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公司与公司治理在中国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它表达的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是有交集的。虽然几经曲折，但毋容置疑地有力推动了中国工商业的进步，为中国现代文明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公司与公司治理理念将持续地影响着中国的发展。
关键词：公司治理；贡献；体制；法律；中国传统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2）06-11 -02
历史上的中國，开放与兴盛，封闭与衰弱，如影相随，因果彰显。这里的开放抑或封闭既有指体制上的，也有指思想、文化上的，是统治者意志和社会思潮的具体表现。近代以来，西方主要国家历经文明的涤荡，开始享受其丰硕的成果，并藉优势的物质力量，迅速拓展海外市场。随着西方工商业进入中国，现代概念上的公司及其公司治理理念在中国出现，它之于中国的意义非同凡响，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发展与进步。
一、公司的由来与公司治理理论演进
公司不是从来就有的，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产物。当社会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后，产生分工协作的需要，逐渐形成了企望持续地经营事业的商事主体，即称企业。这种社会经济组织在公司产生以前首先包括了个人独资企业、合伙制企业。由于技术进步和需求扩大，提高了生产社会化程度，这两种企业逐渐不能承载社会对企业提出的更高要求，而作为一种新的企业制度，公司就此应运而生。一般认为，1600年成立的东印度公司是最早具有现代公司特点的股份公司，1892年在德国又诞生了有限公司。至于中国何以把这种企业的新的的组织形式称作“公司”，有说源于子曰:“公者，数人之财，司者，运转之意。”扼要形象地勾勒了这类新型企业组织形式的结构、运营特征，久而久之，“公司”就成了专指。
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由此，不难得出公司的几个特点：⑴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⑵有限责任制度；⑶可能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对于股份有限公司来讲是肯定的）。其中，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导致了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冲突，这是公司治理的起源和理论基础。
毋容置疑，从公司产生的那一刻起，就有了公司治理，只是对其重要性和复杂性的认识并未有现在这般深刻。早在1776年，基于对人性弱点的洞悉，亚当?斯密就在《国富论》中指出：“在钱财的处理上，股份公司的董事是为他人尽力，而私人合伙公司的合伙人则纯为自己打算。所以，要股份公司的董事们监视钱财的用途，像私人合伙公司职员那样用意周到，那是很难做得到……于是，疏忽和浪费，常为股份公司业务经营上多少难以避免的弊端”。如何防范和遏制这种“疏忽和浪费”，乃至恶意谋私，从而达到股东利益最大化，这就是公司治理的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论，也是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公司治理最重要的目标和研究方向。
二次大战后，当代经济与社会多元化发展迅猛，电子、信息技术取得了革命性进步，致使能够决定公司命运的除金钱（物质）资本外，还有人力资本及专用性投资等其他关键因素，他们的利益、风险也与公司休戚相关，与股东一样，他们也是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因此，公司治理的目标不仅仅是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而应是包括股东在内的全体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最大化。这就是公司治理的利益相关者理论。
在公司治理理论的引导下，不同文化，不同社会经济情况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一般认为，公司治理模式有三大典型； 一是英美式股权主导型； 二是德日式债权主导型； 三是东亚与东南亚式家族主导型。今天，各界关于公司治理的研究和工作的意义，已远远超过了经济范畴。
二、公司和公司治理对中国体制的贡献
大约是由于地缘的原因，中国的农耕时期十分漫长，农耕文明发达深厚，工商业仅是农耕经济的补充，官方主导的重农抑商价值观限制了商业经济的发展。封建专制统治的保守与封闭阻滞了新经济因素的健康成长。
