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于存在与虚无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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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米》是苏童“新历史主义”系列小说的代表作之一,通过描写特定时代背景下主人公五龙由流浪者到地方一霸的堕落生命历程向我们展示了生命的种种形态,本文试图通过文本分析以探究其中蕴含的生命意识。
  关键词: 存在 虚无 生命意识
  《米》讲述了主人公五龙从逃亡贫民摆脱饥饿、打拼成为流氓头子的传奇人生,随着食欲的满足与性欲的渴求,伴着一个家族三代人的颓败,缠着乡村与都市的矛盾与冲突。五龙为“米”而来,也终于死于回乡火车的米堆上。整部长篇充满着莫名的魅力,且不乏深层的寓意。有评论家说它“一半是历史,一半是寓言”,又有人称它为一部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精致“米雕”。总之,《米》是苏童为数不多的长篇中最值得重视的一部小说。
  苏童《米·序言》中提到:“我想这是我第一次在作品中思考和面对人及人的命运中黑暗的一面。这是一个关于欲望、痛苦、生存和毁灭的故事,我写了一个人有轮回意义的一生,一个逃离饥荒的农民通过火车流徙到城市,最后又如何通过火车回归故里,五十年异乡飘泊是这个人生活的基本概括,而死于归乡途中又是整个故事的高潮。我想我在这部小说中醉心营造了某种历史,某种归宿、某种结论。”[1]这一具有轮回意义的生命历程里,这一冷艳阴郁的故事里,饱含着生命骚动的痕迹,也显露出其中包孕着的对立冲突而又相偎相依的存在与虚无融汇凝结的生命意识。
  《米》中充斥着的生命意识可以从当代文学中文化寻根意识与现代反抗意识中找到萌芽,它不再探讨人的存在意义(即生命在客观世界上的价值取向),而是把问题集中到生命本身,关注的是生存何以成为可能,生命又以怎样的形态来到这个世界,也就是说,它不探讨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仅只关心生命本身的意义是什么。作者的寻求指向由外在世界转入了人内部,与传统的关注相对立的是它不再为了失去精神支柱以后的自我感到战栗,只是在确认生命于世的脆弱与无助之后,在认同了世界的荒谬与非理性之后,一心一意把自己封闭起来,在有限的自我空间中自我保护。[2]在这种生命意识的覆盖下,存在感与虚无感一并涌动,共同筑建起生命本相的历史坐标。也正是在历史的虚构中,仇杀、冷漠、性虐待、淫乱与米的精魂一道融入生死的纠缠,浮华淫靡的世纪末氛围将历史与心灵高度契合的生命寓言敷衍成不可避免的宿命。
  一、存在:对生存的渴望与执着
  (一)逃亡:拒绝死神
  《米》从五龙因为饥荒而逃离枫杨树乡村来到城市开始,这是他的第一次逃亡。
  洪水的驱逐,使五龙不得不离开故乡。通过一辆运煤的火车,他逃离了被浊流淹没了的散发着腐败气息的枫杨树乡村,远离了自己生命扎根的土地,他以为自己终于摆脱了死亡,虽然脑海里依旧不断浮现惨绝人寰的景象,耳边仍然不时回想着故乡男女在水中跋涉时喧闹的哭喊声,似乎眼底里还会流出泪来,但他还是庆幸自己活着。然而在码头遇到的那个死人又重新将他拽入对死亡深深的恐惧之中,直到看到米,才终于找到慰藉。
  《米》在五龙死于所乘的载满大米的火车徐徐还乡的途中结束,看似实现五龙衣锦还乡的美梦,实则是他的第二次逃亡。
