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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音乐史上，恐怕没有哪部作品，有如作曲家王西麟的《云南音诗》那样，充满着戏剧性的离奇色彩。这块被埋于黄土中的璞玉，自被发掘后的几十年中，依然闪烁着晶莹的光亮。
不可思议的是，创作于1963年的风俗交响套曲《云南音诗》中的第四乐章《火把节》，亦名《火把节之夜》，其风头盖过了整部作品，几十年来常在音乐会上被国内外著名音乐团体用来单独演奏，其演出频率比起《梁祝》《黄河》毫不逊色。
指挥家陈燮阳说：“它是一部非常成熟的、演出反响特别好的作品，更是被国际乐坛认可的、带着强烈中国元素走进世界音乐殿堂的中国交响乐作品。”十几年前，这位中国指挥家携上海交响乐团赴美十一座城市巡演时，《火把节》是必演曲目；2004年6月20日，在柏林爱乐大厅举行的纪念上海交响乐团建团一百二十五周年音乐会，开场曲就是《火把节》，那场音乐会“现场热烈，几乎爆棚，这是一场辉煌的演出”。
开怀大笑的王西麟
《火把节》久演不衰，可又有谁知，这部在特殊年代“活下来”的蒙难之作与它的主人曾经经历的九死一生？
从1963年《云南音诗》问世到1978年首演，再到1981年获得全国大奖的十八年中，它命运多舛，几度毁于一旦。从手稿在“文革”中藏在米缸里逃过一劫，到中央广播交响乐团指挥聂中明牵线、李德伦慧眼识珠、韩中杰发掘并指挥中央乐团首演以及之后作品莫名遭受打压、在全国评委会上主席丁善德拍案而起，整个过程充满了戏剧性的悲喜剧色彩。
几十年后，面对我，年届八旬的音乐大师在谈及这部凤凰涅的成名作时唏嘘不已，“我对韩中杰先生充满感激，一部作品救了我一条命啊！还有丁善德先生，坚持原则、主持公道之举，实在令我钦佩。我想，全国人民都得感谢丁先生，是他救活了这部作品，成为人类共同的财产”。大颗的泪珠从王西麟脸颊上滚落。“这段尘封了五十二年的创作历史，我希望你写出来……”
（一）
音乐界如同自然界，有些现象充满了未知的神秘。王西麟《云南音诗》的诞生就属此类。
很难想象，一个刚跨出音乐学院大门且从未到过云南的年轻作曲家，竟然写出一部“色彩斑斓，欢快流畅，场面恢宏，有血有肉”的云南风情之作。这有如台湾作家李敖，有人质疑他从未到过北京，怎么写出小说《北京法源寺》的？语言大师幽默答曰：“山水风景，只要加上照片和想象力，就身临其境了。”
1957年夏，王西麟结束了解放军军乐指挥专科学校两年的进修，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大三那年，同班同学从云南采风带回的一批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的原始录音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他回忆道：“这些风格独特、清新，泥土气息浓郁的原生态录音令我耳目一新。油印册子用的是黑色粗糙的纸。这是我对云南音乐的第一次直观印象，它成了我日后创作的潜在动机。我至今还保存着这份简陋的简谱册。”
1962年秋，二十六岁的王西麟结束了五年大学生涯，带着毕业作品《四重奏》和《第一交响曲》的第一乐章，来到北京中央广电局报到，等待分配。
北京的秋天很美，“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年轻的王西麟享受着这五彩斑斓的时节。他的心灯被点亮了，遥想前景，恍若眼前的蓝天、黄杏与红枫。
殊不知，厄运正在黑暗中悄悄张开大网，随之便轻易地改变了年轻作曲家一生的命运。
王西麟被分配到中央民族乐团。这个十二岁半便加入西北野战军十一师宣传队（声名显赫的“红军师”）的“红孩子”犯了倔脾气，在招待所一住十几天，坚决不服从分配。这给组织上留下了极为不良的印象。无奈，上层只能将他分配到中央广播交响乐团，担任创作员。
王西麟在讲述作品
他的才华很快得以施展。在“央广”《慰问边防军》的广播任务中，初来乍到的王西麟动手改编了歌词，写了一首合唱曲，乐团指挥聂中明敏锐地发现，这个年轻作曲家才气纵横，在旋律与配器方面与众不同，了不得。此举惊动了广电局高层，声名显赫的指挥家彭修文都到排练厅现场听排练。在一片好评声中，王西麟多少为自己挽回了一点不良影响。
心气高傲的王西麟很快就感觉到，广播交响乐团主要是为广播配乐，很少涉及交响乐演出。“这与我的专业和理想相去甚远，我失望极了，看不到任何发展前景。于是我埋头钻研业务，梦想有朝一日去苏联留学深造。”
在京举目无亲，王西麟无牵无挂。他躲进小楼，专心致志地研究作曲，闭门创作，几乎与世隔绝。五六个月后，他完成了《第一交响曲》的第二、第三乐章。面对这部酝酿于大学时代的交响作品的厚厚总谱，王西麟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然云南，冥冥中似乎正等待着他的温柔触摸。
1963年的初夏某日，王西麟去电台文艺部，经过走廊时，忽然被室内传出的音乐声所吸引。他不由得停下了脚步。那是电台高级编辑邓先超的办公室，屋里正在播放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的原始录音，奇妙而清新的音樂再次勾起他的浓厚兴趣。为写《第一弦乐四重奏》（Op.1，1961）和《第一交响曲》（Op.2，1962），数年来他沉湎于那种史诗般的矛盾冲突与悲剧性的音乐氛围中，而有着鲜活生命力的云南原生态音乐令他陶醉而神往。他忽然意识到，一个作曲家必须写作不同风格的作品！“于是，创作一部与以往艺术风格截然不同的风俗性、色彩性交响组曲的想法瞬间萌生，云南音诗！我对自己提出这个诱人的题目并将完成它。”