近代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外国洋行大部分以股份有限公司入华设立公司，把新的工商业形式带到了中国。清政府为谋求“师夷之长技以自强”，仿照运用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办法，大力创办军事和民用工业。1873年，中国近代第一家股份制的轮船招商局由清政府特许成立。
中国本土公司的兴起，其实是制度引进的产物。一开始，中国本土无论是市场环境还是法律环境，都与公司的萌发条件相距甚远。为了尽快达到寓强于富的改良目标，清政府采取了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加速发展新型工业。比如，上述轮船招商局就是由清政府洋务派重臣李鸿章指派运沙船业巨商创办的。
官方的做法很快吸引私人资本大胆投向新型企业，1903年，为“振兴商务，奖励实业”，清政府设立了商部，主管农、工、商业。
历史在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跌宕起伏之后，现代中国自1978年确立了改革开放方针。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益探索”。1999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强调改革方向：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要“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国有企业改革进入到制度创新阶段。2003年，国务院成立国资委，解决了国有企业的所有者缺位问题。据权威人士介绍，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十二五期间，竞争性国有企业有望改革为混合所有制的公众公司。
三、公司和公司治理对中国法律的贡献
公司这一工商组织形式之于中国是陌生的，自轮船招商局始，清政府以一事一议的特许方式，准予公司成立。由于当时的中国缺乏市场发育基础，要推介不为多数人认知的新生事物，这样的特许制度不失为后发国家可以选择的捷径。 然而，公司和公司治理本身是西方自由市场的充分竞争的产物，如果缺失了其与生俱来的专业性、规范性及其行事准则，那么就可能产生市场怪物。甲午战争前后，国内外政治、经济局势发生了极大变化，清政府越来越意识到特许制度在自由商业竞争中存在的先天不足、后天裹足的状况必须变革。继商部成立后，清政府于1904年1月颁行了《钦定大清商律·公司律》。据此，无论是公司还是公司治理皆有一定的准则规范，改变了公司对官方的依赖，也改变了官方对公司的随意操控，使公司运营相对平稳。公司得以把注意力放到市场上。中国公司进入了准则主义阶段。
自清政府《钦定大清商律·公司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2005年新修订的现行《公司法》，中国的公司法律从无到有，见证了市场发育的过程和时代的变迁。同时，也为中国近当代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的进步提供了法律保障，推动了社会有序发展。
晚清政府于1904年1月頒行的《钦定大清商律·公司律》共分11节，共131条。《公司律》将公司定义为，“凡凑集资本共营贸易者名为公司”。它将公司分为四种：合资公司、合资有限公司、股份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律》明确了“两权分离”、“股权平等”、“股权均一”等公司原则。
1914年1月民国北洋政府颁行了《公司条例》，它是近代中国第二部公司法，也是共和后的第一部公司法。《公司条例》共有6章、251条。首次在法律上确认公司的法人地位。《公司条例》将公司分为无限、两合、股分有限和股分两合四种。《公司条例》加之同时期其他的公司配套法规，呈现了中国的公司法律体系雏形。
南京国民政府1929年12月制订了正式的《公司法》。它是在北洋政府《公司条例》的基础上完成的。《公司法》分为6章，共233条。《公司法》仍将公司分为上述四种，但突出了对于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体现了对股东间公平待遇的认知。
抗战胜利后，南京政府1946年对《公司法》进行了修正，共10章361条。规定的公司形式有无限、两合、有限、股份有限、股份两合以及外国公司6种，较以前增加引进了有限公司制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56年，在一系列的对私改造政策实施后，中国的企业形式仅有国营企业、集体企业两种，有关公司的法律由针对这两种企业的政策取代。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
1978年中国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自1979年7月1日全国人大制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后，公司制度在逐步恢复。