  五龙虽然摆脱了饥饿的威胁,甚至于成为可以主宰他人命运的流氓头领,但他始终摆脱不了乡村对他所造成的羁绊,也无法消解与城市的格格不入、与城里人的敌对与仇恨。一方面是乡土情结左右着他的思想,另一方面是作为贫困农民在被城市剥削压榨之后积攒的愤怒控制着他的所作所为。初次进城时,为了一块卤猪肉而出卖自尊叫阿保“爹”,在米店被冯老板欺骗做了便宜小工……这些都使得世界对于他再次变得陌生新奇,四肢血液重新流动的声音在长久的沉默中终于再次沸腾,怒火驱使他向这些仇人报复,可是最终仇人还是完成了复仇,抱玉勾结日本人几乎要了他的性命。在弥留之际,他选择再次逃亡——回故乡寻找自己的根。
  两次逃亡的缘由不同,可是结局无例外的都是失败。小说最后这样描写:“五龙最后看到了那片浩瀚的苍茫大水,他看见他漂浮在水波之上,渐渐远去,就像一株稻穗,或者像一朵棉花。”这也许就是无法逃脱的宿命,是五龙注定跳不出的“逃—归”的循环宿命,他一直在世界的两侧跳跃,在路上或者飘荡在大水中。[3]
  (二)米:生命的精魂
  在小说中,五龙最在意的就是“米”,他饥饿的时候,将米作为食物,是生命的保证,他发达之后,米成为了一种信仰,像某种宗教情结似的,他对米的痴迷与癖好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他爱米,逃荒时随身带着故乡的糙米;在米店工作时,喜欢睡在米垛上,闻着那清甜的香气,有着说不出的惬意;在与绮云、妓女做爱时,向她们的下体塞米……这一切都见证着他的恋米癖,可以说他对米的癖爱正是他对生命热爱的标准注解。在他看到吃撑死在米堆里的小孩时,那种虔诚与敬畏已经由“米”转入了生命实体之中,而在结尾的还乡里,他的信仰又再度回归到对“米”的痴狂之中。
  苏童说过:“五龙是一个理念的化身。我尝试写一种强硬的人生态度,它对抗贫穷,自卑、奴役、暴虐、孤独,在对抗中,他的生命沉浮着,发出了我喜欢的呻吟、喘息、狂喜或痛苦的叫声。”[1]在五龙的人生中,米除了构成他生存的动力,更以虚幻的光芒温暖着五龙,使他能够对抗一切。它是五龙人生梦想的象征,然而也是毁灭自身的开端,恰如他自我总结的“他觉得他是被一种生活,一种梦想贻害的”。他在不断地保护自己,让自己活下去的同时,也不断消解着自己的力量,耗费在徒劳无功的梦里。
  二、虚无:在颓废中沉沦
  (一)人性之恶:冷漠、暴力、仇恨交织的网罗
  冷漠,渗透在《米》的每一个字句之中,苏童以其一贯的阴柔笔调写出了超乎寻常的残酷。暴力,充斥于整个故事的角角落落,血的洗礼让五龙一步步沉沦。仇恨,使五龙变得凶狠残忍而又意志坚定,同时由于这种仇恨,让他在忍辱偷生的背后,积聚了无穷无尽的反叛力量。人性的恶劣仿佛罪恶深渊里绽放的花朵,带着颓废的美感,也含着致命的毒。
  五龙初进城时,是一个可怜的逃荒者,然而城市对他的悲惨境遇的反应只是冷漠。阿保只有在耍弄了他之后才给一口吃食,冯老板原本根本不想留下他,反倒是一味地赶他走,希望他不要影响了米店的生意,可以说,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没有任何人在乎底层人的生死,为了财物甚至可以随便取人性命。冷漠只是最表层的,隐藏在底下的是时刻涌动的暴力。暴力因为其形式充满激情,而它的力量则源于人内心的渴望,这渴望又是由外在因素激发的。五龙的暴虐由冷漠的人情促发,没有他人的真切关怀,自然也不会对别人有任何关切,即使自己亲生的骨血也是不曾有过父亲爱意的,五龙甚至忍心打断米生的腿。暴力进一步激化之后,是彻底的仇恨,假如一开始仇恨还有凭据,那到最后仇恨已经不再需要什么理由。冯老板买凶杀五龙,织云欺骗五龙,阿保瞧不起五龙,所以五龙要报仇。小碗出卖了米生,所以米生要谋杀她。可是抱玉同五龙之间并无直接的仇恨,只是莫名其妙地恨上了,正如抱玉自己所说的“我只为我自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恨你,从小第一次看见你就开始恨你了,一直恨到现在,我也解释不清楚为什么,恨天生是莫名其妙的。”   