湖南长沙,410205。
(责任编辑 陈孝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