作曲来源于兴趣。王西麟向同行借了三张云南土风音乐的密纹唱片，爱不释手，一边听一边记谱，记下了七八十首原生态民歌、歌舞和器乐曲的谱子。他用在大学期间自我独创的“名曲研究法”，对旋律、调式、节奏、结构进行了专业上的解剖、分析和研究，力求寻找并掌握土风音乐的艺术特征和规律，又按其特征、门类“合并同类项”，同时作了不少札记。于是，一部《茶林春雨》《山寨路上》《溪畔情歌》《尼苏舞曲》《夜歌》《欢歌的边寨》（初稿不叫火把节）六个乐章布局的组曲框架，在他的脑海中形成。 为做創作前的技术准备，这一年，王西麟研究了许多民间音乐，以及拉威尔、埃内斯库、法雅、哈恰图良、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等音乐大师几十部色彩性的交响乐作品，做了大量笔记，不知不觉地写出了《云南音诗》的四个乐章。王西麟沉静在创作的喜悦中，全然不知他身处中国政治剧变的时代，一场改变他一生的巨大灾难正在临近。
“各类运动”此时正在中国大地向深处展开。乐团里，三天一大会，五天一小会，领导作报告指导“运动”深入。对一个刚涉足社会的年轻人来说，王西麟一头雾水，既无兴趣也不想听。
“运动”末尾，乐团发动群众给领导提意见，王西麟被反复要求发言。“对我这个涉世未深并对国家‘政治水温’毫不知情的青年来说，单纯很快转变成革命激情。我认真准备了一夜，读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我想，别的不能谈，就结合广播电台正在搞的‘移植方针’，谈谈文艺方针的‘民族化、群众化、广播电视化’‘三化’的理论问题吧。”
在第二天的会议上，王西麟语惊四座，整整两个小时的发言令所有人愕然。会场里出现了难堪的沉寂，气氛越来越凝重诡异。
王西麟的发言很快被定性为向党进攻的反党言论。年轻的作曲家懵了，进乐团仅一年时间，他成了“反党小集团”中的头目。在此后的大半年中，乐团召开了十多次大会对他进行猛烈批判，王西麟的理想世界在瞬间轰然倒塌。在无休止的大小批斗中，他的心在流血，他的精神在恐惧中崩溃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在此后几十年中伴随着他。他噩梦缠身，半夜里常常发出凄厉恐怖的喊叫声。
次年3月，批判斗争有些许松动，王西麟想起了《云南音诗》还有两个乐章没写完，于是白天挨批，晚上伏案。这是一片心灵的极乐世界，所有的苦难与不幸，唯有在创作中得到最大的补偿。一个月后，他完成了《云南音诗》最后的创作。
组织上的处理决定很快下达。作为内部专政对象，王西麟被开除团籍；由于政治上不可靠，他不适合在中央级广播电台工作，不适合搞交响乐，不适合在北京工作，限期离京，流放到山西雁北文工团改造。
1964年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王西麟在专人“护送”下，登上了西去的列车。他的行囊中，有《云南音诗》和《第一交响曲》两部总谱。
两条铁轨伸向无限的远方。在“咣当咣当”的车轮声中，他不知道他将去哪里，未来命运将如何。他不能往下想，也不敢往下想……
（二）
山西大同，北控大漠，南扼中原，古往今来，是商旅要塞、兵家必争之地。时空转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塞外大风呜咽，黄沙弥漫遮天，几乎将这座中国历史名城的辉煌文明湮没了。除了黄土、风沙和煤炭，剩下的是贫穷、落后与封闭。呼啸北上的列车，将王西麟的命运，无情地抛在了塞北的一个小站上。在大同的六年中，王西麟受尽凌辱，九死一生，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一生难以愈合的心灵伤痕。
在担任作曲和指挥的一年多中，雁北文工团的现状令他十分沮丧。乐队编制不全，水平基本业余；合唱队五音不全，队员们一看五线谱就懵，连《团结就是力量》这样简单的歌曲也唱不下来，还搞什么交响乐？王西麟一声叹息，叹人生如同行走在无恒大漠，看不到一株绿草，一棵绿树。唯见雁门关的冷月，照耀着古战场上的戍边将士们早已荒颓的墓茔，株株枯草在寒风中摇曳。一个年轻的作曲家已毁灭。他忘记了《云南音诗》和《第一交响曲》的存在，它们被沉入了箱底，蒙上了厚厚一层灰。
“文革”开始后，王西麟被轰了出来。他的精神再度崩溃，旧病复发且越发加重。医生告诫道，这是神经分裂症的前兆。1966年春，王西麟被送进大同精神病院治疗。面对黑暗混沌的前途，他痛不欲生，精神愈加萎靡颓废。这个因受迫害而留下的病根折磨了他一辈子，其恐怖情景，许多艺术家都亲眼所见。八十年代，王西麟为电影《一叶小舟》配乐，与导演、演员出外景，一起生活了两个多月，陈凯歌调侃道：“西麟先生每夜大叫，环境、气氛、人物、情节都有了。他一定是个经历过大迫害大灾难的人。”唯恐他不信，北影的导演在一旁还录了音。
半年之后，王西麟被造反派从医院揪回本单位批斗了半年，随后迫害升级。在“清理阶级队伍”时，作为“大同一号黑鬼”，他又被关押了三年多。
抄家时，造反派一个大头目嚷嚷说，王西麟的东西都是“大洋古”，没人看得懂也没人要，于是，几张大封条，将他装有“封资修”的东西全部封存。结果，《云南音诗》总谱意外地得以幸存。在之后的关押期间，王西麟再度被抄家，同事高一兵事先得知消息后，在一个黑夜里偷偷将他的几大箱东西转移，并将《云南音诗》总谱藏于自家米缸底下，上面铺了厚厚一层小米，于是又躲过了一劫。
有才华的人，一生中常常几度恢复青春。
