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简介
本书以中式政道思维探讨中国国家制度建设和社会建设中一些最前沿的问题，总结分析了当代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新规律，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许多创见。书中从多个角度展示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轨迹和逻辑，以翔实的数据说明了过去十几年中国在社会保护方面的新跃进。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标志着千千万万人民英雄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为之浴血奋战的解放梦终于实现了。解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中国各级政府与中国人民一直在探索适合本国国情与所处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道路。回首过去60多年，中国已经跨越了两个历史发展阶段，并在各个阶段探索出相对而言比较成功的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了自立自强与脱贫致富的梦想；现在，中国处于第三个历史阶段，正努力探索一条实现共同富裕梦想的新路。
第一个阶段可以称为“匮乏阶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一直持续到1978年。按2012年国际不变价格计算，在这个阶段，中国的人均GDP从400美元持续攀升，但一直低于1000美元。把这个阶段称为“匮乏阶段”，是因为其经济发展水平很低，其产出仅够维持人们的基本生存。为了在剩余极其有限的条件下发展经济，中国在这个阶段采取了公有制加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模式，为的是把不多的剩余集中起来，优先发展重点产业与关键社会事业。与此同时，在“匮乏阶段”，当人均收入十分低下、人们普遍贫穷时，尽量保障所有人的基本生存条件是在那种条件下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唯一途径。由于人均收入只够维持基本生存，如果分配不均，势必有人连基本生存也得不到保障。因此，在分配政策上，中国那时十分注重公平，往往采取票证的方式定量供应生活必需品。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式社会主义1.0版本固然有缺陷（如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缓慢），但其成就不容抹杀。“匮乏阶段”的中国梦是自立自强。面对西方列强的敌视与封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中国虽然不得不勒紧裤腰带，但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且不说解放后仅三年，经济就迅速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就是从1953年到1978年，GDP年均增长率也高达6.5%，虽然比不上同期东亚的日本与“四小龙”，但放在世界范围内也相当突出。更重要的是，在这个阶段，中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起完整的现代国民经济体系，并为其后的发展奠定了硬（基础设施）、软（劳动力的健康水平与受教育程度）两方面坚实的基础。有人经常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话批评“大跃进”，但他们却有意或无意忽略森对毛泽东时代的总体评价：“1949年政治变革时中国的生活条件与当时印度的情况大致相差无几。两个国家都属于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列，死亡率、营养不良和文盲程度都很高”。但到改革前，“印度和中国所处的相对地位就决定性地确立了”；“改革前中国在教育、保健、土地改革和社会变化方面的成就，对改革后的成绩做出了巨大的积极贡献，使中国不仅保持了高预期寿命和其他相关成就，还为基于市场改革的经济扩展提供了坚定支持”。
1979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 000美元上下，进入“温饱阶段”。与此同时，中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逐步被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所替代，计划经济逐步演变为市场经济（不过，规划依然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分配政策也发生了变化，打破了“铁饭碗”，端走了“大锅饭”，希望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方式，激励所有人、所有地区千方百计摆脱贫困、创造财富。
“温饱阶段”的中国梦是脱贫致富。在此阶段，既然人均收入水平已足以维持生存，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途径是一方面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大多数人的收入与消费水平，一方面扶贫减贫。这正是中国式社会主义2.0版本的精髓。
在经济发展方面，从1978年到2001年，中国GDP年均增长9.6%，大大高于前30年的6.5%。作为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超大、超复杂经济体，中国连续20多年高速增长，这在人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是名副其实的“奇迹”。如果说在“匮乏阶段”人们还吃得不太饱、穿得不太好的话，那么在“温饱阶段”，随着人均GDP从1 000美元逐步增加至4 000美元，绝大多数中国人已有条件吃得越来越有营养、穿得越来越体面。
中国在扶贫减贫方面的成就也许更值得称道。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计算，从1981年到2004年，中国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从6.52亿降至1.35亿，5亿多人摆脱了贫困。而在同一时期，全球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只减少了4亿。换言之，如果排除中国，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倒增加了。难怪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赞叹道：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使得如此多的人摆脱了贫困，对于全人类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
当然，2.0版本的中国式社会主义也有缺陷。为了追求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这一阶段，中国在相当大程度上忽略了社会公平、职工权益、公共卫生、医疗保障、生态环境、国防建设等，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让人们普遍感到不安全、不平等、不舒适。
2002年，中国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左右，进入“小康阶段”。到2012年，中国人均GDP已跨越10000美元大关。1950年，中国的人均GDP不到美国人均GDP的3%，现在这个比例已超过20%，并仍在快速攀升。新阶段一定会催生新版社会主义。那么，3.0版本的中国式社会主义与2.0版本会有什么不同呢？
如果说在“温饱阶段”私人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社会福利改善的话，那么，进入“小康阶段”后，私人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已不再是社会福利改善的主要动力，它与社会福利改善的正相关关系开始递减，甚至走向反面。
社会主义的中国理应能够做得更好。在基本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之后，“小康阶段”的中国梦是共同富裕。为了实现共同富裕，3.0版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对那些能切实改善大多数人福利的领域（如公共卫生、公共教育、公共住房、公共安全、公共交通、生态保护、基础设施、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加大了公共投入，并通过再分配的方式，尽力对与人类生存权相关的领域进行“去商品化”。如果有人在2000年前后说中国是“低福利”国家，那是有依据的。但如果今天仍有人一口咬定中国是“低福利”、“零福利”甚至“负福利”，那就是无的放矢了。本文提供的大量数据表明，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出现了一次新跃进：社会的保护力度大大增强。这个新跃进已静悄悄地给中国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它阻止了不平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它为降低人类不安全创造了有利条件。没有这两方面的变化，让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只是一句空话，社会主义只是一句空话。