1993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并于1994年7月1日起施行。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公司法。 1993年《公司法》规定公司为法人，分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10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修订后的公司法。于2006年1月1日起施行。2005年《公司法》共13章219条，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方面更加完善，规定了股东会和董事会制度；规定了股东会、董事会召集和议事的程序；明确监事会的职权和监事会会议制度。加强了对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规范。另外，还增加了关于“揭开公司面纱”（即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规定。从内容上来讲，2005年《公司法》已经与国际接轨了。
四、公司和公司治理对中国社会文化的贡献
中国第一家现代意义公司诞生到《钦定大清商律·公司律》的颁行，前后不过几十年光景。与流淌中国几千年的封建长河相比，社会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接纳并消化吸收异种文明的新果实，着实令人吃惊。那么，是什么契合了中国社会的心智思绪呢？
自秦以来，尽管封建王权长期统治中国，但是，中华民族蕴含的的包容开放，天下大同，顺势而为，尽善尽美的价值取向却历久弥新。无论境遇顺逆，中华民族一方面韧性十足；另一方面，面对道义取舍，是非抉择却也从来不缺乏爆发力。比如，《水浒》中的梁山好汉故事、辛亥革命、收养侵华日军败军遗孤、国民党在大陆的溃败、粉碎“四人帮”甚至为救学生伤重高位截肢的“最美女教师”都是很好的例证。因此，当公司和公司治理进入中国，从官方大员、知识精英到市民百姓无异于眼前一亮，似乎看到把握时机、赶上时代、强国富民有了实体样本！于是纷纷效法，渐呈磅礴之势。
从根本上讲，公司和公司治理就是责任和风险的担当、权力和利益的制衡，既有对主观品格的要求，也有就客观制度的安排，突出体现了公平、平等思想，这些与中国传统价值观是吻合的。
其实，应当看到，公司和公司治理对于当代中国，除保证公司良好运营外，还有另一个方面的作用，这就是培育人们如何合理、有效、恰当、及时地合法运用自己的权力加入公共管理体系，为今后进一步深入体制改革做准备。前者有利于经济基础建设，后者有利于完善上层建筑。就此而言，参与到公司和公司治理活动中的每一个人都自觉不自觉地肩负着光荣的历史使命。公司和公司治理体现的价值趋向是人类文明的共识，中国终将融入世界主流，从而“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沈洪涛, 沈艺峰.经济经纬: 公司治理理论的现代演变—从股东利益最大化到相关利益者理论,2008,(06).
[2]过聚荣.当代财经: 公司治理的目标与模式：关于近期公司治理理论的简要评述,2003,(03).
[3]徐向艺,徐宁.比较管理:现代公司治理理论演进：经济学与法学的视角,2010,(01).
作者简介：
黄群，江苏省纺织研究所有限公司。
关键词：公司治理；贡献；体制；法律；中国传统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2）06-11 -02
历史上的中國，开放与兴盛，封闭与衰弱，如影相随，因果彰显。这里的开放抑或封闭既有指体制上的，也有指思想、文化上的，是统治者意志和社会思潮的具体表现。近代以来，西方主要国家历经文明的涤荡，开始享受其丰硕的成果，并藉优势的物质力量，迅速拓展海外市场。随着西方工商业进入中国，现代概念上的公司及其公司治理理念在中国出现，它之于中国的意义非同凡响，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发展与进步。
一、公司的由来与公司治理理论演进
公司不是从来就有的，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产物。当社会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后，产生分工协作的需要，逐渐形成了企望持续地经营事业的商事主体，即称企业。这种社会经济组织在公司产生以前首先包括了个人独资企业、合伙制企业。由于技术进步和需求扩大，提高了生产社会化程度，这两种企业逐渐不能承载社会对企业提出的更高要求，而作为一种新的企业制度，公司就此应运而生。一般认为，1600年成立的东印度公司是最早具有现代公司特点的股份公司，1892年在德国又诞生了有限公司。至于中国何以把这种企业的新的的组织形式称作“公司”，有说源于子曰:“公者，数人之财，司者，运转之意。”扼要形象地勾勒了这类新型企业组织形式的结构、运营特征，久而久之，“公司”就成了专指。
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由此，不难得出公司的几个特点：⑴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⑵有限责任制度；⑶可能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对于股份有限公司来讲是肯定的）。其中，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导致了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冲突，这是公司治理的起源和理论基础。