就在王西麟被押上送往学习班的大卡车上时，缪斯之神在冥冥中伸出手，将命悬一线的年轻作曲家拉回了音乐人间。1970年，山西晋东南军管会的一纸调令解救了他。出于政治原因，昔日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的晋东南长治成立了两个大型剧组，四处招募音乐专才，排演革命样板戏。此时，急切地需要一个灵魂人物——指挥兼作曲。自然，从中央级乐团流放至山西的王西麟，成了他们的头号人选。
王西麟来到晋东南的长治。扎实的音乐功底和较高的专业素养，顷刻间让他的才华有了施展的舞台。一年中，王西麟指挥二剧组，接连排出了舞剧《白毛女》、交响乐上党梆子《沙家浜》两部样板戏。一个地级文工团，居然走到省歌舞团前头，在太原上演了省歌想排而排不出的大型样板戏，况且水平还很高。晋东南因此声名大噪，长治方面暗自庆幸，“我们调来个‘大元宝’”。
自然，作为“专政对象”的王西麟受到了特殊礼遇。没了大会小会批斗，生活日趋安稳。作为音乐家，他受到了尊重，更难得的是他获得了自由身，有了前去京、津、沪及西安等地观摩学习的机会。
音乐在他的心中复活了。大同的“牛棚”生活，除了挨斗和无休止地写交代材料外，他忘却了自己是个音乐家，忘记了自己的作品。到头来，还是音乐拯救了他的苦难灵魂。“虽说在长治七年的境遇比大同六年好许多，可我才三十多岁啊，回北京搞交响乐的念头在脑中挥之不去。慢慢地，我开始着手联系调动之事。” 天賜良机终于来临。在西安观摩学习的王西麟，意外重逢中央广播交响乐团指挥聂中明。身为国务院文化组成员的聂中明，当时正在西安指导创作“陕北革命民歌五首”。王西麟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委托聂中明将他的《第一交响曲》和《云南音诗》总谱，带给素不相识的中国音乐界权威——中央乐团指挥李德伦。
很快，在读了王西麟作品的总谱后，爱才惜才的李德伦决定调他回京。无奈此时中央乐团派系斗争激烈，李德伦权威受阻，调动之事陷入困局。然而这却给了王西麟极大的鼓励，希望之火熊熊燃起。两年调动无果后，李德伦又亲笔写了推荐信，将他推荐给陕西省歌剧舞剧院，他们有一个庞大的管弦乐团。
一切似乎都已谈妥，就在王西麟满心喜悦地等待调往西安时，传来坏消息。陕西省将档案调去后，一切又被打回了原地。档案里，白纸黑字记载着王西麟被开除团籍，属“内部专政对象”。王西麟的心顿时被撕裂了，犹如迷失在漆黑的山洞里，找不到生还的出口。他绝望地将头狠命撞墙，直至鲜血流淌……
几十年后，在与我谈及当年的绝望之情时，音乐大师潸然泪下。“北京调动无望，西安又退了回来，调动之事难极了，比上天还要难！我彻底死心了，我王西麟不就是想搞音乐吗？不搞了！我在长治当语文教员，教语文算了！结婚吧！”
话虽这么说，可离开长治的念头不久又在心里萌发。在时任中央乐团党委副书记的刘庄推荐下，王西麟走出晋东南，又一次踏上寻找未来前程的路途。在浙江省歌舞团，他遭遇了西安调动的翻版……
作曲家王西麟
（三）
希望在绝望中出现了。
1977年底，在李德伦数次力荐和活动下，王西麟终于以借调名义，调到了北京市歌舞团。临行前，哥们告诫他，回北京头三脚一定要踹响。
“一到北京市歌舞团，我就献上《云南音诗》，但一个月后竟被退了回来。我心里开始发毛，我是个临时工，担心调入北京之事再生变故，内心充满了惶恐。无奈之下，我找到李德伦。他说，总谱先放我这吧，有机会我来演。”
没有安身立命之作，王西麟惶惶不可终日。转眼半年过去了，首演之事杳无音信。忽然间有一天，王西麟生命中的又一位贵人出现了。他接到中央乐团二号指挥韩中杰的来电，请他速去韩家一次。“我决定8月份上演《云南音诗》，但总谱已模糊不清，你回去整理一下。此外作品太长，舞曲太多，删繁就简，给你两个月时间差不多吧？”韩中杰说。
一股热血涌上王西麟的心头。十五年过去了，《云南音诗》将“凤凰涅”？他不敢相信，乐界“珠峰”——中央乐团将由指挥大家执棒，演奏他的新作。沉沦多年的《云南音诗》终于将拂去厚厚尘埃见天日。可总谱已严重磨损，五线谱上的铅笔印记多半已模糊不清，王西麟从箱底翻出手稿。
时至今日，九十多岁高龄的韩中杰对那段往事依然记忆犹新。他告诉我：“在中央乐团，李德伦与我有分工，我负责抓乐队、抓创作。我们俩手里都有许多新作品，谁看中的作品，谁就负责排练和推出去。‘文革’刚结束时，新作品层出不穷，于是我在乐团内建立了‘推新’机制——先试奏出声音，再推上新作品试奏会，专家从中选出好作品，指挥最后拍板是否上正式音乐会演奏。正因为如此，当年中央乐团推出的新人新作相当多，王西麟就是其中之一。1978年，李德伦因病住院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急于推出新作，在征得李德伦同意后，在他的书房中翻阅了一大堆总谱，从中发现了王西麟的《云南音诗》。细细一读，觉得这部交响组曲的视野很宽，交响性方面有着与众不同的个性和特点，既有浓郁的中国民族元素，创作技法和音乐语言又非常国际化。我意识到，这是一部难得的优秀作品。事实证明，在之后严苛的挑选和评判中，这部新作脱颖而出。为能早日试奏，我让王西麟修改并自己抄分谱。两个月后，它出现在试奏会上。”
韩中杰的慧眼识珠，使王西麟有了证明自己实力的机会。
“回家后，我一天都不敢耽误，天天埋首案头，下功夫修改。这时，我为舞蹈大家贾作光创作的《马刀飞舞》已经上演。但我隐隐感觉这部小作品并不能决定我的命运，必须有一部有影响力的大作品，才能撑起我的专业水准，证明我的才能。”
为修改《云南音诗》，王西麟前去拜访他的大学老师刘庄。作为“四人帮”时期红极一时的权威，她已从中央乐团党委副书记上退位，正在接受批判，每天挨炮轰。刘庄在认真地研究了《云南音诗》总谱后，提出了修改意见：“第一，这部组曲四个乐章就足够了；第二，乐章之间落差要大，对比要鲜明。”特别是“夜歌”这个乐章，刘庄的美学观点极具价值：“要修改到极其安静，安静、安静，再安静，连根针掉地都能听得见！”