展现人性之恶的主题并不新鲜,冷漠、暴力、仇恨的故事也不少见,可以说,先锋小说家一向擅长这类叙事。典型的要数余华了,他曾评价自己早期的作品“记录了我曾经有过的疯狂、暴力和血腥,在字里行间如波涛般涌动着,这是从恶梦出发抵达梦魇的叙述。为此,当时有人认为我血管里流淌的不是血,而是冰碴子。”从《现实一种》里一家人为了复仇而互相残杀到《古典爱情》冷冰冰血淋淋的纠葛,性本恶的实质在冷酷叙述下显得格外残忍。[4]另一位先锋小说家残雪的作品总体上给人一种噩梦般的印象,《山上的小屋》尤其如此,它通过主人公怪异的感官体验描绘出一个怪异的世界。主人公感到这个世界充满了隐密的威胁,她周围的事物都不可理喻,特别是她的亲人也都显出邪恶的面目:“父亲每天夜里变为狼群中的一只,绕着这栋房子奔跑,发出凄厉的嗥叫。”[5]通过比较分析可以发现这三人都喜欢以亲人间的种种猜忌与仇恨来表现恶的人性,而不是仅仅局限于陌生人之间的漠然,从这一层面来看,其暴露性更强烈、更有说服力。不同的是,余华在直白呈现之外,不再做任何评论,残雪则将自己的那种急于寻找救赎的焦虑融合进去,而苏童在展露之余除了痛切的批判,还有着深切的悲悯。
  (二)情欲:本能与堕落
  情欲作为人的一种本能,是人类生命意志的体现。五龙的情欲世界之中,他疯狂占有女性以发泄罪恶欲望的贪婪本性,早已超出了一般需求,堕落成了变态的性暴力。于五龙看来,情欲与爱情无缘,而只是发泄仇恨和反抗压迫的符号。这种性暴力和性奴役是男权社会的暴力象征,不只是一种生理因素,甚至成为了一种文化语码。
  织云为了奢侈的上流生活,不惜将自己贱卖给六爷,她的欲望单纯直接,却依然没能永远实现,最后只成为欲望的奴隶,六爷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情欲的奴隶。绮云对织云有鄙夷,也有羡慕,在织云落寞地走入吕府之后代替她成了五龙的妻子,她厌恶五龙,但是命运的安排使她无法逃避,只好在行房之后死命清洗自己来冲刷耻辱。五龙则是一个变态的性虐狂,他以发泄不满与仇恨为目的,对织云姐妹用尽折磨,并将这种不入流的行为视为显示尊严的手段。葛红兵先生在《身体政治》中提到:“性暴力关系实际上是社会政治等级关系的一种原始形态,性暴力为社会等级关系提供了内在的逻辑—身体暴力是社会等级关系的基础,同时又是它的极端态。”[6]《米》中糜烂的性事直接地表明了男女间不平衡的力量对比,宣告着执迷者必然从欲望的渊薮迈入死亡的边缘。
  在层层剖析之后,我们不得不问造成这种游走于存在与虚无边缘的生命意识的原因是什么?总的来说,可以从三个方面找到答案。
  从个人层面来看,首先是苏童在其小说中一贯的审丑观,他在小说中营造的那个卓然自立的枫杨树乡村,除了寄寓了对故乡的热情执着,也无时无刻不表现着作者的迷惘,那种奋力追求而始终不可得的无奈。他满怀希望地想从祖先身上寻觅出某些可以激醒现代人灵性的生命程式,可是最终挖掘出的只是被遗传下来的恶性,于是不由地从追宗忆祖的虚妄转而发展成对祖先的口诛笔伐。借用董小玉先生的话来理解即是:“先锋作家的审丑观,带有否定一切、怀疑一切的特质。当然作家笔下的这些人物,我们不必将他们看作现实的再现,很显然,这是作家们以高度的变形、夸张的手法对人的生存处境的一种理解,并按其想象的方法来构建的。在这种丑恶肮脏的人世风景的描绘中,体现出作者对人的生存处境的看法,透露出作者对存在的荒诞感。”[7]生存处境的严酷,使人在忍受苦难的同时,也渴望着新生,存在是荒诞的,虚无却似乎是正常的,生命的纠结在此缠绕不知终结。其次,苏童性格里的敏感使他对生活的关注更细腻深入,他想叙述一切,同时又想打破一切,从而陷入无法自拔的自反境遇。苏童自己说“我酷似一只横行的螃蟹,我记得我当时非常热血,同时非常冷血,几乎就像一次文学的极限体验,我怀着一种破坏欲和颠覆欲,以异常鲁莽和冷酷的推进方式将一个家庭的故事描绘成一个近乎地狱的故事,我要破坏和颠覆的东西太多了,被认定的人性、道德、伦理框架,能打碎的统统打碎。”[8]最后是慑于灵魂的孤独,即使主体的生命意识再强大,也只得半屈服着生存。作家是整个人类群体中最先在精神领域觉醒的,他们预知了很多事,并且很多都是悲剧,但是他们也无力阻止,只有痛苦地隐忍那份先觉者的孤独。