毋容置疑，从公司产生的那一刻起，就有了公司治理，只是对其重要性和复杂性的认识并未有现在这般深刻。早在1776年，基于对人性弱点的洞悉，亚当?斯密就在《国富论》中指出：“在钱财的处理上，股份公司的董事是为他人尽力，而私人合伙公司的合伙人则纯为自己打算。所以，要股份公司的董事们监视钱财的用途，像私人合伙公司职员那样用意周到，那是很难做得到……于是，疏忽和浪费，常为股份公司业务经营上多少难以避免的弊端”。如何防范和遏制这种“疏忽和浪费”，乃至恶意谋私，从而达到股东利益最大化，这就是公司治理的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论，也是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公司治理最重要的目标和研究方向。
二次大战后，当代经济与社会多元化发展迅猛，电子、信息技术取得了革命性进步，致使能够决定公司命运的除金钱（物质）资本外，还有人力资本及专用性投资等其他关键因素，他们的利益、风险也与公司休戚相关，与股东一样，他们也是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因此，公司治理的目标不仅仅是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而应是包括股东在内的全体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最大化。这就是公司治理的利益相关者理论。
在公司治理理论的引导下，不同文化，不同社会经济情况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一般认为，公司治理模式有三大典型； 一是英美式股权主导型； 二是德日式债权主导型； 三是东亚与东南亚式家族主导型。今天，各界关于公司治理的研究和工作的意义，已远远超过了经济范畴。
二、公司和公司治理对中国体制的贡献
大约是由于地缘的原因，中国的农耕时期十分漫长，农耕文明发达深厚，工商业仅是农耕经济的补充，官方主导的重农抑商价值观限制了商业经济的发展。封建专制统治的保守与封闭阻滞了新经济因素的健康成长。
近代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外国洋行大部分以股份有限公司入华设立公司，把新的工商业形式带到了中国。清政府为谋求“师夷之长技以自强”，仿照运用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办法，大力创办军事和民用工业。1873年，中国近代第一家股份制的轮船招商局由清政府特许成立。
中国本土公司的兴起，其实是制度引进的产物。一开始，中国本土无论是市场环境还是法律环境，都与公司的萌发条件相距甚远。为了尽快达到寓强于富的改良目标，清政府采取了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加速发展新型工业。比如，上述轮船招商局就是由清政府洋务派重臣李鸿章指派运沙船业巨商创办的。
官方的做法很快吸引私人资本大胆投向新型企业，1903年，为“振兴商务，奖励实业”，清政府设立了商部，主管农、工、商业。
历史在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跌宕起伏之后，现代中国自1978年确立了改革开放方针。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益探索”。1999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强调改革方向：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要“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国有企业改革进入到制度创新阶段。2003年，国务院成立国资委，解决了国有企业的所有者缺位问题。据权威人士介绍，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十二五期间，竞争性国有企业有望改革为混合所有制的公众公司。
三、公司和公司治理对中国法律的贡献
公司这一工商组织形式之于中国是陌生的，自轮船招商局始，清政府以一事一议的特许方式，准予公司成立。由于当时的中国缺乏市场发育基础，要推介不为多数人认知的新生事物，这样的特许制度不失为后发国家可以选择的捷径。 然而，公司和公司治理本身是西方自由市场的充分竞争的产物，如果缺失了其与生俱来的专业性、规范性及其行事准则，那么就可能产生市场怪物。甲午战争前后，国内外政治、经济局势发生了极大变化，清政府越来越意识到特许制度在自由商业竞争中存在的先天不足、后天裹足的状况必须变革。继商部成立后，清政府于1904年1月颁行了《钦定大清商律·公司律》。据此，无论是公司还是公司治理皆有一定的准则规范，改变了公司对官方的依赖，也改变了官方对公司的随意操控，使公司运营相对平稳。公司得以把注意力放到市场上。中国公司进入了准则主义阶段。
自清政府《钦定大清商律·公司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2005年新修订的现行《公司法》，中国的公司法律从无到有，见证了市场发育的过程和时代的变迁。同时，也为中国近当代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的进步提供了法律保障，推动了社会有序发展。