王西麟茅塞顿开。
“很快，我对总谱做了较大压缩，第三乐章基本推倒重来，第四乐章我根据韩中杰的建议，将火把节砍掉了一大截，重写了总谱。这样，将六个乐章改成《茶林春雨》《山寨路上》《夜歌》和《火把节之夜》四个乐章。从技术上来说，修改后的作品提高了一大截。
两个月后，王西麟带着总谱，来到和平里中央乐团见韩中杰，节目组要审听。“这把我吓得不轻，我一个小人物，那么多专家来审听，万一……我战战兢兢，夹着总谱，在中央乐团大门外独自徘徊了大半天，就是不敢进门。”
乐团排练厅里坐满了中央乐团创作大员，罗忠镕、施万春、王酩、施光南等人坐在那儿。“韩中杰让我在钢琴上弹一遍，可我的钢琴水平很有限，紧张得大气不敢喘，脑门上直冒汗，弹了半天也没弹好，谱子还从钢琴上滑落了一地，我赶忙捡谱子，那情景太狼狈了。还好，审听通过了。”
8月初开始彩排。这是“文革”后中央乐团举行的首次新作品试奏音乐会，《云南音诗》获得了极大反响。“作曲大家罗忠镕领我走上舞台谢幕，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回上台谢幕，我见到了音乐界许多大佬。……我的内心非常激动，回到家后久久不能平静……” 1978年国庆节当晚，《云南音诗》由中央乐团在民族文化宫正式公演，《人民音乐》不久刊出评论文章，对《云南音诗》褒奖有加。一些出版社也来信，希望出版总谱。
作为第二次进京的新锐作曲家，王西麟依靠他的力作《云南音诗》站稳了脚跟，但他能走多远呢？
王西麟演出致辞
（四）
十年浩劫过后，中国的交响乐事业一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旺之景。李德伦高兴地说：“1980年，我们一年干了二十年的活！”而此时，第一届中国交响乐作品评比大赛，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
早在1979年夏，北京已传出了消息，评比即将举行，规定参评者必须送上录音。王西麟得知后，多次向歌舞团负责人提出请求，希望再演奏一次《云南音诗》并录音，可所有的恳求都被莫名地拒绝！
山重水复疑无路。此时王西麟忽然得知，年底，袁方将指挥中央广播交响乐团演奏《云南音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现场录音与播出。
王西麟如释重负。有一天他从电台排练回来，在食堂碰见了那位当权者，不由怒火中烧：“我再也不用求你了，我的作品今天电台演奏了。我求过你，你都不演，你太坏了！不仅如此，你还趁我不在北京时，诬陷我家用电炉，扣我工资二十元。你居心叵测，借机报复！”
“我就报复你怎么样？”
“你这个混蛋，坏事做尽，很多人都想抽你！”
……
元旦前夕，几位公安走进王西麟家，出示了“七天行政拘留证”，押上了警车。他被带进了“炮局胡同”（北京市公安局拘留所）。
紧接着，歌舞团负责人在全团大会上宣布王西麟是待调人员，取消了他作为团员的资格及一切福利待遇。
元旦后第三天，王西麟走出了公安局拘留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看守所的监室里，他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播放他的《云南音诗》。
王西麟被拘留的消息很快传遍音乐界。李德伦闻讯后对过重的处罚忿忿不平；时任中国音协主席的吕骥让秘书专门写信给王西麟，希望他上诉。可有人却幸灾乐祸地说，“‘公安局事件’对王西麟的影响将是长远的！”这话不幸而言中。
1981年5月，全国交响乐作品评奖开始，王西麟的交响组曲《云南音诗》以初评时获得第一被报送上去，然而歌舞团负责人却毫不客气地将它拉了下来。
作品上还是下？事情闹到了评委会的终审会上。在最后决定时刻，评委中有人公开质疑王西麟的“公安局事件”，认为他获奖不合适。一时众说纷纭。评委会主席丁善德拍案而起：“打人归打人，公安局已处理。我们是评奖，只论作品，不能因小过而扼杀一个有才华的作曲家。”在激烈的争辩中，丁善德坚持原则，力排众议，否定质疑，一锤定音。
评委会的正义与公正，使得《云南音诗》从全国九十六部参评作品中锥出囊中，获得了全国交响乐作品评比的第一名。之后，丁善德还专门为这部作品撰寫了评论文章。
王西麟在团里受到不公正压制的情况传到了北京市文化局。随后，文化局给予拨乱反正，并召开了获奖表彰会。
这天，王西麟拿到五百元奖金。他带着老婆孩子，在王府井美美地吃了一顿油糕，又给女儿买了一个大玩具，一家人高兴极了……
从聂中明到李德伦、韩中杰，再到丁善德，他们的专业眼光是犀利的。《云南音诗》问世后，几十年来已成为中外音乐会上演最多、最受欢迎的中国名曲之一。
（五）
《云南音诗》火了。这部沿用传统风格创作、略带有早期印象派色彩的作品，尽管被中外许多指挥和乐团带到了世界上几十个国家并在近百个城市上演过，可令人费解的是，长度仅八分多钟的终乐章《火把节》历来被用作单独演奏，或作为序曲开场，烘托音乐会气氛，或作为压轴，将音乐会气氛推向高潮。更可惜的是，《火把节》的光辉将整部作品埋没了。
个中缘由连指挥家陈燮阳也不得其解。“《云南音诗》这部组曲艺术价值很高，但不知何因，整部作品演奏的很少。其遭遇与李焕之的《春节序曲》一样，原本都是组曲，一个乐章将整部作品葬送了，其他几个乐章被打入冷宫，基本没演过。我想，这一定与指挥有关。”
对此，王西麟又有话说：“我对所有演出此作的指挥家和乐团表示衷心感谢。但是几十年来，我也看到了《火把节》被滥用、滥演的侵权行为而无法无力去纠正。除了少数几位指挥家、乐团曾礼貌地向作者征求同意，支付租谱费外，《火把节》似乎成了谁都可以任意使用的公共产品。这种无视国家《著作权法》而随便使用的现状是对我严重的伤害！我再次向社会呼吁：在法治建设过程中，乐团管理者应该具有法制意识和文化良知，对作品和作者给予真正的尊重！”