  从历史层面来看,作为一部优秀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它是独特的,因为它不仅仅是在讲述久远时代的故事,也在重叙当下的现实,更是在预示未来。“新历史主义”一词源自西方批评家斯蒂芬·葛林伯雷、海登·怀特等的理论,他们强调历史的非连续性和中断论,否定历史的乌托邦而坚持历史的现实斗争,拒斥历史决定论而张扬主体的反抗颠覆论。海登·怀特在谈到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时曾说到:“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历史事件只是故事的因素。事件通过压制和贬低一些因素,以及抬高和重视别的因素,通过个性塑造、主题的重复、声音和观念的变化、可供选择的描写策略等等,总而言之,通过所有我们一般在小说或戏剧中的情节编织的技巧才变成了故事。”《米》以个人记忆与发散的想象连接起历史的桥梁,它不再仅仅关注故事内在的逻辑性,而更注重作者自身的华丽臆想,在历史边缘畅游的真实性。对欲望的揭露不再半遮半掩,甚至将欲望、人性、道德间的矛盾直接撕扯掉,没有任何犹豫,而是一鼓作气地打破一切。然而被破坏的一切是否该修复?怎样修复?它已经完全不在乎。
  从哲学层面上看,生与死是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悲剧,《米》演绎的正是这份沉重的悲剧。在生命的分分秒秒,我们都在走向死亡,可以说,生命的另一种特殊状态就是死亡,由此,死亡关怀便成为生命意识的重要内涵。海德格尔指出“日常生活就是生与死之间的存在。”人类在普遍存在的焦虑下寻求永恒而不得,于是乎,带着自身弱点来抗击外来逼迫以寻求生存可能,然而这种挣扎只是徒劳,并不曾给生命主体更多的选择,只不过是将渺茫的希望存留下来。但是还应看到的是,在否定一种死亡形态时,便隐含了对另一种形态的肯定,也就是说,表现死亡本质上就是反抗死亡。[9]苏童所希望展现的是有意义的死亡形态,它不是孤立的,而是可以使人精神上有所复生,《米》里凝结的生死矛盾正是对生命的执念。
  《米》弥漫的那些落寞的情绪,那些包含着斑驳泪痕的文字,展现出的不仅仅是特定的时代,更是那些锈迹斑斑的人物和他们的血泪史诗,我们看到的本是一群人,但也是所有人类不可逃脱的命运。是存在还是虚无,边缘化的生命意识始终在心间浅浅地吟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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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葛红兵,宋耕.身体政治[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
  [7]董小玉.先锋文学创作中的审丑现象[M].文艺研究,2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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