晚清政府于1904年1月頒行的《钦定大清商律·公司律》共分11节，共131条。《公司律》将公司定义为，“凡凑集资本共营贸易者名为公司”。它将公司分为四种：合资公司、合资有限公司、股份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律》明确了“两权分离”、“股权平等”、“股权均一”等公司原则。
1914年1月民国北洋政府颁行了《公司条例》，它是近代中国第二部公司法，也是共和后的第一部公司法。《公司条例》共有6章、251条。首次在法律上确认公司的法人地位。《公司条例》将公司分为无限、两合、股分有限和股分两合四种。《公司条例》加之同时期其他的公司配套法规，呈现了中国的公司法律体系雏形。
南京国民政府1929年12月制订了正式的《公司法》。它是在北洋政府《公司条例》的基础上完成的。《公司法》分为6章，共233条。《公司法》仍将公司分为上述四种，但突出了对于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体现了对股东间公平待遇的认知。
抗战胜利后，南京政府1946年对《公司法》进行了修正，共10章361条。规定的公司形式有无限、两合、有限、股份有限、股份两合以及外国公司6种，较以前增加引进了有限公司制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56年，在一系列的对私改造政策实施后，中国的企业形式仅有国营企业、集体企业两种，有关公司的法律由针对这两种企业的政策取代。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
1978年中国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自1979年7月1日全国人大制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后，公司制度在逐步恢复。
1993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并于1994年7月1日起施行。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公司法。 1993年《公司法》规定公司为法人，分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10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修订后的公司法。于2006年1月1日起施行。2005年《公司法》共13章219条，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方面更加完善，规定了股东会和董事会制度；规定了股东会、董事会召集和议事的程序；明确监事会的职权和监事会会议制度。加强了对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规范。另外，还增加了关于“揭开公司面纱”（即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规定。从内容上来讲，2005年《公司法》已经与国际接轨了。
四、公司和公司治理对中国社会文化的贡献
中国第一家现代意义公司诞生到《钦定大清商律·公司律》的颁行，前后不过几十年光景。与流淌中国几千年的封建长河相比，社会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接纳并消化吸收异种文明的新果实，着实令人吃惊。那么，是什么契合了中国社会的心智思绪呢？
自秦以来，尽管封建王权长期统治中国，但是，中华民族蕴含的的包容开放，天下大同，顺势而为，尽善尽美的价值取向却历久弥新。无论境遇顺逆，中华民族一方面韧性十足；另一方面，面对道义取舍，是非抉择却也从来不缺乏爆发力。比如，《水浒》中的梁山好汉故事、辛亥革命、收养侵华日军败军遗孤、国民党在大陆的溃败、粉碎“四人帮”甚至为救学生伤重高位截肢的“最美女教师”都是很好的例证。因此，当公司和公司治理进入中国，从官方大员、知识精英到市民百姓无异于眼前一亮，似乎看到把握时机、赶上时代、强国富民有了实体样本！于是纷纷效法，渐呈磅礴之势。
从根本上讲，公司和公司治理就是责任和风险的担当、权力和利益的制衡，既有对主观品格的要求，也有就客观制度的安排，突出体现了公平、平等思想，这些与中国传统价值观是吻合的。
其实，应当看到，公司和公司治理对于当代中国，除保证公司良好运营外，还有另一个方面的作用，这就是培育人们如何合理、有效、恰当、及时地合法运用自己的权力加入公共管理体系，为今后进一步深入体制改革做准备。前者有利于经济基础建设，后者有利于完善上层建筑。就此而言，参与到公司和公司治理活动中的每一个人都自觉不自觉地肩负着光荣的历史使命。公司和公司治理体现的价值趋向是人类文明的共识，中国终将融入世界主流，从而“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沈洪涛, 沈艺峰.经济经纬: 公司治理理论的现代演变—从股东利益最大化到相关利益者理论,2008,(06).
[2]过聚荣.当代财经: 公司治理的目标与模式：关于近期公司治理理论的简要评述,2003,(03).
[3]徐向艺,徐宁.比较管理:现代公司治理理论演进：经济学与法学的视角,2010,(01).
作者简介：
黄群，江苏省纺织研究所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