不可思议的是，创作于1963年的风俗交响套曲《云南音诗》中的第四乐章《火把节》，亦名《火把节之夜》，其风头盖过了整部作品，几十年来常在音乐会上被国内外著名音乐团体用来单独演奏，其演出频率比起《梁祝》《黄河》毫不逊色。
指挥家陈燮阳说：“它是一部非常成熟的、演出反响特别好的作品，更是被国际乐坛认可的、带着强烈中国元素走进世界音乐殿堂的中国交响乐作品。”十几年前，这位中国指挥家携上海交响乐团赴美十一座城市巡演时，《火把节》是必演曲目；2004年6月20日，在柏林爱乐大厅举行的纪念上海交响乐团建团一百二十五周年音乐会，开场曲就是《火把节》，那场音乐会“现场热烈，几乎爆棚，这是一场辉煌的演出”。
《火把节》久演不衰，可又有谁知，这部在特殊年代“活下来”的蒙难之作与它的主人曾经经历的九死一生？
从1963年《云南音诗》问世到1978年首演，再到1981年获得全国大奖的十八年中，它命运多舛，几度毁于一旦。从手稿在“文革”中藏在米缸里逃过一劫，到中央广播交响乐团指挥聂中明牵线、李德伦慧眼识珠、韩中杰发掘并指挥中央乐团首演以及之后作品莫名遭受打压、在全国评委会上主席丁善德拍案而起，整个过程充满了戏剧性的悲喜剧色彩。
几十年后，面对我，年届八旬的音乐大师在谈及这部凤凰涅的成名作时唏嘘不已，“我对韩中杰先生充满感激，一部作品救了我一条命啊！还有丁善德先生，坚持原则、主持公道之举，实在令我钦佩。我想，全国人民都得感谢丁先生，是他救活了这部作品，成为人类共同的财产”。大颗的泪珠从王西麟脸颊上滚落。“这段尘封了五十二年的创作历史，我希望你写出来……”
（一）
音乐界如同自然界，有些现象充满了未知的神秘。王西麟《云南音诗》的诞生就属此类。
很难想象，一个刚跨出音乐学院大门且从未到过云南的年轻作曲家，竟然写出一部“色彩斑斓，欢快流畅，场面恢宏，有血有肉”的云南风情之作。这有如台湾作家李敖，有人质疑他从未到过北京，怎么写出小说《北京法源寺》的？语言大师幽默答曰：“山水风景，只要加上照片和想象力，就身临其境了。”
1957年夏，王西麟结束了解放军军乐指挥专科学校两年的进修，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大三那年，同班同学从云南采风带回的一批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的原始录音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他回忆道：“这些风格独特、清新，泥土气息浓郁的原生态录音令我耳目一新。油印册子用的是黑色粗糙的纸。这是我对云南音乐的第一次直观印象，它成了我日后创作的潜在动机。我至今还保存着这份简陋的简谱册。”
1962年秋，二十六岁的王西麟结束了五年大学生涯，带着毕业作品《四重奏》和《第一交响曲》的第一乐章，来到北京中央广电局报到，等待分配。
北京的秋天很美，“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年轻的王西麟享受着这五彩斑斓的时节。他的心灯被点亮了，遥想前景，恍若眼前的蓝天、黄杏与红枫。
殊不知，厄运正在黑暗中悄悄张开大网，随之便轻易地改变了年轻作曲家一生的命运。
王西麟被分配到中央民族乐团。这个十二岁半便加入西北野战军十一师宣传队（声名显赫的“红军师”）的“红孩子”犯了倔脾气，在招待所一住十几天，坚决不服从分配。这给组织上留下了极为不良的印象。无奈，上层只能将他分配到中央广播交响乐团，担任创作员。
他的才华很快得以施展。在“央广”《慰问边防军》的广播任务中，初来乍到的王西麟动手改编了歌词，写了一首合唱曲，乐团指挥聂中明敏锐地发现，这个年轻作曲家才气纵横，在旋律与配器方面与众不同，了不得。此举惊动了广电局高层，声名显赫的指挥家彭修文都到排练厅现场听排练。在一片好评声中，王西麟多少为自己挽回了一点不良影响。
心气高傲的王西麟很快就感觉到，广播交响乐团主要是为广播配乐，很少涉及交响乐演出。“这与我的专业和理想相去甚远，我失望极了，看不到任何发展前景。于是我埋头钻研业务，梦想有朝一日去苏联留学深造。”
在京举目无亲，王西麟无牵无挂。他躲进小楼，专心致志地研究作曲，闭门创作，几乎与世隔绝。五六个月后，他完成了《第一交响曲》的第二、第三乐章。面对这部酝酿于大学时代的交响作品的厚厚总谱，王西麟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然云南，冥冥中似乎正等待着他的温柔触摸。
1963年的初夏某日，王西麟去电台文艺部，经过走廊时，忽然被室内传出的音乐声所吸引。他不由得停下了脚步。那是电台高级编辑邓先超的办公室，屋里正在播放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的原始录音，奇妙而清新的音樂再次勾起他的浓厚兴趣。为写《第一弦乐四重奏》（Op.1，1961）和《第一交响曲》（Op.2，1962），数年来他沉湎于那种史诗般的矛盾冲突与悲剧性的音乐氛围中，而有着鲜活生命力的云南原生态音乐令他陶醉而神往。他忽然意识到，一个作曲家必须写作不同风格的作品！“于是，创作一部与以往艺术风格截然不同的风俗性、色彩性交响组曲的想法瞬间萌生，云南音诗！我对自己提出这个诱人的题目并将完成它。”