本书以中式政道思维探讨中国国家制度建设和社会建设中一些最前沿的问题，总结分析了当代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新规律，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许多创见。书中从多个角度展示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轨迹和逻辑，以翔实的数据说明了过去十几年中国在社会保护方面的新跃进。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标志着千千万万人民英雄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为之浴血奋战的解放梦终于实现了。解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中国各级政府与中国人民一直在探索适合本国国情与所处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道路。回首过去60多年，中国已经跨越了两个历史发展阶段，并在各个阶段探索出相对而言比较成功的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了自立自强与脱贫致富的梦想；现在，中国处于第三个历史阶段，正努力探索一条实现共同富裕梦想的新路。
第一个阶段可以称为“匮乏阶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一直持续到1978年。按2012年国际不变价格计算，在这个阶段，中国的人均GDP从400美元持续攀升，但一直低于1000美元。把这个阶段称为“匮乏阶段”，是因为其经济发展水平很低，其产出仅够维持人们的基本生存。为了在剩余极其有限的条件下发展经济，中国在这个阶段采取了公有制加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模式，为的是把不多的剩余集中起来，优先发展重点产业与关键社会事业。与此同时，在“匮乏阶段”，当人均收入十分低下、人们普遍贫穷时，尽量保障所有人的基本生存条件是在那种条件下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唯一途径。由于人均收入只够维持基本生存，如果分配不均，势必有人连基本生存也得不到保障。因此，在分配政策上，中国那时十分注重公平，往往采取票证的方式定量供应生活必需品。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式社会主义1.0版本固然有缺陷（如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缓慢），但其成就不容抹杀。“匮乏阶段”的中国梦是自立自强。面对西方列强的敌视与封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中国虽然不得不勒紧裤腰带，但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且不说解放后仅三年，经济就迅速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就是从1953年到1978年，GDP年均增长率也高达6.5%，虽然比不上同期东亚的日本与“四小龙”，但放在世界范围内也相当突出。更重要的是，在这个阶段，中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起完整的现代国民经济体系，并为其后的发展奠定了硬（基础设施）、软（劳动力的健康水平与受教育程度）两方面坚实的基础。有人经常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话批评“大跃进”，但他们却有意或无意忽略森对毛泽东时代的总体评价：“1949年政治变革时中国的生活条件与当时印度的情况大致相差无几。两个国家都属于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列，死亡率、营养不良和文盲程度都很高”。但到改革前，“印度和中国所处的相对地位就决定性地确立了”；“改革前中国在教育、保健、土地改革和社会变化方面的成就，对改革后的成绩做出了巨大的积极贡献，使中国不仅保持了高预期寿命和其他相关成就，还为基于市场改革的经济扩展提供了坚定支持”。
1979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 000美元上下，进入“温饱阶段”。与此同时，中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逐步被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所替代，计划经济逐步演变为市场经济（不过，规划依然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分配政策也发生了变化，打破了“铁饭碗”，端走了“大锅饭”，希望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方式，激励所有人、所有地区千方百计摆脱贫困、创造财富。
“温饱阶段”的中国梦是脱贫致富。在此阶段，既然人均收入水平已足以维持生存，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途径是一方面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大多数人的收入与消费水平，一方面扶贫减贫。这正是中国式社会主义2.0版本的精髓。
在经济发展方面，从1978年到2001年，中国GDP年均增长9.6%，大大高于前30年的6.5%。作为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超大、超复杂经济体，中国连续20多年高速增长，这在人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是名副其实的“奇迹”。如果说在“匮乏阶段”人们还吃得不太饱、穿得不太好的话，那么在“温饱阶段”，随着人均GDP从1 000美元逐步增加至4 000美元，绝大多数中国人已有条件吃得越来越有营养、穿得越来越体面。
中国在扶贫减贫方面的成就也许更值得称道。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计算，从1981年到2004年，中国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从6.52亿降至1.35亿，5亿多人摆脱了贫困。而在同一时期，全球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只减少了4亿。换言之，如果排除中国，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倒增加了。难怪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赞叹道：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使得如此多的人摆脱了贫困，对于全人类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
当然，2.0版本的中国式社会主义也有缺陷。为了追求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这一阶段，中国在相当大程度上忽略了社会公平、职工权益、公共卫生、医疗保障、生态环境、国防建设等，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让人们普遍感到不安全、不平等、不舒适。
2002年，中国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左右，进入“小康阶段”。到2012年，中国人均GDP已跨越10000美元大关。1950年，中国的人均GDP不到美国人均GDP的3%，现在这个比例已超过20%，并仍在快速攀升。新阶段一定会催生新版社会主义。那么，3.0版本的中国式社会主义与2.0版本会有什么不同呢？
如果说在“温饱阶段”私人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社会福利改善的话，那么，进入“小康阶段”后，私人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已不再是社会福利改善的主要动力，它与社会福利改善的正相关关系开始递减，甚至走向反面。
社会主义的中国理应能够做得更好。在基本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之后，“小康阶段”的中国梦是共同富裕。为了实现共同富裕，3.0版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对那些能切实改善大多数人福利的领域（如公共卫生、公共教育、公共住房、公共安全、公共交通、生态保护、基础设施、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加大了公共投入，并通过再分配的方式，尽力对与人类生存权相关的领域进行“去商品化”。如果有人在2000年前后说中国是“低福利”国家，那是有依据的。但如果今天仍有人一口咬定中国是“低福利”、“零福利”甚至“负福利”，那就是无的放矢了。本文提供的大量数据表明，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出现了一次新跃进：社会的保护力度大大增强。这个新跃进已静悄悄地给中国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它阻止了不平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它为降低人类不安全创造了有利条件。没有这两方面的变化，让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只是一句空话，社会主义只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