作曲来源于兴趣。王西麟向同行借了三张云南土风音乐的密纹唱片，爱不释手，一边听一边记谱，记下了七八十首原生态民歌、歌舞和器乐曲的谱子。他用在大学期间自我独创的“名曲研究法”，对旋律、调式、节奏、结构进行了专业上的解剖、分析和研究，力求寻找并掌握土风音乐的艺术特征和规律，又按其特征、门类“合并同类项”，同时作了不少札记。于是，一部《茶林春雨》《山寨路上》《溪畔情歌》《尼苏舞曲》《夜歌》《欢歌的边寨》（初稿不叫火把节）六个乐章布局的组曲框架，在他的脑海中形成。 为做創作前的技术准备，这一年，王西麟研究了许多民间音乐，以及拉威尔、埃内斯库、法雅、哈恰图良、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等音乐大师几十部色彩性的交响乐作品，做了大量笔记，不知不觉地写出了《云南音诗》的四个乐章。王西麟沉静在创作的喜悦中，全然不知他身处中国政治剧变的时代，一场改变他一生的巨大灾难正在临近。
“各类运动”此时正在中国大地向深处展开。乐团里，三天一大会，五天一小会，领导作报告指导“运动”深入。对一个刚涉足社会的年轻人来说，王西麟一头雾水，既无兴趣也不想听。
“运动”末尾，乐团发动群众给领导提意见，王西麟被反复要求发言。“对我这个涉世未深并对国家‘政治水温’毫不知情的青年来说，单纯很快转变成革命激情。我认真准备了一夜，读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我想，别的不能谈，就结合广播电台正在搞的‘移植方针’，谈谈文艺方针的‘民族化、群众化、广播电视化’‘三化’的理论问题吧。”
在第二天的会议上，王西麟语惊四座，整整两个小时的发言令所有人愕然。会场里出现了难堪的沉寂，气氛越来越凝重诡异。
王西麟的发言很快被定性为向党进攻的反党言论。年轻的作曲家懵了，进乐团仅一年时间，他成了“反党小集团”中的头目。在此后的大半年中，乐团召开了十多次大会对他进行猛烈批判，王西麟的理想世界在瞬间轰然倒塌。在无休止的大小批斗中，他的心在流血，他的精神在恐惧中崩溃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在此后几十年中伴随着他。他噩梦缠身，半夜里常常发出凄厉恐怖的喊叫声。
次年3月，批判斗争有些许松动，王西麟想起了《云南音诗》还有两个乐章没写完，于是白天挨批，晚上伏案。这是一片心灵的极乐世界，所有的苦难与不幸，唯有在创作中得到最大的补偿。一个月后，他完成了《云南音诗》最后的创作。
组织上的处理决定很快下达。作为内部专政对象，王西麟被开除团籍；由于政治上不可靠，他不适合在中央级广播电台工作，不适合搞交响乐，不适合在北京工作，限期离京，流放到山西雁北文工团改造。
1964年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王西麟在专人“护送”下，登上了西去的列车。他的行囊中，有《云南音诗》和《第一交响曲》两部总谱。
两条铁轨伸向无限的远方。在“咣当咣当”的车轮声中，他不知道他将去哪里，未来命运将如何。他不能往下想，也不敢往下想……
（二）
山西大同，北控大漠，南扼中原，古往今来，是商旅要塞、兵家必争之地。时空转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塞外大风呜咽，黄沙弥漫遮天，几乎将这座中国历史名城的辉煌文明湮没了。除了黄土、风沙和煤炭，剩下的是贫穷、落后与封闭。呼啸北上的列车，将王西麟的命运，无情地抛在了塞北的一个小站上。在大同的六年中，王西麟受尽凌辱，九死一生，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一生难以愈合的心灵伤痕。
在担任作曲和指挥的一年多中，雁北文工团的现状令他十分沮丧。乐队编制不全，水平基本业余；合唱队五音不全，队员们一看五线谱就懵，连《团结就是力量》这样简单的歌曲也唱不下来，还搞什么交响乐？王西麟一声叹息，叹人生如同行走在无恒大漠，看不到一株绿草，一棵绿树。唯见雁门关的冷月，照耀着古战场上的戍边将士们早已荒颓的墓茔，株株枯草在寒风中摇曳。一个年轻的作曲家已毁灭。他忘记了《云南音诗》和《第一交响曲》的存在，它们被沉入了箱底，蒙上了厚厚一层灰。
“文革”开始后，王西麟被轰了出来。他的精神再度崩溃，旧病复发且越发加重。医生告诫道，这是神经分裂症的前兆。1966年春，王西麟被送进大同精神病院治疗。面对黑暗混沌的前途，他痛不欲生，精神愈加萎靡颓废。这个因受迫害而留下的病根折磨了他一辈子，其恐怖情景，许多艺术家都亲眼所见。八十年代，王西麟为电影《一叶小舟》配乐，与导演、演员出外景，一起生活了两个多月，陈凯歌调侃道：“西麟先生每夜大叫，环境、气氛、人物、情节都有了。他一定是个经历过大迫害大灾难的人。”唯恐他不信，北影的导演在一旁还录了音。
半年之后，王西麟被造反派从医院揪回本单位批斗了半年，随后迫害升级。在“清理阶级队伍”时，作为“大同一号黑鬼”，他又被关押了三年多。
抄家时，造反派一个大头目嚷嚷说，王西麟的东西都是“大洋古”，没人看得懂也没人要，于是，几张大封条，将他装有“封资修”的东西全部封存。结果，《云南音诗》总谱意外地得以幸存。在之后的关押期间，王西麟再度被抄家，同事高一兵事先得知消息后，在一个黑夜里偷偷将他的几大箱东西转移，并将《云南音诗》总谱藏于自家米缸底下，上面铺了厚厚一层小米，于是又躲过了一劫。
有才华的人，一生中常常几度恢复青春。
就在王西麟被押上送往学习班的大卡车上时，缪斯之神在冥冥中伸出手，将命悬一线的年轻作曲家拉回了音乐人间。1970年，山西晋东南军管会的一纸调令解救了他。出于政治原因，昔日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的晋东南长治成立了两个大型剧组，四处招募音乐专才，排演革命样板戏。此时，急切地需要一个灵魂人物——指挥兼作曲。自然，从中央级乐团流放至山西的王西麟，成了他们的头号人选。
王西麟来到晋东南的长治。扎实的音乐功底和较高的专业素养，顷刻间让他的才华有了施展的舞台。一年中，王西麟指挥二剧组，接连排出了舞剧《白毛女》、交响乐上党梆子《沙家浜》两部样板戏。一个地级文工团，居然走到省歌舞团前头，在太原上演了省歌想排而排不出的大型样板戏，况且水平还很高。晋东南因此声名大噪，长治方面暗自庆幸，“我们调来个‘大元宝’”。
自然，作为“专政对象”的王西麟受到了特殊礼遇。没了大会小会批斗，生活日趋安稳。作为音乐家，他受到了尊重，更难得的是他获得了自由身，有了前去京、津、沪及西安等地观摩学习的机会。
音乐在他的心中复活了。大同的“牛棚”生活，除了挨斗和无休止地写交代材料外，他忘却了自己是个音乐家，忘记了自己的作品。到头来，还是音乐拯救了他的苦难灵魂。“虽说在长治七年的境遇比大同六年好许多，可我才三十多岁啊，回北京搞交响乐的念头在脑中挥之不去。慢慢地，我开始着手联系调动之事。” 天賜良机终于来临。在西安观摩学习的王西麟，意外重逢中央广播交响乐团指挥聂中明。身为国务院文化组成员的聂中明，当时正在西安指导创作“陕北革命民歌五首”。王西麟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委托聂中明将他的《第一交响曲》和《云南音诗》总谱，带给素不相识的中国音乐界权威——中央乐团指挥李德伦。
很快，在读了王西麟作品的总谱后，爱才惜才的李德伦决定调他回京。无奈此时中央乐团派系斗争激烈，李德伦权威受阻，调动之事陷入困局。然而这却给了王西麟极大的鼓励，希望之火熊熊燃起。两年调动无果后，李德伦又亲笔写了推荐信，将他推荐给陕西省歌剧舞剧院，他们有一个庞大的管弦乐团。
一切似乎都已谈妥，就在王西麟满心喜悦地等待调往西安时，传来坏消息。陕西省将档案调去后，一切又被打回了原地。档案里，白纸黑字记载着王西麟被开除团籍，属“内部专政对象”。王西麟的心顿时被撕裂了，犹如迷失在漆黑的山洞里，找不到生还的出口。他绝望地将头狠命撞墙，直至鲜血流淌……
几十年后，在与我谈及当年的绝望之情时，音乐大师潸然泪下。“北京调动无望，西安又退了回来，调动之事难极了，比上天还要难！我彻底死心了，我王西麟不就是想搞音乐吗？不搞了！我在长治当语文教员，教语文算了！结婚吧！”
话虽这么说，可离开长治的念头不久又在心里萌发。在时任中央乐团党委副书记的刘庄推荐下，王西麟走出晋东南，又一次踏上寻找未来前程的路途。在浙江省歌舞团，他遭遇了西安调动的翻版……
（三）
希望在绝望中出现了。
1977年底，在李德伦数次力荐和活动下，王西麟终于以借调名义，调到了北京市歌舞团。临行前，哥们告诫他，回北京头三脚一定要踹响。
“一到北京市歌舞团，我就献上《云南音诗》，但一个月后竟被退了回来。我心里开始发毛，我是个临时工，担心调入北京之事再生变故，内心充满了惶恐。无奈之下，我找到李德伦。他说，总谱先放我这吧，有机会我来演。”
没有安身立命之作，王西麟惶惶不可终日。转眼半年过去了，首演之事杳无音信。忽然间有一天，王西麟生命中的又一位贵人出现了。他接到中央乐团二号指挥韩中杰的来电，请他速去韩家一次。“我决定8月份上演《云南音诗》，但总谱已模糊不清，你回去整理一下。此外作品太长，舞曲太多，删繁就简，给你两个月时间差不多吧？”韩中杰说。
一股热血涌上王西麟的心头。十五年过去了，《云南音诗》将“凤凰涅”？他不敢相信，乐界“珠峰”——中央乐团将由指挥大家执棒，演奏他的新作。沉沦多年的《云南音诗》终于将拂去厚厚尘埃见天日。可总谱已严重磨损，五线谱上的铅笔印记多半已模糊不清，王西麟从箱底翻出手稿。
时至今日，九十多岁高龄的韩中杰对那段往事依然记忆犹新。他告诉我：“在中央乐团，李德伦与我有分工，我负责抓乐队、抓创作。我们俩手里都有许多新作品，谁看中的作品，谁就负责排练和推出去。‘文革’刚结束时，新作品层出不穷，于是我在乐团内建立了‘推新’机制——先试奏出声音，再推上新作品试奏会，专家从中选出好作品，指挥最后拍板是否上正式音乐会演奏。正因为如此，当年中央乐团推出的新人新作相当多，王西麟就是其中之一。1978年，李德伦因病住院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急于推出新作，在征得李德伦同意后，在他的书房中翻阅了一大堆总谱，从中发现了王西麟的《云南音诗》。细细一读，觉得这部交响组曲的视野很宽，交响性方面有着与众不同的个性和特点，既有浓郁的中国民族元素，创作技法和音乐语言又非常国际化。我意识到，这是一部难得的优秀作品。事实证明，在之后严苛的挑选和评判中，这部新作脱颖而出。为能早日试奏，我让王西麟修改并自己抄分谱。两个月后，它出现在试奏会上。”
韩中杰的慧眼识珠，使王西麟有了证明自己实力的机会。
“回家后，我一天都不敢耽误，天天埋首案头，下功夫修改。这时，我为舞蹈大家贾作光创作的《马刀飞舞》已经上演。但我隐隐感觉这部小作品并不能决定我的命运，必须有一部有影响力的大作品，才能撑起我的专业水准，证明我的才能。”
为修改《云南音诗》，王西麟前去拜访他的大学老师刘庄。作为“四人帮”时期红极一时的权威，她已从中央乐团党委副书记上退位，正在接受批判，每天挨炮轰。刘庄在认真地研究了《云南音诗》总谱后，提出了修改意见：“第一，这部组曲四个乐章就足够了；第二，乐章之间落差要大，对比要鲜明。”特别是“夜歌”这个乐章，刘庄的美学观点极具价值：“要修改到极其安静，安静、安静，再安静，连根针掉地都能听得见！”
王西麟茅塞顿开。
“很快，我对总谱做了较大压缩，第三乐章基本推倒重来，第四乐章我根据韩中杰的建议，将火把节砍掉了一大截，重写了总谱。这样，将六个乐章改成《茶林春雨》《山寨路上》《夜歌》和《火把节之夜》四个乐章。从技术上来说，修改后的作品提高了一大截。
两个月后，王西麟带着总谱，来到和平里中央乐团见韩中杰，节目组要审听。“这把我吓得不轻，我一个小人物，那么多专家来审听，万一……我战战兢兢，夹着总谱，在中央乐团大门外独自徘徊了大半天，就是不敢进门。”
乐团排练厅里坐满了中央乐团创作大员，罗忠镕、施万春、王酩、施光南等人坐在那儿。“韩中杰让我在钢琴上弹一遍，可我的钢琴水平很有限，紧张得大气不敢喘，脑门上直冒汗，弹了半天也没弹好，谱子还从钢琴上滑落了一地，我赶忙捡谱子，那情景太狼狈了。还好，审听通过了。”
8月初开始彩排。这是“文革”后中央乐团举行的首次新作品试奏音乐会，《云南音诗》获得了极大反响。“作曲大家罗忠镕领我走上舞台谢幕，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回上台谢幕，我见到了音乐界许多大佬。……我的内心非常激动，回到家后久久不能平静……” 1978年国庆节当晚，《云南音诗》由中央乐团在民族文化宫正式公演，《人民音乐》不久刊出评论文章，对《云南音诗》褒奖有加。一些出版社也来信，希望出版总谱。
作为第二次进京的新锐作曲家，王西麟依靠他的力作《云南音诗》站稳了脚跟，但他能走多远呢？
（四）
十年浩劫过后，中国的交响乐事业一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旺之景。李德伦高兴地说：“1980年，我们一年干了二十年的活！”而此时，第一届中国交响乐作品评比大赛，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
早在1979年夏，北京已传出了消息，评比即将举行，规定参评者必须送上录音。王西麟得知后，多次向歌舞团负责人提出请求，希望再演奏一次《云南音诗》并录音，可所有的恳求都被莫名地拒绝！
山重水复疑无路。此时王西麟忽然得知，年底，袁方将指挥中央广播交响乐团演奏《云南音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现场录音与播出。
王西麟如释重负。有一天他从电台排练回来，在食堂碰见了那位当权者，不由怒火中烧：“我再也不用求你了，我的作品今天电台演奏了。我求过你，你都不演，你太坏了！不仅如此，你还趁我不在北京时，诬陷我家用电炉，扣我工资二十元。你居心叵测，借机报复！”
“我就报复你怎么样？”
“你这个混蛋，坏事做尽，很多人都想抽你！”
……
元旦前夕，几位公安走进王西麟家，出示了“七天行政拘留证”，押上了警车。他被带进了“炮局胡同”（北京市公安局拘留所）。
紧接着，歌舞团负责人在全团大会上宣布王西麟是待调人员，取消了他作为团员的资格及一切福利待遇。
元旦后第三天，王西麟走出了公安局拘留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看守所的监室里，他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播放他的《云南音诗》。
王西麟被拘留的消息很快传遍音乐界。李德伦闻讯后对过重的处罚忿忿不平；时任中国音协主席的吕骥让秘书专门写信给王西麟，希望他上诉。可有人却幸灾乐祸地说，“‘公安局事件’对王西麟的影响将是长远的！”这话不幸而言中。
1981年5月，全国交响乐作品评奖开始，王西麟的交响组曲《云南音诗》以初评时获得第一被报送上去，然而歌舞团负责人却毫不客气地将它拉了下来。
作品上还是下？事情闹到了评委会的终审会上。在最后决定时刻，评委中有人公开质疑王西麟的“公安局事件”，认为他获奖不合适。一时众说纷纭。评委会主席丁善德拍案而起：“打人归打人，公安局已处理。我们是评奖，只论作品，不能因小过而扼杀一个有才华的作曲家。”在激烈的争辩中，丁善德坚持原则，力排众议，否定质疑，一锤定音。
评委会的正义与公正，使得《云南音诗》从全国九十六部参评作品中锥出囊中，获得了全国交响乐作品评比的第一名。之后，丁善德还专门为这部作品撰寫了评论文章。
王西麟在团里受到不公正压制的情况传到了北京市文化局。随后，文化局给予拨乱反正，并召开了获奖表彰会。
这天，王西麟拿到五百元奖金。他带着老婆孩子，在王府井美美地吃了一顿油糕，又给女儿买了一个大玩具，一家人高兴极了……
从聂中明到李德伦、韩中杰，再到丁善德，他们的专业眼光是犀利的。《云南音诗》问世后，几十年来已成为中外音乐会上演最多、最受欢迎的中国名曲之一。
（五）
《云南音诗》火了。这部沿用传统风格创作、略带有早期印象派色彩的作品，尽管被中外许多指挥和乐团带到了世界上几十个国家并在近百个城市上演过，可令人费解的是，长度仅八分多钟的终乐章《火把节》历来被用作单独演奏，或作为序曲开场，烘托音乐会气氛，或作为压轴，将音乐会气氛推向高潮。更可惜的是，《火把节》的光辉将整部作品埋没了。
个中缘由连指挥家陈燮阳也不得其解。“《云南音诗》这部组曲艺术价值很高，但不知何因，整部作品演奏的很少。其遭遇与李焕之的《春节序曲》一样，原本都是组曲，一个乐章将整部作品葬送了，其他几个乐章被打入冷宫，基本没演过。我想，这一定与指挥有关。”
对此，王西麟又有话说：“我对所有演出此作的指挥家和乐团表示衷心感谢。但是几十年来，我也看到了《火把节》被滥用、滥演的侵权行为而无法无力去纠正。除了少数几位指挥家、乐团曾礼貌地向作者征求同意，支付租谱费外，《火把节》似乎成了谁都可以任意使用的公共产品。这种无视国家《著作权法》而随便使用的现状是对我严重的伤害！我再次向社会呼吁：在法治建设过程中，乐团管理者应该具有法制意识和文化良知，对作品和作者给予真正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